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是世上唯一会说话的动物，至今每个民族可能没有文字，却都有其语言。可是，中国人对语言的认识与众不同。
一
首先，是区别了语言在符号使用中的特性和优势。
因为人在有所思、有所感时，除了发出声音之外，还可用手势、表情、动作等来表达，不一定非立言不可。故中国人特别指出一种语言情境，那就是在昏暗中，在手势、表情、动作、旗号、文字等均无能为役之际，语言之用独具优势。《说文》：「名，自命也。从口夕。夕者，冥也。冥不相见，以口自名」，所指即此。
《释诂》说：「瞑，听也」，或〈玉篇〉说：「暝，注意听也」，所指亦然。昏冥之中，声音正是最主要的传达方式。在手势、表情、动作均无能为力之际，人才非使用语言不可。
一些跟说与听有关的词，如命，《说文》云：「命，使也，从口令」；聆，「听也，从耳，令声」；令，「发号也，从亼卩」；问，「讯也，从口，门声」；闻，「知声也，从耳，门声」。睧，「古文从昏」，大抵也都强调它在音声传达上的特点。隔门不见人，故以声传讯，适与昏夜不见人故扬声以示意相似。
人类学界有一种主张，认为人类发出声音，最初都只是用以辅助手势的，音节语也都多少会依仿着手势语。但从中国人对语言这种声音特性的认识及强调来看，这个讲法显然就错了。古人并不以为语言是继手势而用或代手势而起。因此，才会说音是「声也，生于心有节于外」。汉语中，凡从音之词，也多有昏暗之义。如暗、闇、湆都是。
换言之，每个民族都有语言，其起源也可能都属于自然本能，但中国人对语言特性的掌握却颇有独到之处，与其他民族不同。
基于对音声的特殊感会，中国的语言发展当然也颇与其他民族不同。
二
语言学界一般把中国地区语言划归为汉藏语系。在这个语系底下再分侗台、苗傜、安南、藏缅诸小系。有人认为汉语、缅甸语、藏语中有非常多相似的语根，因此它们可能来自一个已不存在的古老语言：汉藏语原型（Proto Sino-Tibetan）。但邃古难征，汉语与藏语之关系，学界也仍多争论。
汉语发展的时间很长，当然颇有演变。例如中国人说养狗养猪，日本人就说是犬养猪饲，把宾语放在动词前面。中国人听了总要发笑，因为「狗养的」乃是骂人的话。可是古汉语中宾语前置的现象并不罕见，如《论语．子罕》：「吾谁欺？欺天乎？」就同时用了两种语序，有宾语在前的，也有宾语在后的。
又如汉语中量词极为发达，一个人、一张床、一匹马、一头牛、一只羊、一扇门、一根葱、一尾鱼、一叶舟、一方塘、一口刀、一把枪、一锭金，都有不同的量词，印欧语系语言便不如此丰富。但古汉语的量词使用原先却较简单，与印欧语系差不多。
再者，印欧语系中复声母的现象甚为普遍，汉语古亦有之。依古音学家之推考，古汉语中辅音接合的可能性，甚至更多于现代的印欧语，如dg-、tp-、dm-、ml-、nd-、mbl-、nh- 等均为现代印欧语所不习见者。但后来复声母语终被淘汰了，汉语只以单音来表示。故由语序、量词、复声母等等这类事来看，汉语之古今演变不可谓不大。
然纵观汉语史，又可发现汉语的基本特质古今并无大异。其变化者，一是古有而渐丰，如量词在先秦，虽已有之但尚不发达，魏晋才大量出现。这种变，其实只是发展，只是踵事增华。
在古人说：「孚马四匹，孚车卅两」（小孟鼎）「卯五牛于二珏」（殷虚文字乙编，7645）「其礻登新鬯二升，一卣」（殷契粹编，525）「予光赏贝二朋」（三代吉金文存，十三卷）时，早已注意到每一物事之特殊性，故其后才会广泛地以不同计量词去指称每一不同的物事。
另一种变化，则是选择的结果，例如词序和复声母。词序渐渐稳定，以宾语放在动词后面为主，复声母则遭放弃，都是有意识的作为，故是变本而加厉。
这也就是说：语言虽然是每个民族都有的，但对语言的意识，各民族并不一样。各民族语言之所以不同，即肇因于此。
本于这种「对语言的思维」，各民族分别创造了他们的语言。汉语相较于其他语系，所具有的特色，便可显示古人在造语时特具的思维状态或倾向。
顺着这些状态或倾向发展，后来汉语遂越来越与其他语系不同了。某些与其他语系类似的语言现象，则也已逐渐淡化或改变。
语言，为人禽之分的界限，人文起始于此。故对语言的思维，也是思想史的起点。
三
世上语言，可略分为四种语法结构：孤立语、粘着语、屈折语、复综语。其不同可以看底下的例子：
汉 语 俄 语
我读书。 Я читаю книгу
你读书。 Ты читаешъ книгу
他读书。 Он читаег книгу
我们读书。 Мы читаем книгу
你们读书。 Вы читаеге книгу
他们读书。 Они читают книгу
这六句话里，汉语的「读」和「书」没有任何变化。俄语的动词читатъ随着主语的人称和数的不同而有不同的形式，而книга也必须是宾格的形式 книгу。类似主语与谓语，形容词修饰语与中心语的组合要求有严格的一致关系，动词对它所支配的宾语也有特定的要求。词在组合中这般多样的词形变化，在汉语中是没有的。
因为汉语和俄语正好代表两种不同的结构类型。语言学中把类似俄语那样有丰富的词形变化的语言叫做屈折语，而把缺少词形变化的语言叫做孤立语。汉语即是孤立语的代表。
孤立语的主要特点，是不重视词形变化；但是词的次序很严格，不能随便更动。
上述的六个汉语句子，每一个词在句中的位置都是固定的。虚词的作用很重要，词与词之间的语法关系，除了词序，很多都是由虚词来表达的。比方「父亲的书」，「父亲」和「书」之间的领属关系是通过虚词「的」表示的。
这种关系在俄语里就须用变格来表示：「книга отца」中的отца是отец（父亲）的属格。汉语、彝语、壮语、苗语等都属于孤立语这一类型。
屈折语的「屈折」是指词内部的语音形式的变化，所以又叫做内部屈折。其主要特点是：有丰富的词形变化，词与词之间的关系主要靠这种词形变化来表示，因而词序没有孤立语那么重要。
像俄语的“Я читаю книгу”这个句子中的三个词，由于不同的词形变化都已具体地表明了每个词的身分，因而改变一下词的次序，比方说成“Я книгу читаю”，或者去掉Я，说成“Читаю книгу”或者“Книгу читаю”，都不会影响句子的意思。俄语、德语、法语、英语，都是这种屈折语类型。
粘着语的主要特点则是没有内部屈折，每一个变词语素祇表示一种语法意义，而每种语法意义也总是由一个变词语素表示。因此，一个词如果要表示三种语法意义就需要有三个变词语素。土耳其语、芬兰语、日语、韩语就是粘着语类型。
复综语，可以说是一种特殊类型的粘着语。在复综语里，一个词往往由好些个语素编插粘合而成，有的语素不到一个音节。由于在词里面插入了表示多种意思的各种语素，一个词往往构成一个句子。这种结构类型多见于美洲印地安人的语言。
从孤立语和屈折语的比较来看，最大的差别在屈折语的形态变化多。其变化有以下各项：
（一）性：俄语和德语的名词与形容词都有性的语法范畴，分阳性、中性和阴性三种，不同性的词有不同的变格方式。法语名词也有性的范畴，但只分阴性和阳性。「性」是一个语法的概念，它和生物学的性的概念未必一致。例如德语的「das Weib」（妇女），「das M?dchen」（少女）在语法上是中性。其他各表事物的名词也分成各种性，例如太阳在法语里是阳性，在德语里是阴性，在俄语里是中性等等。这种分性的观念，墙壁、门、窗、桌、椅都有性别，中国人常感莫名其妙。
（二）数：指单数和复数。如英语的名词、俄语的名词和形容词都有单数和复数的变化。在中国，若讲到狗时，说「狗们」，则会笑死人。我国只有景颇语、佤语的人称代词有单数、双数和复数的区别。
（三）格：格表示名词、代词在句中和其他词的关系。俄语的名词、代词的格有六种形式（名词单复数各有六个格的变化，故有12种变化），修饰它们的形容词、数词也有相应的格的变化。名词、代词作主语时用主格的形式，作及物动词的直接宾语时用宾格的形式，作间接宾语时用与格的形式，表领属关系时用属格的形式。英语的名词只有通格和所有格两个格，芬兰语则有二十几个格。中国人学外语，对这些格的变化，常感一个头两个大。
（四）式：表示行为动作进行的方式。英语动词有普通式、进行式和完成式。「be + 动词的现在分词」表示进行式，「have + 动词的过去分词」表示完成式。
（五）时：表示行为动作发生的时间。以说话的时刻为准，分为现在、过去、未来。如英语「I write」（我写，现在时），「I wrote」（过去时），「I shall write」（将来时）。英语语法中通常说的「现在进行时」，实际上包括时和式两个方面：现在时，进行体；「过去完成时」则是：过去时，完成体。法语语法中通常说的「复合时」，也是包括两个方面的，如「越过去时」（plus-que-parfait）实际包括过去时和完成体两个方面。
（六）人称：不少语言的动词随着主语的人称不同而有不同的形式。俄语、法语都有三种人称。英语动词只在现在时单数的时候有第三人称。汉语不只无此变化，连我你他有时都很模糊，上海话说「侬」，有时指你、有时指我，即为一例。
（七）态：态表示动作和主体的关系。一般分为主动态和被动态两种。主动态表示主体是动作的发出者，被动态表示主体是动作的承受者。
以上这些语法的形态变化（性、数、格、式、时、态、人称），汉语几乎全都没有；某些语法功能，只需用助词来代替。
例如「我吃了」表完成式，「我吃着」表进行式。其他形式上的表现只有语序。词与词缀合成句，由语序关系确定其含意。
一些游戏语的故事，如主人逐客，下了条子说：「下雨，天留客，天留我不留」，却被死皮赖脸的客人读为「下雨天，留客天，留我不？留」；或翁同龢气愤邻居常来门口便溺，写了告示：「不可随处小便」，结果被邻人改为「小处不可随便」，把字拆开裱好了挂在厅堂上。这就都显示了汉语中句子的意义，是靠不同的读法、或对语序不同的处理而定的。
四
不只此也。汉语一些结合字句的词语，如前置词、接续词、关系代名词也都不予重视；在组成一句话时，主语、述语、宾语、形容词、副词也都可以颠倒或省略；主语亦不具备印欧语式的主语功能；句子更可以没有主语；主语与动词谓语之间的关系又非常松散，不存在必然的「施事加行为状态」及「被表述者（主语）和表述成分（表语）」等关系。这些，也都是它逈异于其他语言的地方。我以前说过：中国古代从来没有西方式的语法学，原因就在于此。
由于印欧系语言单词本身有丰富的形态表现，体现丰富的语法意义，因此早在亚里士多德讨论静词和动词时，就有了「格」形式的概念和「数」形式的概念。他把动词和静词的所有「间接形式」（形态变化）都纳入「格」的语法范畴中，还指出静词的「性」的区别。其后语法学之研究亦历久不衰。
印度则在公元前四世纪就有系统的《梵语语法》。
可是，汉语的语法形态变化甚简，只要明白了词，又明白了词序，句子自然就能通晓，不须做句法的形态结构分析。因此，从古至清末，中国只用训诂之学去释词、用句读之学去讲明语序就够了，根本没有也没必要有印欧语系那样的语法学。
由此差异，亦可发现印欧语言显示了较强的形式逻辑性，句子的谓语必然是由限定动词来充当的。这个限定动词又在人称和数上与主语保持一致关系。句子中如果出现其他动词，那一定采用非限定形式以示它与谓语动词的区别。
因此，抓住句中的限定动词，就是抓住句子的骨干。句中其他成分，均须藉位格或关系词来显示它们与谓语动词的关系。而主谓语之分，又是从形式逻辑来的，以形成一种从属关系句法。
反观汉语的形式限定很弱，词序所构成的，乃是意义上的、事理上的逻辑关系，而非形式的（也有人称为「意向性意涵的逻辑」或「隐含逻辑」）。故非「以形定言」之型态，乃是「意以成言」的。语意之明晰与否，不由形式逻辑上看，而要从词意的关系上认定。
语言学上称此为「形态优势」和「意念优势」之对比。
形态优势的语言，讲究形式逻辑的关系，时态、语态、人称等均有明确的规定。语句的意思，可由结构形态上分析而得，故句意较为固定。
意念优势的语言，是意念（词）的直接连接，不必仗赖形式上的链接，所以形约而义丰。对词意本身的掌握越准确越深刻，句意也就发生了变化。
因此有些人认为汉语不如印欧语明确、具形式逻辑性、含混、语意游移；以致用此语言所表达之思想也无明白的推理程序，显得囫囵、简单。有些人则推崇汉语抛弃了一切无用的语法形式，直接表达纯粹的思想，把所有语法功能全部赋予了意念运作，也就是思维，仅以虚词和语序来联结意义。
五
若把思维或概念外化为语言的过程称为「投射」，则汉语是直接投射式的，英语等则须经词的形态变化、结构成形等程序整合手续，所以是间接投射的。相较之下，汉语自有简约直截的优点。
「形式逻辑／意义关系」「形态优势／意念优势」「间接投射／直接投射」「以形定言／意以成言」等区分之外，印欧语与汉语还可以「动词为主／名词为主」来区分。
汉语是以名词为主的语言，动词远不如在形态语中那么重要，注重名词的基本义类，然后利用句读短语组构语句。印欧语法则注重动词的形态变化。上古汉语动词还比较多，占71％，名词占20％。现代汉语动词则已降到26％，名词高达49％。可见整个汉语史有朝形态简化、动词作用弱化、名词作用强化的趋向。
意念优势的语言，本来就以词为主，而不以语法为重。在一些缺乏语法形态变化的地方，要完成其语法功能，也仍然要靠词。如前文说过的「我吃」「我吃了」「我吃着」那样，词本身无形态变化，但助词可以完成时态表示的功能。
数也一样，数在汉语中也是以词及词汇表示的，如人们，加助词以示复数；五匹马，加数词量词以示复数；异议，以词义融合表示复数；若干时日，利用表示复数的词汇；重重关卡，以叠字示复；年久月深，以成语示复。这些都是运用词汇手段（lexical means）的办法。
这种办法极为灵活，因为词与词是可以随机缀组的，因此它是个开放系统。语境不同，便可缀组不同的词。其手段包括利用副词、助词（如竟、竟然、就、就像、真、想、多想、多么、也许等）；连词（如若、假使、倘如、即使、本来、原本等）；助动词（如应、应该、理应、似乎、本可、会等）。
以词汇手段济语法功能之用，当然更强化了汉语「以意为纲」的特点。屈折语中语法形态上的转折，变成了汉语式的意念转折。善于听受汉语的人，也就不必去分析什么句法的结构，只须注意其遣词命语即可。
这些句子，可能仍由实体词构成，如「春风桃李一杯酒，江湖夜雨十年灯」「古道西风瘦马，小桥流水平沙」。句子都是话题型式而非命题型式。主谓结构不明显。
当然，句子也可能利用虚词组成，如「时方随日化，身已要人扶」，虚词的作用不在表达语法范畴，而在显示思路转折，但词无固定词性，功能上的意义也不定。
同样地，实体名词在句中一样可以具有语法功能。一个句子没有虚词，没有动词助词，照样可以理解。反之，若习惯了印欧语及其思维形态，对汉语语意，可就拿揑不准了。民国以来，治思想史者，往往就患了此种毛病。
这特殊的词语状况，结合其语法特性，就构成了汉语独特的型态。此一型态，与思维之关系，最明显的，是句子短。即使是长句，也往往可析成若干短句，句中以意联结，意断则句绝。
因此「离章辨句」非常重要。古代大学，要求入学一年后须有离章辨句之能力，即缘于此。不同的断句法代表对语意之掌握有所不同，因此这是以语意为主的句子。语意之单位是词，一词一意，故一词为一句的情况极多，至为简约。
短句在思维上代表简捷、直接。中国人常常也有把一些复杂的事相或概念，浓缩为三、四个字的习惯，《三字经》及大量成语即为明证，思想是极缩约的。《诗品》称陶渊明「文体省净，殆无长语」，大约即是中国人对言词运用的极则。此亦代表了思想上的要求，所谓「言简意赅」或「文约意丰」，都是指这个特长。
短句精简的特色，因摒弃了机械式的关系结构，会使中国哲人放弃呆板的推理思维。汉语的概念直接投射型态，也使它较擅长直觉。
何况，汉语的语法形式匮乏，使得一个语句到底是什么意思，一个词语在语序组合中到底恰当否，都只能就实际的语词中去认清楚它的意义而定。这样的语言，语义的掌握就更为重要，「语言学」势必成为「释义学」。
六
古代形容圣人，都强调其聪智；圣与听本来也就是同一个词。聪是耳朵听的能力，故圣人之圣，从耳，从口。听得懂人话，才能掌握意义。
孔子自谓：「六十而耳顺」，境界尚在五十而知天命之上。注云：「耳顺者，声入心通」。发言者心生言立，听闻者声入心通，两心相印，才能形成一次透彻深刻的意义传达。此种理解与传达之关系，比诸形式推理，更需要体会、诠释的工夫，亦非形式推理所能奏功。此则非只懂印欧语、只晓得形式推理者所能知矣！
语言先于文字、语言也是人禽之分的关键。但语言不是工具，它是人类心灵状态在声音上的表现。不同的民族、不同的心灵状态，即有不同的语言、不同的表现方式。
即便语言只是工具，每个民族创造工具的思维也不相同。正如有些民族创造了筷子，有些就只用刀叉。刀叉制作繁难，形状也较复杂，但未必优于筷子或可以替代筷子。这是创造工具的不同思维创造了不同的工具。
可是运用这些不同的工具，却必然又会使饮食活动产生差异。因为吃涮羊肉就绝对无法用刀叉，只能用筷子。会创造出涮羊肉这种吃法，也是因为有了筷子。
创造语言的思维，创造了语言，语言又转过来创造了思维，亦如为了吃东西而创造了筷子，筷子又影响了吃东西的方式和内容。
中国人在上古，创造了汉语这样一种颇异于其他语系的语言，其创造思维，乃是上古思想史上的第一声，是人啼而非禽语，且是汉人之音声语句，非其他类型的言说。
本此思维，继续发展，汉语本身既型塑了后来的思维，后来的思维也逐步完善着汉语。因此某些特性，古仅萌芽，后乃茁壮；某些现象，古本有之，后则删汰。整个中国哲学史，也就与汉语语言史合而难分了。更不要说嗣后所有思想均采用汉语来表述啦。
正是，「心生而言立，言立而文明」，华夏文明，于兹起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