眼下，“中国梦”是个高频词。不仅国家在讲，社会在讲，学校在讲，就连农村都在讲。讲来讲去，就讲出了好几个“中国梦”。国家讲的是国家的富强，社会讲的是社会的有序，至于农村，我想多是茶余饭后讲讲过日子的。学校要讲“中国梦”，一下子就牵连出许多事情。不久之前，人文学院才举办了以“我的中国梦”为主题的演讲。讲“中国梦”，自然得用中国话讲，所以是“中文演讲”。我这个人吧，不会的实在太多，尤其不会当众表达自己的所思，自然就避之于千里之外。正当此时，“我的中国梦”主题讨论会又来了，这回可就“在劫难逃”了。上面的要求很低，写个三五百字即可。要我当众一口气讲三五百字，那是很难的，我也一般不做，但说要写个三五百字吧，那就简单了。我一抒己见，可又于心不足了，心想不妨多写点，凑成一篇文章算了。人总爱做自己惯于做的事，并极力避免做可能会令自己尴尬的事，我也一样。

有道是：“三代而下，以兵取天下为正，而假受禅之名不与焉。”“以兵取天下”，则势必会造成一治一乱的循环套。蒋廷黻在《中国近代史》上说得尤为详细，他说：“在大乱之后，大治之初，人口减少，有荒可垦，故人民安居乐业，生活程度略为提高。这是老百姓心目中的黄金时代。后来人口一天多一天，荒地则一天减少一天，而且新垦的地不是土质不好，就是水源不足，于是每人耕地的面积减少，生活程度降低。老百姓莫名其妙，只好烧香拜佛，嗟叹自己的命运不好。士大夫和政府纵使有救世之心，亦无救世之力，只好听天灾人祸自然演化。等到土匪一起，人民更不能生产，于是小乱变为大乱。”除却朝代更迭会带来一治一乱之外，一个朝代的不同时期也是治乱相间的，历史上有一些是昏庸、守成之主，但有时也会出现几个中兴之主。总而言之，一治一乱“是中国几千年来的圈套，演来演去，就是圣贤也无法脱逃”。封建社会（秦—清）结束以来的社会并没有以无可辩驳的事实否定这个“主观”规律。一九一二年以来，神州大地上有过乱世，也有过短暂的治世。那么，不禁要问，当下是治世，抑或乱世？一说乱世吧，国内生产总值等登时就会被列出来；说治世吧，犯罪黑数，贪污腐败，食品安全等也会一下就被列出来，只怕还会引来一大群人的攻击。折中主义者于是说，当下既非乱世，亦非太平盛世。生在治世，我们可以自力更生地过一辈子，可要么“饱食终日，无所用心”，要么就“群居终日，言不及义”，因而许多人不愿活在治世，这些人还受“时势造英雄”的影响，想生在大乱世。可他们肯定没有想过，“时势造英雄”也许只是后人建构出来的罢了，且看那些英雄以外的人，“炊人骨以为薪，煮人肉以为食，始知前之人皆为其所食。而食人之人，亦不免数日后面目赤肿，内发燥热而死矣。于是死者枕藉，臭气熏天”（参见《甲申三百年祭》，详参《明季北略》，），活着之难远非我辈所能想见。所幸的是，你我皆生在当下，一个转型的社会，就个人来说，或许不会人人都有什么大作为，但我们的国家总在崛起。

所以在我看来，我们讲“中国梦”，不应按照国家、社会、学校、农村来分，它的主体应该是中国的一切。社会、学校、农村，视角虽然不同，立足点却是一致的。那就是，正在崛起的中国。由此可见，只有正在崛起的国家才有做梦的权利。君不见，鸦片战争以前的中国，已经落后西方一大截了，但所做之事却是“藩夷贪利而来，天朝施恩给他们，许他们作买卖，藉以羁縻与抚绥而已。假若他们不安分守己，天朝就要剿夷”，也就导致了“在鸦片战争以前，我们不肯给外国平等待遇；在以后，他们不肯给我们平等待遇”。君不见，鸦片战争以后的中国，被列强欺负得以“图存”为当务之急。君不见，66年到76年的中国，哪里敢做梦，就连睡觉都得小心翼翼的。民间有句话，叫“浪子回头金不换”，过去的中国虽不是浪子，可它能回头我们总是欣慰的。

鲁迅在《北人和南人》中写道：“孑遗自然还是投降的，然而为奴隶的资格因此就最浅，因为浅，所以班次就最下，谁都不妨加以卑视了。”鲁迅说孑遗“自然还是投降的”，但在孑遗们看来，他们并没有投降，因为著书立说、隐居山林是算不得投降的。不仅算不得投降，更加是在投降之上。且看他们写的那些书，有一本叫《明夷待访录》，有一本叫《思复堂文集》，这书名似乎就是为了说明自己在投降者之上而取的。试问，这般的思复，算不算得“孑遗梦”呢？当然是的，但孑遗的梦和亡国之君的梦都是不足道哉的，都很值得可怜。我们的中国梦，是积极向前的，我们不去怀念，我们只管去创造。

鲁迅在《听说梦》中又写道：“做梦，是自由的，说梦，就不自由……大年初一，就得到一本《东方杂志》新年特大号，临末有‘新年的梦想’，问的是‘梦想中的未来中国’和‘个人生活’……想必以为言论不自由，不如来说梦，而且与其说所谓真话之假，不如来谈谈梦话之真……”我倒觉得，很有必将前人“梦想中的未来中国”整理出来，看看他们都做什么样的梦，看看当下的中国是否称他们的心意。话又说回来，当下也搞所谓“说梦”的花招，而且还是大范围地搞，全国的大学生都要发言，想必不是在效仿前人的“用心良苦”吧。我想不是的，绝不是的。我那样无端胡说都可以，想来鲁迅的文章是真要过时了。也真替鲁迅可惜，没有生在一个可以自由做梦、自由说梦的年代。此话一出，恐怕就有人要站出来为鲁迅先生退回我的可惜了。只听得一句：“自由个屁！我们不幸福。”试问，自由和幸福有什么直接的关系吗？你想要什么样的自由？当下的中国，诚然不是一个幸福的国度，可忧的实在太多，所以我们要努力啊，要敢于做梦啊。就个人而言，我们要向以前的温州人学习，温州人最大的特点不是别的，不过是从上帝那儿得来的“自由选择”。试问，当自由摆在你面前的时候，你敢选择吗？汪丁丁说：“一个自由人，他应当预期会有人生的‘高潮’和‘低潮’，也会有‘失业’和‘破产’，这是‘自由’这一概念意味着的‘不确定性’的题中之义。恰恰因此，他才是伟大的，因为，他没有如奴隶一般服从于物理世界的‘必然律’。”当下不正是一个摆脱了“必然律”的时代！让我们自由选择吧，或者进入高潮，或者跌入谷底，只要不去怀念，只管去创造。

我在开篇便说了：“人总爱做自己惯于做的事，并极力避免做可能会令自己尴尬的事。”过去的中国人是如此，过去的中国亦是如此，都很没出息。但当时代到了我们这代，就为之一变，现下可谓是中国顶有出息的时候。中国理想远大，开始图强了。诚然，“中国梦”说到底就两个字——图强，不论是国家，还是个人，都在图强。有物质的强，有精神的强，但不论哪方面，和以往不同的是，国家的图强不再以牺牲个人的幸福为代价了，二者如今是车之两轮，并驾齐驱。至于中国的崛起会给国际社会带去什么，美国人才济济，让他们想去吧。

最后，我们应当认识到的，套用柏拉图的话（理想作为理想，有其独立意义）来说就是：“中国梦”之作为理想，它的提出就有意义。之所以强调这一“废话”，乃在于它能给我们莫大的鼓舞，你看呀，理想就在那不远的前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