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19世纪以降，来华的基督教新教传教士为达到顺利传播基督福音的目的，在面临清政府禁教的政策环境和汉语学习的困境下，通过延聘中国教师讲课、多渠道习练汉语、参与政治经济事务和社会调查、求购中文书籍等多种方式获取汉语与中国文化知识，进而编纂出版大量汉英、英汉双语词典，形成晚清传教史、出版史、跨文化交流史上独特的社会文化现象。这些词典参考了几乎涉及所有部类的中国古代典籍文献，展示和介绍了极其丰富的中国文化知识，体现了对中国文化既褒扬又批评的文化观念，但其基调是基督教文化中心论。传教士获取汉语与中国文化知识、编纂出版双语词典，反映了传教士献身基督福音传播以使中国基督化的强大精神动力和西方殖民主义大行其道背景下传教士的国家利益考量，同时欧洲的语言学科特别是词典编纂领域的丰富成果、传教士的现代教育背景也发挥了重要作用。
关键词：传教士;汉英英汉双语词典;汉语;中国文化知识;
19世纪以降，在基督教复兴运动的强力推动下，以1807年英国伦敦会传教士马礼逊(RobertMorrison)来华为肇端，大批基督教新教传教士联翩东来，至19世纪60年代中期，英、美等国31个基督教新教差会共派出338位传教士，形成近代早期基督教新教在华力量格局。1为达到顺利传播基督福音的目的，传教士迫切需要学会汉语、了解中国的社会与文化，以便与当地民众沟通交流。在此背景下，以传教士为主体编纂的工具书——汉英、英汉双语词典应运而生，其整体数量和个体规模皆蔚为壮观，形成近代中国传教史、出版史和跨文化交流史上独特的社会文化现象。2与一般单纯的语言工具书不同，这些双语词典蕴含着极其丰富的中国文化信息，向迫切需要学习汉语、了解中国的来华传教士乃至域外西人呈现了博大精深的中国文化，堪称一部部有关中国文化的百科全书。
然而，作为来华前对汉语与中国文化知之甚少的外国传教士，他们来华后面临着怎样的学习环境?获取这些知识的途径与渠道如何?所获知识的来源何在，在词典中有哪些呈现?双语词典中介绍和传递了哪些中国文化知识，其对中国文化概念、知识的释义和解读反映了编纂者怎样的中国文化观念?其以双语词典编纂活动为中心的汉语与中国文化知识获取行为，体现了传教士怎样的宗教与政治利益考量?厘清这些问题，对进一步探究基督教传教士早期在华活动史、出版史及近代中国文化对外传播史无疑有着重要的学术价值。
一、早期来华传教士面临的政策环境
康熙末年以来，清政府厉行禁教政策。1721年，康熙帝禁止天主教在华传教，谕令“西洋人等小人，如何言得中国之大理……以后不必西洋人在中国行教，禁止可也，免得多事”。3此后，清政府实行更为严厉的禁教政策，1723年闽浙总督觉罗满保以“西洋人在各省，起盖天主堂，潜住行教，人心渐被煽惑”为由，奏请“将各省西洋人，除送京效力外，余俱安插澳门”。4雍正帝准其奏请，下诏驱逐来华耶稣会士至澳门。
而1759年发生的“洪仁辉事件”更强化了清政府的中外隔绝政策。洪仁辉(JamesFlint),英国人，时任英国东印度公司汉语翻译。1759年7月，他乘英国商船北上天津，向清政府状告粤海关官员对外商敲诈勒索、贪赃枉法，请求乾隆皇帝主持公道，同时请求改变只开广州一口的贸易禁令，增开通商口岸。清政府的处理结果是：将粤海关监督李永标革职流放、抄没家产，但英商增开通商口岸的诉求被悉数驳回，洪仁辉被关押在澳门，三年后遭驱逐出境。清政府为防范此类事件重演，出台了《防范外夷规条》(即“防夷五事”),涵括外商不准在广州过冬、严禁外人“雇请汉人役使”等规定。5洪仁辉事件成为清政府进一步强化闭关锁国政策的契机。
清政府严禁外国人雇佣中国人，包括严禁中国人教授外国人汉语，对于不允许外国人学汉语，清政府也有明确规定。其时，英国洋行大班布朗(HenryBrown)向两广总督长麟请求允许英商向广东人学习汉语，长麟批复称，“现今通事买办，即系内地民人，尽可学话，不必另多雇内地民人教话，致与定例有违”6,明确予以拒绝。不仅如此，清政府也严厉禁止外国人购买中文书籍，“内地书籍例不出洋，近日汉奸多为购书”,实不能允。7
上述政策环境，显然难以满足近代早期来华传教士急于尽快掌握汉语与中国文化知识的热切期待：一是他们学习、活动的范围只能局限于澳门及南洋一带。如，马礼逊初到广州时不敢以英国传教士身份示人，只能寄居在以前的法国商行、时为美国货商米尔纳(Mr.Milnor)的住所。8卫三畏(SamuelWellWilliams)初到广州时也只能以贸易商的身份住在广源行。9二是他们极难聘请到合适的中国教师。熟悉马礼逊在华情况的美国人威廉·C.亨特曾记述：马礼逊在广州时“不得不晚上学习中文，并将房间的灯光遮蔽，以保护自己的中文教师”。10马礼逊自己也有记载：“中国政府是绝对禁止任何中国老师教授外国人中文的。”11卫三畏在记述自己学习汉语的过程时也谈到：“那些日子里最大的困难就是找不到合适的人教我们中文”,后来请到的中文老师“每次来时总是带着一只外国女人的鞋并将它放在桌子上，这样一旦有他害怕或不认识的人进来，他就可以假装自己是一个给外国人做鞋的中国师傅”,一连几个月都是如此。12三是购买中文书籍困难。马礼逊初到广州后，在致伦敦会司库哈德卡斯特(JosephHardcastle)的信中写道：“现在仍不知道我能在广州居留多久，我买了少量的中文书和纸笔。中文书是买不到的，都是偷偷摸摸弄来的。”13卫三畏也曾抱怨：“用来帮助学习这门语言的书籍跟使用这门语言的机会一样少，所以我的进步很慢。”14
需要指出的是，鸦片战争特别是第二次鸦片战争后一系列中外条约的签订，促使清政府逐步改变了对外政策。来华传教士面临的政策环境与文化生态发生重大改变，学习汉语与中国文化知识也不再困难，甚至“一些身居高位的中国官员”主动把珍贵的中文书籍借给传教士“作为参考”。15“学习中文不再需要被看作无望的工作，在中国各地随处可见能说各种方言的人(指外国人——引者注),有些人的确说得很好，甚至很难与真正的中国人相区别。”16汉英、英汉双语词典的编纂出版也由此呈现繁荣的局面。
二、汉语与中国文化知识获取途径
禁教、闭关政策给近代早期来华传教士学习汉语与中国文化知识带来严重的困难，而迥异于西方语言的汉语本身，客观上也给这些来华传教士造成了极大的学习困难。对此，他们后来在双语词典导论或序言中均有细致描述。
在近代早期来华传教士看来，汉语是一种“可怕的语言”“困难的语言”(卫三畏)、“奇怪的语言”“难度较高的语言”(罗存德)、“难以学会的语言”(卢公明),掌握这门语言“几乎是不可能的”(卫三畏)。他们认为，汉语学习难度主要体现在其区别于欧洲语系的特征：一是汉语是一种象形与表意文字，重字形字义，结构复杂，不同于西方的拼音文字，而西方人把学习汉语的精力过多地放在语音语调上，未能分清主次；二是汉语有十分丰富的表达方式，一个英语单词对应数个甚至十数个以上等义汉语词汇，而有时在欧洲语言中又很难找到与汉语完全对应的词汇，这无疑增加了西方人学习的难度；三是官话与方言存在重大区别，而官话又有“北官话”(北京话)、“南官话”(南京一带的下江官话)之分，方言则有粤方言、闽方言、吴方言、蜀方言等多种之分，“每个汉字都奇特地具有不同的声调”,此外还存在发音上的“送气音”和“不送气音”的区别，而在西方人听来却几乎相同；四是汉语存在书面语与口语的不同，这在以往辞书和其他著作中很难寻找；五是汉语是一种非常古老的语言，悠久历史中留下的文献资料浩如烟海，而由于西方人与中国人在文化背景如风俗习惯、思维方式、知识结构上有很多不同，对很多汉语词汇的理解都会有偏差，无疑进一步增添了学习掌握汉语知识的困难；六是中国书籍没有标点符号，难以阅读。17
尽管学习掌握汉语如此困难，但近代早期来华传教士在传播基督福音的强大动力下，以常人难以想象的毅力攻克了汉语学习难关。
域外人士学习汉语与中国文化知识，首先离不开专业或专职的中国老师，这在传教士的相关记述中有或多或少的记录。马礼逊回忆录中就曾提到过他有多位中文老师，如在伦敦教他中文的容三德，他到达中国后延聘的官话口语老师、天主教徒容阿沛，教他广州话的李先生，既当他的中文老师又充当助手、帮助他“制造工整的木刻字模”的蔡兴，专门教“孔夫子书”的高先生等。18在当时的环境下，能聘请到这么多中国老师，并非一件容易的事情。马礼逊及伦敦会为此支付了高额的经济报酬。其他早期传教士虽未能就自己学习汉语与中国文化知识的过程留下较多记述，但中国老师同样起到重要作用。如麦都思(WalterHenryMedhurst)、郭实猎(CharlesGutzlaff)在进入中国内地前，曾长期在马六甲、新加坡、巴达维亚、暹罗等南洋各地活动，他们的汉语官话及福建方言就是向当地华侨老师学习的。19又如卫三畏，他回忆1833年刚到中国时，就“找到一位文化教养颇为深厚的老师”教自己汉语；1849年，他还曾从领到的1300美元的传教津贴中专门拿出一部分“雇一个家庭教师”20;他在1844年出版的《英华韵府历阶》(EnglishandChineseVocabulary,?intheCourtDialect)序言中也明确提到，在学习汉语及编纂词典过程中，他“经常聘用的本地教师们也给予了热情的帮助”。21再如卢公明(JustusDoolittle),1850年甫到福州，就立即请中国老师教汉语官话和福建方言。他在当时写给美国公理会总会秘书的信中说：“1850年6月10日，我聘请一个当地的老师作为我的家庭教师，开始学习中文。”22正是由于个人的艰苦努力和中国老师的多方帮助，近代早期来华传教士的汉语与中国文化知识水平突飞猛进。
在向中国老师学习的同时，传教士们还利用日常生活、诵经布道等多种机会来习练汉语，了解中国文化。马礼逊经常用刚学会的汉语与中国佣人日常交流，每逢礼拜天就与他的中文老师和中国佣人一起参加礼拜，诵读中文《四福音书》,有时还用广州土话证道和祈祷。他还有意识地与来访的中国官员用中文交流。23麦都思也利用每天巡查布道站所办几所学校的机会，主动与华侨师生会话交流。每周他还在马六甲镇上四个场所用中文宣讲，与听众谈话互动。24卫三畏更是“在散步的过程中常常和当地的中国人聊天”,他说“散步时我们常常在中国人中间走动，在他们的店铺里或路边和他们聊天”;有时甚至在乡村的打谷场上与“扫米粒的男人”交流并赠送宗教书籍，还会受邀到中国人家中休息；有时还主动参加中国人的晚宴，在交流饮宴中练习汉语，并了解熟悉中国的餐饮文化。25
近代早期来华传教士还积极参加各种经济、政治等事务性活动和社会调查，作为深入了解和熟悉中国社会与文化的重要途径。马礼逊曾长期担任英国东印度公司的中文翻译，参与了大量中英贸易交涉事务，这对其提高汉语水平和观察了解中国社会及其风俗习惯大有裨益。1816年，马礼逊作为阿美士德使团的译员随团访问北京，途经广东、直隶、山东、浙江、江西、江苏六省，领略了直隶“广阔的平原”和大运河、鄱阳湖、黄河、扬子江等江河湖泊，也见识了中国的农田、农舍和园林以及佛教的庙宇、回教的清真寺等宗教场所，还经过了孔子的诞生地，并参观了朱熹曾讲评四书的江西庐山白鹿书院，特别是经历了英国使团觐见中国皇帝的曲折历程，了解了中英围绕觐见礼仪问题所展开的政治文化冲突。26作为随团译员，马礼逊的工作成果寥寥，但作为一名汉语与中国文化知识的学习研究者，他此次北京之行收获巨大。
郭实猎更是热衷于参与英国对华经济、政治事务。郭实猎在南洋华侨中开展传教活动并初步掌握汉语后，1831年开始进入中国内地，先后以东印度公司译员、医生及驻华英国使团汉语秘书等身份多次北上考察。为了取得更好的考察效果，郭实猎甚至取中国名字，穿中国服装，并先后到达厦门、台湾、福州、宁波、定海、上海、天津等地，利用给中国民众散发宗教书籍和治病的机会，广泛了解各地民俗风情和经济社会情况。在天津，郭实猎曾应邀到一位福建商人家里过中秋节；在上海，他曾违规进入城内活动，并到宝山、吴淞、崇明一带活动。27这些活动，虽为殖民主义者所利用，但对郭实猎成长为一名中国通、中文著述最多的新教传教士有重要作用。
长期在福州一带传教、生活的卢公明，为学好汉语与中国文化，一方面请中国老师教授官话与福州方言，并通过用当地方言诵读圣经、唱歌和祈祷的方式习练汉语；另一方面特别注重对福州社会、文化的考察，举凡当地的各种习俗风尚、民间信仰、俚语俗谚、联句等，皆在其关注研究之列。他还利用到天津、上海短期传教、居住的机会，搜集天津、上海地区的很多民间谚语。这些成果被卢公明吸纳进他著名的双语词典《英华萃林韵府》(VocabularyandHand-bookoftheChineseLanguage,?RomanizedintheMandarinDialect)和英文著述SocialLifeoftheChinese(《中国人的社会生活》)中，成就了他域外传播中国文化的业绩。
早期传教士来华时尚处于清政府禁教时期，他们在华显然无权以宗教人士身份进行社会与文化考察活动。但通过介入和参与东印度公司及西方殖民政府的对华经济、政治活动，传教士们达到如下目的：一方面直接服从服务于西方殖民政府及垄断对华贸易的域外企业的政治经济利益；一方面有利于扩大在华传教事业，为将来开辟教区、设立教堂、发展信徒奠定基础，同时也是赚取个人经济收入的重要手段。正是通过介入、参与这些政治经济事务和相关的社会调查活动，传教士们获取了更多的汉语及中国社会文化知识，这也成为他们学习、了解、掌握中国文化的另一重要渠道。这里，其获取中国知识的过程叠加了传教利益、殖民利益的考量。
学习掌握汉语与中国文化知识，中文书籍是必不可少的学习材料，大量求购中文书籍成为近代早期来华传教士另一件孜孜以求的重要事情。马礼逊、卫三畏的经历最有代表性。马礼逊在华期间正值清政府厉行禁教政策，严禁外国人购买中文书籍。尽管如此，通过委托中国人代买等方式，马礼逊陆续购买、积累了大量中国书籍。从1807年初到广州后买到第一部重要的中文书籍、“由满洲人所编”32册的《康熙字典》,到1809年12月，马礼逊已购置了包括“中国的经典作品、天文、地理、律例、历史、宗教、解剖学和中医学等”在内的1229册中文书籍。到1823年3部6卷《华英字典》全部编纂完成出版时，马礼逊收藏的中文书籍已达上万册，“其中很多书得来不易”,“有些书是罕见的珍本”。28卫三畏1845年回国休假时曾赴欧洲游历，在巴黎特意参观了法国皇家图书馆，对那里“极其丰富”、许多“在中国也难以买到”的中文藏书极其艳羡。他通过多种途径，也收集了包括满文书在内的许多中文图书。当编纂词典时，卫三畏就常常与中国助手和当地学者从这些书中“寻找例句”。29传教士购买、搜集的丰富中文书籍，成为他们获取汉语与中国文化知识极为重要的教材，也成为编纂双语词典无可替代的中国典籍来源。
三、双语词典的中国典籍来源
近代早期来华传教士通过多种途径获取的汉语与中国文化知识，成为其双语词典编纂出版的利器。其编纂体例与方法，乃至汉字词目的释义，就参考借鉴了中国的字书、韵书等传统辞书；而书中汉字词目所举例证(包括词汇、短语和句子),则涉及中国古代典籍的几乎所有部类和丰富文献。
中国的辞书典籍源远流长，著述众多，传统上归入经部小学类，其中《尔雅》《广韵》《说文解字》《康熙字典》等为中国传统辞书代表之作，是中国文化的重要载体。传教士的双语词典编纂实践显然继承了中国辞书编纂的悠久传统。马礼逊在《字典》(ADictionaryoftheChineseLanguage)导论中曾广泛提及中国传统辞书，对包括《说文》《字汇》《切韵》《唐韵》《广韵》等在内的字书韵书，结合汉字结构、读音，阐述其源流沿革，如数家珍，尤其对集传统辞书典籍大成的《康熙字典》的成书过程、特点、优长与不足加以论列，彰显了他对中国辞书文化的熟稔。他在词典的宏观结构上遵循了《康熙字典》的汉字部首排列法，对收入《字典》的4万多个汉字，按照汉字的214个部首及笔画顺序进行编排。对《康熙字典》于《字典》编纂的基础性作用，马礼逊明确指出：“我所编的字典是以《康熙字典》为基础，第一部中收录的字数和排列参照了《康熙字典》。”此外，字目的释义和例句的一部分也来源于该字典。30马礼逊的《五车韵府》,其书名、所收的12674个韵字字目及其编排方式，直接取自明末学者陈荩谟所著《元音统韵》中的《统韵》部分(此部分被后人独立成书，名为《五车韵府》)31,其贡献在于为西人学习汉语提供了更为习惯和便捷的音检系统，即按照汉字读音的罗马首字目顺序排列的编排方法。关于二者间的文献联系，马礼逊明确说，“这部字典的主要来源《五车韵府》是由陈先生(ChinSee-sang)编辑的。据说他将毕生的时间花在收集该书的词汇上”,“《康熙字典》中有很多部分源于该书”。32麦都思的《福建方言字典》(也译为《福建土话字典》,ADictionaryoftheHok-KeenDialectoftheChineseLanguage)采用了福建方言读音、汉字、汉字英文释义、中文例证(包括福建方言注音和官话注音)的编排方式，其体例充分借鉴了福建本地的辞书。麦都思承认，该词典“是在一部本土的福建方言字典的基础上编纂而成的，这部字典出版于1818年，书名是《十五音》,内容包括读书音和白话音的准确读音和声调”。33卫三畏的《英华分韵撮要》(ATonicDictionaryoftheChineseintheCantonDialect)也“参考了前人编写的词典”34,《汉英韵府》(ASyllabicDictionaryoftheChineseLanguage)则是对《英华分韵撮要》“整体上的修订”,而“调整词条的基础”是清人樊腾凤编纂的《五方元音》,同时参照了《康熙字典》的部分内容，“词源上的定义”则来源于“1787年出版的《艺文备览》”,引用的大量短语来自“10卷的《佩文韵府》和120卷的《骈文类编》”。35可以看出，近代早期传教士编纂的双语词典，系统运用和呈现了中国传统辞书在编排方式、体例、汉字读音与释义、例证引用等方面的成熟经验，使以英语为母语的西方学习者在初得汉语学习门径时，就充分领略了中国的辞书典籍与辞书文化。
关于近代早期传教士双语词典例证中所呈现的中国文献语料来源的丰富性，词典文本正文内容更足资证明。本文从其时马礼逊、麦都思、卫三畏等几位主要词典编纂者的词典作品中各选取一部，加以分析说明。
首先来看马礼逊的《字典》。它是《华英字典》最重要的部分，共3卷，分别出版于1815年、1822年、1823年，其篇幅占整部《华英字典》的3/5。检视其正文内容，可以看出其每个汉字字头下罗列的汉语词汇、短语、例句，包含着海量的中国文化知识信息，引用了丰富的中国典籍文献。36如引自老子《道德经》的“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第12页);引自《论语》和《左传·昭公七年》的“三思而后行”,“士文伯曰：政不可不慎，务三而已。一择人，二因民，三从时”(第15页);引自《礼记·坊间·曾子问》的“天无二日，民无二王，家无二主，尊无二上，示民有君臣之别也”(第17页);引自戴侗《六书故》的“人生三十而壮有室，始有子，七十而老老而传，大约当世用事者三十年，故以一传三十年为一世”(第21页);引自文康《儿女英雄传》的“牡丹虽好终须绿叶扶持”(第29页);引自《汉书·董仲舒传》的“行高而恩厚，智明而意美，爱民而好士，可谓义主矣”(第30页);引自《礼记·中庸》的“莫见乎隐，莫显乎微，故君子慎其独也”(第38页);引自《后汉书·孔融传》的“小而了了，大未必奇”(第43页);引自《诗经·小雅》的“君子来朝，何锡予之”(第44页);引自《周易》的“日中为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货，交易而退，各得其所”(第53页);引自《孟子·告子章句下》的“君子不亮，恶乎执”(第57页);引自《三字经》的“人之初，性本善”(第60页);引自朱熹《四书章句集注》的“朱子曰：仁者，心之德，爱之理”(第63页);引自《好逑传》的“一偕伉俪，便是白头相守”(第78页);引自《孙子·谋攻》的“用兵之法，全军为上，破军次之，全伍为上，破伍次之”(第79页)。从马礼逊《字典》第一卷前80页中随机挑选16个字头下的16个短语或例句进行查考，涉及的中国典籍就有经部《诗经》《论语》《左传》《孟子》《礼记》《四书章句集注》《六书故》;史部《汉书》《后汉书》;子部道家《道德经》,兵家《孙子》,蒙学类《三字经》,小说家《儿女英雄传》《好逑传》等。引用中国典籍类别之广、文献之丰令人惊叹。
有研究者曾对马礼逊《字典》所引书证及其分布进行考证，发现其中国典籍语料来源有947条。其中引用最多的文献《诗经》,有220条，占总数的23.23%;引用儒家经典8部，例句401条，占总数的42.24%;《史记》《汉书》等史学文献8部，例句108条，占总数的11.4%。此外关于佛教、道教、蒙学、小学等类的中国文献，亦有一定数量分布。37有研究者专门梳理了马礼逊《华英字典》中收集的中国成语和谚语，统计出其中《字典》收集的53个成语，出自中国各类典籍文献40多部。38还有研究者统计，马礼逊《字典》引用中国典籍至少有107部，除转引借鉴自《康熙字典》外，马礼逊参考的中国典籍至少有57部。39这些统计数字是否准确尚待检验，但进一步佐证了马礼逊词典中国文化知识来源的广博性。
再来看麦都思的《福建方言字典》。在这部中等篇幅(正文758页)的词典中，同样包含源自各类中国典籍文献的丰富例证。翻检词典文本，大量熟悉的中文短语、例句映入眼帘：如引自《诗经·关雎》的“乐而不淫哀而不伤”(第2页);引自《论语》的“未能事人焉能事鬼”(第16页);引自《礼记》的“差之毫厘谬以千里”(第24页);引自杜甫《新婚别》的“暮婚晨告别，无乃太匆忙”(第33页);引自《庄子·齐物论》的“庄周梦为蝴蝶”(第34页);引自王勃《滕王阁序》的“落霞与孤鹜齐飞”(第36页);引自《大学》的“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新民，在止于至善”(第44页);引自《东汉观记》的“蔡伦用树皮及敝布、渔网为纸”(第55页)等。据笔者对该词典前50页的不完全统计，其列举的中文短语或例句，出自中国典籍文献多达30余种。引用最多的文献集中于儒家经典，如《论语》,50条；《孟子》,46条；《诗经》,34条；《尚书》,15条；《左传》,13条；《礼记》,12条；《易经》,8条；《大学》,5条；《中庸》,4条；《周礼》,3条；《尔雅》,2条。此外还包括《战国策》《汉书》《东汉观记》《后汉书》《晋书》《唐书》《新唐书》《宋史》等史部类文献，《庄子》《吕氏春秋》等子部类文献，杜甫、王勃、王之涣等人的诗歌和清朝华希闵的《广事类赋》等集部类文献。40对中国古代典籍涉猎之广，同样令人惊叹!
再看卫三畏的《汉英韵府》。该词典是卫三畏编纂双语词典的代表作。为分析其对中国典籍文献的参考引用情况，我们同样对其正文前50页的部分例证进行中国典籍溯源。41如：“泽臻四表”(第16页),引自《后汉书·章帝记》;“宜而子孙振振兮”(第18页),引自《诗经·螽斯》;“朴虽小，天下莫能臣”(第20页),引自《道德经》;“百工惟时，抚于五臣”(第21页),引自《尚书》;“嘉言孔章”(第23页),引自《尚书·伊训》;“顺天者昌”(第26页),引自《黄帝四经》(《汉书·艺文志》曾著录此书，此短语亦见诸元杨梓的《豫让吞炭》及《三国演义》);“左昭有穆”(第31页),引自《礼记·王制》;“三朝汤饼会”(第32页)、“雪花飞六出，先兆丰年”(第35页),引自《幼学琼林》;“仁者安仁，智者利仁”(第38页),引自《论语·里仁篇》;“三车之教”(第39页),引自《华严经》;“蟾宫折桂”(第40页),引自《晋书·郤诜传》;“暮饱眠深栅”“惭愧主人恩”(第42页),引自欧阳修《驯鹿》;“宇宙之江山不改”(第49页),引自《幼学琼林》;“不舍昼夜”“昼尔于茅”(第50页),分别引自《论语·子罕》和《诗经·七月》。可以看出，卫三畏编纂的词典中词条例证对中国典籍的引用，与马礼逊和麦都思编纂的词典有所区别，大致回避了后者惯常参用人们耳熟能详的例证，而选择较少引用的例证，以突出词典的原创性，但引用中国典籍的多样性和丰富性的特征同样鲜明。上述列举的短语就分别来自《道德经》《黄帝四经》《诗经》《尚书》《论语》《礼记》《后汉书》《晋书》《华严经》《幼学琼林》等各类多部典籍。
通观近代早期来华传教士编纂的双语词典，其词条例证或语料来源涉及的中国典籍既包括中华民族的源头性经典、儒家经典及其注疏，也包括大量正史及其他类史学著作，道家、释家、法家、兵家、小说家、蒙学等诸子百家著作，诗文词总集、专集等著作，囊括了中国古籍四库分类法中的经史子集四大部类和几十个二级分类。按照现代学科分类，举凡哲学、宗教、语言、历史、地理、政治、教育、军事、科技、文学艺术等多个门类，皆有涉及。其对中国典籍运用之广泛、充分，堪称极致，彰显了这些词典的中国文化知识百科全书的鲜明特征。
此外，很多双语词典除正文例证所传达的中国文化知识外，还通过附录或文中插入列表的方式介绍了许多中国文化知识，而这些知识显然也大多来自丰富的中国文化典籍。如马礼逊的《五车韵府》第一卷正文后附录了星宿表18页，这些内容在古代的法象志、天文志及《山海经》《淮南子》《史记·天官书》等著述中皆有记载。又如卫三畏的《汉英韵府》中散见各处的列表，包括中国朝代列表、宋元明清皇帝列表、鲁国国王列表、明代皇陵列表、历代帝都列表、官阶标志列表、18个省行政区划表、早期的诸侯国表、姓氏中的复姓、28星宿表、天干地支、甲子图、24节气等，则取材于关涉中国历史文化、天文历法等诸多方面的典籍文献。还有的词典，干脆打破辞书通常的编纂体例，直接在引言或正文中大量列表介绍中国文化知识。如罗存德(WilhelmLobscheid)在《英华字典》第一卷的英文引言中附上“中国历代人口”“广东话音节表”“客家话发音”“官话音节表”等表格。42卢公明的《英华萃林韵府》第三部分亦大量列选诸如“南方方言音节表和字表”“格言警句”“福州、上海和天津谚语”“400条谚语和普通或隐喻词语”“道教用语”“占卜术语”“茶叶名称与品牌”“中国历史年表”等中国文化知识。43这些列表明显参考借鉴了中国方言字典及记述各地民俗民谚、宗教、茶文化等多门类知识的书籍。
上述资料说明，当时在华传教士为学习汉语与中国文化知识，广泛而深入地研读了中国典籍，所言皆有所本。词典呈现的汉语与中国文化知识的丰富性，根源于传教士编纂者掌握和利用的中国文化载体的丰富性。
四、知识呈现与观念宣示
通过对近代早期传教士双语词典编纂体例的梳理，特别是对词典中词目所举大量例证的中国典籍溯源，可以发现传教士所获汉语与中国文化知识的来源及其丰富性。作为中国文化知识的百科全书，这些双语词典为西方读者介绍和呈现了哪些中国文化知识?其对中国文化某些层面或重要领域的评论、解析，反映了怎样的中国文化观?弄清这些问题尤其是后者，对揭示传教士汉语与中国文化知识的认知状况无疑是必要的。综观近代早期传教士双语词典文本，其对中国文化的展示与介绍，至少包括以下内容。
一是汉语言知识。作为主要为包括传教士在内的来华西方人学习汉语与中国文化知识而编纂的工具书，这些双语词典的卷首无一例外都有序言或长篇导论，向西方读者介绍汉语或其中某一方言为何物。之后无论是汉英词典正文中先列出汉字词目再译出英语、给出中文例证，还是英汉词典中先列出英文中心词、再译出中文词汇或短语，词典编纂者通过汉字的注音，中西概念的对译，尽可能详细的释义，足够的例证，为西方读者详尽介绍了中国的语言文字(包括普通汉语或某一方言汉语),并为在词典中解读传播各层面、各领域的中国文化知识打下基础。二是包括中国各派思想、哲学及宗教在内的中国历史文化。在双语词典编纂者看来，掌握汉语与中国文化知识的前提是学习了解中国的历史文化，包括中国的历史、思想及哲学、宗教。因此，词典中收录了有关中国思想、哲学、宗教方面极其丰富的内容，如儒家思想及其发展，佛教内容及其在中国的传播，道教哲学知识等；也大量收录了有关中国王朝及知名历史人物的词汇及相关知识，为西人描绘出一幅幅中国历史文化变迁及思想发展的生动图景。三是中国的制度体系。对中国的官制和科举制度，双语词典进行了详尽介绍。关于官制，内容涉及中国古代官僚体制的设置构架及发展轨迹；而关于科举，举凡中国科举考试的等级、场所、考试内容、科场乱象、科举制度等，都在介绍之列，评论也颇有见地，为西方读者了解认识中国延续千年之久的选官制度提供了极为翔实的资料。四是中国传统教育。双语词典对中国的传统教育进行了细致考察，介绍了蒙学教育、官学教育、私学教育、女性教育等。五是中国的文学艺术。既涉及《三国演义》《红楼梦》等小说名著，也涉及大量中国诗文词、戏曲，还有中国传统音乐及乐器，对西方人了解中国的文学艺术大有裨益。六是中国的物质文明与古代科技。双语词典对中国物质文明与古代科技也给予较大关注，指南针、造纸术、印刷术、火药等发明及丝绸、瓷器、茶叶等独步世界的物质创造均有呈现；中国传统科技知识如中医药、数学、天文学等亦有多方面的介绍。七是中国礼仪风俗与民间信仰。传教士们认为，只有对中国的民间社会文化有所了解，才能更好地开展传教工作，更好地融入中国社会。为此，他们在词典中对包括中国的节庆习俗、婚姻习俗、丧葬习俗、姓氏知识等在内的风俗习惯做了详细介绍。一些方言双语词典特别对各地方的特殊习俗、民间信仰与神明、谚联俗语进行了解读。这些内容突破了过去西方人考察认知中国文化的视角与水平，把对中国文化的关注点拓展到民间习俗文化，深化了“中学西传”的内涵。
结合对中国文化知识的呈现，传教士们或通过词典的序言和导论，或通过词典正文的释义与评论，发表了对中国文化的若干看法。尽管受词典体例限制，这些看法多是一鳞半爪，不够系统完整，但是仍然可以清晰表明他们的中国文化观念。
传教士们对汉语的认知与评论就很能说明问题。尽管他们在习练汉语和编纂词典中充分领略了掌握、运用汉语的难度并有所抱怨，但总体而言他们对汉语言的认知客观充分，诸多词典对汉字的起源与变化过程，汉字的发音、四声、切韵，部首与结构，汉语的表达方式，官话与方言、口语与书面语的不同存在等，都给予细致揭示与解读，并与西方语系进行比较。在此基础上，他们对汉语给予高度评价。一是认为汉语是世界上历史最悠久、使用人数最多的语言。马礼逊在《字典》导论中从仓颉造字，到大篆、小篆、隶书、楷书等的改良；从上古简单的发音，到后来四声、七音、切韵等发声系统的演变，描述了汉语几千年的发展史。44在《五车韵府》序言中，他更是明确指出，“汉语是至今人类知道的最古老、规模最大的语言，它是人口占人类三分之一的五个国家的现行语言”45,没有哪个国家或地区的语言比汉语历史更长，使用人口更多。二是认为由于汉字的象形与表意特征是“用视觉传达思维”,而视觉传播与声音传播比，“既快又直接生动”,“隽秀的汉字书法带着栩栩如生的感觉击中大脑，这种力量和美感是拉丁文无法得到的”。并指出就发挥书写媒体的功能而言，汉语比拉丁文“在某些方面甚至做得更好”。而且由于汉字的稳定性不同于“拉丁文字因时代发音的变化而不断改变它的拼音”,它甚至“在某种程度上对中国的统一是有贡献的”。46传教士认识到汉语与西方语言文字的根本性区别，并对汉语特征大加赞扬。这种认识，与以往耶稣会士将象形文字与字母文字相对立、认为象形文字处于语言文字低级阶段的结论迥然不同，认知显然更客观。三是认为汉语具有丰富的文化内涵。马礼逊指出：“如同其他的语言一样，汉语拥有美丽的诗篇，有趣又有用的史书传记和重要的道德格言。”47麦都思认为，汉语中源自“四书五经、正史和诗篇名作”及“出自小说和一般出版物”的语汇比比皆是，因此，汉语拥有“十分丰富的表达方式”。48卫三畏亦认为，由于悠久的历史，汉语覆盖了极其广泛的文献，很难在欧洲语言中找到与汉语完全对应的词汇；而很多词汇在中国不同地方的用法不尽相同，也彰显了中国文化内涵的丰富性。49传教士从“语言即文化”的角度，深刻体察了汉语蕴含的博大精深的中国文化内容。针对欧洲有人贬低汉语的某些看法，传教士们批评这“是一种无视汉语、偏见狭隘的观点”,是可以“不屑一顾”的。50他们甚至批评，对于这种世界上最古老、使用人口最多的“活的”语言，欧洲宗教界和学术界“竟然茫然无知，这是何等荒谬啊”!51
语言作为记录、支撑、传播具有知识性特征的民族文化的载体，是使用某种语言的民族认识的集中体现，是特定民族历史文化、价值体系、伦理观念的反映。对某个民族语言的认知，一定程度上即对该民族文化的认知。来华传教士在习练汉语和编纂双语词典过程中所发表的汉语观，实际体现了其对中国文化的客观认识与尊重。
传教士对中国文化的客观认识和尊重还体现在他们对中国传统思想的主干——儒家思想的认识上。这首先表现在词典中儒家思想理念内容的大量客观呈现。儒家思想的核心概念如仁、义、礼、智、信、忠、孝、悌、理等，在词典中都有极为细致、翔实的介绍。这说明传教士敏锐抓住了中国传统思想乃至中国文化的重点。不仅如此，他们对儒家思想的评论也颇具真知灼见。如马礼逊评价孔子及其思想时说：“孔子一生涉足政治，其伦理观所关注的社会责任也大多具有政治性。家庭是他的国家乃至整个中华帝国的原型，他的思想体系的根基，不是像‘独立’、‘平等’那样的看不见摸不着的抽象概念，而是‘依附和顺从’原则，例如子女依从父母、年轻的依从年长的等。这些原则始终贯穿于孔子的著作之中，也体现在各种严肃的仪式和各种细微的礼节之中。正是孔子伦理观的这种特性，使得他受到了历朝统治者乃至当今统治者的青睐。这些原则及其体现形式，被灌输到年轻人的头脑中，形成他们的善恶观念；对这些原则和形式进行阐释，就成为那些立志于为官或从政的学子们的主要任务，也成为那些谋求社会地位的有钱人的主要任务，也正是因为这些原则对全体国民的思想意识所具有的强大作用力，才使得中国能把世界上最大规模的人口凝聚在一起。”52结合词典对儒家核心观念的介绍，传教士们对孔子和儒家思想重视人伦特点的分析及其对中国统治者及民众影响的评价，应该说抓住了这一思想体系的要害和关键，评论恰如其分。
结合传教士们在双语词典外发表的相关评论，其对儒家思想表达尊重和积极评价的态度就更加鲜明。如郭实猎明确认为，如果没有儒家经典及其注疏，中国就不会有一种得体的文式；孔子的思想体系经受数千年检验，具有内在的价值，如被真正采纳，战争与叛乱都将停止。53卫三畏对儒家经典与思想的推崇更是溢于言表，他说：“与希腊、罗马哲学家的言论相比，孔子著作的总旨趣是良好的，就它对社会发挥的作用和它卓越的实用性而言，则超过了西方的哲学家。”他还说，与西方其他著作相比，中国的四书五经不仅在文学上兴味隽永、引人入胜，而且还对广大民众的思想产生了深远影响。这些经典的影响，“除了《圣经》,是任何别种著作都无法与之比拟的”。54
思想是文化的内核，对思想的理解与认知，反映了文化观念的深层次认识。传教士对儒家思想的评论，体现了对中国文化的深刻认识，肯定与称颂的意味相当明显。
对中国古代的某些物质发明与科技创造、中国的文学艺术等，传教士们也表示了相当程度的赞扬。马礼逊在描述公元前300年中国人发明毛笔、1世纪蔡伦发明纸张、10世纪开始普及印刷术等史实的基础上，称赞中国的书写“可以将人的思考视觉化，并将它传到人的声音所不能到达的地方，传到天涯海角”。他还称赞，“至于印刷，一个人在一个小时之内就可以达到一千支笔花一整天书写的效果”,相当于“向人类提供了相互交流思想最有力的手段”。55他还在回到英国后的一次演讲中充分肯定“中国拥有自己的文明”,特别是“中国对于自然界的理论、各种产品和作物的说明，药品的鉴定和中医的历史、治病的实践等”,“有大量的书籍可以阅读”;“中国还拥有大量古代和现代文学”,“有诗词、音乐和非常丰富的历史书籍”,“还有大量的文物、方志、戏剧、绣像小说”,而这些，是不需要欧洲“传授”的。56卫三畏则更充分肯定“中国是一个教会我们如何制造瓷器、丝绸、火药，给予我们指南针，展示给我们茶叶的用处”的民族，是一个“文学早于《诗篇》和《出埃及记》”,“而它的读者超过了任何其他民族的作品”,是“现存最古老国度”的民族。57对中国优秀物质成果和丰富精神创造的颂扬表露无遗。
在对中国文化发表正面评论的同时，传教士对中国文化的某些层面亦提出质疑和批评。如对中国官僚体系、科举制度就不乏负面意见。以马礼逊的《字典》为例，其第一卷正文对“官”字的释义极为详尽，占了整整30页。但耐人寻味的是，尽管其对中国古代早期官僚体制的设置构架及历史轨迹做了如此不厌其烦的介绍，但并未发表评论性意见，这和他动辄在词条举证后喜欢发表个人见解的做法明显不同。通过这些介绍，中国“官”文化的复杂性跃然纸上。除官制外，马礼逊《字典》对中国科举制度的阐释也十分详尽，在“学”字头下对中国科举的介绍有26页，其中对中国千余年来实施科举制度目的的评述颇值得关注。他说，“无论对中国政府还是对文人群体来讲，科举考试的目的都不是丰富人类的知识”,“政府的最终目的是让这些优秀人才或天才为我所用，统治这个国家”。58这一观点与启蒙运动时期欧洲思想家对中国科举大唱赞歌明显不同，批评的意味显而易见。批评尤其激烈的是，传教士在肯定孔子与儒家思想重人伦的同时，也否定了其轻神伦的思想倾向。在基督教宗教观下，传教士们无一例外对中国盛行的迷信与偶像崇拜加以批判和贬斥。马礼逊在《华英字典》全部编纂出版后的一次演讲中说：“中国古代先贤孔夫子不承认天国的存在，也不承认人们对造物主应有的责任。他对人死后并无任何教训，对人类思想既不给予恐惧，也不提出任何盼望。他对人的身后既无赞扬，也无指责。……这种无神论的思想，成为中国公众信仰的基础”,导致“骄傲和不敬神”及“迷信偶像”,使中国人成为“昏头昏脑的偶像崇拜者”。59罗存德则认为中国人普遍信仰的偶像是极为僵化、应当“摒弃的”。60卢公明在记述的福州民间信仰的繁杂性与多神性特征后，批评中国“没有哪一个崇拜对象能够让信徒变得更纯洁、更正直、更诚实、更有德行或更虔诚”61,论证了中国人的“异教”环境及用基督教改造此环境的终极目标。卫三畏更是对中国人的偶像崇拜表示厌恶，认为“中国实际上是一个异教和半文明的国家”。62此外，传教士也普遍批评中国人重现世，轻来生。对中国文化的批评性意见所在多有。
综合来看，近代早期来华传教士在客观呈现汉语与中国文化知识的同时，对中国文化发表了许多观点，其中有尊重与称颂，也有批评与贬斥，但其基调是基督教文化中心论。
五、传教士获取中国知识的根本动因
近代早期来华传教士作为中国文化的陌生“他者”,他们以双语词典编纂活动为中心的获取汉语与中国文化知识的行为无疑是十分成功的，其背后反映了传教士宗教利益考量和西方殖民主义大行其道背景下传教士的国家利益考量。
关于学习汉语知识、进行词典编纂的宗教利益考量，传教士们发表过大量言论。马礼逊在日记、书信中就多次表述这一想法。他在1806年3月来华前的一篇日记中说，“我必须多读圣经，勤学中文，为了将来能带领中国人归向耶稣基督”。在1807年3月来华途中的日记中，他又说：如果希望“上帝能把门打开，把荣耀的福音传入中国大地”,“工具是必须要运用的”,只要“恰当地使用”中文知识，“就可为在中国传扬福音获得更多的成就”。他在1822年写给伦敦会的信中更明确地说：要达到在中国传播基督福音、使异教徒“能抛弃撒旦而归向上帝”的目的，“学习当地语言文字乃是必不可少的手段”,而要学好汉语，“有一部好的字典来解决学习中文的困难”是“多么需要”!63罗存德在《英华字典》第一卷序言中同样表达了词典编纂服务于宗教目的的思想，他说：“希望字典成为一种激励当地人努力在文明的进步以及培养友爱的进程上追赶西方民族的手段，并且能够激发他们对于将自己提升到西方民族的水准的渴望。”更重要的是，有助于激励他们摒弃异教迷信和偶像崇拜。64卢公明也曾说：“当一个传教士让自己植根于一个民族中时”,“必须彻底掌握他们的语言”,“使自己不仅能在普通的交谈中应用，还可用于查阅图书馆的藏书，阅读书籍”。他希望通过传教士在词典编纂上的努力，“砸开那道拒绝天国中的居民与一切说英语的人交往的障碍之门”。65说到底，在传教士看来，词典编纂服务于以基督教改造中国、使中国人皈依耶稣基督的根本目的。因此，他们以双语词典编纂为中心获取汉语与中国文化知识的举动，完全是基督宗教热情支配下的文化实践。
同时也应该看到，近代基督教与殖民主义者相偕而来，二者相互利用。殖民主义的扩张活动为基督教传播开辟前景，基督教将殖民掠夺和征服活动神圣化，甚至本身就是殖民主义行径的参与者。近代早期来华传教士不仅直接参与英美等母国的政治经济活动，为母国国家利益最大化尽心竭力，而且将学习中文、编纂词典等文化活动视为裨益于其国家利益的有效手段。马礼逊在1824年写给狄特律牧师(Rev.J.Dealtry)的一封信中谈及学习中文对英国的好处，他说：“英国正在逐渐占领接近中华帝国的领土”,并且“已和中国有着非常有价值的贸易往来”,因此，培养懂得中文、“能阅读中国大量的自古及今的各种出版物”的人才是非常必要的。他建议在英国国内大学里开设中文讲座传授中文，以达到既利于传教也利于中英政治经济交往的双重目的。66
为便于域外或来华西方人学习汉语、了解中国知识，双语词典问世后，相当一部分寄赠欧美国内或其在华机构。马礼逊在1816年1月1日写给伦敦会的书记柏德牧师的信中说：为了使伦敦会看到双语词典编纂“这一巨大工程”是“推进在中国的传教事业上的又一步”,“本季度印好的第一批《华英字典》我将寄送数部给你和哈德卡斯尔保存”。《华英字典》第二部《五车韵府》1820年出版后，马礼逊又给伦敦会寄送若干部。1824年，回国述职度假的马礼逊，又将刚刚出齐的一套3部6卷《华英字典》送给正在开会的伦敦会年会，为此“全体参会人对他表示了最热烈的感谢”。67除伦敦会外，花巨资赞助《华英字典》出版的东印度公司，在词典出版后也拿到相当一部分书。据东印度公司记载，马礼逊《字典》(《华英字典》第一部)第一卷出版后，马礼逊自己购买了500本，澳门东印度公司保留100本，送往伦敦东印度公司总部600本。68麦都思《福建方言字典》的问世历尽艰辛，其中澳门东印度公司、美部会、卫三畏等机构与个人对该书出版均有贡献，因此该书1837年出版后，尽管仅印刷了284册(一说300册),但还是拿出24册赠送了澳门东印度公司。69罗存德还曾献给奥地利皇帝自己所编纂的一套4卷本《英华字典》,现收藏于奥地利国家图书馆。70在美国东方学会图书馆(现坐落于耶鲁大学斯特林纪念图书馆内)收藏的早期汉学图书中，有美国公理会牧师捐赠的麦都思编纂的《汉英字典》,美国首位来华传教士裨治文(ElijahColemanBridgman)捐赠的自己编纂的《广东土话读本》,传教士高德(JosiahGoddard)捐赠的自己所编的《汉英潮州方言词汇》,以及俾列利查士威林捐赠的麦都思编纂的《福建方言字典》等大批双语词典。71卫三畏的《汉英韵府》则成为美国来华外交人士的必备参考书。在服务于传教活动的同时，这些双语词典实际成为西方各界人士了解中国知识、处理中国事务的重要工具，为西方的对华政治经济利益发挥了重要作用。
此外，在探讨传教士编纂双语词典方面取得可观成就的原因时，也应看到欧洲现代语言学研究领域特别是词典编纂领域的丰富成果、传教士的现代教育背景所发挥的重要作用。
欧洲的现代语言学起步早，拥有较成熟的学科体系和理论体系，这使得传教士能运用这些知识分析汉语现象，并通过与母语的比较揭示汉语的特征。这在传教士编纂的汉英、英汉双语词典的序言中得到充分体现。尤其在19世纪新教传教士来华前的近三百年时间里，在大航海开辟远东航路、耶稣会士大批东来、中西文化交流渐次展开的背景下，包括入华耶稣会士和欧洲本土学者在内的西方人士持续掀起一股汉语研究热潮，对汉语语音、汉字、语法等各方面的认识逐步加深，涌现出极其丰富的汉语研究成果，其中尤以耶稣会士的汉外辞书手稿最为突出。有学者统计，在1575—1800年，耶稣会士曾编过60多种汉语或汉外对照类辞书。72还有学者对梵蒂冈藏17—18世纪的汉外字典手稿进行考证，发现这些汉外字典手稿中具体编纂信息可考者有14部。73这些汉外字典手稿影响较大者，如罗明坚(MicheleRuggieri)与利玛窦(MatteoRicci)合编的《葡汉词典》、金尼阁(NicolasTrigault)编的《西儒耳目资》、叶尊孝(BasilioBrollodeGlemona)编的《汉拉词典》等，成为马礼逊等新教传教士编纂汉英、英汉双语词典的域外重要汉语知识来源之一。这在他们编纂的词典序言中同样有清晰表述，也充分证明了文化发展中积累与传承的重要性。
传教士本身具备的现代教育背景，亦为其深入地获取汉语与中国文化知识、编纂出版双语词典奠定基础。从西方的教育发展史看，教会一直是欧洲教育的中心，教会办教育由来已久。直到近代，欧美的许多大学都是由教会创办的。来华传教士大多在这些学校接受过现代高等教育，具有多学科的知识背景。如马礼逊，来华前曾在伦敦的霍克斯顿神学院学习，并在高士坡传教学院深造，期间还曾花大量时间跟老师学习拉丁文、希腊文、医学、天文学知识；郭实猎，曾入柏林传教士学院学习，亦曾一度学习阿拉伯语、土耳其语；裨治文，接受过阿默斯特大学及安多弗神学院的双重教育；卫三畏，毕业于特洛伊塞勒学院，后又用长达半年的时间学习印刷和书籍制作；罗存德，在德国礼贤会的神学院学习过神学和医学；卢公明，在纽约州的汉密尔顿学院学习，毕业后进入奥本神学院学习，先后接受8年高等教育。74从教育背景看，来华基督教新教传教士既接受了系统的宗教教育，陶铸了宗教热忱，又接受了较深入的现代学术训练，培养了良好的科学与人文素养。
注释
1伟烈亚力著,赵康英译:《基督教新教传教士在华名录》,“作者前言”,天津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4—8页。以传教运动的发展规模及其对中西跨文化交流的影响论,可大致将晚清时期中国的传教史划分为前、后两个阶段,其转折点即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天津条约》及之后《北京条约》的签订,此后中国内地和沿海城市全部向传教士开放,传教运动进入快速发展时期。本文涉及的传教士,来华时间均在前一个时间段,本文称之为“近代早期”。
2从1815年马礼逊出版规模宏大的《华英字典》第1部第1卷起,至19世纪六七十年代,在半个世纪时间里,传教士编纂的汉英、英汉双语词典多达20余种,既有普通双语词典,也有粤方言、闽方言、吴方言等汉语方言—英语双语词典。其中,马礼逊《华英字典》3部6卷,4500多页;罗存德《英华字典》4卷,2000多页;其他词典多为几百页至一千多页不等。词典大多注重体例,收词广泛,规模惊人。近十余年来,晚清双语词典研究引起学术界更多关注,涌现一批新的研究成果。其中沈国威及其团队对代表性双语词典的解题、数据库建设及对词典序言的翻译,嘉惠学术界良多。此外,高永伟对罗存德、卢公明、鲍康宁等传教士编纂词典的系列研究,杨慧玲对19世纪汉英词典谱系的研究,苏精对早期传教士与中文印刷及麦都思福建方言字典出版过程的研究,以及部分学者对传教士及其文字事功的研究,呈现出多侧面成果,值得关注。
3《康熙朱批〈禁约〉》,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清中前期西洋天主教在华活动档案史料》第1册,中华书局2003年版,第49页。
4《浙闽总督满保题报饬禁愚民传习天主教本》,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清中前期西洋天主教在华活动档案史料》第1册,第56页。
5《两广总督李侍尧奏陈粤东地方防范洋人条规折》,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等编:《明清时期澳门问题档案文献汇编》(一),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37—340页。
6《粤督批英商啵啷所禀十一事件》,许地山编:《达衷集(鸦片战争前中英交涉史料)》,商务印书馆1931年版,第169页。
7《东华续录》,道光二十三年,王先谦、朱寿鹏撰:《东华录·东华续录》第7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版,第456页。
8马礼逊夫人编,顾长声译:《马礼逊回忆录》,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41页。
9卫斐列著,顾钧、江莉译:《卫三畏生平及书信:一位美国来华传教士的心路历程》,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21页。
10威廉·C.亨特著,冯铁树译:《广州“番鬼”录》,广东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44页。
11马礼逊夫人编:《马礼逊回忆录》,第105—106页。
12卫斐列:《卫三畏生平及书信:一位美国来华传教士的心路历程》,第20页。
13艾莉莎·马礼逊编,杨慧玲等译:《马礼逊回忆录》上,大象出版社2019年版,第125页。
14卫斐列:《卫三畏生平及书信:一位美国来华传教士的心路历程》,第21、20页。
15罗存德著,海晓芳译:《英华字典·第四卷序言》,沈國威編:《近代英華華英辭典■題》,関西大学出版部2011年版,第96页。
16翟里斯著,孙晓莹译:《华英字典·第一版序言》,沈國威編:《近代英華華英辭典■題》,第180页。
17关于早期来华传教士对汉语的认识,参见《字典·导论》(马礼逊著,朱凤译)、《英华字典·序言》(麦都思著,韩一谨译)、《英华分韵撮要·序言》《汉英韵府·序言》(卫三畏著,鲜明译)、《英华字典·第一卷序言》《英华字典·第四卷序言》(罗存德著,海晓芳译)等,沈國威編《近代英華華英辭典■題》,第24、26、27—28、58、75、81、82、95页。
18马礼逊夫人编:《马礼逊回忆录》,第20、42—43、47、50、60、81页。
19伟烈亚力:《基督教新教传教士在华名录》,第31、67页。
20卫斐列:《卫三畏生平及书信:一位美国来华传教士的心路历程》,第20、93页。
21卫三畏著,鲜明译:《英华韵府历阶·序言》,沈國威編:《近代英華華英辭典■題》,第70页。
22JustusDoolittle,TheDiaryofJustusDoolittle(卢公明日记未刊手稿),美国汉密尔顿大学图书馆藏。转引自林金水、吴巍巍《传教士·工具书·文化传播——从〈英华萃林韵府〉看晚清西学东渐与中学西传的交汇》,《福建师范大学学报》2008年第3期。
23马礼逊夫人编:《马礼逊回忆录》,第44、68、87页。
24苏精:《麦都思〈福建方言词典〉出版的曲折历程》,《中国出版史研究》2016年第3期。
25卫斐列:《卫三畏生平及书信:一位美国来华传教士的心路历程》,第54、40、26页。
26马礼逊夫人编:《马礼逊回忆录》,第123—127页。
27伟烈亚力:《基督教新教传教士在华名录》,第67—68页;顾长声:《从马礼逊到司徒雷登》,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51—56页。
28为购得这批书,马礼逊自己支出2000英镑。1823年底马礼逊回国休假时,将这批上万册的珍贵中文图书带回英国,经英国下议院批准,作为免税进口图书捐赠给在伦敦创办的语言学院,后转赠给伦敦大学,供学习研究中国文化者使用。马礼逊夫人编:《马礼逊回忆录》,第43、58、225页。
29卫斐列:《卫三畏生平及书信:一位美国来华传教士的心路历程》,第77、76、235页。
30马礼逊:《字典·导论》,沈國威編:《近代英華華英辭典■題》,第20—26页。
31马礼逊对自己编纂的《五车韵府》蓝本的叙述,仅提及源自“陈先生”的同名著作,至于该著作及其作者详情则没有述及。后世研究者亦皆沿袭此简单说法。最近,有学者考证了《五车韵府》的文献源流,明确指出《五车韵府》的作者为明末的陈荩谟。由此可知,马礼逊所说的“陈先生”即陈荩谟。参见万献初《〈五车韵府〉的文献源流与性质考论》,《文献》2015年第3期。
32马礼逊著,朱凤译:《五车韵府·序言》,沈國威編:《近代英華華英辭典■題》,第31页。
33麦都思著,韩一谨译:《福建方言字典·序言》,沈國威編:《近代英華華英辭典■題》,第50、51页。
34卫三畏:《英华分韵撮要·序言》,沈國威編:《近代英華華英辭典■題》,第75页。
35卫三畏:《汉英韵府·序言》,沈國威編:《近代英華華英辭典■題》,第80、82页。
36RobertMorrison,ADictionaryoftheChineseLanguage,inThreeParts,Vol.1—Part1(Macao:TheEastIndiaCompany'sPress,1815),pp.1-80.
37王维麒:《〈华英字典〉所引书证研究》,《绥化学院学报》2019年第8期。此研究对中国典籍的分类明显不当,《诗经》是儒家经典十三经之首,不可与儒家经典分列。
38朱凤:《马礼逊〈华英字典〉中的成语和谚语》,《国际汉语教学动态与研究》2005年第1期。
39陈艳:《马礼逊汉语学习的历史考察》,未刊稿。
40WalterHenryMedhurst,ADictionaryofHok-kёènDialectoftheChineseLanguage(Macao:TheEastIndiaCompany'sPress,1837),pp.1-50.
41SamuelWellWilliams,ASyllabicDictionaryoftheChineseLanguage(Shanghai:AmericanPresbyterianMissionPress,1874),pp.1-50.
42WilhelmLobscheid,AnEnglishandChineseDictionary,WiththePuntiandMandarinPronounciation,Part1(HongKong:DailyPressOffice,1866),Introduction,pp.4-37.
43JustusDoolittle,VocabularyandHand-bookoftheChineseLanguage,RomanizedintheMandarinDialect(Foochow:Rozario,MarcalandCompany,1872).
44马礼逊:《字典·导论》,沈國威編:《近代英華華英辭典■題》,第20—24页。
45马礼逊:《五车韵府·序言》,沈國威編:《近代英華華英辭典■題》,第36页。
46马礼逊:《字典·导论》,沈國威編:《近代英華華英辭典■題》,第27页。
47马礼逊:《五车韵府·序言》,沈國威編:《近代英華華英辭典■題》,第36页。
48麦都思:《福建方言字典·序言》《英华字典·序言》,沈國威編:《近代英華華英辭典■題》,第51、58页。
49卫三畏:《英华分韵撮要·序言》《汉英韵府·序言》,沈國威編:《近代英華華英辭典■題》,第75、83页。
50马礼逊:《五车韵府·序言》,沈國威編:《近代英華華英辭典■題》,第35—36页。
51马礼逊夫人编:《马礼逊回忆录》,第143页。
52RobertMorrison,ADictionaryoftheChineseLanguage,inThreeParts,Vol.1—Part1,p.713.
53BarnetandFairbank,ChristianityinChina:EarlyProtestantMissionaryWritings(Cambridge,Mass:HarvardUniversityPress,1985),pp.70,85.
54SamuelWellWilliams,TheMiddleKingdom:ASurveyoftheGeography,Government,Education,SocialLife,Arts,ReligionoftheChineseEmpireandItsInhabitants,Vol.1(NewYork&London:WileyandPutnam,1883),pp.663-664.
55马礼逊:《字典·导论》,沈國威編:《近代英華華英辭典■題》,第25页。
56马礼逊夫人编:《马礼逊回忆录》,第234页。
57卫三畏:《中国的移民》,卫斐列:《卫三畏生平及书信:一位美国来华传教士的心路历程》,第292页。
58RobertMorrison,ADictionaryoftheChineseLanguage,inThreeParts,Vol.1—Part1,p.759.
59马礼逊夫人编:《马礼逊回忆录》,第235、234页。
60罗存德:《英华字典·第一卷序言》,沈國威編:《近代英華華英辭典■題》,第92页。
61JustusDoolittle,SocialLifeoftheChinese,Vol.1(NewYork:Harper&BrothersPublishing,1867),p.293.
62卫三畏:《致R.S.威廉斯牧师》(1868年8月24日),卫斐列:《卫三畏生平及书信:一位美国来华传教士的心路历程》,第256—257页。
63马礼逊夫人编:《马礼逊回忆录》,第23、32、202—203页。
64罗存德:《英华字典·第一卷序言》,沈國威編:《近代英華華英辭典■題》,第92页。
65JustusDoolittle,“TheMissionaryEnterprise,initsBearingUpontheCauseofScienceandLearning,”ThePrincetonReview,1866,38(4).转引自林金水、吴巍巍《传教士·工具书·文化传播——从〈英华萃林韵府〉看晚清西学东渐与中学西传的交汇》,《福建师范大学学报》2008年第3期。
66马礼逊夫人编:《马礼逊回忆录》,第241页。
67马礼逊夫人编:《马礼逊回忆录》第122、181、231页。
68H.B.Morse,TheChroniclesoftheEastIndiaCompanyTradingtoChina,1635-1834(Oxford:TheClarendonPress,1926,Vol.3),p240.
69苏精:《麦都思〈福建方言字典〉出版的曲折历程》,《中国出版史研究》2016年第3期。
70沈国威:《奧地利國家圖書館藏近代漢譯西書》、《或問》第10号、2005年11月、247-254頁。
71孟庆波:《美国东方学会图书馆的早期汉学藏书(1842—1905)》,《燕山大学学报》2020年第3期。
72王立达编译:《汉语研究小史》,商务印书馆1959年版,第127页。
73姚小平:《早期的汉外字典——梵蒂冈馆藏西士语文手稿十四种略述》,《当代语言学》2007年第2期。
74关于早期来华传教士的教育背景,参见马礼逊夫人编《马礼逊回忆录》,卫斐列《卫三畏生平及书信:一位美国来华传教士的心路历程》,伟烈亚力《基督教新教传教士在华名录》“郭实猎、裨治文部分”,高永伟《罗存德和他的〈英华字典〉》(《辞书研究》2011年第6期),林立强《美国传教士卢公明与晚清福州社会》(福建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