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是在浙江临海张家渡的这座老屋里，上世纪60到70年代的黑暗中，许良英先生在煤油灯下编译了《爱因斯坦文集》。
2013年1月28日，许良英先生在北京连续的雾霾中告别了这片他深爱的土地，他跨越九十三年的人生，经历了中国一系列巨大的变化，他与这个动荡曲折、起伏不定的时代血肉相连，自1931年“九一八”事变以来，他养成了天天读报的习惯，关注着国内外发生的所有重大事件，那年他才11岁。1940年以来，他不再是一个历史的旁观者，而是积极的参与者、推动者，一次次卷入历史的漩涡当中，乃至粉身碎骨都不在乎。在他年轻时代，印度诗人泰戈尔的这一诗句曾深深地打动过他：“谢谢火炬给你光明，但不要忘记那执火炬的人呀，他是坚忍地站在黑暗当中呢。”
从强敌入侵的浙大求学之时起，他以自己的生命、思考和追求深深介入了大时代跃动的脉搏之中，他一生走过的道路，尤其是他的心路历程，成为了一个风雨仓皇时代强有力的见证。只有将他放在百年中国革命、战争和现代化的进程中，乃至放在整个世界思潮翻滚、变化激荡的20世纪大背景下，我们才能真实地理解他在每个时代关节点上的选择，理解他走过的血泪交错的人生之路和思想上的归去来兮。他生于1920年，正是思潮多元、充满变数的“五四”时代，但在他成长的年代，“五四”的浪花早已消退，他遭遇的是“九一八”以来空前的民族危机，做亡国奴的恐惧使他对国民党政权产生了深深的质疑和不满，他憎恨蒋介石和张学良的“不抵抗主义”，曾在日记上写下“打倒蒋介石！”的口号，被老师叫去训了一顿，说喊口号是要杀头的。那时，报纸常常开天窗，各地学生到南京请愿、要求政府抗日的消息，他还是隐约知道了，虽然他只是个偏僻地区的小学生，蒋介石给他留下的印象却是“军阀”、“卖国贼”。国民党在他幼小的心目中不过是“说好话做坏事的”，他们所谓的“政治”则是肮脏的交易，他非常厌恶“政治”，并找到自然科学作为自己的精神避难所，一心梦想成为法拉第、爱迪生那样的发明家。1937年抗战爆发，他失学回家，在故乡自学一年，接触到大量近代物理学的新书，撞入了一个令他惊喜欲狂、眼花缭乱的神秘新天地，他还精读了爱因斯坦的文集《我的世界观》，受到强烈的震撼。他从初中起对物理一直是最最感兴趣的，初中二年级就开始崇拜爱因斯坦，但不曾想到还有这样一个奇妙、美丽的新境界，他决心终生在这里面探索，成为一个像爱因斯坦那样的物理学家。为此他报考了浙江大学物理系，1939年2月在广西宜山入学，成为王淦昌先生的得意弟子。
然而，当浙大辗转迁徙到遵义后，他的思想发生了重大变化，他对物理的兴趣逐渐消退，取而代之的是革命的激情，他把大量的时间、精力投入到红色书籍的阅读和革命哲学的思考中，并一步步摆脱对生死的恐惧，决心寻找中共地下党，走职业革命家的道路。他简单地以为推翻了国民党政权，中国就好了。一个热切的“科学救国”论者转变成了狂热的革命者，并没有人鼓动他，他是自觉地被裹挟进那个时代的红色浪潮当中的。很多年后，2001年6月24日，他写给李慎之先生的信里说：“我走上革命道路，不是靠任何师友的启蒙，而主要是从现实和书本上领悟得来的。……我投身革命的过程另一个与别人不同的是，我不是为了追求民主而找到党的，而是为彻底解决社会的不公、实现共产主义而入党的。”李慎之则说自己参加革命的思想动力，“一个是爱国主义，或曰民族主义，另一个就是一种朦胧而强烈的平等思想（甚至不是‘公正’的思想，那时候我还不懂）。”
许先生说，第一次听说“共产党”这个名词是1927年，当时就有好感。临海县城有个振华中学，学生中有共产党，被国民党关在监牢里，他们的主张是“劫富济贫”。以后又听说国民党枪毙共产党人，被枪毙的都是青年学生。1935年春天，他读到《申报》记者写的红军撤离江西后的“匪区”采访录，第一次对共产党有了比较具体（虽然还极其模糊）的认识。他从小读过《水浒传》，天真地把共产党和梁山泊的英雄好汉联系在一起。1936年在浙大高工读书时，曾在杭州南星桥军营受训，听到了一些红军的故事，并知道他们军训的枪是方志敏残部弹尽粮绝被俘后留下的，几百人就被埋在他们军训的大操场下，这件事发生在八个月前，使他受到很大震动。1938年，他家乡临海张家渡村里有人到过延安，给家里寄回一本油印的抗大讲义《辩证法唯物论讲授提纲》，这是他第一次接触到这类读物，拿到时很高兴，可惜读不懂，但从此他开始关心起马克思主义哲学，希望有一天可以读懂，甚至产生过一个念头：用马克思主义哲学来解释现代物理学新发现的许多惊人现象。那时，理论物理学仍是他的最爱。1939年暑假，他买到列宁的《唯物论与经验批判论》。此后，他又读到介绍马列主义理论的刊物《理论与现实》，还有关于红军长征的小册子。
1940年初，他到遵义不久，即在老城一座作为浙大总办公室的大院照壁上，看到了“实行三民主义”的标语，但“三民”两字字迹模糊，细看隐约露出“共产”两字，这是红军五年前留下的标语：“实行共产主义”，他生平第一次看到就感到分外亲切。就是在这里，人民的苦难深深地摇撼着他，他目睹遵义街头衣衫褴褛、骨廋如柴、背着大筐沉重煤炭的运煤工人，一队队被绳子捆着、光着腿在寒风中抖索的“壮丁”，眼前的现实击破了他的“科学救国”梦，从那个春天起，他再也无心钻物理，决心告别“象牙塔”。他开始集中精力阅读斯诺的《西行漫记》，一个苏联人的《中国的再生》以及《中国现代革命运动史》等红色书籍。他说自己从小胆小怕死，为了革命，必须正视极端严重的生死问题，经过一年多的反复思想斗争，他有自信可以面对枪口、刑具和刺刀了，才主动申请参加浙大的左翼社团“黑白文艺社”。他希望自己做一块通向共产主义大道上的小小的无名的铺路石。
1941年1月皖南事变发生后，浙大校内的空气骤然变得紧张，“黑白”社垮了，他与志同道合的同学组织了“质与能自然科学社”，4月1日正式成立，出定期壁报《质与能》，组织“中国科学为什么不发达？”等讨论。他认真地学毛泽东《论持久战》、《论新阶段》，学斯大林的《列宁主义问题》和《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在浙大没有地下党的情况下，他自觉地追随红色革命，为了相互砥砺，他写了八九千字的论文《试论感情与理智》，在浙大的进步同学中悄悄流传多年。1942年他大学毕业，王淦昌先生一心要他留校做助教，研究最前沿的物理学问题，认为他研究物理很有前途，说他有三个优点：1、做学问态度诚实；2、理解力强；3、有创造性能力。但他无动于衷，因为他决志要去寻找中共地下党。结果在桂林找了几年也没找到，1945年1月下旬，王淦昌写信要他即回浙大，并说曾在贵阳日报上登广告找他。从桂林一路流浪回到湄潭，历经169天，行程2555里，其中步行2100里，在黔南遭遇大雪，路上还差一点被五六个国民党兵打死。当他结束半年的流浪生活，回到浙大时满身虱子、胸口创痕斑斑、腰间脊椎得了关节炎，符合世人对“共产党人”的想象，所以一个国民党特务学生就指他为“共产党”。其实，他要等到一年多后、浙大复员路过重庆《新华日报》馆才解决入党问题。在此之前，他足足找了五年地下党，独自在党外追求了六年之久。
这条风险莫测、置生死于度外的路是他主动选择的，所以，他说自己的经历是比较独特的，主要不是靠熟人或朋友的引导，而是直接从书本中接触主义，并出于对黑暗现实的愤恨。他从一开始就把革命看作是生命的同义语。在杭州领导地下党和学生运动的岁月，直到1948年11月以前，他没有想到自己会活着见到“解放”，他以为自己在“解放”前就会死在监狱里或刑场上（后来有人指控“许良英搞革命是为了死”）。1949年5月3日当他用整个生命追求的那一天到来时，他甚至幻想“应该有万道金光垂天而下，到处飘荡着五彩云霞”，事实上一切都很平静，表面上看不出什么特别的变化，而他冒着生死所从事的地下革命结束了。那一天正巧是他29岁的生日。
一个天资聪颖、自小爱读书、爱思考的青年，从20岁起竟然放弃“科学救国”梦，决心不顾生死，去走这样一条革命之路，今天看来似乎不可思议。然而在那个时代这不是他一个人的选择，而是同时代许多知识青年的选择，顾准（1915）、胡绩伟（1916）、韦君宜（1917）、李锐（1917）、李慎之（1923）……几乎都是如此，作为后“五四”一代人，他们几乎都是在“一二九”前后的抗战烽火中接受大学教育，在“五四”思想先辈中，他们亲鲁迅、远胡适，走的是当年“南陈北李”首倡的路，当1942年许良英不顾恩师王淦昌再三的挽留、决意去寻找中共地下党时，始作俑者陈独秀先生已在四川江津的小石屋里，贫病交加之中完成了对自己一生的反思，回到了“五四”最初的启蒙轨道，在《我的根本意见》中清楚地指出：“民主主义是自从人类发生政治组织，以至政治消灭之间，各时代（希腊、罗马、近代以至将来）多数阶级的人民，反抗少数特权之旗帜。‘无产阶级民主’不是一个空洞名词，其具体内容也和资产阶级民主同样要求都有集会、结社、言论、出版、罢工之自由。特别是反对党派之自由，没有这些，议会或苏维埃同样一文不值。”可惜这些声音当时未能广为人知，更遑论影响青年的思想。当陈独秀在给西流等人的信中否定了斯大林模式时，也正是青年许良英悄悄读《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时。
在那个代的许多青年心中，鲁迅的吸引力远超过胡适，李慎之先生曾经说，“鲁迅的著作永远是对我心灵的启示与激励，……我六十年来一直爱戴崇敬鲁迅。对胡适的感情是完全无法与之相比的。”晚年他的思想倒转了过来，“认为就对启蒙精神的理解而言，鲁迅未必如胡适。”许先生回忆，1939年暑假，通读了20卷本《鲁迅全集》中所有的杂文，鲁迅精神世界给予他的影响力是无与伦比的。他一直把自己比作鲁迅所说的那种肩闸门的人，“背着因袭的重担，肩住了黑暗的闸门，放年青的一代去宽阔光明的地方。”鲁迅在《为了忘却的纪念》中讲到柔石“台州式硬气和迂”，在台州历史上出过不怕“灭十族”的方孝孺，他一直以台州家乡人的硬气而自豪，他在中小学时代就被人称为“硬头硬脑”，鲁迅的硬骨头精神大大地契合他的个性。即使到了晚年，他对胡适的看法仍没有大的改变，这和李慎之的回归胡适不同，虽然他已看清自己一生走过的路。
1957年，他在中国科学院一夜之间成了“右派”，而且是“极右分子”，他本来没有右派言论，他对自己栖身的党一腔热忱，对领袖无比忠诚，5月24日他到北大看大字报，认为“诬蔑党、诬蔑马列主义的毒草出现不少”，是尖锐的阶级斗争的表现。他还对同去的赵中立说：“十七年来，每次阶级斗争我都积极参与，唯有这一次却只能袖手旁观，内心非常痛苦。”当6月8日《人民日报》不仅登出社论，而且以8个版面刊登批判毒草的文章和报道，他坐不住了，他无法理解《人民日报》为什么突然翻脸，帽子扣得这么大，这种做法太粗暴了。他以为是宣传部擅自做主，他为此思想不通，到处找人去谈，包括杜润生、于光远、范文澜、潘梓年、郁文、张毕来等人，到6月17日他觉得自己思想通了，“心情十分愉快，回想自己前几天的情绪，觉得可笑，活像一个堂吉诃德。”从1940年到1944年，他说自己“是一个十足的堂吉诃德”，以后改变了，自从斯大林被赫鲁晓夫揭发后，这一思想又复活起来。他的“堂吉诃德”之举使他遭遇了“碎骨之痛”。
其实，1949年他就遇到了看不懂的问题，杭州刚易手，地下党走到地上，他到杭州青委工作，领导告诉他，如果到宣传部可以当副部长，在组织部只能当科长，在伙食、看文件、参加会议等方面的待遇都不一样，而他认为干革命连生命也不计较，现在计较这些未免太可耻了。他宁愿当科长，发现部长一律吃中灶，而他和大家一起吃大灶，经常一起参加劳动，而那些曾经一同战斗过的同志一旦当上部长，就摆出了“首长”样子。当然，他那个时候是标准的左派，在“三反”、“五反”运动中，他在杭州发动学生把私营商店的资本家逐户拉出来揪斗。1955年的反胡风运动中，因他介绍入党的方然成了“胡风分子”，而受到审查，10个月后才放下包袱。
1958年2月下旬他被开除党籍，党纪处分书上连他的入党时间、地点都是错的，在“犯错误原因”一栏赫然写着“一贯有个人野心，每当个人野心不能满足，就同党对抗。”他当即表示完全不能同意，毫无事实根据。而来人表示：“这一栏是支部的意见，用不着征求你同意。”青年时代历经千辛万苦、花了五年多时间找到的党将他甩出去了，他的隐痛可想而知。3月1日他拒绝接受保留公职、去黑龙江密山国营农场监督劳动的处分。在行政处分决定书上签字时，他发现被定为“极右分子”，表示不服，对方说：“这是组织上定的，用不着同你讨论。”最终他选择了在当时无异于绝路的“自谋生路”，但在处分决定后面的空白处，他依然诚恳地写下誓言：“保证永远听毛主席话，跟共产党走。保证永远不说一句不利于社会主义的话，不做一件不利于社会主义的事。”他真诚地相信自己错了，他要用体力劳动来改造自己，脱胎新生。在故乡农村劳动改造的漫长岁月里，无论是大跃进、“文革”，他都毫无怀疑，无条件地相信党报说的，利用劳动之余阅读《毛泽东选集》、《列宁全集》、《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处处以一个共产党员的标准要求自己，为此曾得罪很多人。直到1970年他在故乡回顾自己前半生，还说，“我一生最感到光荣和幸福的，是有幸七次见到我们的伟大领袖毛主席。我也曾有幸多次听到周恩来等中央首长的亲切教诲。”1972年他从北京经河南回家乡，特地到韶山朝圣，五次进出毛泽东故居，每次都含着热泪。
1974年，他为《爱因斯坦文集》出版的事留在北京，目睹“反击右倾翻案风”、“批林批孔”的表演以及江青的种种丑态，终于从长期的迷信和个人崇拜噩梦中醒过来，从此开始重新思考中国的出路，并重新审视此前走过的道路。血雨腥风的地下党时代早已过去，与他共同战斗过的同志于子三等牺牲了，吴大信等许多人坐过国民党的牢狱。他经历了“反右”、“大跃进”、“文革”以来一系列的运动，九死一生，曾遭遇开除党籍、开除公职、离婚、监禁、自杀，毛泽东所谓的“五不怕”他都一一经受了。在农村幽暗的煤油灯下，他编译了《爱因斯坦文集》，研究爱因斯坦的世界观，渐渐回到主流文明的轨道上，他早年接受的科学训练，他少年时代就遭遇的爱因斯坦思想，一点点将他唤醒。
1938年，也是在临海张家渡的“风翻书楼”，他认真地读了爱因斯坦的箴言，“国家是为人而建立，而人不是为国家而生存。”“在我看来，强迫的专制制度很快就会腐化堕落。因为暴力所招引来的总是一些品德低劣的人，而且我相信，天才的暴君总是由无赖来继承的，这是一条千古不易的规律。……在人生的丰富多彩的表演中，我觉得真正可贵的，不是政治上的国家，而是有创造性的，有感情的个人，是人格；只有个人才能创造出高尚的和卓越的东西……一个人能够洋洋得意地随着军乐队在四列纵队里行进，单凭这一点就足以使我对他鄙夷不屑。他所以长了一个大脑，只是出于误会；光是脊髓就可满足他的全部需要了。”
然而，爱因斯坦所推崇的这些民主自由思想不久就被他自己抛弃了。他真诚地信服了斗争、专政、铁的纪律、革命的战略与策略那一套话语，并由衷地以为通过革命可以实现理想的公平。为此付出了足足三十四年的光阴。
1978年，当他重新回到中国科学院时已58岁，和这个国家一样，许多宝贵的时间都浪费了，他心情沉重而抑郁。随着《爱因斯坦文集》三卷本的陆续问世，以及他对科学哲学和世界科学史的研究，从上世纪70年代末开始，他开始对中国真正产生影响力，他发出的声音越出了科学界，成为80年代中国启蒙时代的中流砥柱。经过长时期的苦难和思考，他深刻地意识到中国问题的症结所在。从那时起，他穷尽生命最后的数十年，努力为中国引入思想的火种。那些潜伏在他生命深处的精神资源也一一复活，民国教育给予他的影响开始发酵，立本小学、海门东山中学到浙大高工再到浙大，他受到的健全教育，在他摆脱意识形态给他的负面影响时，都起到了重要的作用。长期的哲学思考和他的世界科学史视野，对于他最后研究民主的历史和理论也产生了深刻影响，他不是贸然踏进这个领域，而是一步步跟着时代走过来的，真的是一步一个脚印，每个脚印中都凝结着他和时代的血汗，他的文字不是书斋和研究室的产物，而是在忧患的人生和民族的困苦中一点一滴悟出来的，每个字都如铁铸一般。如果说1980年他发表的《试论科学和民主的社会功能》还是从马克思主义的观点论述的，对世界文明史的重新理解也刚刚起步，那么到1988年发表的《驳民主缓行论》，1989年发表的《民主与科学是现代国家立国之本》、《“五四”和中国的民主启蒙》等一系列文章，他对民主的思考开始变得成熟起来。等到他离世前几年在《炎黄春秋》发表的那些文章，特别是还没有问世的著作《民主的历史与理论》，他已摸到了人类文明史的门槛，找到了一条通往现代中国的路径，看见了文明的曙色。虽然他不能及身而见了。
他在生命的黄昏一再眺望未来，为此满怀信心，他不在乎自己生前能否看见，他只知道朝前走去。他连遗体都捐献了，没有墓，没有碑，他浩然独立的人格，他毕生为这片土地的付出就是他立在世间永存的丰碑。当他离世之时，北京只有漫天的雾霾为他送行，没有铺天盖地的鲜花、挽联和赞誉之词，只有民间小部分人的哀伤和悲泣，他默默地离开，如同他生前的姿态，不张扬，不喧哗，他知道大江浩浩汤汤，日夜东流，什么雾霾也挡不住。他相信，人同此心，心同此理，人心不可侮。泰戈尔的诗依然坚定有力，他就是那个站在黑暗当中执火炬的人：
谢谢火炬给你光明，但不要忘记那执火炬的人呀，他是坚忍地站在黑暗当中呢。
2013年2月13日杭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