摘要：《尚书》学由古而今，在学术和思想领域，经历了一个“化经为史”的“古今之变”，现代《尚书》学研究在这条路径上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在这一过程中，始终隐现着历史学与思想史研究两条道路的分歧。“化经为史”是以学科化知识的形态，以专业化的现代学术方式，过滤掉了经学所曾包含的、在中国古典社会绵延了数千年的传统伦理价值与信仰体系。在现代《尚书》学的构建过程中，在经学转化为史学的过程中，经典的注解和叙事被现代学术的学科研究形式所取代，传统价值伦理体系失去了文献依托，这一盲区使儒家思想的表达方式和传播途径面临着根本性的挑战。
关键词：《尚书》学；现代学术；经学；“化经为史”；古今之变
我今天报告的题目是《从经学到史学——现代〈尚书〉学的开创与发展》。这是一个学术史的题目。题目设计的问题意识，是想尝试着在对现代《尚书》学的产生和发展有了一个相对概括和全面的认识之后，帮助我们发现我们该怎么利用好现代《尚书》研究的已有成绩，又该注意什么问题，从而帮助我们与时俱进，更好地从《尚书》中获益。
如果是一个唐代以后的古人读《尚书》，那么他最大可能性是会读《尚书正义》，如果我们今天读《尚书》，那么我们会首先找一本《尚书》的白话文译本；如果一个古人读《尚书正义》，那他可能要花三年的时间，古人说“皓首穷经”，并非虚言，如果我们今天读《尚书》的白话文译本，那便不需要太长时间就能看完。这两种读书方式的不同，就是近现代以来，《尚书》学从经学向史学转化过程中所形成的成果带来的影响。因此我们在读《尚书》时，要了解一点经学到史学转化的这一现代学术研究的成果及其特点。
一、化经为史——现代《尚书》学的开创
《尚书》学由古而今，在学术和思想领域，经历了一个“化经为史”的“古今之变”，而这个过程，实际上就是现代《尚书》学的开创时期的根本特征。或者说，现代《尚书》学实际上就是围绕着这一核心主题来进行的。我们要全方位地理解《尚书》在自古及今的思想意义和学术价值，更好地借助现代学者的研究成果，尽最大可能地读通《尚书》这本经学当中最为难读的“天书”，对于《尚书》学这一由经学到史学转变的“古今之变”，不可不了解。
现代《尚书》学与古代《尚书》学最大的差异，是古代《尚书》的性质为经书，现代《尚书》的性质是史书。中国古代经、史、子、集四部书籍，以经部地位最高；而经部典籍，又以《尚书》地位最尊。《尚书》为“五经”之一，乃“恒久之至道，不刊之鸿教”，具有“与天地为终始”的神圣地位，是历代帝王和士大夫牧民治国的政治和伦理轨范，是中国古代社会道统、政统、学统的根基所在。作为经学的《尚书》不仅仅是一部文献，它还蕴含或催生了中国古典学术的诸多部类，比如，《尚书》中的《洪范》篇陈九畴、说五行，开后世五行之学；《大禹谟》篇“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四句，被宋儒称作是尧、舜、禹相授的“十六字传心诀”，是与圣人之道紧密相连的“密旨”和“心法”，由此遂开宋代理学之宗；《禹贡》篇分九州、导山水、别土田、制贡赋、分五服，开后世地理之学，这些对于中国古代的政治和学术，产生了重大影响，因此唐代刘知幾才将《尚书》称作“六经之冠冕，百氏之襟袖”。
到了近现代，在现代学术视野中，《尚书》又被学界公认为我国最古老的史书、政书、文章汇编，是我国最早的一部历史文献，是研究夏、商、周史事的第一手文献资料，是研究我国古代语言、文字、文学、哲学、文化思想、神话、社会生活乃至天文、地理、土壤、物产等的重要史料，它保存了我国古代珍贵的人文、自然科学资料。于是，《尚书》在现代学术视野中，就由经学变成了史学，由修身养性、治国理政的指导与轨范，变成了最早的历史文献汇编，《尚书》学性质的这一根本性变化，体现的正是古代学术到现代学术的“化经为史”的“古今之变”。与《周易》《诗经》《春秋》以及三礼等其他经相比，《尚书》“化经为史”的这种“古今之变”尤其重要，也尤其受到学界重视，这其中的原因，一是无论《尚书》作为中国古典学术和政治的群经之首、百家之冠，还是现代学术视域中最早的历史文献，它都有着特殊重要的地位；二是《尚书》最晦涩难懂，最为难读，从唐代古文运动的倡导者韩愈，到近现代最著名的国学大师王国维，再到钱穆，都曾说过《尚书》难读，王国维还在公开演讲中说，对于《尚书》，他只能读懂其中三分之一的篇章，有三分之二他是读不懂的，而钱穆在《中国史学名著》一书中，介绍《尚书》时，说这“是古代一部大家都读的书”，是“一部很难读的书”；三是纷扰中国学术界两千年之久的今古文之争，就是由《尚书》《左传》引起的，并且伪古文《尚书》又是伪书中的典型标本——它既被判为伪书，同时又在古代社会影响深远，不仅前边提到的“十六字心传”出自伪古文尚书，《尚书》中成为政治伦理典范的内容，很多也出自伪古文《尚书》，伦理价值与史学价值在伪古文《尚书》中产生了剧烈的碰撞，也因此在“化经为史”的学术古今之变中，《尚书》学的地位最为特殊。
二、结构性转换的枢纽——顾颉刚的《尚书》学成就
“化经为史”是中国现代学术的发端，也是中国现代学术的标志与使命，由于《尚书》学在这一学术的古今之变中所具有的独特地位，王国维、郭沫若、杨树达、陈梦家、于省吾、杨筠如、辛树帜等众多著名学者，都曾以现代学术思想和现代科学方法或对《尚书》作出校释，或对《尚书》进行相关考证，或对《禹贡》等专篇展开专门研究。同时，许多考古与天文学研究者在各自的领域里的相关研究，也都有助于现代《尚书》学的创立和发展。在所有这些学者当中，对于《尚书》学“化经为史”的现代学术转变，对于现代《尚书》学创立和发展，贡献最令人瞩目、最具有代表性也最能展现《尚书》学在经史转型过程中所取得的成绩的，莫过于顾颉刚和刘起釪两位先生的研究成果。
作为现代中国史料批判运动的发起人、领导人和主要推动者，作为由古典学术范式至现代学术范式转换的枢纽式人物，顾颉刚对历史学最为不可磨灭的贡献，是他奠定了历史考据或史料批判作为现代史学基本纪律的地位。顾先生和“古史辨”派的最大成绩，就是按照现代史学的规范，启动了对《尚书》为代表的古典文献的考察程序，使这批文献在现代语境下焕发出新的意义。
现代历史学的重要特征之一，是强调第一手材料的重要性，而古史辨派对于人文学术的范式意义，就在于重申了“第一手材料”这一历史学的原则。所谓“第一手”的本质含义，是指当时人记当时事。比如，为什么大家都怀疑夏代的存在？因为没有记录夏代存在的第一手资料。又比如，研究秦汉三国历史，要使用《史记》等前四史的材料，使用《资治通鉴》，就被认为不是第一手材料，而研究南北朝至唐五代史，则《资治通鉴》才可被作为第一手材料使用。为什么档案受到现代历史学研究的重视？就因为它是当时人写的当时的材料，是最典型的“第一手材料”。
《尚书》存在的问题，是尧、舜、禹等上古圣王的记载都是后人的追述，《尧典》不是尧时载记，《禹贡》也不是夏时版图，但在经学观念中，这些后人的追述就是信史。不仅《尚书》，所有的上古记载都存在这一问题。由于两千多年来，“三皇五帝”“尧舜禹汤”千古一系的君统，“三圣传心”“尧舜孔孟”的道统，以及以经学为主体的学统，都建基于《尚书》学，顾颉刚对《尚书》学的清理，首次将君统、道统、学统这“三统”，置于现代历史学视野下进行考察。
对顾颉刚以及诸多现代《尚书》学研究的学者来说，《尚书》学的最大意义，是其中存有“建设真实的古史”的宝贵资料，而要达成这一目标，就需要“化经学为史学”“化经书为史料”，也就是借助文字学、音韵学、训诂学、辨伪学、校勘学、版本学、目录学、金石学，乃至考古学、天文学、土壤学、农学、科技史等广泛的现代学术研究成果，对《尚书》今文二十九篇进行考释。
顾氏对《尚书》学研究的杰出贡献之一，是对其中主要篇章成文年代的考订。《尚书·虞书》中的《尧典》《皋陶谟》，以及《夏书》中的《禹贡》《甘誓》篇，一直被认为是虞夏时代的文献，顾颉刚率先对此提出质疑。徐旭生认为，把“《尚书》中的《尧典》《皋陶谟》《禹贡》三篇的写定归还在春秋战国的时候（初写在春秋、写定在战国）”，是“古史辨”派“最大的功绩”，而顾颉刚考订《禹贡》非禹时书，所述非禹时事，《禹贡》篇实际成书于战国时期，尤为“一大发明”（吕思勉语），影响学界至深至远。轰轰烈烈的“古史辨”运动由此发端！
《大诰译证》是顾颉刚为整理《尚书》所作的一个典范。前面说过《尚书》是最“难读”的典籍，而《大诰》又是《尚书》中最难读的一篇。顾颉刚以70万字的《大诰译证》考订600余字的《大诰》篇，调动了几乎所有的古文献和相关的传、注材料，将校勘、考证、训解、章句和译述有机综合起来，广泛采纳前人研究成果，结合考古学、古文字学材料，从历史方面考订周公东征迫使东方少数民族大迁徙的史实，许冠三曾高度评价《大诰译证》一文，认为“其造诣之高，无论就规模、见识、方法、资料与体例的全体或任何一方面看，已远在王国维的《尚书》研究之上”。
在《尚书》整理的带动下，顾颉刚还有功于古籍整理新典范的铸造。古籍整理一直是古史辨派致力的重心，顾颉刚的疑古事业，承绪郑樵、姚际恒、崔述等人的辨伪传统及乾嘉以来的考证风气，由辨伪书而辨伪史，为辨伪史而考古籍，古史辨与古书辨就这样二位一体，而所谓的古书辨就是古籍整理。在启动了一场全面颠覆经学古史系统的“史学革命”的同时，顾颉刚还开启了古籍整理事业的崭新时代。整理前代古籍是历代学者的一项重要使命，只是到了顾颉刚，陈陈相因的古籍整理面貌才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科学打败了经学。其中，考辨典籍的成书时代，尤具特殊意义。由经书而诸子，老子、墨子、杨朱、荀卿等纷纷被列入考辨的视野。虽然对于诸典籍的年代考索还有种种争议，有的至今未能定论，但是，经书与诸子的年代终于作为一个问题摆到了人们面前！在“层累说”的理论视域中整理古籍，不但古书的造作年代，连所述内容等等，都必需经过科学的考辨才能得到承认。如同余英时所说，在史料学或历史文献学的范围之内，顾颉刚的“层累说”“的确建立了孔恩所谓的新‘典范’”“开启了无数‘解决难题’的新法门”。这一典范的铸就，是顾颉刚对于古籍整理事业作出的革命性永久贡献。
开白话翻译《尚书》之先河，是顾颉刚对《尚书》整理的另一贡献。正是有此开创，同时又有此后两代乃至三代、四代学者的不断努力，我们今天才有基本晓畅明白的《尚书》白话译本可供阅读，从而使在古代诘屈聱牙如天书般难读的《尚书》，成为人人只要愿意读，便可以阅读的书籍。早在1925年，顾颉刚已做《盘庚》与《金縢》今译，先后刊载于《古史辨》第一、二两册。1950年开始，顾颉刚再次强调并致力于《尚书》的今译与简注工作。顾颉刚的《尚书》今译，是对于《尚书》进行彻底整理与全面总结之后的“裁断群言”，杨宽曾评价顾颉刚的今译工作，认为真正做到了王国维所说的“著为定本，使人人闻商周人之言，如今人之相与语，而不苦古书之难读”。
以古史重建为核心，顾颉刚的一生，在古籍整理实践方面多有开创，并屡屡制订富有远见卓识的古籍整理规划。虽然这些古籍整理规划中的大部分由于时代限制，无法在他生前落实，但在他身后却都成为学界古籍整理的重点。如20世纪40年代，顾颉刚就曾提出编辑“经藏”的设想，并为此制订了系统的整理计划，今天学术界对于“儒藏”的整理，可以说是顾颉刚“经藏”计划的延伸。
与《尚书》学研究密切关联的第三项成果，是现代历史地理学的创建。将传统的沿革地理推进到现代历史地理学，是顾颉刚对中国现代学术史的不朽贡献之一，而他对于现代历史地理学的成绩，正是以《尚书》学研究为基础。顾颉刚在清理《尚书》的《尧典》《禹贡》时，感到问题复杂，几乎涉及中国古代全部地理，遂移师历史地理，于是有了《禹贡》杂志的创办及禹贡学会的成立。《禹贡》半月刊之英文译名“The Chinese Historical Geography”，翻译成汉语，即“中国历史地理”，可以说，从名称到研究内容，中国现代历史地理学的奠基，都与禹贡学会密切相关，而顾颉刚本人则在这个过程中，成为中国现代历史地理学的创始人。
三、多向发展——现代《尚书》学的展开
现代《尚书》学的研究与整理，由顾颉刚发其端、示其例，而刘起釪不仅在顾颉刚最后18年中协助他研究《尚书》，更在顾颉刚逝世之后坚定地继承顾学，总结并发扬师学，完成了《尚书校释译论》这一艰巨任务。顾颉刚和刘起釪师徒二人薪火相承，第一次廓清了笼罩《尚书》两千余年的重重经学雾障，不仅使这部曾经的“圣经”真正恢复了它古文献汇编的性质与面貌，还在彻底整理与全面总结前人两千余年成果的基础上，对这部历史文献汇编做出了新的考索与释读，从而为现代《尚书》学与其他经学研究树立了样板与标本。现代经学研究由此步入新的历史阶段。
《尚书学史》是刘起釪《尚书》学与学术史研究的力作之一。刘起釪自杂乱无章、纠葛纷繁的原始材料中，提炼出《尚书》学演进与变迁的线索，第一次全面理清了《尚书》学的发展过程，使研究者得以全面了解历史上《尚书》学的研究面貌，并为其他专题经学史的写作提供了范例。刘起釪对于《尚书》学的最大成就，是将顾颉刚《大诰译证》的研究方法与体例，全面推展至今文《尚书》的全部篇章。今文共28篇，顾仅完成了其中一篇，刘起釪积30余年之力，依据《大诰》体例，对其余27篇逐篇进行了清理与研究，其清理之全面、之彻底是前无古人的。170万字的《尚书校释译论》，是顾颉刚未竟之业的主体著作。饶宗颐称此书为“《尚书》之学集大成的总结性之作，显将成为以现代学术观点研究中国古代最早的一部古代文献史料的要著”。林小安盛赞“这一工程对中国的学术发展，无疑是里程碑式的贡献，它为科学地整理古代文献，科学地研究古代史，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树立了光辉的典范”。
顾颉刚曾就《尚书》的彻底整理与全面总结做过数次规划，最具代表性的是“《尚书》十种”，包括《尚书文字合编》《尚书通检》《尚书校文》《尚书集释》《尚书今译》《尚书学史》《尚书学书目》《伪古文尚书集证》《尚书学论文选》《尚书简注》。其中，《尚书文字合编》由顾颉刚和顾廷龙先生合编；《尚书通检》由顾颉刚自己编成；刘起釪所撰《尚书源流及传本考》与《尚书学史》涵盖了其中的《尚书学史》《尚书学书目》两种；《尚书校文》《尚书集释》《尚书今译》三种则合为《尚书校释译论》一书。亦即刘起釪以一人之力，完成了顾颉刚“《尚书》十种”计划中的五种。未完成的《尚书简注》可以由《尚书校释译论》简化而成，而在电子检索日益发达的今天，《尚书学论文选》已非急务。除去《伪古文尚书集证》，顾颉刚的《尚书》研究规划，可以说已大致实现。
《古文尚书》25篇与《今文尚书》28篇一样，都是中国古代重要的思想资源，对《尚书》严格意义上的彻底整理，必须包括《古文尚书》，顾颉刚生前所做的八年工作规划，已包括“指导刘起釪同志从事伪古文廿五篇的疏证工作”，然而刘起釪因年事已高，最终无力继续《古文尚书》的整理工作，为学界留下了遗憾。就《今文尚书》来说，尽管刘起釪先生对部分篇籍时代的考订、文字的释读，以及若干史实的考索，并非没有进一步探讨的余地，但《尚书校释译论》确实在某些方面达到了相关研究的顶峰，无论今后的学人能在多大程度上超越刘起釪，他的《尚书》学成果都已成为巨人的肩膀，所有的研究都必须立于其上，这是现在可以断言的。
现代《尚书》学研究和整理的推进，我们还要郑重介绍钱宗武先生的研究成果。钱先生曾整理宋代《尚书》学研究的集大成者蔡沈的著述，出版了第一个标点本《书集传》，还有《尚书入门》《今文尚书语言研究》《今文尚书句法研究》《今文尚书词汇研究》等专著，如此精深的《尚书》专研功夫，使钱先生的《今古文尚书全译》成为人们了解和研究《尚书》的必读书。
随着民俗学、天文学等各科现代学术的迅速发展，现代《尚书》学还出现了一些令人耳目一新的新成果。如刘宗迪《〈尚书·尧典〉：一篇古老的傩戏“剧本”》（《民族艺术》2000年第3期），采用民俗学的成果，将《尚书·尧典》的叙述与驱傩仪式相对照，证明《尧典》是关于岁末大傩仪式的写照：舜巡四岳（以及羲和授时）是对历法演示仪式的描述，而舜放四凶则是四门磔除仪式的反映。与《尧典》所述情节如出一辙的傩戏至今仍在山西曲沃的《扇鼓傩仪》中完整地保留着。此说如果成立，则中国戏剧史的有史记载应从两千多年前的《尧典》开始，同时，它也再次证明了关于傩戏的民俗学考查对重建中国戏剧发展史的重要意义。
又如杨宝珠、杨庆存《〈尚书·尧典〉“黎民于变时雍”经解勘误 ——兼论经典训释变化与社会时代诉求转变之关系》（《文史哲》2018年第5期），则采用了天文、历法以及农学研究的成果，考订《尚书》开篇《尧典》“黎民于变时雍”一句的原始含义，应与农耕时令有关,应释义为“百姓在时令变换这件事上不清楚”，此后，随着时代诉求发生的变化，随着生产力水平的提高，当农耕技术不再是困扰人们的第一难题时，取而代之的突出的人的生存问题和社会问题是对生产关系与社会结构的重塑与维护，于是后儒将此句释义为“百姓在尧政下变得雍和”,并为历代学者所遵循沿用。
关于《尚书》现代研究的成果还有很多，时间关系，不能介绍更多。接下来我们重点谈一下现代《尚书》学创立之初“化经为史”的盲区，以及与此相关，我们应怎样读《尚书》。
四、“化经为史”的盲区及我们今天应怎样读《尚书》
顾颉刚等先生以“化经为史”的路径开创了现代《尚书》学，但我们也应该看到，在“化经为史”的过程中，始终隐现着历史学与思想史研究两条道路的分歧。对于历史学来说，“拿证据来”便是铁则，一切文献记载，无论是经学，还是子学，都要在“真”的标准下接受检验，不能被这一铁则检验过关的，便被宣称为“伪”，从而失去价值；然而对于思想史研究来说，一段文本，不管它是否能经受得住所谓“真”的考验，它只要在历史上，曾经对人们的思想、信仰、生活，对社会，对政治等发生过影响，那么它就是有意义的。从这一个角度看，所谓“伪古文《尚书》”与“今文《尚书》”的区划，意义并不是很大，“伪古文《尚书》”的名称是否恰当，也值得再思考。
“化经为史”对于以《尚书》为代表的经学最大的伤害，是以学科化知识的形态，以专业化的现代学术方式，过滤掉了经学所曾包含的、在中国古典社会绵延了数千年的传统伦理价值与信仰体系。经学时代结束了，这是时代的进步，但是，在现代《尚书》学的构建过程中，在经学被现代学术逐渐攘夺和全面置换的过程中，失去了神圣性的经学被历史学“化”为了文献史料，经典的注解和叙事被现代学术的学科研究形式所取代，同时传统的伦理价值与信仰体系也失去了文献依托，这一盲区使儒家思想的表达方式面临着根本性的挑战，甚至在某种意义上造成了传统的断裂，使儒学在思想的传递方面遇到了空前的危机。尽管史学之外，熊十力、唐君毅、牟宗三等新儒家人物从哲学角度入手开一条新理路，试图对儒家思想进行新诠释，但很可惜中国哲学研究从开始即以子学为重心，这一习惯性思路延至今天，包括《尚书》学在内的经书中所包含的哲学、伦理学、政治学等精义，仍没有得到很好的开掘，而我们的伦理体系的重建，也仍任重道远。
我们今天读《尚书》面临的另一巨大问题，是应该如何看待“经学”特别是五经的地位。一段时间以来，对于经学的最大误区，就是重四书而轻五经。梁漱溟、冯友兰、牟宗三等新儒家，都是重四书而轻五经，直到今天，重四书、轻五经仍是当下的主流学风。四书重心性修养，五经则包含更多的政治内容，而实际上，四书则只是读五经的入门读物，经学才是中国古代学术最核心的部分，具有基础性地位。五经蕴含着重大价值，不应该被忽略。
《中国共产党第十九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公报》中指出：“在文化建设上，我国意识形态领域形势发生全局性、根本性转变，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文化自信明显增强，全社会凝聚力和向心力极大提升，为新时代开创党和国家事业新局面提供了坚强思想保证和强大精神力量。”文化是一个国家的灵魂，文化自信是一个国家的底气，坚定文化自信，离不开对中华民族历史的认知和运用，而对中华文化源头历史的认知，离不开对《尚书》的阅读和学习。我们应以一种自信的眼光来读《尚书》，对于《尚书》性质的认识，既要明确《尚书》是弥足珍贵的中国古代第一部历史文献散文集，又要清楚地认识到，《尚书》同时又是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经典的代表作，只有把握好这两个方面的基础认知，才能更好地从《尚书》中汲取中国古代优秀传统文化的滋养，使这部古老的经典在现代社会发挥它应有的价值和意义。
以上是我在现代学术背景下对于《尚书》阅读的粗浅认识，不当之处，敬请各位批评指正。
谢谢大家！
（本文为王学典教授在全国政协“国学”读书群专题导读发言的录音整理稿。原文载于《国际儒学》2022年第1期，作者：王学典，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