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意外收到北大附中林芳华老师寄来的她为学生们开设的“艾米莉·狄金森诗歌选修课”的课程小结及学生们的“作业”——诗！
我曾到那里讲过一次诗歌。我似乎又看到教室里那一张张纯洁而好奇、稚气而严肃的年轻脸庞。我问这些孩子读过什么诗，他们回答：“古典诗”；那么现代诗呢，他们则抱怨“读不懂”。似乎我还问过诗来自何处这类问题，他们的回答则和他们的父母多年前的回答一模一样：“诗来自生活。”我当时深感我们的教育仍在遮蔽而非开启心灵。然而，这些幼小的心灵是多么珍贵啊——他们不仅是这个国家的未来，而且也是“汉语”的未来！
但是，当我沿着林老师寄来的这一页页打印稿读下去时，我惊讶了，也感动了。我没想到中国的中学还可以自由开设这样的文学选修课，还有人在默默地做着这样的心灵启蒙工作——而且做得是这样好！更没想到那些看上去与诗无缘的孩子仿佛在一夜间展露了他们的诗心与才华。当然，这些诗仍不无稚气，但在读它们时我却在一瞬间想到了诗人西穆斯·希内所描述的那阵透过桤木树滴下的雨：“它那低微的益增的声音……每一滴都令人想起/钻石似的绝对！”
这里，我一直在使用“孩子”一词，我想这不仅因为我已属于所谓“父辈的一代”，更因为我也有一个已上高中的儿子，因为我的孩子自幼也曾迸发出某种奇异的诗的想象力和语言才能，他那时说出的一些“话”和歪歪扭扭写下的“诗”，也曾把我和我的朋友们“吓了一跳”。然而，从小学二三年级开始，当他一步步被纳入教育规范后，这种诗的才能被压抑了。他的“话”也不像小时那样有趣了。一次，听到他为了考试正在大背“个人与集体与国家的关系”时，我同样被吓了一跳。只不过这次已不是喜悦，而是悲哀了。孩子们一步步被“塑造”成能被体制所接受的人，但其代价却是一些更珍贵的东西的丧失。问题还不仅在于学校的“教育”。一九九二至一九九四年间我不在国内，待回国后竟发现儿子的理想已完全变了——已由当艺术家变为当什么“总经理”！我当时颇为震动。我没想到一个人人下海的时代竟如此迅猛地改变着社会，甚至波及到孩子们的心灵！我试图“管一管”，但最终还是放弃了。我已深知在一个“唯物”的时代、在这滚滚红尘中坚持做一个“饥饿艺术家”的艰辛和荒谬。我也不忍让孩子长大后再来从事我们这门痛苦的行当了。那就让他们去吧。
但，内心中永远不变的仍是爱，是某种已变得渺茫了的期望。这种徒劳的爱，不仅是对自己的孩子，也是对所有的孩子。面对现行教育状况和已变得法力无边的商业消费社会的腐蚀力量，一方面我无比沉痛地听到了鲁迅先生当年的“救救孩子”的呼声，一方面又深感个人的无能为力。似乎中国的作家和诗人很难、也很少介入到教育中去。似乎教育与文学在中国已被默认为是两件互不相干的事。而这种“默认”真是意味深长。我们当然可以为自己找出种种措辞，然而，所谓文学的“良知”何在呢？我想起了电影《辛德勒的名单》中那唯一的亮色。那是在阴森的死亡的灰惨色调中，当一个孩子出现时才出现的亮色。导演斯皮尔伯格着意对它进行了破例的彩色处理。因为这是绝望中的希望，是他作为一个电影思想家不泯的良知所在。与这种亮色相呼应，电影中还有一句话让我不断想起，这句古老的谚语是：救了一个人也就是救了整个世界。
因此，应当感谢林芳华老师。她在做我们这些所谓“诗人”应该做而未能去做的工作。不仅如此，她还让我不得不重新去想为什么像托尔斯泰、维特根斯坦这样的“伟大”作家、哲学家会去从事小学教育或编写识字课本这样“卑微”的工作。她让一个鲁迅意义上的或斯皮尔伯格意义上的“孩子”重又出现在我们面前，而这比任何事物任何力量都更能唤醒我们的良知。说到底，我们需要去“救”的并不仅仅是一个“孩子”，更是我们自己。
从这里引申开去。像林老师所做的这种工作，不仅是为了孩子，也是为了“诗歌”，为了一种语言和文化的未来。惠特曼有一句广被引用的话是：伟大的读者造就伟大的诗人。这里他指出了“读者”与诗人、文化与诗歌的相互造就的关系。这种关系在我看来，也就是一种“荡秋千”的关系：诗歌能“荡”多远，完全依其推力而定。它有赖于“读者”和文化环境的推力，它不断地回到这种推力，也在要求这种推力。虽然诗歌的创造可以突破时空限制，但它在根本上仍受制于这种和它构成互动关系的文明和语言的作用力。如同什么样的人民会要求什么样的政治，什么样的文化也在产生什么样的诗歌。这里，存在着一只比诗人的手更有力的“看不见的手”。我曾在欧洲快车上遇到一位埋头阅读尼采、知道我是中国人后情不自禁又用英文背诵孔子语录的女士，我以为她是什么“文化人”，后来才了解她原是瑞士的一位理发师。我在德国还认识一位“杜甫迷”，他收集有大量的多语种的有关杜甫的资料，并曾前往中国数次，带着一本中国历史地图册，遍寻杜甫当年的足迹；然而这并不是一位“汉学家”，他只是一位普通的已退休的中学化学老师。他之所以如此热爱杜甫，仅仅因为“杜甫比歌德更能触动我的心灵”。所以，我理解了在欧洲何以会产生像叶芝、里尔克、普鲁斯特这样的作家和诗人，因为它的文明已发展到这种程度。当然，欧洲早已不是什么“高雅”或“精英”的一统天下，然而，无论它受到怎样的大众消费文化的冲击，它也不至于愚蠢到仅仅以发行量或读者量作为价值判断的标准，更不会出现像目下中国文坛上这样的无聊、恶俗的炒作。这是因为就整体而言，那里的“人民”仍处在良好的文化教养的引导下。
我讲出我的这些感受，其意并非别的，只是为了提醒我们自己对文学教育的注意，提醒一种诗歌建设与整体文化素质的关系。为什么这些年来一再出现“看不懂”的责难？为什么社会上甚至文学界里会对诗歌提出种种非文学的要求？为什么诗歌会如此容易地被逐出市场经济的“理想国”？为什么那些坚持把诗歌作为一种对语言和文化的提升的诗人在今天居然又被扣上了所谓“脱离人民”的帽子？这一切说明了文学的启蒙在我们这里仍得从头做起，说明了文学的发展与教育不能总是脱节。的确，很难设想在一种贫乏、发育不良的文化环境中会奇迹般地出现一种心智成熟的诗歌。即使有，它的命运也会不妙；即使有，它也难乎为继，因为它缺乏来自自身文化环境的支持和推力。
好在在教育界“素质教育”已被提到议程上来，虽然有些人对“素质”的理解仍让人啼笑皆非。在这种情形下，林芳华老师没有选择电脑而是选择诗歌作为“素质教育”的突破口，这在中国不啻是一个创举。因为诗歌是开启心灵的艺术，因为诗歌是对人的文化素质的提升，因为人的自我意识、想象力和创造力才是人生最重要的东西。至于林老师为什么会选择一位美国十九世纪女诗人，首先出自多年来她的热爱。这种爱对她来说，已带有一种秘密的个人的性质。林老师在几年前曾选修过我的比较文学课，她交给我的作业是狄金森与李清照的比较。当时我还以为这是应景之作，现在我才意识到：多年来狄金森的诗歌一直在对她的生命讲话，这使她安于教师的职业，并从中感受到活的意义。她不是诗人，也从不写诗，但是，当她带我穿过北大附中校园去见她的“孩子们”时，我在一瞬间感到在她身上似乎活着狄金森的诗魂。我不得不惊讶于诗歌那种超越生死、穿透时空的力量。现在，她要她的孩子们和她一起来分享这种秘密的爱。她对他们说：读狄金森你会感到“思想着的独立的人的可贵”。她对他们说：“阅读她就是在青铜的历史上的漫步。”孩子们半信半疑地听了，直到他们在这种诗歌漫步中惊讶地发现了他们自己。
的确，林老师的选择再好不过，如果我们了解狄金森的诗歌的话。对于这样一位一生孤独的女诗人，虽然有人说现在美国的男女老幼都读她的诗，但也有人说她的诗很难懂，林老师却认定“诗中充满智慧和性灵的东西正是年轻的时候可理解的”。狄金森的诗虽然超前地“现代”(她被视为二十世纪现代主义诗歌的先驱之一)，但林老师却从这种非逻辑的语言跳跃中感到了一种直接进入心灵的力量。她相信在这些看似简洁却又“晦涩”的诗中蕴含了人性中最深邃、内在、高尚的东西。她相信这样的诗不仅会开启孩子们的心灵，而且还会为它定位、导航。她为她的课做了大量工作。她把狄金森的诗及有关评论文章复印出来分发给学生。她和孩子们一起进行解读、朗诵和讨论。她喜悦地看到对狄金森本来一无所知的孩子们产生了热爱，在一次次讨论中她发现“我们心中总有火花闪耀”，“我发现只要我们的心中水草丰美，尘俗中人依然可以诗意地栖居”。结果是，孩子们不仅喜欢上了狄金森的诗，而且纷纷以自创诗歌的形式，表达“对我们共同热爱的诗人的感激和纪念”，表达他们内心中诗的觉醒。邓倩文同学的诗是《堕落的天使之翼》：“没有什么可以用来延续生命/除了此刻奔涌着的液体/那是燃料/直到我看见白色的玫瑰/长出刺来/也无法使它冰冷。”林老师记下邓倩文自己的解释：因为狄金森终生穿白色衣服，因此在这首诗中出现了“白色的玫瑰”。她说生命是有限的，终会死亡。奔涌的液体指血，也可以是激情。林老师很喜欢这首诗，并认为“堕落的天使之翼”这一题目耐人寻味。张冰峻同学的诗是《渴望》：“如果给我一把吉他 一片沙滩 我会忘记世间的忧伤/如果世间只有天堂 和深邃的海洋 我会露出纯真的模样/如果每张面孔 都多一分纯真 少一分虚伪 那么褪色的世界才不会被人遗忘。”孩子们在小小的年龄已开始不无忧伤地思考起人生、世界和他们自己了，林老师在该诗下面写下的则是：“狄金森一生都充满爱，虽然她终生未嫁，她一生都在追求美，虽然她并不漂亮。”相信这话对孩子们会是一种启示。还有的学生的诗，透出一种对人生的怀疑倾向，林老师在评语中发出了叹息：“为什么要掩饰自己的真心呢？这是让人悲哀的事情。”但她尊重这种“怀疑”，因为怀疑正是独立思考的起点。同时她知道孩子们的心灵绝不像大人们想像的那么简单，她要做的，是去“倾听孩子内心的风暴”，并伸出她的手。她是一位难得的诗歌引路人，远胜于一些高谈阔论的专业批评家。还有一位刘昂同学，本来就有“艺术细胞”，在林老师的鼓励下，他的小本子上已经写满诗了。他的一首诗是《雪花》：“孩子在阳光下 采了一株蒲公英 不小心一吹 出现了一朵一朵的 洁白的 可爱的 雪花 孩子笑了/老人在寒风中 蹒跚地行走着 他的身旁 是一朵一朵的 真正的 雪花 老人继续走着 什么也没有看见。”林老师对这首耐人寻味的诗的评语是“只有在有生命的自然里，花朵才会绽开”。这本身已是诗或“诗论”了。刘昂的另一首是《头发》：“梳子来了 头发倒在了一起 有几根头发 直挺挺的 立在那里 岿然不动/风吹来了 头发倒在了一起 那几根头发 依旧 直挺挺的 立在那里 岿然不动/终于 剪子来了 那几根头发 牺牲了。”如此可爱的诗！林老师的评语是：“就像狄金森的自然诗，幽默而有情趣。”正是在这样的理解、引导和鼓励下，在孩子们的生命中出现了一道阳光。他们写诗的热情更大了。今年二月，刘昂随校乐团访美，曾住在艾默斯特城，当他谈起狄金森时，房东马上拿出一本狄金森诗歌全集送给他。刘昂返校后找到林老师，一起来分享这喜悦。的确，孩子们听到了某种“召唤”。而我相信，这是一种诗歌对生命的召唤。或者说，诗歌将来到这些孩子们中间，寻找它未来的骑手。
一切刚刚开始。林老师为她的孩子们高兴。下一步，她将通过原文与译文的对照，将孩子们更深地引向对诗歌的自觉，让孩子们去体会“Poetry is what gets lost in translation”。的确，这句话说得不错，诗歌是在翻译中失去的东西。而从另一种意义讲，“诗歌”也是一种在僵化的教育中失去的东西。因此，林老师所做的一切，与其说是施予，不如说是“恢复”，是拂去蒙在心灵上的积尘，让它向着诗歌敞开。“教育不在于给予什么 在于打开 就像诗 给我们第三只眼”，这是林老师自己的话。在我看来，这是对素质教育、对文学启蒙最好的理解与实践。孩子们没有辜负林老师的心血。在诗歌的引导下，他们意识到自己的心灵，也重获了自己的语言。他们的诗包含了真正的诗的幼芽，已和那些在中、小学黑板报或宣传栏中常见的“表态诗歌”或“节日诗歌”有了质的区别。也可以说，在他们的诗中，迸发出了那些“教育家”们意料不到、也难以想象的东西。而这正是希望所在：因为这样的诗歌指向未来，也通向未来。
上个学期放寒假时，林老师说她和她的孩子们用狄金森的一首诗互说再见。现在，林老师给我找出了这首诗：
殉理想的诗人，不曾说话——
把精神的剧痛在音节中浇铸——
当他们人间的姓名已僵化——
他们在人间的命运会给某些人以鼓舞——
殉理想的画家，从不开口——
把遗嘱，交付给画幅——
当他们有思想的手指休止后——
有人会从艺术中找到，安宁的艺术——
我非常感动。一种在这个时代甚至在所谓“诗坛”早已失落的诗歌精神，在一个不为人知的中学老师和她的孩子们中间又被重新点燃起来。这使我没有理由为诗歌悲观，也没有理由为汉语的未来悲观。我想，我们同样可以用这样的诗同那些为我们的内心所不能接受的一切说“再见”了，因为我们的生命、我们所要从事的工作，已被某种不死的精神所照亮。
二〇〇〇二年三月二十三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