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九世纪六十年代后，一批与洋务运动伴行的思想家活跃于言论界，他们被称为中国早期改良派。 1他们大都亲历洋务，将实践所知，形成论著。 2其中的一些人以官派、留学及私人旅行等形式渡洋考察，将一路见闻，形成日志笔记。 3
他们留下的种种言说，超越一般洋务官僚所能达到的思想水准，体现中国资产阶级的早期追求。他们发起近代中国第一场东西比较运动 4，实地考察，识其泾渭，探知中国所异于西方，其要者为以下数端：是男耕女织，而非经商求富，贸易立国；是君临天下，而非举“贤”为“公”，宪政治国：是拘泥虚文，而非经世匡时，讲求实学；是“遗体求用”，而非“体用兼备”、“本末具有”。由此，立工商、开市场、倡宪政、讲实学、立本体，成为他们的吁求要素。
一、“农国” 与“商国”
“泰西风俗，工商立国”，而中国“重农抑商”；西方扶掖商人、“保护商会”，而中国“目商务中人，必曰奸商”。中国早期改良派对比中西，要求走出传统，“大兴商务”、“富国强兵”。 黄仁宇说：有两种系统可以增进国民的财富，一是农业的系统，再有“商业的系统”，“商业的系统乃是现代的系统”。 5洋务运动堪为中国“现代”运动的波澜初兴，早期改良派从促进工商起步，要让中国步入“现代的系统”。
何启、胡礼垣在《新政真诠·新政论议》中说：“中国之目商务中人，必曰奸商，不知求利乃人之本心。中国物殷民富，最宜于商。”由此建议，“新政立，宜令民间纠合公司，大兴商务。” 6马建忠1876年被李鸿章派往法国留学，1880年回国。他上李鸿章书云“近今百年，西人之富，不专在机器之创兴，而其要领专在保护商会。” 7陈炽则提出，国家一旦推行商政，当在组织上作具体的落实，转农国为商国。他说：“宜仿泰西各国，增设商部，管以大臣，并立商律、商情、商平、商稅四司，各任其事。” 8郑观应强调，倡导洋务，目的为了“攘外”，而攘外，必先“自强”；自强，必先“致富”；致富，必“先振工商”。说到底，中国的经济事务，“首在振工商”。 9
早期改良派主张“振工商”，很大意义说的是振兴“民间”工商。洋务运动中，中国商业既有民间经商，又有“官督商办”。 10前者“民间”为主，权利比较充分。后者官衙为主，处处受制被动。现代资本市场的形成取决于以下的诸元素：一是产权的民有，法律保护人民的私有财产；二是企业的民营，社会鼓励人民从事工商活动；三是市场的自由，政府非在必要时不对市场作随意的干涉：四是国门的开放，打通世界商业渠道，进入国际贸易市场。五是市民的壮大，人民因从农民转为市民而成长。以上诸点，企业的民营与国民主动参与商业活动，成为促进市场成熟的不可缺少的条件。如果一个国家只注重“官办”、“官督”商业，而忽视民间商业，如果一个国家虽有民间商业，却在“官办”、“官督”商业的垄断挤压下曲折磨难，犹如“病梅”，那么这个国家的市场，虽生犹衰，名存实亡。
郑观应是中国早期改良派中较有眼光的一个，他概括“商贾之道”、“万国市场”、“商战”等一系列理论，体现早期改良派窥视资本内蕴，探索市场法则，介入全球经济，为维护民族利益，决战求胜的希望。他把促进民间企业，作为振兴工商的重要条件，为此提出三点方案：第一、鼓励民间企业生长发展，允其自筹财款，集资自办，“无所禁止”、“悉听其便”；第二、扩大民间企业经营范围，凡“铁路、轮舟、开矿、种植、纺织、制造”等各行各业，皆向民间开放，少设和不设禁区；第三、遵守市场规律，“全以商贾之道行之”，而不“拘以官场体统”，以国家统制阻挠市场运作。 11如此方案堪将中国发展资本主义的要点难点，矢矢击中，且被洋务派部分采纳。洋务运动中民间工商有所发展，与郑观应等人的大声疾呼息息相关。
郑观应还建议开辟“万国商场”，允许外国资本进入国内，开店设厂，经营工商。这样做的好处，其一可“吸引外人财力，振兴我国农工”。其二“我收其捐税”，以利我国。其三“贫民亦可得其工资”，增加国人就业机会，减轻中国人口压力。他据理力争：“商战重于兵战”，“习兵战不如习商战”，理出一条“商战”思路。 12郑观应的商战论，今天看来依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国与国的战争，表面看是军事力的争斗，其背后却是经济力的博弈。经济力强则军事力强，经济力弱则军事力弱。其外观是“兵战”，其实质是“商战”。“商战论”的创新点在于超越传统“国防论”，提出一条新的“国防论”，即商业“国防论”与经济“国防论”。
王韬的想法与郑观应相同，指出“商战“的目的就是为了护”华商”之权益，分“西商”之专利。近十年的洋务实践已经说明，“华商之利日赢，而西商之利有所旁分矣”。为此他提出具体的商战战略：一切日用所需，不必件件取之于外。外国呢布为大宗，取我大利。我可全力仿效，设丝茶为巨项，捆载输出而前往，“日新月异而岁不同，有非西人之所能制者矣？” 13 薛福成也说：“泰西风俗，以工商立国，大较恃工为体，恃商为用，则工实尚居商之先。” 14他鼓励民族商业的兴起，建议在税收制度方面给予优待与保护。 15 “能招商股自成公司者”，当减税三年。如此则“商民知有利可获，则相率而竞趋之。” 16
显然，早在十九世纪六十年代，中国早期改良派已通过中西比较，学习世界长处，克服传统弱点，将中国从土地社会走向市场社会的路线基本勾勒出来。这是中国资本市场路线初现的时代。
二、“私”政与“公”政
中国早期改良派观察中西政治制度，将前者说成“私”的政治，将后者说成是“公”的政治。而此思想，可上溯到魏源、粱廷枏等近代早期思想家。魏源在《海国图志·外大西洋墨利加洲总叙》中论美国制度，赞其“议事诉讼，选官举贤，皆自下始”，又介绍总统选举云：“公举一大酋总摄之，匪惟不世及，且不四载即受代，一变古今官家之局，而人心翕然，可不谓公乎！”多处使用“公”这样的褒义词，给予肯定。 17他在《海国图志》百卷本中的《后叙》中，则直称上述“章程可垂奕世而无弊”。 18
梁廷枏则说美国人行事依“民议”，而非君意，遵法治而非人治，事无巨细，乃“一公之民”。粱廷枏对美国总统的选举方法、程序及其社会功能作过一番深入考察。总统四年一期，“既不能据而不退，又不能举以自代，其举其退，一公之民”。他的上台与下野，都取决于国人的选举，选胜则上，选败则下，而无法由自己决定。就是这样的原因，总统能做到“视听自民”，兼听而明，“实事求是而证之”,其执政也能“彰明较著而行”，“于瞬息四年中殚精竭神”，小心谨慎，不出差错，就怕“贻其民以口实者”。
总统之选举既“其举其退，一公之民”，法制之制定也同样 “一公之民”。一国之赏罚禁令，“咸于民定其议，而后择人以守之”。总统产生之前，法制已在。总统只是由民选择出来的“守”法之人，“终未尝以人变法”，无法以个人私见擅改定法。因为“既知党非我树，私非我济，则亦惟有力守其法”。对于这样的制度，粱廷枏所给予的评价很高：“是以创一开辟未有之局，而俨然无恙以迄于今也”。这与魏源“其章程可垂奕世而无弊”的说法，同声呼应。粱廷枏未将西方总统制与中国皇权制做直接比较，但观者自明：总统制度，“一公于民”，皇权制度，一任于君。 19
魏源与粱廷枏都是十九世纪四十年代的人。以后中国先进的知识人又对魏源、粱廷枏的思想作了继承与发展。洪仁玕介绍美国议会说：“取士、立官、补缺及议大事”，皆“置一大柜在中庭”，议员“写票公举，置于柜内，以多人举者为贤能也，以多议是者为公也。” 20认为西方政治制度的特点是“举贤能”，而贤者“为公”。 21
中国古代经典《礼记·礼运》说：“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大道”即“为公”。一个“公”字成为中国人的道德基础。“为公”的社会——大同社会，成为中国人的理想社会追求。“为公”的政治——选贤与能，成为中国人崇高的政治要求。魏源、粱廷枏、洪仁玕等人将西方议会“举贤能”与中国“选贤与能”理想并提，称其是“为公”的政治，乃对中国古代政治思想作了近代意义的新演绎。\r
在郑观应、冯桂芬、王韬、何启、胡礼垣等人看来，所谓“为公”的政治就是“公议政事”、“集众”投票、决议“从众”、“君民不隔”。郑观应认为在西方由于用了议会制度，“公议政事”，“用人行政一秉至公”。他比较有无议会的利弊，明确表示“欲借公法以维大局，必先设议院以固民心”。 22
冯桂芬著《校邠庐抗议》。全书涉及 政治 、 军事 、 文化 、 生产 、 经济 各领域，主张向学习 西方 ，开放国门。冯桂芬论中西差异为“四不如”：“人无弃才不如夷，地无遗利不如夷，君民不隔不如夷，名实必符不如夷。”他对“君民不隔不如夷”这一点尤其在意，认为西方行政，民意畅达，感叹堂堂大清，竟不如“夷”。 23
王韬论天下国家，大体为三，“一曰君主之国，一曰民主之国，一曰君民共主之国。” 24君主之国，“一人主治于上，而百执事万姓奔走于下。”民主国家，“国家有事，下至众院”，“可行则可行，不可则止”，总统“总其大成”。君民共主国家，“朝廷有兵刑礼乐赏罚诸大政，必集众于上下议院，君可而民否，不能行。民可而君否，亦不能行。必君民意见相同，而后可颁之于远近。”王韬长期生活在香港，曾前往英国作过两年多的实地考察，又撰《普法战纪》、《法国志略》等行世，在当时来说，是了解“泰西”国体形势甚深的中国人。他不满君主制，又觉民主制“多纷更，难专一”，不适于中国，而对君主立宪情有独钟。他到英国议会旁听，所得印象：“国有大事则集议于上下议院”，君民齐心，“众志成城”。 25
何启、胡礼垣认为：英国兴邦，“首在通商”，而旧时政令，“不便于商务”，遂设“议政局”（议会）。议员入选条件，“曾以迁贸之事”，即有从事商业的经历，以保证商人于议会中的意见权重。议会实行“公举法”。“公举之议员，以几年为期，随时酌定，遇有缺出，则以公举法择人补之”。有事官民合议。官有所欲为之事，谋之于议员；议员有所欲为之事，谋之以官，“皆以叙议之法为之”，官与议员意合，“定其从违”。“事有不能衷于一是者，则视议员中可之者、否之者之人数多寡，而以人多者为是，所谓从众也”。官民合议有所结果，上报国君，推行全国。以此方法议决国事，“权虽出于君上”，然“其议先询诸庶民”，固不失为“真为政者矣” 26
中国早期改良派游历欧美，不仅关注其主流社会，也时时留意这个陌生世界的别样思想与叛逆风潮。如黎庶昌记录德国社会革命党人和俄国民意党人行刺皇帝的事件，提到“索昔阿利司脱”（socialist ）即“社会主义”这个词，并以“平会”指称之。他1878年记德国“平会”主张：“天之生人，初无歧视，而贫贱者，乃胼手胝足，以供富贵人驱使，此极不平之事。而其故，实由于国之有君，能富贵人，能贫贱人”，因而“冀尽除各国之君，使国无主宰”。 27
中国访西客记德、俄早期社会主义思潮，一味描述，如述惊险故事，沒有将其与中国实际作结合的思考。俄国社会主义思潮兴起较早。1861年亚历山大废农奴制，俄国踏上资本主义征途，即有民粹主义与之相抵。如果将俄国民粹主义算作“社会主义”，这样的“社会主义”与科学社会主义有所不同。一为马克思主义传入俄国之前，民粹主义已经产生。再则民粹主义与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也大相径庭。俄国民粹将矛头指向沙皇政府，具有一定的历史意义。然而其发动之时，俄国资本主义才刚刚起步，由此民粹派意欲建立的社会乃为缺乏现实基础的乌托邦空想。设将洋务运动视为中国资本主义的起步，那么沒有出现如同俄国那样的民粹思潮，至少没有成为中国知识分子的思想主潮，显现走向“现代”历程中的中国情况。在中国，社会主义思想正式流传进来，并逐渐播扬成潮，要等到20世纪初。 28
三、“虚”学与“实学”
早期改良派将中国之学与西方之学进行比较得出的结论是：中国之学为古学、虚学，西方之学为今学、实学。所谓实学，即今天所谓自然科学。十九世纪下半叶，中国学界之“虚实”之辨，于打开国人眼界，启发思路，推动文化建设，具有积极进步的意义。
“英国学问之士，俱有实际；其所习武备、文艺，均可实见诸措施；坐而言者，可以起而行也。”王韬访问牛津、爱丁堡等地，考察英国教育中的“实学”地位，发觉英国重科学而“弗尚诗赋词章”，且考试制度也与中国迥异，所考内容十分广泛，非止“一材一艺”，凡历算、兵法、天文、地理、书画、音乐等都在考试之列。 29王韬认为，英国“实学”实可效法，因其“坐而言者，可以起而行”。他考察大学问家培根思想事迹后得出感想：中国教育重“古学”，而西方之学重“今学”。培根学问博大精深，其治学特点，厚今薄古。为学，不以古人之学为尽善。作事，“不欲取法于古人”。“古来载籍乃糟粕”，他主张学习培根的治学精神，超越古人古书，不必“深信胶守”，否则聪明才智被其所囿。他力主改革中国教育，注重实际，经世致用，由此“于世有实济，于人有厚益”。 30
王韬又以日本为例说：东邻形势蒸蒸日上，重要原因是重视实学，于西方技术“精心揣合”。其开国通商仅七八年，而枪炮舟车机器大体可以自造。他催促本国及时警醒，“巍巍上国，堂堂天朝，岂反不如东瀛一岛国哉？”他提出当务之急乃废除传统的时文八股，非如此则人才终不能出、西法终不能行、“洋务终不能明”，如此以往，“国家富强之效终不能及”。 31
“嵩焘读书涉世垂四十年，实见人才、国势关系本原大计莫计于学。而自秦、汉以来学校之不修，二干余年流极败坏，以至今日”。郭嵩焘说，读书涉世四十年来，悟出一个道理，与民族国家进退荣衰最具关系的大事，就是教育。 32此所谓国家大计，“莫计于学”。可惜中国秦汉以来，“学校不修”、“流极败坏”，直至今日为最甚。反观西方学校制度，“规模整肃、讨论精详”，远为中国所不及。
郭嵩焘说：中国之学多为“虚文”，西方学“致之实用”。因尚“虚文”，形成“中国两千年虚骄之习”。 33 “英国讲实学者，肇自比耕（培根）。始时，欧洲文字起于罗马而盛于希腊，西土学问皆宗之。比耕亦习剌丁、希腊之学，久之，悟其所学皆虚也，无适于用实（实用），始讲求格物致知之说，名之曰新学。……欧洲各国日趋于富强，推求其源，皆学问考核之功也。”他建议中国效法西方，先在通商岸开设学馆，以求“实用之学”，取得经验后逐渐推广到县、乡基层，以期推广，“通其变而济其穷”。 34
郭嵩焘驻英期间，考察各类学校，对其注重实用、适合各年龄段学生特点，生动活泼的教育方法切为关注。此刻，严复等正在英国留学。郭嵩焘查看严复等留学生的笔记和日记，要求他们矢志于西学，于冶矿、铁路、电学、声学等格外用功。
李圭考察西方教育之际，提出一个新问题，即一个国家重视教育，除知识教育外，还有情操教育，目的在于改造国民性格，提升民族素质。 35他说：“凡人之往彼者，必随在审慎，毋因细微遭讪笑至厌薄”。海道大通，中西交际日见频繁，移风易俗，事关文明大事。出游他国，切不要固守陋俗，引人“讪笑”。 36又记欧美民俗云：“今玆环球而游，逾八万里，历十余国，与英、法、美人偕处为多。大都其人，多敏爽静洁，通达而不执滞见，有反是者辄轻之。”他赞扬西人“敏爽静洁”，敏就是做事敏捷，讲求快捷；爽就是麻利爽快，不瞻前顾后。能敏而爽者，“则以静也”。 李圭尤于“静”字特别欣赏，促成国人养成静谧省思的好习惯。心静而喜洁，则需“日必浴”，“食饮必洁”。
四、“遗体求用” 与“体用兼备”
早期改良派对西方崛起的原因深加考察，所得结果是“体用兼备”。反观中国洋务运动，“遗体求用”，前景堪忧。1884年，郑观应于中法战争期间游南洋，著《南游日记》，其中有这样的评论： 37
西人立国之本，体用兼备。育才于书院、论政于议院、军民一体、上下用心，此其体；练兵制器械、铁路、电线等事、此其用。中国遗其体，效其用，所以事多扦格，难臻富强。 38
郑观应认为，西国富强在于“体用兼备”。设议院，办学校为其“体”，办军事、造机器、修铁路为其用。1892年，郑观应于《盛世危言·自序》将西方体用关系作更详尽的说明。“无论竭蹶步趋，常不相及，就令铁舰成行，铁路四达，果足恃欤？”他明言：中国学习西方只为“铁舰成行，铁路四达”，而对西方之体，视而不见，实是“遗其体而求其用”。 39
王韬于《扶桑游记》中评魏源“师长”（“师夷长技以制夷”）一说，“实倡先声”，惜“与洋人交际未深，未能洞见其肺腑”。 40在《弢园文录外编》中也说：创设局厂，铸枪炮，造舟舰，“非不可行，而行之当无徒袭其皮毛。” 41凡一国家，如同一个生物体，既有其“肺腑”，也有其“皮毛”，前者为本，后者为末。在王韬看来，洋务派学习西方，仅见其军火器械之用，不见其议会学校之体，是乃“徒袭其皮毛”，遗其“肺腑”。他和郑观应都指出，中国洋务“遗体求用”、“舍本用末”，终将“竭蹶步趋”，困顿失败。语出不久，甲午惨败，洋务运动也因此告败，不幸而言中。
郑观应、王韬的体用观在洋务官僚中引起反响。如江苏布政使邓华熙推荐郑观应《盛世危言》一书，就有以下的说法：
夫泰西立国，具有本末。广学校以造人才，设议院以联众志，而又经营商务以足国用，讲求游历以知外情。力果心精，实事求是。夫然后恃其船械，攸往咸宜。今中华不揣其本，而末是求。无学校之真，则学非所用，用非所学，无议院之设，则上下之情隔，粉饰之弊多。 42
邓华熙的观点与郑观应、王韬相同，认为“泰西立国，具有本末”。中华“不揣其本，而末是求”，其结果是“上下之情隔，粉饰之弊多”。
回顾清末思想史学，“体用兼备”论并没有得到全体社会的认同，于是就有“中体西用”论站出来与其对峙。代表人物是张之洞 43。1898年4月张之洞撰《劝学篇》，在叙述写作原委时说，维新派倡导变法，舍弃国本，“邪说遂张”，因此要“会通中西，权衡新旧”，反驳以正人心。《劝学篇·会通》云：“中学为内学，西学为外学。中学治身心，西学应世变。不必尽索圣人之经文，而必无悖于经义。如其心圣人之心，行圣人之行，以孝弟忠信为德，以尊主庇民为政，虽朝运汽机，夕驰铁路，无害为圣人之徒也。”。其结论被概括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
学习西方，是一个文化更新的过程，即将农业的文化更新为工商的文化，将自然经济的文化更新为市场经济的文化，将封建专制的文化更新为现代民主的文化。在此同时，还要更新国民素质，建构如同马克斯·韦伯所谓的“资本主义精神”。从模型结构的意义上说，现代文化具有三层构造。其外层是器物文化，说的是机器、武器等工具的制造。其中层是制度文化，即经济制度与政治制度。体现国民素质的伦理文化是文化构造的第三层，即最里层。观察文化模型，可知文化改造的次序。首先是表层（如果实之皮）的器物文化，其次是中层（如果实之肉）的制度文化，最后是里层（如果实之核）的伦理文化。又可知文化更新的难易。较于对机器文化更新，制度文化的更新难得多。较于制度文化更新，伦理文化的更新更难。早期改良派克服阻力，认识西方器物文化，又在此基础上，认识西方制度文化，即经济制度与政治制度。认识经济制度，阻力虽大尚可克服，一旦去认识政治制度，却阻力重重。相对于倭仁等保守派，张之洞思想上开明得多，然而却明确表示对西方政治制度与伦理思想的拒绝。
当然进一步思考，知道世上凡建立新的道德体系，都有所谓道德“着床”的问题。如生命的孕育需要母体“着床”，沒有“着床”的道德建设，终因道德胚胎的无处安放与道德养料的无法供应而失败。一些国家废除了旧道德，又产生不出新道德，原因在此。历史显示，日本在进行道德建设时，设“儒、神、佛”为道德“着床”，而在中国，这个道德“着床”，抑或即为千年延续的以“儒、道、佛”为代表的传统文化，其中尤以儒家文化为其根基。如果 “中体西用”论其“体”，非仅历史政治，还为传统道德，如张之洞所谓“礼义廉耻”之“身心”，那么对于此论，就有慎细再析的必要，其中或许包含张之洞等人对于中国文化建设的一番心思。
综上所述，近代以来，中国思想界有过数次大的东西文化比较，此为中国近代思想史的重要组成部分。发生在十九世纪下半叶的由早期改良派发动的一场东西文化比较，可以说是中国历次东西文化比较的源泉先河。在比较过程中，中国人了解世界大势，认识中国国情，寻找落后根源，探索前进道路，提出立工商、开市场、倡宪政、讲实学、立本体的强烈要求，展示中国现代化先觉者最初的思想历程。
1这些人物著名的有洪仁玕、郑观应、冯桂芬、薛福成、王韬、马建忠、陈炽、何启、胡礼垣等。\r
2主要论著：
1859年，洪仁玕刊《 资政新篇 》。
1873年，郑观应完成《救世揭要》。1880年成《 易言 》。
1876年，李圭撰《环游地球新录》。
1876年，郭嵩焘出任驻英公使，写《出使日记》。
1879年，薛福成撰《筹洋刍议》。
1882年，王韬刊《弢园文录外编》。
1885年，冯桂芬刊《校邠庐抗议》。
1890年，马建忠撰《富民说》。1896年刊《适可斋记言记行》。
1892年，郑观应成《盛世危言》。
1893年，陈炽为《盛世危言》作序，自撰《庸书》内外百篇。
1899年，何启、胡礼垣撰《〈劝学篇〉书后》，对张之洞 “中体西用”论进行批判。1900年刊《新政真诠》。
3鸦片战争后不久，魏源、梁廷枏、姚莹等人对西方的认识主要来自外国材料的编译及涉外人员的口述记录。1867年后，有王韬的欧洲之行。1872年起，有一百多名官派留学生相继来到欧美。1876年，李圭等人西游。又有郭嵩焘、薛福成等驻外使节陆续就任。他们中的不少人将所见所闻写成日记、游记等刊刻流布，产生重要的社会影响。
41915年陈独秀在《青年杂志》发表《东西民族根本思想之差异》，次年杜亚泉于《东方杂志》发表《静的文明与动的文明》，出现“东西思想差异”论争。1920年梁启超发表《欧游心影录》，1921年梁漱溟发表《东西文化及其哲学》，引发“东西文化及其哲学”论争。1935年王新命、何炳松等“十教授”发表《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宣言》，胡适刊《试评所谓‘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予以评论，出现“本位文化”论争。以上三次论争都可以视为中国东西比较运动的组成部分。
5黄仁宇：《资本主义与二十一世纪》，北京：三联书店1997年版，第25-26页。
6何启(1858-1914)字迪之，号沃生。广东南海人。香港中央书院（现为皇仁书院）毕业。1871年赴英国留学，攻读医科。1882年返回香港，为律师。1887年与白文信医生创办香港雅丽氏利济医院，附设一所西医书院，为香港大学前身。1912年获英国政府颁授爵士勋衔。 胡礼垣 （1847—1916），字荣懋，号翼南，晚号逍遥游客，广东 三水 人，出生于 香港 。1870年，从香港中央书院毕业，留校任中文教师。何启是他的学生。 胡礼垣 曾在王韬的《循环日报》馆担任翻译。1893－1895年游历 日本 。1900年何启、 胡礼垣 刊《新政真诠》。
7马建忠：《适可斋记言》卷二，《上李伯相言洋工课书》。马建忠（1844-1900），字眉叔。江苏丹徒（今镇江）人，太平军入江南，徙居上海。第二次鸦片战争后，始习西学。1890年撰写《富民说》，主张对外贸易、民间工商以富民强国，上呈李鸿章。受李鸿章委派任上海机器织布局总办。1896年刊《适可斋记言》四卷、《适可斋记行》六卷。
8陈炽：《庸书》，《陈炽集》，第32页，中华书局1997年版。
9 陈炽(1855-1900)原名家瑶，字次亮，晚号瑶林馆主。江西瑞金人。光绪举人。历户部郎中、刑部章京、军机处章京。曾遍游沿海各商埠，考察香港、澳门。1893年(光绪十九年)为《盛世危言》作序，撰《庸书》内外百篇。
10 1872年3月，曾国藩逝。12月李鸿章奏请在上海试办轮船招商局，为官督商办。这一年华侨商人陈启源在广东南海县设立继昌隆缫丝厂。为中国近代第一家民营企业。
11夏东元编：《郑观应集》上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版，第612页。
12夏东元编：《郑观应集》上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版，第586页。
13钟叔河主编：《走向世界丛书》，岳麓书社1985年版，第31页。
14薛福成：《薛福成选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482页。
15薛福成(1838～1894)，字叔耘，号庸庵。江苏无锡人。早年随曾国藩、李鸿章办军务、洋务，任道员、按察使等职，并出使英、法、比、意诸国。1879年成《筹洋刍议》。
16薛福成：《筹洋刍议·商政》，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戊戌变法》(一)，上海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第156页。
17魏源：《海国图志》(50卷本)《外大西洋墨利加洲总叙》，道光24年(1844)古微堂刊本，卷39第1页。
18魏源：《海国图志》(百卷本)《后叙》，光绪2年(1876)平庆泾固道署重刊本，卷首第5页。
19梁廷枏：《合省国说序》，中华书局1993年版，第50-51页。
20洪仁玕：《资政新编》，赵靖、易梦虹主编：《中国近代经济思想史资料选辑》（上），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２７６页。
21洪仁玕（1822—1864年），字益谦，号吉甫，清末政治家， 太平天国 主要领导者，“ 拜上帝会 ”创始人之一。 汉族 。广东花县（今广州市花都区）人。 洪秀全 族弟。1843年（道光二十三年）参加拜上帝会。1852年（咸丰二年）被捕，脱险往香港。1859年4月辗转至天京。5月，封为“干王”，总理太平天国朝政。1864年7月，天京陷落。迎幼天王辗转于安徽、浙江 、江西。10月兵败石城，与幼天王等先后被俘。11月23日就义于 南昌 。洪仁玕1859(咸丰九年)刊《 资政新篇 》，主张学习西方，发展资本主义。具体为：开国通商，允许外国人传授科学技术；鼓励民间开矿、办企业，奖励技术发明；创立银行、发行纸币；发展交通业；兴办邮政；开办医院、学堂、设新闻官等。
22郑观应：《盛世危言》卷四。郑观应指出：“议院者，公议政事之院也。集众思，广众益，用人行政一秉至公，法诚良、意诚美矣。无议院，则君民之间势多隔阂，志必乖违。力以权分，权分而力弱，虽立乎万国公法之中，必至有公不公、法不法，环起交攻之势。故欲借公法以维大局，必先设议院以固民心。”
23冯桂芬（1809～1874），字林一，字景亭(又作景庭)，号邓尉山人。苏州府吴县（今苏州）人。清 道光 二十年（1840） 进士 。曾避兵至上海，历总司江南机器制造局添建广言馆事等。冯桂芬《校邠庐抗议》，不分卷，署“吴县冯桂芬林一著”。卷端题李鸿章签，1885年广仁堂刻本。版心下刻“广仁堂”3字。凡2册。书前有《曾文正公覆冯宫允书》，1861年冬十月作者撰《校邠庐抗议自序》。封皮右下部署“李鸿章谨签”字样。
24王韬(1828年—1897年)，原名利宾，又字紫诠，号天南遁叟。外号“长毛状元”。洋务政论家、中国近代著名思想家。有著述《普法战纪》、《扶桑游记》、《弢园文录外编》、《淞滨琐话》、《漫游随录图记》、《淞隐漫录》等四十余种。
25王韬：《弢园文录外编·重民》，参见朱义禄、张劲：《中国近现代政治思潮研究》，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81页。
26何启、胡礼垣：《新政真诠》，辽宁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15页。
27钟叔河主编：《走向世界丛书》，长沙：岳麓书社1985年版，第429页。这里记录的是欧洲早期社会主义与无政府主义的思想。
28对于中国来说，社会主义思潮的最初转播地为日本。1902年12月，日本社会主义者幸德秋水所著《广长舌》译本，在商务印书馆出版。1903年6月，村上知同至著《社会主义》译本，由由文明书局出版。1903年9月幸德秋水所著《社会主义神髓》译本，由《浙江潮》编辑所出版。此为主要者，此外还有不少。（吴雁南、冯祖贻、苏中立主编：《清末社会思潮》，福建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497—499页。）
29王韬对西学的了解与他的经历有关。王韬曾助麦都思氏翻译《新约》。又助英华书院院长理雅各将中国四书五经译为英文，成28卷，名《The Chinese Classics》。至今仍为中国经典的标准译本。
30王韬：《英人倍根》，《瓮牖余谈》，岳麓书社1988 年版， 第44-45页。
31钟叔河主编：《走向世界丛书》，岳麓书社1985年版，第29页。
32郭嵩焘（1818年—1891年）晚清官员，参与创建湘军，中国第一个驻外使节。字伯琛，湖南湘阴城西人。进士，入曾国藩幕。历苏松粮储道、两淮盐运使、广东巡抚等。1866年罢官，长沙城南书院及思贤讲舍讲学。1875年入总理衙门，1876年出任驻英公使，1878年兼任法国大臣。出使期间，与副使刘锡鸿不和，次年称病辞归。有《郭嵩焘日记》存世。原稿共六十一册,包括附录二册,约二百万字。咸丰五年开始,光绪十七年郭嵩焘去世前一天终。其中出使日记五十万字左右。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湖南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将手稿整理成四十本,由湖南省图书馆收藏。八十年代湖南人民出版社古籍编辑室整理点校依次出版。
33郭嵩焘：《郭嵩焘日记》三，光绪3年，湖南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298页。
34郭嵩焘：《郭嵩焘日记》三，光绪3年，湖南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356页。
35李圭（1842－1903年），字小池，江苏江宁（今南京）人，参与中国近代邮政创建，首将“POSTCARD”称为“书信片”。1876年，由赫德委派，前往美国费城参加美国建国100周年博览会，李圭回国后将其见闻写出《环游地球新录》一书。其见解获李鸿章赞许。
36李圭，《环游地球新录》，钟叔河主编：《走向世界丛书》，长沙：岳麓书社1985年版，第307-308页。
37郑观应（1842─1921），广东香山人（今中山市），“世居澳门”，从小经受欧风美雨的熏陶。应童子试不第，曾赴上海经商，为宝顺、太古洋行买办。又为上海电报局总办，逐渐由买办转向洋务事业。此后历任招商局、上海机器织布局、汉阳铁厂、粤汉铁路总办等职。
38夏东元编：《郑观应集》上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版，第276页。
39夏东元编：《郑观应集》上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版，第234页。
40王韬：《漫游随录.·扶桑游记》，湖南人民出版社1982版，第315页。
41王韬：《弢园文录外编》，上海书店出版社2002年版，第20页。
42郑观应：《盛世危言》，北京：华夏出版社2002年版，卷首：“头品顶戴江苏布政使司布政使臣邓华熙跪奏”。
43张之洞（1837—1909年），字孝达，号香涛，直隶南皮人，同治进士。早年为清流党人，后力主洋务。与 曾国藩 、 李鸿章 、 左宗棠 并称晚清“四大名臣”。光绪七年（1881年）补授山西巡抚，倾向洋务。光绪十年（1884年）署理两广总督，推进洋务建设。中法战争期间，为主战派，起用老将冯子材，于广西边境击败法军。光绪十五年（1889年）调任湖广总督。汉阳铁厂、湖北枪炮厂等为其创设。又设织布、纺纱、缫丝、制麻四局，建芦汉铁路及兴学堂，派遣留学生，组建湖北新军等。由是武汉，继上海、天津之后，成洋务基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