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主义最早产生于明治维新，直至19与20世纪之交形成高潮。1945年的战败是日本现代历史的分水岭，从这时开始，日本又出现新一轮的日本主义思潮。可以把日本明治维新以后出现的“日本主义”称为旧日本主义，而把日本战败后出现的日本主义称为新日本主义。本文没有过多地展开新旧日本主义的比较，而是基于对旧日本主义的认识，思考新日本主义形成的原因、历史分期、特点与实质，及对日本社会发展的影响。

一、新日本主义产生原因及历史分期

“日本主义”不是“新词汇”。1897年井上哲次郎组建“大日本协会”，创刊机关杂志《日本主义》。同年，高山樗牛著《赞日本主义》。这是日本正式提出“日本主义”的记载。在此期间国粹学派创办的《日本》、《日本人》杂志，以后又合刊为《日本及日本人》，成为“日本主义”的重要喉舌。战后，日本新日本主义时兴。据日本野村综合研究所的调查，仅在1946年到1978年间，有关“日本特质”的书就有700 余册。其中58%是1970年以后出版的，25%是1976到1978年期间出版的。调查过程中，只计算书名中有“日本”，或明确使用“日本”概念的著作，因此实际数字要远远超过于此。

所谓“日本主义”，就是日本人自己的“日本论”、“日本人论”与“日本前途论”，表现为日本知识界对本国社会特质、文化传统、国民素质的历史反思与对社会认同、文明定位、国民性改造的前瞻思考。

人们发现，因战败而反省是新日本主义兴起的最初原因。1945年之后日本遇到的大事件，这就是战败与“降伏”。战争是怎样发动起来的，可不可避免，战争的责任在谁，一连串问题摆在日本人面前，不得不加思考。同时，以战败为契机，日本应该把自己塑造成怎样的国家，日本的民族性在哪里出现问题，也成为知识界热议的话题，新日本主义由此而起。回顾旧日本主义也有大体相同的经历，日本步入近代，遭遇西方的挑战而失败，以失败而反思，成为旧日本主义兴起的发端。当然前者是被侵略者失败的反思，后者是侵略者败降后的反省，未可同日而语，但都是战败前提下的民族范围内的自我检讨，检讨的又都是日本的民族性与国民性，这一点是相同的。

讨论日本经济“成功”的原因是新日本主义发生的又一原因。战败让日本处在“破产”状态之中。1945年8月，日本工矿产量与战前1934年至1936年相比，只是那时的10%，而此时又增加700万海外归来者，增添巨大的人口压力，有人估计日本将有1000万人饿死。然而日本最后竟如“不死鸟”般“复活”过来，个中原因值得探讨。因此新日本主义又成为探讨日本“复活”之因的“主义”。这就是说，“随着日本经济上的存在对众多国家变得不能坐而无视，人们对日本的高速增长要作出合乎情理的解释，从而也就要填埋（与在此之前的日本印象之间的）缝隙。为了解开日本经济高速增长之谜，在这一状态下就出现了许多有关日本独特性的论述。” 1

新日本主义思潮源自知识阶层，而政府推波助澜也是一大成因。1979年，由当时的日本首相发起，成立“文化的时代研究组”。作为这个研究组的成果，1980年发表了报告书《文化的时代》。报告书说：“现代化”与“工业化”是日本以往的目标，这样的目标已经实现，日本要从经济的时代跨向“文化的时代”。否定与无视传统，把自己定位为后进与低水准，丧失精神目标的时代已经终结。日本必须重新评价自我价值。报告书认为：“在现代日本，既没有资本家与工薪劳动者阶级的对立，也没有各自一方的阶级性团结，有的只是靠上下纵向关系结成的长辈小辈的集团，只能如此是取决于日本文化的特质、日本人的民族性格。”

发扬民族固有文化，是新日本主义产生的又一原因。战后一个长时期内，日本失去自我认同的思想基础。“洋式”，即西方思考方式，在日本思想界占据绝对优势，“和式”，即本国传统文化，则降落为“劣等文化”。这样新日本主义又成为应对文化“危机”的“主义”。确立民族的文化自信是无可非议的，问题是不要走过头，从文化的自信走到了自负。这样的情况在历史上出现过。中日甲午战争以前，日本已经出现强劲的“日本人论”思潮，所反映的是“国粹保护主义的见解”，“而从日俄战争爆发前开始变为反映日本主义的论调”。1907年《日本及日本人》的出版，采用的编辑方针就是“强调日本精神的优秀性”。旧“日本主义”思潮曾一度表现出对外国思想及制度的“宽容态度”，随着时代的推移，至20世纪30年代后期至40年代前期，在侵略战争背景下，“日本主义” 最终发生本质变化，表现为“日本人的独特性与优秀性的新的国民性论”，仅有的“宽容态度”就此丧失。 2 “失败”催动“自省”，“成功”培植“自信”。要注意的是，日本的“自信”时常会演化为民族的“自负”心理，给日本民族精神建设带来负面因素。日本民族精神中同时存在着“协同”与“冲突”元素。当民族处在反思状态中的时候，与亚洲乃至于世界的协同理念处在上风，而当一旦到达“自信”状态，总会出现民族意识的“顶端下滑”现象，从自信“滑”向自负。此后“冲突”理念膨胀，右翼势力也在这个时候急剧上升。

新日本主义从其发生以来可以划分若干时期，杉田良夫与罗斯·摩尔（Ross Mouer）作以下的时间分段:1945-1955年，出现反思战争的“民主化理论”；1955-1975年，出现总结经济发展经验的“现代化论”（“日本社会论”）与“新国民性论”（“日本人论”）；二十世纪70年代中期-90年代中期出现“日本文化论”。 大宅壮一等学者还把日本主义高潮定位在1970年代“经济复兴期”。 3

日本的政治经济状况大体每近20年一个大变化，从1945年至21世纪初叶已经出现三个转折，这就是1945年到1964年日本经济的恢复时期；1964年到1990年前后的快速发展时期；1990年前后至今的驻足停滞时期。本文把1945年定为第一时间节点显然是因为这一年日本因战败而揭开历史的新一页；1964年为第二时间节点是因为这一年举办东京奥运，标志日本经济已经恢复；1990年为第三时间节点是因为在此前后日本发展由快转慢，出现停滞局面。新日本主义思潮的流变走向大体与日本社会发展过程同步，同样表现为三个时期，并显示三个时期的不同思想特点。一，从1945年到1964年前后，是新日本主义的初生期。丸山真男、南博等人“对战争作反思”，对旧文化缺陷及其与战争的关系作省察，表现明显的“自省的日本”特点。二，1964年至上世纪80年代末，日本经济迅速发展，重新跻入发达国家行列。这时的新日本主义讨论日本成功原因，“自信的日本”成为这时期新日本主义的思想特点，同时民族自负的心理也在这个时候显露萌芽；三，20世纪与21世纪之交，具体说从80年代末、90年代初开始至今，日本经济陷入停滞，新日本主义发生变化，出现异变动向。“海洋联邦论”、“日本异质论”、“文明的新月弧论”体现这个时期的理论特征。这样，自省-自信-自负成为新日本主义的三个心路历程，而自省的日本论、自信的日本论、自负与“膨胀”的日本论则成为新日本主义的三个思想特点。

二、对于战败的反思：自省的日本论

岸田国土1947年发表《所谓日本》，将日本文化与西方文化进行对比，认为在主张人的自由的方面，西方精神是正常的，而日本精神则属于“畸形”。笠信太郎的《关于事物的观察方法》也成为日本1951年的畅销书，同样对国民性进行反省，指出日本人缺乏独立性，日本要成为真正的民主国家，必须培育与世界沟通的“国民自立性与独立性”。 4两本书透露以下的信息：新日本主义始于“反省”，“反省”引来对“国民性”的深刻检讨。发动侵华战争以至太平洋战争，形成日本历史上的最大罪恶。人们必须思考：罪因为何？罪责谁担？毫无意义，首要责任由军阀承担，然而软弱的“国民”与无“独立”的“国民性”，认可了不义之战，是不是形成日本罪错的物质基础与精神底座？新日本主义最早体现的就是这样的思想倾向。思潮深层流动着明治以来或明或暗活跃着的自由主义潜流，带有明显的启蒙色彩。

松本三之介写《天皇制国家与政治思想》，思考着以下的问题：日本“公的社会”（政治社会）建立在“灭私”，即消灭“个人”利益与个人自觉的价值体系之上。一旦战败，日本“获得精神上的解放”，当务之急就是全力建立起与世界价值衔接的，独立与自由的“私的世界”。犹如新建筑的矗立，要有支撑它的新地基，现代社会的建立急迫等待新意义的“私的世界”的竣工。关于能否建立起这样的“私的世界”，松本三之介思想的深处存在着疑虑。从表面上看，战后日本人得到了“解放”，然而面对社会的激变，日本人“私”的世界并没有得到应有的发育。长期的封建教育，使日本建构出牢固的“否定‘私’的‘私的世界’”。日本人思想的真正解放，有待时日。 5

东京大学教授丸山真男认为，一个国家过于强调“民族道德”，就会出现时代的谬误。明治时代直至二战，人们鼓吹回归儒教、佛教与神道，以培植“帝国臣民应遵守的新道德”，建立日本的新国教体系。结果，这样的努力竟与“绝对主义”相连接，在思想史学上留下负面的记录。他认为，国家意志由三部分组成：第一意志：支配层意志。在日本体现为天皇、官僚与军阀的意志；第二意志：知识层意志，在日本表现为专家、教授与各类文化人的意志；第三意志：民众层意志，即普通国民的意志。发动侵略战争，主导意志产生于支配层。然而仅有支配层的意志，这样的意志孤立无援，战争机器无法开动。陷入战争狂想的支配层，需求全社会的精神动员，使战争意志成为统一的“民族意志”。反观历史，当日本的“第一意志”演化为“战争意志”的时候，第二意志与第三意志的“反战意志”明显单薄，居然从全体意义上“丧失个性”，卑屈地服从战争意志。战败是一场“社会悲剧”，而其根源则是民族的“精神悲剧”。

丸山真男与松本三之介站在同一个立场，指出在长期的封建教育下，日本精神领域已成“无个性的世界”。传统的武士不是“个人主义者”，在他们的身上找不到个人的独立性。他们从外表看像是快活不羁，但太重“名誉心”而使内心分外的沉重。获得“名誉”的条件是全然的舍弃“自我”，对“主君、先祖与家名”无条件服从。“名誉心”游离于自身之外，迫使武士为外在的“存在”而失去本体。当封建武士的想事方法成为日本的主流意识时，全民族几乎一同失去“思考”的机制，对前进方向的认知纠错能力丧失殆尽。日本战败后丸山写了《超国家主义的论理与心理》，对日本与德国的战犯心理作“解剖”。他发现德国战犯在接受审判时一般都能直率地承担责任，而日本战犯总是心安理得地推卸责任。他以此得出日本精神系统“无责任构造”的结论。

事实上，表现于战后的“无责任构造”原本是日本民族心理“无自我构造”的衍生。既然这个民族已经被教育成绝对的“无自我”，那么一切的历史的罪错都与每个国民的小“我”无关，而最后归咎于国家和天皇的大“我”。因为无“个性”，所以无“思考”，无“承担”，其结果对本国的历史罪恶出现整体性“无责任”推诿。加藤尚武撰《丸山真男氏思想的空白》，说了以下的道理：丸山的日本文化 “无责任构造”论，说明日本虽然在物质上进入了现代社会，然而由于没有实现如同西方那样的“自主性的确立”，因此还处在现代化的“过程”之中。

丸山真男的思想也受到来自各方的质疑与反对。到了近年，学术界对丸山真男的《日本政治思想史研究》提出许多“批评意见”，指责他的研究，包含许多“非学术的动机”，建立了“西方近代”的假象同一性，实质上为西方“排他的与自恋的自我建构”，提供东方式注释，对西方“自我建构”的建立起到“间接的协助作用”。 6

著名的社会学家南博也加入了“反思”行列。在他看来，明治政府为了社会的稳定，显示出一个“大手腕”，这就是在民众中培植对权力无条件服从的精神。当时伊藤博文就强调：“政谈之徒过多，决非国民之福”，主张通过颁布专门的教育政策，对社会上的批评精神作有效“抑制”，因为日本近代以来决意养成的国民的“最高德目”就是“对天皇的忠诚”。 7南博把批判的矛头转向“武士道”，指出这样的“道”，不符合时代的精神方向。他认为《武道初心集》主张舍弃“我身我命”，时刻准备“主君的御用”；《续鸠翁道话》则主张“舍有私之心，即为至善”，“我等殚精竭力而奉公”，方可实现“生命之本真”。德川时代忘我无欲的“国家精神”流传下来，演为极致。二战时期刊行的《臣民之道解说大成》完全重复了《武道初心集》的“训诫”：“此身此心，概以服务天皇为本”，“我等之身体性命本非一己之私物”，贡献给天皇与国家才是生命的“本分”。在南博看来，日本统治者“国民教育”的结果，造就了惟日本特有的“虚弱人间”，即“虚弱”的“国民世界”。统治者之所以能发动起大规模的侵略战争，而未遭到民众有效制止源出于此。 8

需要看到的是，日本战后的反思思潮依然是多元的存在，残留下来的右翼思想家依然固守原来的精神堡垒。前面提到的《所谓日本》一书出版后，立即遭到右翼的质疑，指责这本书宣传的是“日本自虐”的理论。右翼思想影响到政府决策，到60 年代，一股右翼空气向日本政府弥漫。文部省1966年在新改订过的“新小学校学习指导要领”中说：要让小学生了解《记》《纪》神话的精神， 9因为其中“表现了古代日本人考虑问题的方法，说明了日本人关于日本国家形成历史的观念”。对此，直木孝次郎出版《神话与历史》，承认该书是国内形势与社会实际生活刺激的产物。直木说，自己的这本书实际上是一本论文集，其中不少文章写在1965年前后。这是因为这个时间段里，政府的“反动文化政策”已经变得十分“露骨”。建国纪念日改为“纪元节”的“复活活动”、小学历史教科书“神话的无反省导入”都出现在这个时候。直木指出，这是对儿童的精神误导，是在重复一个不真实的历史观。直木孝次质问：日本《书》、《纪》中“神代的故事”，根本就是一些“伪神话”，将此作为儿童教材会起到怎样的作用？“神话”是它的外壳，宣传封建保守的“皇国史观”才是它的真正目的。也如松本三之介所说：日本战前成为显学的“国学”，也包括《古事记》与《日本书纪》的思想，其中心旨意即为“神的观念的形成、天皇的神格化与‘皇国’的绝对化”。 10

三、关于“日本成功”的探讨：自信的日本论

日本于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经历“高速发展”阶段，从战争的废墟上站立起来，再次回到世界强国的地位。“日本为什么成功？”，这是三本七平等学者面对日本“奇迹”的发问。三本七平发表过一篇文章：《日本式经营是可以忘记的吗？》，引来不小的震动，许多外国朋友请他开说明会，就这个问题作演讲。然而，他很奇怪，这样的“震动”竟没有波及到国内。国内学术界认为这个问题没有意义。如果有人发问“日本为什么能够成功”？人们总作以下的回答：“日本人最善于模仿”，或者干脆说：“什么原因真是不知道，其实就是这么过来了”。三本七平认为，这样回答其实就是搪塞，在思考“日本成功”的时候，应该特别注目日本的“资本主义精神”，即来自于传统，改造于传统的“现代化支持精神”。他写《日本资本主义精神》，阐述日本的这种“精神”早在德川时代已经做好了“准备”。换句话说，进入现代化之前，日本已经通过儒教与佛教的“新教式”改革，预备好了它的“自前秩序”，而制作“自前秩序”的代表则是石田梅岩、铃木正三等人。 11

许多日本学者采用马克斯·韦伯的视角观察日本。认为日本自古即有其自身的文化，在岁月的长河中，这种文化环境形成了日本人的特有气质。他们既认可儒家在日本精神形成过程中的特殊作用，又强调“日本儒教和中国儒教在若干重要方面所存在的重大的不同”。森岛通夫认为，犹如对《圣经》的不同解释，发生耶稣教与天主教的分流，出现全新的行为伦理，即韦伯所谓的“现代资本主义的精神”，日本对中国儒教作不同研究和解释，产生了迥异于中国的民族精神。 12同样的经典因不同的解释会在人民中间带来全然不同的生活趋势，这一点马克斯·韦伯在西欧看得很清楚，而同样的现象在东方也清晰显现。 13

中根千枝总结出日本人“纵向社会结构”的特点，认为这是“日本式组织力的源泉”，也是支撑犯罪率低与社会高度调和的社会文化的底部结构。1971年精神医学家土居健郎《“娇情”的结构》具有重大影响，认为日本人都生活在一个广大的“亲子”社会中，每个单独的个人为“子”，而国家、集体、公司等则为“亲”。“亲”是“子”的“精神安定之源”，“子”对“亲”的依存心理与“被动的爱情希求”成为日本社会整体心理结构，而这样的心理特征在其他民族是十分少见的。和合隼雄在《母性社会日本的病理》把日本社会确认为“母性社会”，而认定西方社会是“父性社会”，这与土居的“娇情理论”密切相关，从民族心理的角度对日本企业的“忠诚——信赖”结构作了精神发生论的解释。这些理论，有可能“助长日本人的文化优越感”，但同时也确实成为“关于日本人论的被广为接受的通说。” 14

荒木博之著《日本人的心情论理》，指出日本“集团存在的伦理”与“神的存在的伦理”是同一个伦理。在日本的传统精神中，“自我”归于污秽与可耻，而对神与集团的服从则为至上的美德。对秋月金辉的崇敬，表达了日本特殊的“清纯志向”，而其志向所指则是对“主君”的服从与对“卑私”的祛除。一个日本人了悟这样的“无我”，即跻于至上的境界，获得内境的安宁。 15 日本人强调“祭”的社会功能，“祭”就是“直会”，可使日本人赤裸的心由此仪式与神直接相会，由是而使“神与氏人氏子的一体感得到加强与更新”。中日都强调“共同体”膜拜，中国是宗族主义与国族主义的，日本是国族主义与宗族主义的，中国宗族在先，日本国族在先，膜拜对象一样，但主次排序有异。 16

开展“福祉制度”与企业文化研究，成为日本学者总结日本“复兴”之道的又一重要思路。1973年，世界遭遇石油危机突袭，有人预言日本经济将因此破产，然而当美、英、法、德等国陷入危机的时候，只有日本出人意料地渡过难关。 17这其中的秘密又在哪里呢？樋口清之回答，这需要探讨日本企业的“体质”。日本具有西方所不具有的三大特征：“终身雇佣、年功序列、集团经营”。日本人既因其特殊的“企业体质”，战胜了石油冲击波，也曾因此取得二战后的复兴。再往前看，同样的原因，日本经由明治维新使一个后进亚洲国家急速地完成了工业化。 18按照“终身雇佣制”，公司不可随意解雇工人，一旦录用则成为终身员工；按照“年功序列制”，依连续工作年数确定工资，提升职务，员工因此获得稳定感与保障感。这样的制度为日本所特有，几可为日本资本主义中的“社会主义”。日本有一种以公司为家的“我家的会社”（ぅちの会社）精神，渗透到从业人员心中，出现感人的“加班精神”。 樋口清之引用一位英国学者的话说：在英国，只要工作完毕，回家是理所当然的，而日本员工却因“加班精神”，体现了“对公司的忠诚心”与“超寻常的责任感”。在日本，员工的“忠诚”是一种“信赖”。信赖是相互的，当公司已经信赖了员工，员工则“以信赖相报”。 19“我家的会社”（ぅちの会社）的精神，转换为劳动精神，使企业获得经济效益，变化为协调精神，使劳资关系得以协调。人们发觉，当日本于1970 年代完成高速增长，并没有出现严重的“底层庞大”与“贫富对立”（这样的现象在亚洲其它国家都必然出现），相反“中等阶级达到全国人口的90%”，“上层与中层的阶级差别并不很大”，以至于渡过最困难的石油危机。

四、所谓“海洋联邦”说的提出与自负、“膨胀”的日本论

梅棹忠夫用“生态史观”考察日本在“世界文明地图”上的历史方位，提出“第一文明区论”。他曾在《中央公论》发表《文明的生态史观序说》，又在《日本读书新闻》，连载《新文明世界地图》对自己的理论作具体的说明。 20梅棹忠夫原本是学生态学的，较早的研究乃从“亚洲干旱地带的考察开始”。他说自己从“纯”生态学领域转向“生态史学”的研究，是因为战后日本社会经济的变化有待“生态学”的解明，而“最重要的条件依然在于——我是日本人”。他指出，世界的文明区域可以分为“第一地区”与“第二地区”。第一地区，又可以细分为日本和西欧。第一地区的两部分相距遥远，中间隔着极其宽阔的亚欧腹地，但“在支配历史的动力学方面相似之处很多”。 21他举例说：西欧长期保存长子继承制，英国法律废止“宗族”的旧制，也不过是很晚才发生的事情，这与封建制的发达有关，与西欧相比较，日本也存在过发达的封建制度，这一点与西欧近似而与亚洲不同。

“第二地区”包括四大“世界”，即中国世界、印度世界、伊斯兰世界与俄罗斯世界。这四个“世界”性质相似，共为整体，自成一个文明板块。 22当然，第一与第二地区，其间也具有渗透性，有像俄罗斯世界那样更具欧洲特色的“第二地区”，也有像日本那样亚洲因素遗存较多的“第一地区”，但日本不属于“第二地区”而属于“第一地区”。日本从“复苏”走向“崛起”，社会经济状况到达稳定的“平台”，需要站在这个“平台”上，对走过的道路做历史的评估、文明的定位及前景的展望。梅棹理论的本旨在于说明日本自古以来存在着与大陆亚洲相异的生态方式与生产方式，尽管地理方位不在“西方”而在“东方”，在“亚洲”而不在“西欧”，但它是“东方”的“西方”，“亚洲”的“西欧”。一个学术观点产生不可能保持绝对的“纯净”性，常与论者的政治、经济与文化态度密切相关。每当论者提出自己的观点时，所处的社会政治背景已给他的思想投射既定的光色，既反映论者“理想”、“目标”与“价值”的追求，也指示其思想形态的站队方位。战后日本的政治立场与外交方针的特点具有明显的美国依从的特点，而“第一文明地区论”，则体现了论者矢志向“西侧”靠拢的“日本文明定位”论。

高坂正尧发表《海洋国家日本的构想》，认为日本环境的 “自然之力”决定日本不是“大陆国家”，而是“海洋国家”。“海洋”决定着日本的过去、现在与未来。给日本带来无限生机的是活跃在滔滔大海上的“民间商船队”，这是历史的总结，也是“未来日本的期待”。此文可谓日本“海洋国家论”与“海洋文明论”的发端。曾村保信著《海的政治学》， 23从自然史观出发，得出“日本历史被黑潮决定”的结论。在日本的东南方，有一股强大的“北赤道海流”。它流向西北方，在菲律宾附近发生分流。其中的一支海流形成“黑潮”。就是这股奇妙的“海流”对日本文化的生成起有重大的作用。乘着“黑潮”，从东南亚方向渡来了“漂流民”带来稻耕文化，使古代日本成为农业文明圈中的一员。既然日本从海洋得到过巨大的恩惠，日本的生存离不开海洋，那么就有理由把自己的国家定位为“海洋”国家。时代巨变，日本直面前所未有的“太平洋时代”，制定内外方策的时候，务必遵循“海洋国家”的路线，做出正确的抉择，从经济、政治乃至于军事的全方位，力争新时代的海洋支配权。

在“第一文明区论”、“海洋文明论”的基础上产生“海洋联邦论”、“日本异质论”、“文明的新月弧论”。前者的论点产生于90年代之前，为后者的理论的出现起到了前奏和伏笔的作用。川勝平太写《海洋联邦論》，提出“日本异质论”：日本民族源流出自太平洋诸岛屿，原是海洋民族。“此后与异质的中国、朝鲜长期交流”，受其文化恩惠，但又从它们的影响中走出，形成自立的文化，而自具特色。这个“特色”即是“海洋国家”。日本现代的任务是认识海洋国家的特色，回归本有自在的日本。在川勝平太看来，战后亚洲出现新兴工业国家群、东南亚国家联盟与亚太经济合作会议（亚太经合组织），一个面向太平洋的“新亚洲”正在崛起，这就是 “海洋亚细亚”或称“太平洋亚洲”，这是“日本锁国以前形成日本町的地区”，也是日本希图建立“大东亚共荣圈”的地区。他明言“海洋亚细亚”的出现将使日本走向新“脱亚”时代。他同意梅棹忠夫的说法，“大陆亚洲”是“恶魔之巢，是破坏之源”，历史在“脱亚”的过程中进步，欧洲脱离了“伊斯兰的亚细亚”成为历史与文化的个体，日本唯脱离“大陆亚洲”——“中国的亚细亚”，才有可能找回独具传统的日本。“脱亚”就是“与野蛮的亚细亚诀别，与停滞的亚细亚脱离”。回首日本现代化的历程，究其根本，纯然是“脱亚的轨迹”。 24他指出，战前日本主义者冈仓天心强调东洋文明与西洋文明“对立”，而当下的问题是亚细亚内部“对抗”，此即“海洋”与“大陆”的对抗。 25

川勝平太为了阐发他的亚洲“对抗”论，提出“文明的新月弧”与“丰饶之海的新月弧”理论，实际上是针对中国的“包围圈论”。他说：“从地缘政治学的视角看问题，假如实现东海、南海、东南亚岛屿的联合，就可以建立起一个新月弧形的海洋联邦”。他认为，地缘政治学决定，必须“牵制“”与“包围”中国。如果联合“东海、南海、东南亚诸岛”国家，形成“海洋亚细亚的联合体”与“海洋联邦”，就可以对中国形成“新月弧形包围圈”。他强调这样的“新月弧”，是“文明的新月弧”与“丰饶之海的新月弧”。他积极鼓吹“海洋联邦领导论”。他说：“回顾近代日本人的世界理念，从来关心的是东西纬度的关系”，然而当日本一旦向南北的方向掉头而望，一个生活在太平洋中的“海洋亚细亚”即刻出现在视野之中，它“期待成为这个地区的领导”，发挥其应有的“作用”。他甚至注意到日本的地理形势，南北狭长，连成一体，没有时差的区别，处于共同的经线之上，形成长臂之势，伸向南太平洋，正好具备成为太平洋“海洋联邦领导”的天然条件。他鼓吹中国不是“海洋国家”，而是“大陆亚细亚”的成员。“太平洋亚洲”的“中心”不可能是“大陆亚细亚”的中国，而应该是“海洋国家”的日本。

为了让日本争取到“海洋联邦领导”的宝座，川勝平太不惜成为一个“台独”支持者。1999 年夏天他去台湾，会见了李登辉、陈水扁、彭明敏、林义雄等人，胡言日本与台湾，都主张“一个台湾” 的观点。他赞成李登辉的言论：“台湾将选择完全的民主主义，通过民主的选举程序促使新的国家意识的诞生”。 26

以川胜平太为代表的“日本异质论”，将日本文明定义为“海洋文明”，将中国文明定义为“大陆文明”，人为地制造“文明对抗”的态势，进而成为“中国威胁论”、“台独支持论”的理论基础；“文明的新月弧论”则显示川胜平太等人对中国经济复兴的惧怕心理与遏止态度；主张“海洋联邦领导论”实际上是“大东亚共荣圈”论的旧调重弹。如果说高坂正尧写《海洋国家日本的构想》及其他学者发表关于日本“海洋文明”的理论，还在进行着学术的讨论，那么川胜平太理论则成为新日本主义急遽“右”转的标志，所造成的对日本与中国乃至亚洲关系的危害，不言而喻。

应该看到梅棹忠夫、川胜平太等人的理论建立在新“脱亚论”的基础之上，主张脱离亚洲，至少也脱离与“大陆亚洲”的干系，在此之前就有日本学者提出另外的见解。石田英一郎主张“日本亚洲边境论”，认为日本存在于“亚洲”。他说：日本列岛孤零零地矗立在欧亚大陆东边的海洋中，它是“亚洲的边境”，它的文化也是“边境文化”。因为是“边境文化”，所以在很长的历史时期内从大陆吸取到种种的新鲜知识，表现出宽容与吸纳的态度。当然，这种吸纳也不是“无差别”的，它“对中华帝国保持着极大的尊敬，然而东洋史上极有名的宦官、宫刑制度，却没有接受”。 27

江上波夫提出日本“骑马民族论”，认为世界上最大的大陆——亚欧大陆上存在一个重要的地理环境区。这就是亚洲“季风农耕区”。从南太平洋与印度洋上吹过来一股季风（monsoon），与喜马拉雅山及青藏高原相遇，带来丰盛的雨水，形成黄河、长江、珠江、印度河、恒河及温润的适合农业的冲击流域。这个地区包括中国、东南亚、印度半岛、斯里兰卡岛及太平洋西海岸、亚洲面向印度洋的部分。亚洲90%的农民居住在这里，形成世界上最大的农耕区。除“季风农耕区”外，亚欧大陆上还存在着“亚欧内陆干燥区”、“西亚干燥区”与“亚欧北方森林区”等三个区域。“亚欧内陆干燥区”是一个超越“季风农耕区”，向北延伸的广大地区。它东起兴安岭、阴山、南山山脉，南至喜马拉雅与昆仑山脉，西部到达里海、黑海北岸，地处欧亚大陆的中心，因无法接受季风与北冰洋海风影响，不适合农耕，而成为游牧地区；再有，以阿拉伯地区为中心的西亚，同样吹不到“季风”，而形成广袤的沙漠草原地区，成为与“亚欧内陆干燥区”地理上相连接，性质上相近似的“西亚干燥区”。 28“亚欧北方森林区”，其南方贴近中国边界；东临韩国；西则跨越西伯利亚，直达乌拉尔山区。它同样不是典型农耕地区，人们靠狩猎与采集维持生活。江上波夫著《日本民族的起源》（平凡社1959年）得出结论：日本地理上属于这个地区，原本适合狩猎与畜牧，是一个“迟到”的农业社会，金属器具的使用也较晚，由此铸成日本文化的许多特点。 29

五、新日本主义实质及对日本社会发展的影响

日本明治维新以后出现的旧日本主义与战败后出现的新日本主义。两个时代的“日本主义”具有密切的意义与性质上的联系。从时代背景上看，每次“日本主义”的高潮都产生于时代变迁之际，这种“变迁”决定“日本主义”最初的出现；从内容上看，“日本主义”本质上是“日本论”与“日本人论”，即对日本“社会性”与“国民性”的反思、检讨与不断更新的再认识；从其社会意义与精神效果来看，无论是新日本主义还是旧“日本主义”总要达到两个目标：其一，当日本民族遇到“困境”的时候，主要体现为在总结历史教训的基础上，对日本“社会性”与“国民性”缺陷作深刻省察，因此这时候的“日本主义”是“自省”的“日本主义”。日本民族是一个善于学习的民族，而其“学习”精神之源，在其自省精神。当日本获得“成功”的时候，“日本主义”的功能也随之变化，这时的“日本主义”，同样通过对日本“社会性”与“国民性”的深刻观察，从社会学、文化学与民族学的多元视域，总结“成功”经验，以确立民族“自信”的基石，通常可以说成是“自信”的“日本主义”。“自省”的“日本主义”与“自信”的“日本主义”，体现日本在其发展过程中所具有的精神调节机制——“纠错机制”与“择优机制”。

新日本主义在其“自省”阶段以丸山真男与南博为代表的思想家从思想史学与社会心理学的层面对侵略战争的思想社会根源作了检讨。他们观察到，日本因其历史文化的原因，缺少一个“私”的世界，即广大国民个性自觉的精神世界，这使政治支配者在少有人民阻止的情况下，得以肆意推行侵略政策。

然而，要看到这样的“自省”还是不深刻的，具体表现在：第一，参与“自省”的最著名的两个代表是思想史学家丸山真男与社会心理学家南博，因此对战争的自省多从“精神”与“心理”层面展开，而对其社会“物质”原因论说单薄。第二，这场自省运动强调日本“国民的软弱”与日本“私的世界”的匮乏，因此缺少对于战争的“国民的抵御力量”，这是有道理的，但是对日本统治层应当承担的战争责任及“沉潜”于“民间”的右翼力量的成因、本质及其影响分析批判不够。这些都给右翼的复活留下思想余地。

“自信”的新日本主义所要回答的问题是“日本为什么‘成功’？”。在社会面上中根千枝等学者注意到日本传统“集团社会”与西方社会组织结构上的不同，并强调这样的社会结构对日本经济活力的支持。在精神面上，三本七郎等人提出“韦伯话题”，解说日本传统中“预备”了与西方“资本主义”相类似的现代精神，成为日本成功的文化原因。如果说，“自省”的新日本主义对日本传统多抱着反思与批判的态度，那么“自信”的新日本主义则对传统持有亲近与赞许的态度，这使人们回想到19世纪日本国粹主义者所做的工作。

自然，“自信”的新日本主义，在总结日本成功经验与培植日本民族自信的方面所做的工作无可非议。然而，过度的“自信”会走向“自负”。这是因为，过度的“自信”的新日本主义潜藏着“日本异质论”的理念。梅棹忠夫的“第一文明区”论及当时流行的“海洋日本论”，说明日本社会“异质”于亚洲。由“日本异质论”走向“日本优越论”，有可能进一步走向“日本自负论”，历史已经证明，这是一条理性缺位的不良思想路线。

事实上，到了20与21世纪之交，“自负”的新日本主义日益抬头，这体现在川胜平太等人对“日本异质论”的进一步发挥及“海洋联邦论”、“文明的新月弧论”的登台。旧“日本主义”发展到结局，演化为侵略论，殷鉴不远。当年德富苏峰撰《大日本膨胀论》（1894年）、《近世日本国民史》（1918）；北一辉撰《日本改造法案大纲》（１９１９年）；大川周明撰《日本文明史》（1921年），主张“皇国史论”、“大日本膨胀论”、“大东亚共荣圈论”等，终使“日本主义”成为右翼思想的核心理论。德富苏峰撰《大日本膨胀论》，可以说是旧日本主义本质“右”转的最明显的标志。当代川胜平太等人的理论显然是旧日本主义右翼论调的陈仓暗度与沉滓泛起。

为此，当要注意正在发生的新旧“日本主义”的“世纪对应循环”。首先，两个“日本主义”在发生时间上出现“世纪对应循环”。19世纪50年代至19与20世纪之交日本出现旧“日本主义”思潮，时隔正好一个世纪，即20世纪50年代至20与21世纪之交，无独有偶，又出现新日本主义思潮；其次，两个“日本主义”阶段演化与性质转变出现“世纪对应循环”。日本于19世纪50年代后出现“自省论”，此后出现“自信论”，19与20世纪之交出现“自负论”，而新日本主义则于20世纪50年代前后出现“自省论”，此后出现“自信论”，20与21世纪之交同样出现“自负论”。自省—自信-自负，成为新旧“日本主义”共同经由的路径。再次，两个“日本主义”在各阶段特征生成原因方面出现“世纪对应循环”，都因社会困境而“自省”，因经济恢复而“自信”，因经济复兴而“自负”。“自负”的新日本主义，正在与旧日本主义作对应的“世纪循环”，向着民族“膨胀”论的方向推进，与历史上的“皇国史论”、“大日本膨胀论”、“大东亚共荣圈论”发生深度衔接。

总体而言，新日本主义随时代变化而变化，其性质特点也随时而异，如果说其早期对战争的反省与中期对“成功”的思考，曾给予历史以重要的启示，而其后期“自负”、“膨胀”意识的产生，则是一个危险的趋势，势必引起包括日本国民在内的世界所有爱好和平人们的警觉。

1山本七郎：《日本資本主义的精神》，光文社1979年，第206页。

2吉野耕作：《文化民族主义的社会学——现代日本自我认同意识的走向》，商务印书馆2004年版，第183页。

3吉野耕作：《文化民族主义的社会学——现代日本自我认同意识的走向》，商务印书馆2004年版，第117页。

4吉野耕作：《文化民族主义的社会学——现代日本自我认同意识的走向》，商务印书馆2004年版，105页。

5松本三之介：《天皇制国家与政治思想》，未来社1969 年版，第310页。

6 孙歌：《丸山真男的两难之境（代译序）》，丸山真男：《日本政治思想研究》，三联书店 2000 年版，第9-11 页。

7 南博：《日本人的心理》，岩波书店1953年版，第2 页。

8 南博：《日本人的心理》，第25页

9 《记》、《纪》指《古事记》与《日本书纪》。《古事记》，太安万侣撰，712年；《日本书纪》，舍人亲王等撰，720年。

10 松本三之介：《国学政治思想的研究》，有斐阁1957年版，第115页。

11 三本七平：《日本資本主义的精神》，光文社1979年版，第1页。

12森岛通夫：《日本为什么“成功”》，四川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5页。

13森岛通夫：《日本为什么“成功”》，第283页。

14吉野耕作：《文化民族主义的社会学——现代日本自我认同意识的走向》，商务印书馆2004年版，第176页。

15荒木博之：《日本人的心情论理》，讲谈社1976年版，第131页。

16荒木博之：《日本人的心情论理》，第156页。

17樋口清之：《梅干与日本刀·下》，祥传社1985年版，第12页。

18樋口清之：《梅干与日本刀·下》，第12-13页。

19樋口清之：《梅干与日本刀·下》，第88-89页。

20梅棹忠夫：《文明的生态史观——梅棹忠夫文集》，上海三联书店1988年版，第124页。

21梅棹忠夫：《文明的生态史观——梅棹忠夫文集》，上海三联书店 1988年版，第129页。

22梅棹忠夫：《文明的生态史观——梅棹忠夫文集》，第125页。

23曾村保信：《海的政治学》，中央公论社1978年版，第5页。

24川胜平太：《海洋联邦论》,PHP 研究所 2001 年版，第64页。

25川胜平太：《海洋联邦论》，第62 页。

26川胜平太：《海洋联邦论》， PHP 研究所2001 年版，第75 页。

27梅棹忠夫·多田道太郎：《日本文化的构造》，讲谈社 1972 年版，第17页。

28江上波夫：《骑马民族国家》，中央公论社1967年版，第6页。

29梅棹忠夫·多田道太郎：《日本文化的构造》，第 33 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