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完《西方哲学与中国历史——兼论汉语思想载体》一文后，我有一种仓促未尽所怀的遗憾——当然，这种遗憾完全是我自己的问题，得承认，辐射万端的思路、喧宾夺主的引语、叠床架屋的注解，还有那些不得已为之又实在虎头蛇尾的破折号……总之，如果《西》文没有提供给人们丝毫有所启发的内容（而无论在正面还是负面的意义上），那么，很有可能是我表达的问题。【这种说法有一种自卖自夸的嫌疑，因为还有一种更明显的结果，即，大家读了，也懂了，然后觉得没有什么新意，甚至远不及同类问题里的结论。若此，我也只能报以心余力亏的诚恳歉意。】于是，我就觉得应该以一篇文字做《西》文的小小补充，或者说，把《西》文的核心论点，单列出来加以解读。我一样地尽我所能地把思路展示清晰，虽然，经验来看，这可能是一次“不可能的任务”。
在进入解释前，我想先来一次情景对话，请允许我占用读者半分钟的时间，非常感谢！
现在，我向读者提一个问题：“您想什么呢？”
……
如果没有意外，我想读者会告诉我正在想的内容——如果读者什么都没想，那么，我也把这种“不想”视作想的内容，只不过是一种有些特殊的内容。
接下来，我向读者提第二个问题（稍稍提醒的是，这个问题与上个问题无关）：“您如何想？”或者是“您怎么想？”
我想，读者再回答这个问题的时候，不会像第一个问题那样的容易，实际上，以我自己为例，我会觉得这个问题令我困惑，困惑的原因就是，当有人问我这个问题的时候，我会马上追问一句：“对于什么，我如何想？”【请注意这一点，这是本文的一个关键词，我会在下文详解。】先暂时搁置这个问题上的思考，让我们把这个问题做完。
我想，需要把这第二个问题补充完整，方便起见，请读者以第一个问题为对象，回答“您如何想？”这个问题。
我也同样把这个问题提问给自己。
【当然，恕我老是不会举例，因为，对于第一个问题，我不知道读者会有什么样的回答，因此，以第一个问题为对象的第二个问题，很可能不会得出我有意举例的结果，或者说，是一种特殊的结果，就像“不想”也是第一问题的答案。请见谅。】
按照我的汉语经验，当人们就一件事情问我“你如何想？”的时候，在绝大多数情况下（生活的常态中），他们的意思不是问：对于某个问题，我是以“什么样的思维方式”（“思想载体”），即“如何”去想。而是问：对于某个问题，我是如何看？我想把“您如何想？”这个问题，以“（对于某事）您觉得怎么样？”来表达，也许就更好理解了。比如，对于这篇文字，您觉得怎么样？或者说，对于今天的天气，您觉得怎么样？
换句话说，当人们在问“如何想？”的问题时，实际上，要求的是一个有关“价值判断”的答案。比如，“这篇文字糟透了！”、“今天天气很好。”
也就是说，汉语中的“如何想”问题，指向的是一个价值判断问题。而这就是西语与汉语的最大分别，我就从这里进入有关“思想载体”的讨论。
【在进入下文之前，我也有必要回答读者对第二个问题的解释，因为，很大程度上，读者的第一个问题，无关价值判断。但是，我把其称作“无关价值判断”，意指这个答案依然在“价值判断”的范畴内，而只是一种特殊的形式，即“无关价值判断”。那么，比我聪明的读者一定会想到这个问题：你为什么要把我想的“某事”，用“无关价值判断”的方式，与“价值判断”联系在一起（潜台词是：以这种强加的方式，为下文的论说寻找一个普遍适用的切入点）？为什么我想的“某事”，不能独立于“价值判断”这一范畴存在？
我举例子说明：
假如我对第一个问题的回答是：我在想中午吃什么。
那么，基于第一个问题为对象，我的回答是：吃米饭。
很显然，我的第二个答案，不是一个价值判断。那么，为什么，“吃米饭”就是一个“无关价值判断”的问题？虽然，它的确是一个无关价值判断（这里没引号）的问题；而在逻辑上（也是我有意把其放在“价值判断”的范畴）它又的确是一个隶属“价值判断”的问题。那么，根源就在于，我有意把无关价值判断的问题，变成了一个与“价值判断”有关的“无关价值判断”的特殊回答。
但是，比我聪明的读者也会想更多。
还是这个“吃米饭”的例子，实际上“吃米饭”的答案，吻合对应的是“你中午吃什么？”这个问题，即，“你想什么？”也就是说，这依然属于“想什么？”的问题。而以“吃米饭”作为第一个问题的答案，即以此为对象，问第二个问题：“米饭如何？”或“你觉得米饭怎么样？”那么，我就会说“好吃。”“难吃。”“一般。”，于是，这又成为了一个“价值判断”的问题。
换句话说，一个问题，要么指向“什么”，要么指向“如何”，而我把“如何”视作一个有关“价值判断”的问题。】
好啦，这个引子还不算历史上的最长。
中西语境中的“如何想”
一、西语中的“如何想”
在进入西语的“如何”前，累赘地指出，西语也有“价值判断”的存在，但是，我从“如何”的角度，来观照西方思想的起源与发展。
中西文明中，都有着思想兴起与演变的过程，汉语文明因为制度的缘故，汉语思想被有意（“思想压制”成为传统后，就成为了“无意”）地抑制，让帝制时代的汉语思想逐渐熄灭。虽然，西方思想也有被湮灭的历史，但是，以欧洲为例的西方，并没有在大面积的时空中，出现像中国帝制这样的制度，因此，西方思想还是得到了客观生长的条件。这里不拟比较两种文明的思想线索，而是想说，在西方，思想的起源，内含着两个问题即，想什么和如何想。在我看来，西人对于“如何想”的问题，其重视程度不亚于“想什么”。西方哲学史是对这两个问题寻找解答的集合。而“如何想”的问题，最后以“思想载体”的方式得到表达。
在《西》文中，我提出西方哲学的“思想载体”是逻辑学（虽然逻辑学并非西方哲学史上惟一的“思想载体”），而逻辑学自身也是一门系统化的学科，可以看出，在西人对“如何想”这一问题的思考中，以逻辑学为代表的学科建设，正是这种对“如何想”思考的阶段成果。
从西方思想的演进中观察，那么，对于“如何想”的问题，最开始局限在哲学的领域内。最早的“如何想”，是一个学科内的专业问题。以逻辑学为例，它与语音和文字系统——表达系统——分道扬镳，直观地说，逻辑学提供了脱离了依靠语言和文字这样的元素进行思考的途径。
【有必要解释一下“思考元素”，这又是我杜撰的词。它指的是，在人们思考的时候，那些思考的对象，以什么方式呈现，比如说，我想“太阳”，那么，“太阳”在我脑中是以什么方式呈现的：是实物的太阳，是作为文字的“太阳”，是一个照片中的“太阳”，还是一个画在纸上的“太阳”……我把这些所思考的事物呈现的方式称为“思考元素”。而思想载体，就是用一种系统，对这些“元素”进行处理。而汉语的思考元素，相对而言选择不多，或者说，集中于文字这样的元素形式。】
但是，除非人们不用交流就可以共享思想，那么，思想传播、保存的物质载体，依然还要借助语言和文字，而西语——以字母字为代表——本身就有着抽象的特质（详见拙文《语词发明背后的思维》）。因此，当人们不是通过世界去思考，而是通过语言、文字这种物质载体去思考，确切地说，是通过语言、文字去认知他人的想法时，逻辑学，就不仅仅是一个“思想载体”的问题，它就与交流发生了联系，逻辑学，从一种封闭性的思想方式，变成了一种开放性的交流基础，并且，在实践中取得了共识。而这个时候，这种与语言、文字有关的交流，也就溢出了学科专业的范畴，借助语言、文字这种交流载体，扩展至全社会。这个时候，“如何想”就从一个专业问题，变成了一个普适性的问题。我认为，在哲学中，对于“如何想”问题，一直保持着学科向度上的探索。比如，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就是对“如何想”问题的整全性回答。而在更广泛的社会领域，对于“如何想”的问题——即使人们并不想为其寻找答案——也形成了一种观念共识，人们知道这个问题的出处，也知道对于这个问题的一般性解答，在低程度上，西人不会把“如何想”（一个关于How的问题），与“价值判断”或其他的什么问题混淆起来。或者说，“How”问题，是一个被共识的、涉及思想或思维的问题。
二、汉语中的“如何想”
我在《西》文中对汉语思想载体的起源与流变进行了解读。简单总结一下《西》文中的内容，即：汉语思想载体从来不是汉语关心的问题，而在“百家争鸣”的时代，几乎每一思想流派，都有着自己的思想载体。在进入帝制，尤其是汉武帝时，儒家升级为至尊学派后，儒家的以“价值判断”为思想载体的方式，成为了日后两千多年中，中国思想，以及思维的主流载体。
“如何想”问题，实际上就是“思想载体”问题。而对于汉语思想来说，在“想什么”的向度上，与西方平分秋色，但是，在“如何想”的问题上，汉语思想却付之阙如，换句话说，汉语思想中，缺乏对“思想”的思想。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是什么？我在拙文《语词发明背后的思维》提出：“汉字，就是模型化的世界。”我的意思就是，发明汉字的思维，不是一种抽象思想，它不是用一种对世界抽象处理的方式，把世界用一种符号（象形字）来表达。汉字，是对世界的模仿，是一种按比例缩小的“世界公园”。在汉字发明的思维，以及汉字被发明出来，以及汉字在使用的整个环节中，都未曾出现一种抽象思维的加盟。汉语思想，在思想者与物之间，是没有媒介联接的，在这个意义上，汉字，是交流的载体，而不是把人与世界联系在一起的中介，汉字，本身就是世界。汉语子民不是通过汉字去思考世界，而是思考汉字，而思考汉字就是在对世界进行思考。
若此，汉语中为什么没有“如何想”这一问题，我认为就在于发明汉字的思维中，以及以象形字为表达的汉字，在客观上省略、取消了“如何想”问题的存在空间。
这样来看，西语（字母字）体现着一种工具价值，既然是工具，就存在一个“如何使用工具”的问题，即，“如何想”的问题。因为，工具是不变的，用法却可以变化，因为用法的变化，结果（思想）就会有不同。而汉字（象形字）本身就具有一种终极价值，而这种价值来自于世界的价值，因为，汉字是世界的模型化，在这个模型化的过程中，使得汉字被赋予一种价值。我在《西》文中指出，价值判断是独尊儒术后汉语思想载体的主流。这样来看，汉字本身内涵的价值，正是为这种“价值判断”做了客观上的支持。换句话说，汉字本身就是价值，因此，使用汉字就是建立在一种价值的框架上，这也让“价值判断”（此“价值”非彼价值，但是，此“价值”隶属于彼价值中）成为可能。
汉语的未来
在简单梳理了一下中西语境中的“如何想”问题后。我想试着说说，关于汉语的未来。
上文所言，汉语中“如何想”问题的缺席，是一个历史和传统问题，而汉语因此错失——以西语文明为参照时才会意识到——的种种，由历史的遗憾被转递到我们手中。因为中西的交融，让今天的汉语子民，有了在传统“思想载体”外，寻找、借鉴不同于“价值判断”的思考方式，这也许是我们的幸运。但是，汉语传统所遗留下来的古物，我们又该如何处理呢？
我在《西》文中提出，“儒家问鼎思想后，儒家思想载体在做着小材大用的意识形态努力，而这又导致了不利于汉语思想发展的思维环境。”客观上，将“价值判断”重新放回道德、伦理领域，也就是缩小“价值判断”这一传统思想载体的适用范围，使其从意识形态的疆域后退，回归到前期儒家的语境之中。当然，这项工作已经从辛亥革命后无数次各种运动有意无意地接力完成了，但是，这种貌似完工的工程，很有可能是“豆腐渣”。不以体制为例，就说说我们身边的生活，常常听到有人这么说“某某是好人、某某是坏人。”实际上，所谓的某某，也只是和我们一样的普通人，而对于普通的生活、普通的人，我们习惯了作“价值判断”。【值得玩味的是，对于那些真的适用“价值判断”的人群，我们反而不这么做了。】看来，在普遍国人的思维中，“价值判断”的思想（思维）方式还在发挥着传统的作用。除非，我们不认为这种“价值判断”的思想载体有什么不妥——对于不思的人来说，哪里会有什么不妥呢？否则，改变一种传统的思想载体，就是用一种新观念去取代旧的观念，并用新观念的思想载体逐渐替代旧观念的思想载体。对于汉语思想而言，这也许是一个我所能想到的，值得尝试的方法。
从某种意义上，这必然颠覆两千年的汉语思想传统，无论我们对此持什么样的认同和反对，一旦我们开始更新汉语思想载体，它们都将不复存在（从某种意义上，这也许是乐观估计）。实际上，如果回到汉语思想的源头，回到“百家争鸣”的时代，回到那个汉语思想载体同样繁花似锦的时代，而儒家的“价值判断”也只是其中一枝罢了。也许，让我们继续春秋战国时代，汉语思想集中爆发的时空，并借鉴西语思想在与汉语遭遇百多年后的经验，为古老汉语注入新的活力，这将是有志于汉语思想浴火重生的人们的执着和希望，让我们在这条注定崎岖的路上相遇，并用浸透思想的文字，作为彼此引为同路的骄傲和暗语……
祝我们好运！
写于2013年8月23日 夜 处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