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从岸信介内阁到佐藤荣作内阁时期，日本的东南亚政策出发点带有明显的遏制中国的意图。1972年，中国和日本赶超中美关系缓和的步伐，实现了邦交正常化。东南亚国家对此事高度关注，在欢迎中日恢复邦交的同时，担心两国结成同盟及日本的经济援助流向中国。针对此种情况，日本适时给予安抚，指出中日邦交正常化不针对第三国，并表明没有更改对东南亚的友好政策，将继续扩大对它们的经济援助。日本的安抚、日本与东南亚的紧密经济关系、中日邦交正常化与美日安保关系共存的实现、东西方关系缓和的大趋势，共同削弱了中日邦交正常化对日本与东南亚关系的冲击。但这并不意味着此事对日本的东南亚政策毫无影响。中日邦交正常化改变了日本对东南亚政策的出发点，令日本的政策不再明显带有遏制中国的意图，还在政治、经济领域重塑了日本外交的外部环境与内部动力，对日本的东南亚政策产生了深远影响。

关键词：中日邦交正常化　日本　东南亚国家　美日关系　田中角荣

冷战时期日本外交的显著特征是以美日同盟关系为基础、以经济援助为手段。然而，若聚焦于日本的东南亚政策，以上两点则难以完全反映出东南亚国家及其所处的地缘环境在日本外交中的角色。东南亚国家身处中国、美国、苏联与日本等大国的夹缝之间，对华态度复杂，对大国关系和地区局势的变动也极为敏感。日本在冷战前期非常重视人口众多、资源丰富的东南亚地区，且其对东南亚国家政策的出发点带有明显的遏制中国的意图。中日邦交正常化不仅终结了中日关系的不正常状态，而且对亚太地区局势产生了深刻影响，也影响了日本对东南亚的政策。

前人研究多从东南亚反日浪潮、越南战争、石油危机的影响出发，来思考20世纪70年代日本的东南亚政策，忽视了中日邦交正常化这一历史背景。有鉴于此，本文将在前人研究基础上，综合利用日本外交史料馆馆藏文献、美国外交档案，以及相关报刊资料，系统考察1972年前日本对东南亚国家外交中的中国因素、东南亚国家对中日邦交正常化的态度及日本的安抚举措，进而揭示在中日邦交正常化背景下日本调整或部分维持东南亚政策的原因。

一、中日邦交正常化前日本对东南亚国家外交中的中国因素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日本被美军占领，失去了独立地位，还深受战争创伤，经济萧条。日本当局曾渴望恢复与中国的外交关系，试图通过构建紧密的中日经济关系，来促进本国的复兴。但是，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朝鲜战争爆发和中美关系走向对立，冷战在亚洲兴起。美国调整对日媾和政策，在排除中国等的情况下，于1951年9月召开对日和会。日本亦选择片面媾和方式，同美国缔结《美日安保条约》，加入了西方阵营，其基于恢复中日关系的经济复兴计划就此落空。在美国的推动下，日本转向资源丰富的东南亚地区，迫切希望和东南亚国家建交。

日本在二战期间的侵略与殖民统治给东南亚地区带来深重的灾难，让不少东南亚人认清了日本军国主义的真面目。面对战后初期东南亚国家对日本侵略的恐惧，日本政府判断以战争赔偿的名义挺进东南亚地区是为上策。与此同时，东南亚国家在摆脱殖民统治、实现独立之后，亟须外援来推进工业建设与经济发展。于是，日本开启了重返东南亚进程，先后同缅甸、菲律宾、印度尼西亚、南越当局签订了战争赔偿协定。此外，日本还分别和泰国解决“特别日元”问题，跟老挝、柬埔寨签订了准赔偿性质的经济合作协议。由此，日本和东南亚国家关系的正常化，在一定程度上弱化了谋求中日关系正常化的经济动力，导致亚太地区两极格局变得更为分明与固化。

在两极格局下，日本与部分东南亚国家奉行反共政策，同中国处于敌对立场。1957年6月，日本首相岸信介向美国领导人阐述了本国的政策立场：自民党建立在反共、自由和对“自由国家”共同体成员身份的认同之上。日本作为共同体的一员，必须履行其肩负的重担，对内执行反共政策，对外同美国密切合作。1969年6月，日本外相爱知揆一在访美时表示，日本的角色是“尽力创造一个令亚洲国家不易受‘共产党中国’威胁的环境”。泰国自1955年万隆会议后，曾一边维持反华政策，一边多次向中国派遣使节，谋求改善双边关系。但1959年塔纳?科曼出任泰国外长后，泰国转向极端亲美反共政策，并在1962年和美国共同发表《塔纳-腊斯克公报》，与美国正式结成双边同盟。中泰关系随之恶化。1957年8月30日马来亚联合邦独立之际，中国曾宣布承认马来亚联合邦，并愿意与其建立邦交。可是，马来亚联合邦政府执意奉行亲西方的反共、反华政策，两国关系随即进入对抗状态。与泰国、马来亚不同，印尼早在1950年便同中国建交。随后，中国妥善处理华侨双重国籍问题，并在印度尼西亚与马来西亚对抗问题上支持印尼，与印尼形成了深入、友好的合作关系。然而，1965年“九卅”事件后，印尼新政权选择了反共路线，中国与印尼关系急转直下。

为了巩固西方阵营，美国呼吁日本加强同反共的东南亚国家的经济合作。美国从反对共产主义和遏制中苏两国的立场出发，推动日本与东南亚国家的经济合作，防止东南亚国家加入或在经济上依赖社会主义阵营。特别是在深陷越南战争泥潭、国际收支恶化后，美国愈发迫切需要日本出力支持美国的东南亚政策。1967年11月的美日领导人峰会上，美国要求日本扩大对印尼、南越的援助。部分东南亚国家也曾打着防共的幌子来谋求日本的援助。例如，1967年9月23日，马来西亚总理东姑?拉赫曼向日本首相佐藤荣作诉苦，马来西亚经济因天然橡胶价格下跌而受困。若价格进一步下跌，马来西亚经济将全面恶化，以致社会不安，引来“共产主义的渗透”，希望得到“自由国家”的援助。

对于美国的呼吁，日本历届政府出于仰赖美国的安全保障、提升本国在西方阵营中的地位和开拓市场的考虑，选择配合美国的政策，向东南亚国家提供了不菲的经济援助。日本首相岸信介曾表示，为了对抗共产主义、促进对东南亚地区的出口贸易，日方愿意为东南亚地区的经济繁荣施以援手。此后的池田勇人首相提出了分工论，美国负责安全保障，日本通过经济合作与援助解决贫困问题，促进东南亚国家的经济稳定，进而遏制共产主义和拉拢东南亚国家。及至佐藤荣作内阁，日本为了实现冲绳返还，更是不遗余力地支持美国的反共政策。

1962年，日本与泰国缔结新的特别日元协定，将1955年版特别日元协定中96亿日元的“投资与信贷”改为无偿提供。“九卅”事件后，日本判断，如果具有重要地缘政治、经济价值的印尼倒向社会主义阵营，会导致新加坡、马来西亚、泰国和缅甸在南北同时面临所谓的“共产主义渗透威胁”。因此，日本不仅允许印尼延期偿还巨额债务，而且给予了大量的援助，来支援脆弱的印尼反共政权。日本政府还不顾国内的反对意见，向美国扶植的南越当局提供了非军事援助。

除了支援反共的东南亚国家外，日本还试图拉拢中立国家。东南亚国家中，缅甸长期奉行中立主义外交政策。1961年1月9日，中国和缅甸签订了经济技术合作协定，同意向缅甸提供3000万英镑的无息贷款。同年11月，日本首相池田勇人到访仰光。11月24日，在与缅甸总理吴努的会晤中，池田从经济发展与国家安全两个角度展开游说，企图使缅甸倒向西方阵营。池田先介绍了日本经济发展迅速的秘诀在于自由资本主义经济制度，暗示缅甸应该学习日本的经验。然后，他指出缅甸面临着中苏的“入侵威胁”，呼吁缅甸参加西方的集体防御体制。池田还建议缅甸加强同西方阵营的合作关系，表示日本可以成为缅甸和美国之间的沟通桥梁。池田甚至直白地提议缅甸在经济开发上“利用”一下西方阵营。最后，他特意强调：“为了让日缅实现真正合作，日本有必要明了缅甸的政治做法，特别是外交方针与经济发展计划。”日本首相实为要求缅甸明确对共产主义的态度，彻底倒向西方，抑或坚定中立态度。若缅甸选择共产主义或者态度暧昧不清，日本将不会提供实质性的经济援助。1962年2月5日，池田勇人在接见美国司法部长罗伯特?肯尼迪时，提及中国给缅甸的贷款，建议美国增加对缅甸的支援，还表示日本即将派遣使团前往缅甸，协助制订经济发展计划，并考虑给予经济援助。1963年3月29日，日本和缅甸签署《经济与技术合作协议》，承诺提供1.4亿美元的无偿援助。日本谋求遏制中国影响力的意图显而易见。

在从经济层面支持东南亚国家反共的同时，日本领导人经常与东南亚领导人就中国问题交换意见，从东南亚国家获取中国情报，并在政治层面磋商如何应对中国影响力的增长。1967年9月，佐藤荣作出访东南亚国家，首站到访缅甸。该年6月末，缅甸刚发生排华事件，与中国的关系转冷。佐藤是该事件后首位造访仰光的外国领导人。9月21日，佐藤和缅甸领导人奈温围绕中国的国内局势及其内外影响、中缅关系等议题举行了会谈。其中，关于中国在联合国的代表权问题，奈温向佐藤表示缅甸将坚持一贯的立场，支持中国政府的合法席位，不会因为同中国交恶而放弃中立主义外交政策。日本亦会向东南亚国家透露本国的对华政策。10月10日，佐藤会晤印尼领导人苏哈托时，说明了日本的中国政策，他一方面主张不能孤立中国，有必要向中国开放门户，对中国采取政经分离政策，另一方面鼓吹“中国威胁论”，主张“中国越强大，周边国家感受到的威胁就越大。日本有《美日安保条约》的庇护，而东南亚则直面中国的威胁”。

1971年，随着中美关系缓和帷幕的拉开，日本政府开始实质性地考虑与中国改善关系。在摸索新的对华政策时，日本曾透过东南亚国家获取中国的情报。继1971年8月访华后，缅甸领导人奈温于12月初访问日本。当时东南亚国家中只有缅甸既与中国维持着正常的外交关系，又同日本关系紧密。日本驻缅甸大使铃木孝建议，首相和外相应当在领导人会谈中关注中缅关系进展，并请奈温分享对于中国的认知与日本对华关系的建议。铃木特别指出，奈温是一个中国通，他的意见非常有价值。外务省在起草首相发言提纲时基本采纳了大使的建议，仅删除了征求奈温关于日本对华关系的建议，增补了询问其访华印象的内容。12月9日，佐藤首相与福田赳夫外相接见了奈温。在日本领导人的询问下，奈温介绍了有关中国内政情况、访华印象及其对中缅关系与中苏关系的看法。佐藤在会晤中直言日本应该与中国实现邦交正常化，但是担忧此举会影响日本与中国台湾地区、朝鲜半岛南北双方的关系。

日本对华政策的转向实际上困难重重。首先，由于佐藤荣作内阁长期的对华不友好态度，中国对这一届日本政府持批判态度，不愿与之改善关系。其次，日本还受困于美国对华政策的矛盾性。美国在缓和对华关系的同时，仍保持同台湾当局的关系，拟在第26届联合国大会上保住台湾的席位，拉拢日本共同发起“重要问题”决议，将驱逐国民党当局代表问题列为重要议题，需要大会三分之二以上才能通过。在美国施压和国内亲台势力的支持下，日本明知此举会损害对华关系，依然同意成为共同发起国。美国还建议日本不要接受中国同日本对话的前提条件，妨碍中日关系的发展进程。再次，日本顾及东南亚国家的反应。日本外相福田赳夫提出：“必须以不背弃原则或其他国家对日本的信任来解决中国问题，否则这将会影响东南亚甚至中国对日本的基本态度。”最后，随着佐藤荣作的地位动摇与不再连任，自民党内围绕接班人问题展开了政治斗争，以致日本对华政策更趋复杂化。

总之，中美关系缓和以前，日本的东南亚政策出发点带有明显遏制中国的意图。这主要源于日本认同自己是西方阵营的一员，坚持以美日同盟关系为外交基础，积极采取配合美国遏制中国的政策。其结果导致日本对东南亚的经济援助除了有谋取经济利益之意外，还含有反共反华目的，加剧了东南亚地区的冷战对抗程度。此后，佐藤内阁虽然深受中美关系缓和的冲击，产生改善对华关系的想法，但是囿于国内外因素的阻碍，没能彻底调整原先的对华政策，也没有改变其东南亚政策中对中国的遏制意图。而中日关系的后续变迁将改变中国因素在日本外交中扮演的角色，进而对日本的东南亚政策产生影响。

二、中日邦交正常化在东南亚国家引起的波动

1972年7月7日，田中角荣出任日本首相。7月22日，新任外相大平正芳首次会见中国访日代表团。同月27日至29日，周恩来总理三次接见来华的日本公明党委员长竹入义胜。会晤期间，竹入谈到日本领导人的访美事宜，表示大平外相的建交决心已定，不会受美方干扰，而会试图说服美国接受中日邦交正常化。竹入还透露，田中首相虽然担心中日邦交正常化对韩国、东南亚国家的影响，但也决意复交。8月底，田中携大平出访夏威夷，就中日邦交正常化问题与美国交换意见。9月25日，田中首相访问中国。9月29日，中国和日本发表《中日联合声明》，正式恢复邦交。作为东西方关系缓和的标志性事件，中日邦交正常化受到东南亚国家的高度关注。

东南亚国家纷纷表达期许与欢迎之意。在中日恢复邦交前，1972年9月3日新加坡总理李光耀对外表示，中日邦交正常化将有助于缓解亚洲的紧张局势。9月20日，柬埔寨总理山玉成对日本记者说，他认为日本改善对华关系能推动亚洲紧张局势的缓和，故表示欢迎。田中首相访华恰逢联合国大会举行会议之际。9月25日，马来西亚代表在大会上发言表示，期盼田中访华给东南亚带来积极的影响。泰国代表亦在一般讨论发言中提到：“田中首相访华缓和了中日两国间长期的紧张关系。我们希望这是新的开始，敌对关系让位于相互理解与合作关系。”9月29日《中日联合声明》公布，同日马来西亚当局发表了政府声明，肯定中日邦交正常化对缓和东南亚紧张局势的贡献，并表示中日两国“都不应在亚洲和太平洋地区谋求霸权，每一方都反对任何其他国家或国家集团建立这种霸权的努力”的声明，与马来西亚主张的“东南亚中立化”精神一致。

这些欢迎表态源于东南亚国家对世界和解潮流的顺应。1971年7月9日，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秘赴北京，和周恩来总理举行会谈，并就尼克松访华、中美关系正常化问题交换了意见。翌年2月21日，美国总统尼克松抵达北京。2月28日，中美两国联合发表《上海公报》，标志着两国关系的缓和。中美关系的改善大幅降低了亚洲冷战的紧张程度，推动了对话与和解的世界潮流。在中美接近的背景下，亲西方的东南亚国家开始调整对华政策，与中国的体育交流、贸易往来越来越频繁。泰国决定接受中国邀请，派遣乒乓球队参加1972年9月在北京召开的首届亚洲乒乓球锦标赛。菲律宾解除了对华贸易限制，1970年到1973年中菲贸易额从零增长到2788.91万美元。不仅如此，1972年9月26日，北越劳动党机关报报道了田中访华的消息。与此前北越没有直接报道尼克松访华、访苏相对照，这显示出北越的态度有所变化，即在国际和解趋势下对中日邦交正常化的接受。1973年3月18日，新加坡《南洋商报》评论称：“当年是中国第一号仇敌的美国，以及它在东亚的堡垒日本都已先后和中国修好及恢复邦交，这是世界趋势所使然，任何人都阻碍不了。”

在表面的立场背后，东南亚国家私下却怀有不同程度的担忧，并透过与日方接触或第三方渠道流露出来。1972年9月9日起，日本公明党委员长竹入义胜先后访问泰国、印度、斯里兰卡、印度尼西亚和马来西亚五个国家。9月24日，竹入在回国的记者会上谈道：访问对象国都非常关心中日邦交正常化，并表态欢迎。它们亦关注中日两国之后会如何对待东南亚国家，部分国家存有不安情绪。东南亚方面由于外交礼节、领导人的性格、与日方的亲疏程度等原因，不愿意或不方便完全袒露心迹。例如，泰国领导人没有把对中日邦交正常化的忧虑直接告诉日方，而是通过在曼谷的第三方外交使团透露本国的立场。泰国怀着期待、恐惧与焦虑的复杂心情注视着中日关系的缓和。泰国领导人忧虑中日邦交正常化进展过快及其对东南亚地区可能产生的消极影响。

东南亚国家害怕中日结盟。原本东南亚国家就对日本和中国这样的大国怀有恐惧心理。东南亚地区在二战时期遭遇日本的军事侵略与殖民统治，在现实中又面临着日本的经济扩张，不少国家的对日贸易处于极不平衡状态。同时，国内庞大的华裔人口令东南亚国家在对华关系调整上踌躇不前。马来西亚担心中国在东南亚地区的影响力增加后，本国华人凭此强大后台，在政治上会变得不易控制，可能会与马来人争夺政权。印尼苏哈托政权以镇压印尼共产党和众多无辜华人上台，到20世纪70年代初，苏哈托当局仍在搜捕共产党支持者，打着反共的旗号来巩固政权。1972年8月23日，菲律宾驻美国大使罗穆亚尔德斯拜会美国助理国务卿格林时，直言菲律宾惧怕中日结成军事同盟。

东南亚国家还担心中日邦交正常化对日本的东南亚政策特别是经济援助政策产生负面影响。东南亚国家在同日本解决完战争遗留问题后，通过战争赔偿、准赔偿与经济合作跟日本建立了紧密的经济关系，并且随着日本经济的恢复与腾飞，在经济建设与民生福利上日益仰赖日本的经济援助。柬埔寨和老挝均担忧：日本在快速改善对华关系后，可能会减少对两国的关注度，转而将经济援助给予中国，以致可能会削减对它们的经济援助。当时的“东南亚国家联盟”(简称“东盟”)各国同样对日本经济援助规模的缩小、落实的拖延而感到不安。

东南亚国家亦关注中国台湾地区。泰国、菲律宾、印度尼西亚、南越和中国台湾当局有着密切的关系。经济利益与共同的“反共”理念，使得台湾问题影响到这些国家的对华政策。相应的，台湾当局也在展开对东南亚各国高官的游说活动。因此，在1972年8月31日美日首脑会晤前夕，泰国国家执行委员会主席他侬致信尼克松，请他向日本首相提出关切，维护台湾地区在泰国的经济地位和投资，并强调保持台湾地区地位的必要性。菲律宾在地理上紧邻中国台湾，国内又有大量的华裔人口，担心大陆解放台湾地区，威胁本国的独立与安全。

最后，中日邦交正常化促使东南亚国家进一步思考对华政策。当时，大多数东南亚国家与中国的外交关系有待改善和升级。除了缅甸跟中国有良好的关系外，印度尼西亚、柬埔寨、老挝因为国内政权更迭而采取不同程度的敌视中国、反共、亲美立场，以致对华关系恶化，同中国的外交关系处于不正常状态。马来西亚、新加坡、菲律宾、泰国则均未与中国建交。在中日邦交正常化背景下，东南亚国家一方面相互协调对华政策，另一方面不愿在同中国接触上落后于人。在与中国未建交的东南亚国家中，马来西亚和新加坡对华态度相对友好。但作为东盟成员国，马来西亚顾及到其他东盟国家的中国政策，担心单独行动会引起其他成员国的误解。新加坡是与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相邻的小国，从国防等因素出发综合考虑，不得不顾及印马两国的对华政策。与此同时，菲律宾曾向美国透露，担心随着日本与中国建交，东南亚地区的其他国家会追随而与中国建交，让菲律宾陷入外交孤立状态，成为唯一与台湾当局保持“外交关系”的东南亚国家。印尼也部分松动了对华强硬政策。1972年10月4日，印尼外长马利克向日本驻印尼大使田中弘人流露出拟推进对华关系正常化的想法。

三、日本对东南亚国家的安抚外交举措

20世纪70年代，在东西方关系缓和与国际关系多极化的新形势下，日本决定推进多边外交，既要保持和美国最紧密的友好合作关系，也要加强与亚太国家、西欧国家的传统友好关系，还要促进同中苏两国的友好关系。该政策的特点是日本提升了外交的自主性，而亚洲成为日本自主外交的重要实践场所。由于东南亚地区对于日本经济的重要性，日本视东南亚地区的稳定为其亚洲政策的基础，故支持东南亚国家的国家建设与经济自立的努力。为此，日本一方面继续以经济援助手段来支援东南亚国家的经济发展，促进地区的和平与稳定；另一方面注意维护同东南亚国家的传统友好关系，避免中日邦交正常化冲击这一关系。

日本政府在致力于中日邦交正常化的同时，向东南亚国家做了事前通报。中日复交前，日本经历过美国的“越顶外交”。美国在未及时与盟友日本事前沟通的情况下，便调整中国政策，实现了中美关系的缓和。鉴于此，日本有意识地避免重蹈美国的覆辙，不让对华外交影响其跟东南亚国家的关系。1972年8月1日，日本外务省指示驻外使领馆向东南亚国家在内各国政府解释，中日邦交正常化的国际背景、日本政府的基本方针，争取这些国家的理解。关于国际背景，外务省指出“中国加入联合国和尼克松总统访华，推动世界局势巨变”，并强调中日邦交正常化符合历史的潮流。关于中日邦交正常化的具体方针，日本政府拟在田中首相的访华时间确定后，与各国进行事前联络，转告大致内容，例如首相访华时间。

但日本的事前通报没有完全化解东南亚国家的不安情绪。中日邦交正常化尚处于进行时，中日邦交恢复正常与否、台湾问题的走向，以及对东南亚地区的影响都属于未知数。况且，日本通报的信息有限，多不具有实质内容，只留下“日本决心实现中日邦交正常化”的印象。菲律宾曾试图向美国打探中日邦交正常化的进展，但美国所知亦甚少。因此，日本的事前通报仅仅只是让东南亚国家明悉中日邦交正常化已势在必行，无须吃惊，而无法消除东南亚国家关于中日结盟、日本改变东南亚政策的担忧。

1972年9月29日，在中日复交当日的记者会上，日本外相大平正芳表示：“今天已经通过我们驻外大使馆向主要的友好国家通报了《联合声明》。”翌日，日本首相田中角荣认为有必要进一步向东南亚国家说明中日邦交正常化的情况。随后，日本外务省指示驻东南亚各国大使馆向东道国介绍中日领导人会谈内容、日本在日台关系与中日关系上的立场，表明中日邦交正常化不针对第三国、不损害日本和其他友好国家的关系。

除了驻外使馆通报的方式外，10月3日日本政府还决定让大平外相先出访澳大利亚，参加第一届日澳部长级会议，随后顺访新西兰，再前往华盛顿，向美国通报中日邦交正常化情况，最后到访苏联。由于10月下旬日本将召开临时国会，大平没有时间亲自负责对其他国家的说明，日本当局决定挑选特使前往韩国和东南亚国家。10月6日，日本政府确定派遣前经济企划厅长官木村俊夫前往韩国，外务政务次官青木正久奔赴老挝、柬埔寨与南越印度支那三国，原外相爱知揆一出访印度尼西亚、新加坡、泰国、菲律宾和马来西亚等东盟国家，解释日本对中日邦交正常化的立场。

青木与爱知特使分别于10月9日、12日携带田中首相的亲笔信前往印度支那国家、东盟国家，拜会各国领导人。说明内容可以分为首相访华日程、《中日联合声明》、中日会谈内容、访问印象和日本未来的东南亚政策五大部分。东南亚国家特别重视中日邦交正常化与对日关系。尽管日本的派遣预告非常仓促，但两位特使均受到东南亚各国最高领导人的接见。新加坡政府在得知日本派遣特使的新闻后，还曾担心本国不在访问对象国名单中，为此咨询了日本驻新加坡大使馆。其间，只有南越“总统”一度称病拟取消接见特使的安排，但最终仍与青木特使举行了会晤。日方判断这可能反映出该国对中日邦交正常化的不满。此外，两位特使还分别拜会了各国外交部长，并在会晤结束后召开记者会，向东道国人民说明中日邦交正常化情况和日本的立场。

日本特使分别就东南亚国家关切的问题做出回应与解释。首先，东南亚领导人关心台湾地区归属问题与日台关系的走向，询问了中日邦交正常化对台湾的影响。南越政权担心自己落得同样下场，同情台湾，毫不讳言地说出“日本为了得到新朋友中国大陆，舍弃了旧友台湾”，难掩不满之色。对此，日本特使陈述了本国对于台湾问题的立场，如《中日联合声明》第三条所述，日本接受了《波茨坦公告》，而《波茨坦公告》重申过《开罗宣言》的规定，即将台湾返还给中国。鉴于此，日本政府理应遵循《波茨坦公告》。日方补充说明，在一个中国原则下，不得不切断同台湾地区的“外交关系”，解释了“日台条约”终止的情况，但是希望今后能维持与台湾地区的经济、文化联系。

其次，关于中日邦交正常化对日本的东南亚政策的影响，特别是东南亚国家担心日本的援助流向中国，特使阐明：今后日本的东南亚政策是保持和促进一直以来的友好关系，不会因为顾虑中国而调整对东南亚的基本政策，况且中国也没有要求日本改变。至于经济援助，日本表示将继续加强对东南亚国家的援助，并提到中国放弃向日本索要赔偿，当前亦没有收到中方任何的经济援助请求。因此，在向东南亚各国提供援助的时候，日本无须顾及中国。有关东南亚领导人由此放心，流露出喜悦之情。

再次，针对东南亚国家惧怕中日携手支配东南亚地区，日本强调中日两国间没有秘密协议，《联合声明》是唯一达成一致的文件。特使还援引《联合声明》第七条“中日邦交正常化，不是针对第三国的。两国任何一方都不应在亚洲和太平洋地区谋求霸权，每一方都反对任何其他国家或国家集团建立这种霸权的努力”，试图化解东南亚国家的疑虑。东南亚领导人回应：“若果真如此，欣喜不已。”爱知注意到东盟五国的期待与担忧正是系于第七条之上。该条款扮演了中日两国对亚洲政策宪章的角色。倘若两国能严格遵守、执行该条款，中日邦交正常化将具有世界性意义。

然后，东南亚国家担心日本的重新武装与军国主义复活问题。在这次特使出访前夕，1972年10月9日，日本内阁会议正式通过“第四次防卫力整备计划”。该计划总金额约46300亿日元，接近第三次防卫力整备计划的两倍。在田中角荣访华后不久，日本就出台了该计划，招致东南亚国家疑心这与中国有关联。马来西亚特别任务部长兼新闻部长加扎利?沙菲谈到：“并非我胡思乱想，这不可避免会令人怀疑。”印尼媒体报道，第四次防卫力整备计划是田中首相在访问北京时取得中方认可的。印尼总统苏哈托也表示：与东南亚相比较，日本通过第四次防卫力整备计划后增强的军力是过大的。从媒体和各国领导人的表述来看，东南亚国家恐惧中日两国有共同扩充军力的企图。爱知特使解释称，第四次防卫力整备计划与田中访华无关，该计划的规模没有新闻报道那般大，日本完全不是“军事大国”。10月16日，在印尼的记者会上，爱知再次回应“第四次防卫力整备计划”问题，主张有关说法夸大了计划的外表，此计划难以增强日本的国防实力，只是日本自卫队的装备更新换代而已，没有增加军队、军舰、战斗机数量。他重申日本将贯彻不征兵、不拥有核武器和不向海外派兵的三原则，并提到日本的国防预算占国民生产总值(GNP)的比重在逐年递减。

东南亚国家不仅警惕日本的军力，而且惧怕日本的经济扩张。有东南亚记者向特使提问：关于《中日联合声明》第七条，中日两国表示不谋求东南亚霸权，这仅指政治领域的霸权，还是包括经济领域的？对东南亚国家有保障吗？爱知回答说，第七条指出中日邦交正常化不针对第三国，两国不谋求亚洲的霸权，这囊括了军事、经济、政治等领域。不过，考虑到那时的中国经济实力有限，在东南亚地区的经济影响力远不及日本，记者的问题实质乃是忧虑日本在东南亚的经济扩张。从两位特使的访问报告和日本政府的反应来看，东京没有捕捉到这一点。

最后，围绕东南亚国家对所谓的中国干涉内政的不安，日本特使转述了周恩来总理的发言，并表示田中首相认为这是中方的真心话。他分享道：中国愿意在相互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干涉内政的原则基础上对待东南亚国家，中国不打算输出革命，而是专注于国内的发展，无暇在国外从事革命，亦无意拓展在东南亚的势力。

围绕安抚与说明的意义，日本外务省将此与中美关系缓和后美国的安抚做比较，认为美国的安抚相当迟缓，使节的级别低，而日本的遣使时机得当适宜。在外相出访美苏的情况下，日本亦专程派遣特使前往东南亚地区，向东南亚国家表明田中内阁对亚洲的重视。继而，外务省在“多边外交”的框架下高度肯定了特使派遣的意义。

与日本外务省的判断相反，东南亚国家在感谢日本遣使的同时，认为所获的新信息有限，特使来访除了传递友好之意以外没有其他内容。一位印尼外交部高官主张：“中日复交源于两国间的相互需要，至于是否有助于紧张局势的缓和则是另一回事。”爱知揆一对此深有感触，意识到中日复交立刻有助于缓和紧张局势的说法完全是日本一厢情愿的解释，东南亚各国认为“大国”影响才是这个地区紧张局势的源头，共同的心愿是从“大国”影响力下解放出来。因此，爱知在肯定自己的说明部分化解了东南亚领导人的不安与误解后，直言他的使命更多的是通过这样的对话展示日本对东南亚国家不安情绪的理解，由此巩固日本和诸国的联系。换言之，东南亚国家的不安并没有因为日本的说明而消弭。一方面，它们还需要听其言观其行，关注日本是否会落实《中日联合声明》及相关说明；另一方面，日本在中日邦交正常化后不久出台“第四次防卫力整备计划”，引起东南亚国家对日本谋求成为军事大国的警惕，致使这次“安抚外交”的效果大打折扣。

四、中日邦交正常化背景下日本对东南亚政策的延续与变动

日本政府在对东南亚国家的安抚中，强调中日邦交正常化不针对第三国，不会改变其既有的东南亚政策。但在中日邦交正常化带来中日关系与地区局势的变动下，日本政府内部有声音呼吁调整以东南亚国家为主要对象的亚洲政策。1972年11月21日，日本外务省在东京召开年度亚太地区大使会议。有与会者以中日邦交正常化为契机，主张日本应该在亚洲政策上从被动应对转为积极介入模式。不过，大平外相强调没有必要因中日邦交正常化而变更亚洲政策。这样的内部分歧既体现出日本对东南亚政策的延续性，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中日邦交正常化对日本政策的影响。

中日邦交正常化后，日本对东南亚政策的主要目标与手段并未发生变化，仍以经济援助为主要手段，推动东南亚地区的稳定和发展，进而促进本国的国家利益。这一延续主要源于日本的外交支柱未被中日邦交正常化所动摇。美日同盟关系与经济外交是战后日本外交的两大支柱。中日邦交正常化前夕，1972年8月31日日本首相田中角荣到访夏威夷，拜会美国总统尼克松。尼克松援引中美关系缓和为例指出，美国维护了与台湾当局的“外交关系”和相关安全安排，亦向韩国保证中美间的任何合作都不会以它们为代价，以此告诫日本不应在中日邦交正常化中牺牲自己的朋友。美国还要求日本纠正美日贸易逆差问题，并为美日同盟关系做贡献。面对美国的压力，日本承诺尽力分担美国的负担，将盈余的资金用于援助最不发达国家，特别是扩大对东南亚国家和韩国的援助。田中还提出，待到越南战争结束后，计划在印度支那的民生和经济重建领域提供支援。

经济援助是日本经济外交的主要手段。日本的军事角色受到内外限制。一方面，在国内有和平宪法与反战民意的约束。田中曾对尼克松说，日本宪法明确禁止使用武力解决国际争端，日本也不打算重整军备，或成为一个军事强国。另一方面，在国外，美国、中国与东南亚国家都反对日本重新武装。1971年7月9日，周恩来总理接见来访的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时表示，担忧日本经济强大后会走向军事扩张。基辛格回应：“关于日本，我们的利益非常相似，都不希望日本大规模重新武装。”1972年8月3日，印尼外长马利克公开表态，不希望日本成为军事大国。1973年9月下旬，日本外务省官员和驻亚洲国家的外交官举行会议，探讨“日本在亚洲应该和能够做什么”的问题，即在亚洲地区为日本塑造一个平易近人的新形象。会议确认，日本必须充分利用经济力量来积极促进对其他亚洲国家的援助计划。

日本的经济援助除了回应美国的压力外，还旨在争取和保护其在东南亚地区的经济利益。20世纪六七十年代，东南亚地区对于日本而言是仅次于美国的主要出口市场，亦是重要的资源和原材料供给来源地。日本在较大程度上依赖东南亚地区的锡、天然橡胶、铜矿与石油等资源。1973年10月，第四次中东战争引发石油危机，促使日本亟须争取更多的能源。东南亚国家中，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不仅有丰富的石油、天然气等能源，而且比起中东国家，距日本较近，运输成本更为低廉。东南亚国家所处的地理位置同样极为关键，居中东与东亚间的枢纽之地。地区内的马六甲海峡是日本进口重要资源的必经之路，堪称日本的经济生命线。是故，日本积极以经济援助手段来提升和东南亚关系的紧密程度，促进东南亚国家的经济发展。日本认为，从长远来看，这对日本经济的进一步发展有利。

以上两大外交支柱都未因中日邦交正常化而发生动摇。在中美关系缓和中，美国以美日安保关系有助于阻止日本重新武装、开发核武器和走上对外扩张路线为由，试图说服中国领导人接受《美日安保条约》和美国在日基地的存在。在中苏关系破裂的背景下，中国从对苏斗争的考虑出发，意图优先恢复与日本的关系，故容忍了美日安保关系。1972年8月14日，中国向美国表态会尊重美日关系。9月中日谈判期间，中国保留了对《美日安保条约》的看法，未向日本提出任何要求。因此，中日邦交正常化没有伤及美日安保关系，乃至动摇美日同盟关系。11月21日，在日本亚太地区大使会议上，外务事务次官法眼晋作明确指出日本的外交基础归根结底还是日美合作，并将日本的安全寄望于《美日安保条约》，而非中日邦交正常化。这意味着日本在外交政策上继续追随美国，并需要履行对美国的承诺，扩大对东南亚国家的经济援助。1974年11月18日，美国总统福特访日。在首脑会谈中，福特要求日本支援摇摇欲坠的南越政权。田中当即做出保证：下一财政年度对南越的援助不会少于今年，会尽可能地增加援助。同时，中美建交步伐的迟缓也从整体上影响着日本政策的走向。

在经济外交上，日本领导人在访华期间曾向中国说明其东南亚政策，中方回应日本对第三国的外交是日本的问题，显示出不干涉的态度。1972年10月16日，参与过中日邦交正常化谈判的日本外务省中国课课长桥本恕向美国驻日官员透露，中日会谈很少论及两国在亚洲的互动。中日关系虽然得到改善，但是没有发展到在第三国展开外交合作的地步。此外，中国不仅放弃了战争赔偿，还从自力更生立场出发，没有向日本索要经济援助。在此情况下，经济外交一如既往地在日本对东南亚政策中发挥作用。

除去中国因素、美国因素与日本自身的经济利益外，日本的东南亚政策不可避免会受到东南亚因素的影响，日本的地区合作政策即体现了这一点。中国国际地位的提升，与美、日两国关系的改善，以致冷战对抗式的地区合作机制已经难以适应新的国际趋势。围绕新的地区合作机制的创设，日本政府认为利害不同的主权国家间的合作体制并非一朝一夕能形成，有待时机的成熟，即印度支那半岛的和平、南北朝鲜的和平共处、东盟各国与中国关系正常化。换言之，当越南战争结束、中国与东南亚国家关系取得进展之际，日本的地区合作政策势必会有新动向。而在时机成熟前，日本打算先运用好既有的地区组织平台。故当东南亚国家提出具有反共、反华性质的亚太理事会(ASPAC)的存废问题时，日本没有正面回答，仅建议东盟应该接纳更多的成员国。由此观之，日本对东南亚政策并未在中日邦交正常化后立刻发生大的变化。

不过，中日邦交正常化对日本的东南亚政策并非毫无影响。最直接、快速的影响便是日本政策的出发点不再明显带有遏制中国的意图。中日邦交正常化以前，日本视中国为威胁，致力于援助东南亚国家应对所谓的“中国威胁”。1972年9月，日本完全改变了对华政策，在半数东南亚国家之前跟中国建立了外交关系。日本领导人通过与中国领导人接触，对中国留下了良好的印象，认为中国领导人比预想得更友好、民主且令人消除敌意，并得到中方不首先使用核武器的承诺、革命是不可以被输出或强加给他人的见解分享。面对东南亚国家领导人担忧中国干涉内政，日本甚至做出了辩护。因此，在新的政策出发点下，日本对东南亚援助的目的褪去了反华色彩，更为聚焦于经济发展，成为东南亚地区从冷战体制走向开发体制的重要因素之一。

不仅如此，中日邦交正常化在政治、经济领域重塑了日本外交的外部环境与内部动力，成为后来日本调整东南亚政策的重要基础。从政治层面来看，中日关系的改善致使日本难以再积极参与反华、反共的地区活动。日本一边构思新的地区合作机制，一边开始重视无明显反华色彩的地区合作组织---东盟。再者，中日邦交正常化拓展了日本政治介入东南亚地区事务的空间。在中日邦交正常化前，老挝曾提案扩大负责老挝停战的国际监督组织，最初设想的新成员为同中国有邦交关系的法国和缅甸。鉴于中日邦交正常化的新情况，老挝认为日本比缅甸更具发言权、更为合适。不单东南亚国家有呼声，日本亦在摸索自己的政治角色。日本政府向东南亚国家提出愿意成为它们与中国沟通的桥梁，向中方传达它们的希望。就经济领域而言，中日经贸联系的加强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东南亚地区在日本外交中的重要性。相比于东南亚地区，中国在地理位置上距离日本更近，人口与资源上也毫不逊色。同时，中国和部分东南亚国家出口结构相似，在国际市场上形成竞争，这使得日本获得了更多的进口选择，在面对这些东南亚国家时有了更强的议价权，进而削弱了日本对东南亚政策的经济动力。

结语

日本与东南亚关系的起步虽然与20世纪50年代初中日建立外交关系的落空有关，但经过二十多年的发展，双方已经在贸易、投资与援助等经济领域建立起密切的联系，日本在东南亚地区拥有大量的经济利益，东南亚国家同样在本国发展中倚重于日本的资金、技术。除了经济层面外，美日安保关系和中日邦交正常化共存的实现，使得日本继续在外交上坚持以美日同盟关系为基础，并在安全上依靠美国的保护。这意味着日本在东南亚地区追求自身利益的同时，仍将追随美国的政策，履行对美国的承诺，扩大对东南亚国家的经济援助。更何况，中日邦交正常化顺应了东西方和解与对话的潮流，东南亚国家亦在谋划改善同中国的关系。最后，日本并没有因为同中国邦交正常化，而忽视东南亚国家。日本通过外交特使向东南亚国家做出详细说明，在一定程度上安抚了东南亚各国的不安情绪。因此，中日邦交正常化尽管引起东南亚国家的部分疑虑，但未对日本与东南亚关系构成较大冲击。

中国因素同经济利益因素、美国因素、东南亚因素的交互作用，削弱了中日邦交正常化对日本与东南亚国家关系的冲击。同样，这四大因素也会影响到日本的东南亚政策。经济利益是日本对东南亚国家外交的主要目标，在影响政策的因素中属于常量。就中国因素而言，中日邦交正常化改变了日本政策的出发点，令日本的政策不再明显带有遏制中国的意图，还在政治、经济领域重塑了日本外交的外部环境与内部动力。但中国既没有向日本索要战争赔偿和经济援助，亦不打算干涉日本的东南亚外交，更没有提出中日在东南亚地区的外交合作，这导致中国因素在短期内对日本政策的直接影响有限。在此情况下，东南亚因素对日本政策的影响仍有所增强。中日邦交正常化之后，东南亚地区局势随着东南亚反日浪潮的兴起、东盟的崛起与越南战争的结束发生了巨变，特别是美国在越战后逐渐退出东南亚，改变了日本对东南亚外交的策略与方式。最典型的例证便是日本于1977年提出“福田主义”，旨在尊重东南亚国家的自主性，并重视东盟的地位与作用。

时过境迁，随着中国国力的增强与东盟的壮大，中国、日本与东南亚的三角关系发生了质的变化。一方面，三方间的实力对比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中国在国民生产总值上赶超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另一方面，三方间相互依存程度大幅提高。中日间建立了更为紧密的经济关系，中国与东南亚国家的政治经济关系亦愈发密切。两者都意味着中国在三角关系中扮演着远比1972年时更为重要的角色。面对中国的崛起，日本担心中国会破坏既有的国际秩序，并以实力改变现状，从而引起该地区的不稳定，并威胁到日本的国家利益。因此，日本的东南亚政策趋于借助东盟来制衡中国。东南亚国家对于大国的崛起与对抗难免产生不安情绪，也反对任何大国攫取地区霸权，并致力于维护自身的安全、利益与东盟的中心地位。鉴于此，中国有必要进一步加强同东南亚国家对话并展示对于它们不安情绪的理解，尊重东南亚国家的利益和东盟的中心地位。唯其如此，才可以更好地维护中国与东南亚各国的关系。

（注释略）

（作者：史勤，厦门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助理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