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道路的初阶

我1920年5月3日出生于浙江临海括苍山山麓的一个小村镇。父亲是小地主兼营木炭生意，识字不多，在我四岁时就去世了，留下子女五人由我母亲抚养。她没有读过书，心地善良。我5岁上小学，对读书始终不感兴趣。1931年9.18事变，害怕做亡国奴，由此养成天天看报关心国家命运的习惯，对蒋介石奉行的“攮外必先安内”和“不抵抗”政策非常愤慨。由于爱读课外书，又受到“科学救国”思想的影响，一度想做爱迪生、法拉第那样的发明家、科学家，初中二年级开始崇拜爱因斯坦。

由于经济拮据，小学和初中毕业两度升学都遭遇很大困难。高中进的是比较理想的浙大高工（全名是“国立浙江大学代办浙江省立杭州高级工业职业学校”）电机科。高工没有自己的校舍和校牌，教室设在浙大工学院内，教师几乎全是大学兼职的。二年级开始用的英文专业教科书也是大学用的。当时浙大文理、工、农三个学院学生总数不过546人，高工246人，所有全校性活动我们也都跟着参加。我1935年入学后3个月，北平爆发了12.9运动。12月11日下午，浙大学生就带领全市大中学生上街示威游行，高呼国民党当局不许喊的口号。这次运动在浙大转为驱除法西斯校长郭任远的活动，坚持了两个多月，终于迎来了真正开明、德高望重的新校长竺可祯。

1937年夏天抗日战争爆发，11月，高工随浙大迁到建德，不久被浙江省教育厅以经济困难为由解散。我怀着报国无门的极度沮丧的情绪回到故乡。1938年3月，我意外地发现新出的《万有文库》第二集中有一系列介绍现代物理学的通俗读物，深入浅出地阐述了相对论和量子力学的一些基本概念，我惊喜若狂，整整半年都沉醉在这种狂热的喜悦之中。我从初中起对物理学一直非常感兴趣，想不到还有这样一个奇妙迷人的新领域，我决心要终生在这里驰骋。与此同时，我精读了爱因斯坦的文集《我的世界观》。这本书是一年前买来的，当时看不懂，这时候逐字逐句地慢慢啃嚼，慢慢消化。书中许多关于人生和人类事物的精辟论述，使我深受启迪，使我第一次认真思考人生的意义以及个人与国家的关系问题。随后又接触到马克思主义哲学，对它产生了好感。

投身革命

1939年2月，我怀着做“当代物理学权威”的幻想进了浙江大学物理系。那年浙大经历了三次搬迁，落脚到广西宜山。在我到校前三天，日寇18架飞机在浙大校舍投下118枚炸弹。1940年1月，浙大又搬到贵州遵义。一到遵义，我首先看到的是骨瘦如柴、蓬头垢面的背煤工人，背上压着沉重的背篓，步履艰难地蹒跚于街头。接着又看到一队被绳子捆着押送的所谓“壮丁”，身披破烂单褂，光着大腿在寒风中哆嗦。同时又看到一些以路旁的岩窟栖身的赤贫人家。面对这一幅幅触目惊心的人间惨象，我无法平静，默默地凝视着。我醒悟到，这些在苦难中挣扎的劳动者是我们的衣食父母，并且用生命来抗击敌寇，保障我们的安全；而他们过的却是原始穴居人和古代奴隶的生活。我感到羞愧，觉得对劳动人民负了一身债。同时，我对国民党当局的腐败暴戾更是深恶痛绝，深感中国必须经历一次革命，于是义无反顾地走出物理理论的世外桃源，把主要精力用于阅读革命的历史和理论书籍。

1941年1月，皖南事变后的白色恐怖，激起我强烈的革命义愤，产生了参加中国共产党的要求，但觉得当时浙大不像有党组织，只能靠自己与两位信得过的同学合作，开展地下革命活动。我们发起组织“质与能自然科学社”，致力于科学真理和革命真理的启蒙。我是以科学的求真精神、革命的牺牲精神，以及对革命理想和革命领袖绝对虔诚的信仰而投身革命的。经过两年多的认真学习思考，反复思想斗争和冒风险的革命实践，以为自己领悟了纯真的科学精神，无畏的革命精神和虔诚的宗教精神的真谛，认为三者融合为一体是感情与理智的统一，我称之为“理性”。遗憾的是，它却铸成了我对马克思、列宁、毛泽东的迷信，直至1974年才有所觉悟。

1942年浙大毕业时，王淦昌先生要留我做他的研究助手。他说，我研究物理很有前途，因为我治学有三个特点：1, honest (诚实)， 2, comprehension(理解力强)，3, creative powery（有创造力)。由于我急于要找党的关系，婉言谢绝了。我入学时，志愿做一个“当代物理学权威”，毕业时却立志要做一个“人”， 一个真正的人，也就是要做一个职业革命家，一块普普通通的革命道路的铺路石。

1942年8月底，我到了桂林，找一位比我进步早的初中同学，我以为他已经入党，可以帮助我解决入党问题。他说，他1941年在重庆入党，但目前与党组织无直接联系。我的入党愿望落了空。我在桂林耽误了2年，先后在5个中学教化学、物理、数学，同时兼任《科学知识》月刊编辑。1942年9月桂林沦陷前后，我在桂黔边境山区流浪了半年。王淦昌先生在贵阳报纸上登广告，召我回浙大。

1945年2月我回到湄潭任物理系教授。路过遵义时，找到了1943年就认识的史地系的吕东明，他介绍我认识电机系的李振铭（李晨）。我们三人一连畅谈了三天。这次交谈对我帮助很大，我估计他们与《新华日报》有联系。以后了解到吕东明1938年在武汉入党，1941年到浙大工作，1942年考取史地系。李晨原名李振穆，1938年进西南联大土木系，后转物理系，1939年入党，1941年撤离昆明，1942年南方局组织部派他到贵州工作，与吕东明接上关系。1943年他化名李振铭考进浙大电机系，从此浙大开始正式有地下党活动，但当时未建立支部（直至复员回杭州以后1947年2月才建立）。

当时浙大的民主运动已走出多年沉闷的低谷，开始蓬勃发展。我在湄潭主要是团结进步同学，开展思想工作，帮助他们分析形势，出些主意。不久，进步核心成员潘宸告诉我，1944年底日寇进犯黔南独山，浙大处于紧急应变状态时，吕东明曾要他写份自传，我意识到这是准备发展他入党，吕东明和李晨肯定早已是党员。1945年9月吕东明到湄潭时，我即以十分激动的心情向他提出入党的问题。他说明年暑假可以介绍我去重庆新华日报馆解决。

地下党生涯

1946年暑期，浙大从贵州复原回杭州。那时吕东明已毕业离校，他介绍我到重庆新华日报馆找赖卫民。（以后知道赖卫民又名赖映棠，当时是南方局青年组成员，1947年转上海局青年组，1948年调到昆明，50年代任个旧锡矿副总经理，“文革”被迫害致死。）赖卫民一见到我就说，对我的情况很了解。以后一个星期内，每天一早我到七星岗《新华日报》馆工人宿舍写申请入党自传。赖卫民审阅后表示满意，说：目前一般是不发展新党员的，入党要经过四川省委批，很费时日，你应当立即去杭州，将来党的关系会转去。他介绍我路过南京时，到梅园新村中共代表团找李晨；经过上海时，到马思南路代表团办事处找朱语今。9月，我离开重庆。路过南京，李晨告诉我，以后浙大工作就由他联系，我到上海不必找朱语今。想不到在上海有两个人要发展我入党，其中一人是潘寰。他介绍他的领导人吴佩纶（当时化名吴其亮）与我见面。吴佩纶告诉我，李晨已随中共代表团撤回延安，今后浙大工作由他负责联系。

1947年1月5日，我到上海，吴佩纶告诉我，我的党员关系已从重庆转来（以后知道，是赖卫民本人调到了上海，一个月后他还来过杭州同我见面），随即为我举行入党宣誓仪式。他又告诉我，浙大还有两个党员，一个是化学系四年级的孙幼礼（1943年我在桂林就认识她，1945年她曾找我问能否恢复党的关系），另一个是电机系四年级的刘茂森，关系在李晨处，待转到后，三人即可成立党支部，由我们自己推选支部书记。2月下旬，刘茂森的关系转到了，我传达吴佩纶的指示，宣布成立支部（这是浙大第一个中共支部），自行选举支书。鉴于刘茂森来自遵义校本部，又是学生，我推选他为书记，孙幼礼赞同。支部成立后到7月，共发展了8个党员，都是原来在贵州时候浙大湄潭和永兴分校的积极分子，而原来进步力量最强的遵义校本部却提不出合适的发展对象。

5月反饥饿、反内战运动后期，上海局青年组成员洪德铭（化名张新之）来杭州指导我们工作。8月，浙大支部改组，我任书记。洪德铭规定我们的任务为 ： 1）发展党员30人；2）建立党的秘密外围组织；3）普选学生自治会理事会，强化学生自治会的领导。正当我们完成了前两项而转入筹备学生自治会理事会普选时，9月26日晚，学生自治会代表会主席于子三被国民党特务逮捕，3天后被害死于浙江省保安司令部狱中。由此爆发了一次全国性的反迫害争人权运动。这是1949年以前最后一次全国规模的学生爱国民主运动。这次运动在浙大持续了将近5个月，我们经受了一次严峻的考验。由于得到了坚持“求是”精神、爱校如家、爱生如子的竺可桢校长的全力支持，运动取得了巨大胜利。

为了扩大运动的胜利成果，1947年12月，上海局决定成立杭州工作委员会，指派洪德铭为书记，钟沛璋和我为委员。钟沛璋从上海调来，负责领导之江大学和英士大学（在金华）两个支部。我兼任中学区委书记，负责开辟浙大、之江以外全省各市大专和中学的工作。浙大支部书记改由李景先接任（因他过于暴露，不久改由吴大信担任）。浙大支部由洪德铭直接领导。一个月后，洪德铭调任成都市委书记，杭州工委书记由一位女同志陈向明接替。（后来。1984年10月，在杭州召开的一次座谈会上，洪德铭告诉我：1948年1月，上海局分管组织工作和青年工作的钱瑛大姐通知他调离杭州去成都时，提出杭州工委书记由我接任。洪德铭认为我党龄短，缺乏党内工作经验，推荐1939年入党，时任崇明县委书记的陈向明，钱瑛也就同意了。）1948年2月以后，领导杭州工委的是上海局上海学委副书记吴学谦，他是钟沛璋的入党介绍人。他每次来杭州都住在我的宿舍里，因为他睡觉时爱说梦话，为避免泄密，由我陪着他。暑假，他要我们三人一道到上海总结工作。

1948年上半年，我们杭州工委开辟工作进展顺利，2月到5月，相继建立了杭州艺专（中国美术学院前身）和杭高（杭州高级中学）支部，其他各校也在生根发芽。暑假，工委先在杭州总结半年工作。我们都认为，浙大近几个月的工作显得混乱，斗争过于频繁，从4月到6月，全校性罢课搞了五六次。部分党员轻信解放军将于（1948年）5月渡长江的谣传，竟以学生自治会名义出布告召开“渡江座谈会”。结果，群众疲惫不堪，骨干过于暴露。而陈向明对浙大情况不熟悉，对浙大这样一个大学她自己也觉得难以掌握，一定程度上使支部处于失控状态。为了对革命事业负责，我提出让我回浙大工作，外校开辟工作改由陈向明负责。7月开始，我和陈向明就逐步互相移交分管的工作关系。

暑假前，吴学谦通知我们，解放区需要大批知识分子干部，要我们输送一批比较暴露的党员和积极分子去。这项工作工委分工由我负责，并由谢葆铭担任交通。从7月到11月，我们共输送了70多人，其中浙大50多人，三分之二以上是党员。吴大信本应是首批撤离的，但需要他暂时留下总结和移交支部工作，让他到郊外亲戚家待命。8月中旬，我接他回来，随后浙大支部一连开了几天的总结会，参加的有吴大信、周志成、吴洵高、陈向明和我。地点都在物理楼我和周志成办公室的楼上。最后一次会在8月21日晚，一直开到午夜12：30。天亮前，吴大信在宿舍被特务逮捕。据看守校门的工人说，凌晨1点钟就有大批特务进入校门，如果我们在物理楼的会议拖迟半小时，我们5人就一定会被一网打尽。因为深夜里整个校园里只有我们这个会议室亮着灯。当天上午，我们四人开了紧急会议，讨论对策。按照地下党的惯例，一个党员被捕，必须及时撤退所有与他有关的党员。吴大信是浙大支部书记，知道所有党员的情况（包括我，但他不知道陈向明的真实姓名和住处），如果撤退，浙大的党组织就成了空白，我权衡利弊后提出：我们不能撤，应冒着风险坚守岗位。据周志成回忆，当时我表态后还要求他和吴洵高表态，并提出：如果有人认为自己需要撤退，可以撤，组织上不勉强。他和吴洵高都表示要和我一起坚守岗位。陈向明也就同意了。

1948年9月，浙大支部升格为总支，由周志成任总支书记，我直接参与总支的活动。杭州工委增加了一个委员李国富，他曾任上海交通大学机械系助教。

为了迎接解放，统一党的领导，1949年3月初，上海局杭州市委成立，由原上海局外县工作委员会书记林枫为书记，原在杭州的柯里和方晓（他们是1948年成立的另一个杭州市工委的书记和副书记）为常委，另有委员4人，陈向明也在内。出于安全考虑，解放前市委从未开过全体会议。市委下设青年、职工、文教三个工作委员会，我们原来的杭州工委就改名为“青委”，仍由陈向明任书记，委员就只我一人。钟沛璋、李国富已于一个月前调回上海。市委通过常委方晓领导青委工作。市青委专管学生工作，原有的教师、职员和工人党员全转出去。我除分工领导浙大总支外，又兼任新成立的大专区委书记，兼管杭州艺专、之江大学、浙江医学院3个支部。陈向明直接领导杭高支部，又兼任中学区委书记。到4月底，市青委系统有党员172人，占全市党员总数的一半。

黎明后的朦胧

1949年5月3日杭州解放，碰巧这一天是我29岁生日。在1948年11月以前，我一直以为自己这一生是见不到解放的，以为自己在这个日子来到以前就已经死在敌人的监狱里或刑场上。从1940年决心投身革命以后，我始终是作这样的思想准备的。1948年11月辽沈战役后，迎接解放提到了我们的议事日程上来，我才意识到自己应该能够看到革命胜利了。我对革命胜利缺乏思想准备，长期以来都自比鲁迅所说的那种肩扛闸门的人，自己扛住沉重的因袭黑暗的闸门，让下一代人进到光明自由的天地。如今天亮了，大地都光明自由了，肩扛闸门的人已经完成了历史使命，应该再干点什么呢？在此以前，我没有认真思考过。

5月3日下午，连一声枪响也没有听到，解放军就进城了。当天晚上我和陈向明碰了头，决定第二天召开全市学生纪念“五四”庆祝解放大会。我为大会起草了《告全市同学书》。大会在浙大工学院广场开，到了全市5所大专院校和30多所中学学生7千多人。

现在检查起来，我写的这个纪念“五四”30周年的文告有原则性的错误。由于自己在长期革命斗争中所形成的对毛泽东和共产党教条的迷信，对“五四”运动的性质和新中国应当遵循的的建设方针都缺乏正确的认识。文中只说五四“高举反帝、反封建的旗帜”，而根本没有提到五四精神的核心是民主与科学。我虽然多年从事民主革命斗争，但对民主概念的实质并没有真正的理解，以为推翻国民党专制政权，由共产党掌权，就是民主，因为共产党代表全国人民的利益，是人民的代表。这一认识上的错误铸成了我以后20多年的人生悲剧。

近十年来读到几位老共产党员的回忆文章，都说自己年轻时是由于追求民主而投奔共产党的。李慎之在他的传世之作《风雨苍黄50年》中说，他1949年读到毛泽东的《论人民民主专政》，对其中的一段话，“‘你们独裁’。可爱的先生们，你们说对了，我们正是这样。”他“心头不免一震。”可是我当时并无特殊感觉。因为我从1938年开始接触马克思主义理论以后，就向往共产主义理想，也接受了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因为按照理论这是通向理想天堂的必由之路。共产党吸引我的，不是臆想的民主自由，而是共产主义理想、无产阶级专政和铁的纪律。直到1974年以后我才开始醒悟到：马克思主张专政而否定民主，是他最大的历史错误。因为自16世纪的荷兰革命和17世纪的英国“光荣革命”以后，民主已成为现代文明发展的主流，生活在19世纪的马克思竟倡言专政，是完全违背人类的历史潮流。可悲的是，1938年在接触马克思理论以前，我已深受爱因斯坦的《我的世界观》的启迪；1940年决心投身革命后，却把马克思的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奉为真理，爱因斯坦的政治思想就被置于脑后；而在革命胜利后8年，自己就莫名其妙地自食其果，成为专政对象。

1949年5月中旬，我离开浙大到新成立的中共杭州市青委机关，任党工科（最初名组织科）科长，负责全市大学和中学的党务工作。工作头绪多，十分紧张忙乱，晚上和假日也很少休息。党的机关里等级森严，领导干部追逐特权，完全没有地下党那种平等与友爱，我感到格格不入。但想起中国有几千年专制封建传统，现在是“新民主主义”阶段，只好忍着。

1950年3月，学校党务工作归市委组织部管，市青委党工科撤销，我被任命为市青委学生部部长。由于自己青少年时只爱钻书本，不爱活动，又拙于口才，不宜做解放后的青年工作，曾打报告请求调到科学或文教战线，未果。以后获悉，1950年中国科学院成立后不久曾考虑调我去，被浙江省委卡住了。

到科学院“政治把关”

1952年1月，《人民日报》刊出龚育之长文，批评《科学通报》的“脱离政治脱离实际”的倾向；同时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陆定一也致信科学院院长郭沫若，批评科学院出版物的政治错误。《科学通报》是科学院机关刊物，是当时全国惟一的综合性科学刊物。面对如此批评，科学院领导，特别是分管出版工作的副院长竺可桢感到惶恐，于是他们决定通过中共中央组织部调我来负责“政治把关”。

1952年6月22日我到北京，科学院党组书记恽子强亲自到中央组织部招待所接我。他是中共早期著名活动家恽代英的弟弟，原名代贤，1899年生，1920年毕业于南京高等师范化学系，留校任助教，1925年入党，1943年到延安，曾任延安自然科学院副院长。他为人憨厚、诚挚，生活十分简朴。竺可桢在1949年9月29日日记中，称他“一身之外无长物”，“可称共产党之代表人物”。我庆幸自己一到科学院就接触到这样一位值得尊敬的领导人，这同三年前在杭州所见到市青委领导人周力行成了鲜明的对照。恽子强告诉我，科学院党组受到中宣部批评后，决定把工作重点转移到出版、宣传方面，他自己已从办公厅（原任副主任）转到编辑局（任副局长，局长为古生物学家杨钟健）。他要我负责科学院全部出版物的政治审查，并具体领导《科学通报》的编辑工作。所谓政治审查，是指审查“立场”、“观点”、“保密”三方面的问题。立场是指政治上是否“反共”、“反人民”；思想是指是否“反马克思主义”；保密是指是否泄漏国家机密。当时科学院编辑局是全国惟一的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书刊的出版机构，定期出版几十种专门期刊（学报）和各种科学著作。于是规定：所有这些出版物在付印前都要把清样送我审查。

我到科学院上班的第一项工作，不是审读清样，而是审查一部英文书稿。当时政务院（后为国务院）规定：凡是要寄往国外的科学论文或著作稿件，都必须送交科学院审查。要我审查的书稿是北大物理系教授黄昆和他的老师Max Born（战前从德国流亡到英国，1954年获Nobel物理奖）合写的《Dynamical Theory of Crystal Lattices》（《晶格动力学理论》）。这部书稿在科学院已经搁了多日。我翻阅了一下，认定是与政治无关的纯学术著作，觉得连这样的书稿也要审查，未免可笑，于是在便条上写了处理意见：尽速放行。以后获悉，此书于1954年在英国出版后，成为这一领域中国际公认的权威著作。我在十几分钟内完成这一审查任务，领导上很满意，认为我政治、业务都强，又有魄力，敢于负责。现在看来，这种检查制度是荒唐可笑的，它完全违背了思想自由和出版自由的原则，剥夺了科学家的公民权利，妨碍了国际学术交流。可惜当时我完全没有这样的认识，而把毛泽东批判“自由主义”和“民主个人主义”的论点奉为神圣的信条，心甘情愿地充当书报检查员这种受人唾骂的不光彩的角色。对此，我深感内疚。半年后，由我提名调来了浙大地下党员吴洵高，这项出版物政治审查工作就交给了他，我专门负责《科学通报》和宣传工作。

1954年，科学院仿照苏联科学院编制，成立学术秘书处，《科学通报》转到学术秘书处，我又兼任学术秘书处的党支部书记。

1955年反胡风和肃反运动中，我因在杭州时曾介绍胡风集团“骨干”方然（朱声，杭州安徽中学校长）入党，受到怀疑、批判，停职审查一年。这是我一生受到的第一次政治打击，虽然审查结果认为我历史完全清白，所交代的一切全部属实，但我下决心不再从事行政性工作，而应投身于学术研究。

知识分子黄金年的书斋生活

在停职后期的1956年3月，中宣部科学处处长于光远通知我参加自然科学哲学问题12年研究规划的制定工作。这项工作是1956-1967年全国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的一部分，我所以被邀请，是因为我是开展这项研究的倡导者。早在1954年春，中国科学院决定按照苏联科学院模式，着手筹建4个学部，并调原《新华日报》馆馆长潘梓年来筹建哲学社会科学学部和哲学研究所。在一次讨论筹建哲学所的院务会议上，我（由于我当时负责《科学通报》和对外宣传工作，每周一次的院务会议和院党组会议我都列席）向潘老建议：哲学所内设一自然科学哲学研究组，组长可请中宣部科学处处长，1936年清华大学物理系毕业的于光远兼任。潘老当即表示同意。1955年6月学部成立大会（我是大会秘书处宣传组组长）后，哲学所也随之成立，潘梓年任哲学社会科学部副主任兼哲学所所长，他聘请于光远筹建自然科学哲学研究组。

规划工作两个月就完成了，我的审干结论也出来了，我就请求调我到哲学所从事科学哲学研究工作，因为我的性格不适宜搞行政工作，而适宜从事学术研究。开始领导上不同意，说院部正准备成立宣传局，要我去负责宣传局工作。于是我给科学院党组正式写了一个请求调我去哲学所研究科学哲学的长篇报告，说明我从1938年开始就对科学哲学问题感兴趣，以后8年内读过不少这方面的书。

1956年6月28日我终于离开院部，抱着极大的热望到新成立的哲学研究所报到，认为这是自己一个“终身职业”的开始。谁能料到，一年多后却不得不结束这种理想的生活。

在到哲学所前，院党委办公室主动给我看赫鲁晓夫1956年2月25日在苏共20大的秘密报告。我把文件带回家仔细阅读。读时毛骨悚然，最令人震惊的是：1934年苏共第17次代表大会选出的139名中央委员（包括候补委员）中，在1937年开始的肃反运动中，被逮捕和枪决的达98人，占70%；1943—44年间斯大林强令4个民族全部长途大迁徙，并撤销了原有的自治共和国（车臣是其中之一）。这使我第一次感受到无产阶级专政的恐怖与残忍。做梦也想不到，多年来受我崇拜的“世界革命导师”斯大林竟是一个罪恶滔天的暴君。自己虔诚圣洁的革命信念遭到如此粗暴的亵渎与玷污，感到无比羞辱和痛心。我虽然认清了斯大林的个人迷信和暴戾，却认为毛泽东不会步斯大林的后尘，理由是，1949年3月中共七届二中全会有决议：“禁止给国家领导者祝寿，禁止用党的领导者的名字作地名、街名和企业的名字，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制止歌功颂德现象”。可是10年后，毛泽东不仅大搞个人迷信，还制造造神运动，使整个民族沦于史无前例的灾难之中。

读到这个令人震惊的秘密报告后几天，我又在怀仁堂听到中宣部部长陆定一代表党中央向知识界作的重要报告《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他强调，要贯彻这个方针，必须“有独立思考的自由，有辩论的自由 ”。他还进一步提出，要“开放唯心论”，要“有宣传唯心论的自由”。这个声音在当时是振聋发聩的，冲破了知识分子多年来被强迫思想改造的禁锢。我是带着意外的喜悦心情来到哲学所开始自己的学术生涯的。

我们所创建的学科原来叫“自然科学哲学”，简称科学哲学。制定12年研究规划时称为“数学和自然科学的哲学问题”。规划草案定稿时，于光远把它改为“自然辩证法”。我不赞成，因为这样有明显的倾向性，会受马克思主义框框的束缚，不利于研究工作的自由开展。最后同意采取折衷方案，把原有名称加个括号保留下来。这个学科，60年代受到毛泽东的青睐，一时成为显学。80年代有了很大发展，但不久就逐渐被人遗忘，人们不愿再称它为“自然辩证法”，而仿效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提出的“科学、技术与社会”（STS）。

到哲学所不久，我写完了11万字的小册子《科学和我国社会主义建设》。这是1955年5月人民日报出版社约我写的，目的是宣传“过渡时期总路线”和党的科学政策。在肃反停职审查期间，在科学院副秘书长秦力生支持下，已写了大部分章节，其中介绍12年科学技术规划的第四章请范岱年执笔。到哲学所后写了最有分量的第五章，专门阐述“百家争鸣”方针，从历史上和理论上加以论证。文中提到“实践是真理的唯一标准”，21年后的1977年，类似的命题“实践是检验真里的唯一标准”是打破对毛泽东迷信的有力武器。这一章比较有锋芒，点名批判了艾思奇传播李森科“科学是偶然性的敌人”的谬论，也批判了郭沫若（未点名）把“百家争鸣”比喻作交响乐队和谐共鸣的大合唱。

此书1957年4月出版后两个月就随着反右运动的爆发而被埋葬在火山灰下。直到22年后，在美国科学院“美中学术交流委员会”工作的科学史博士Pierre M. Perrolle把它从历史沉积中发掘出来，发现书中的许多论点“对今天的中国仍然非常中肯”。于是他请人把它译成英文，于1982年在纽约出版。在英译本的《引言》中，他说此书“就两个很重要的问题提出强有力的见解，使本书具有重大的现代意义。这两个问题是：基础研究对于科学技术目标的作用；作为科学发展一个先决条件的学术气氛。”

为了恢复已荒废了10年的科学业务，我重新捡回10年前已翻译了大半的《物理学的基础》，从头重译。此书是美国著名物理学家L.B.Lindsay和科学哲学家H.Margenau合写的名著，是一本论述物理理论的逻辑结构，介乎哲学和理论物理学之间的著作，对物理学的基本理论讲得很透彻。我最初读到这本书，是1946年1月10日，当时各报特大标题“停战令下”四个大字，使我感到突然，由此产生了错觉，以为以前认为全面内战不可避免这一估计错了。于是憧憬中国将出现一个和平建设时期，自然科学应该发挥重大作用，自己有必要把物理重新抓起来，就集中精力来读这本难得的好书，顺便把它翻译出来。两个月后，我发现自己对形势的估计完全错误，全面内战一触即发。我不得不丢下这本书，恢复了以前那种比较清醒、警惕的状态。

1956年是中国知识分子的黄金年。它开始于1月召开的知识分子会议。《人民日报》全文刊载了周恩来的报告。报告中说：中国知识分子“绝大部分已经成为国家工作人员”，“已经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高级知识分子中间，拥护共产党的占80%左右，计划到1962年吸收三分之一的高级知识分子入党。报告中提出制定12年科学发展远景规划任务，并号召“向科学进军”。4月28日毛泽东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一个月后，陆定一宣布“有独立思考的自由”和“有发表自己意见”的自由。我庆幸自己生逢其时，能在这个知识分子黄金年代开始自己的学术生涯，我满怀希望和信心地踏上这条我所向往的道路。可是，好景不长，不到一年时间，就突然坠入万丈深渊。

自投“阳谋”罗网

1957年2月27日毛泽东发表《如何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以后改为《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3天后，我听到科学院副秘书长杜润生历时4小时的详细传达，深受鼓舞，因为讲话的基本精神与半年前我在《科学和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第五章的思路完全一致。当时我强调：“只要不是反革命分子，都应该有宪法上规定的各种自由权”。“人民内部，不可能什么事都是一致的，特别是思想认识上，不可避免地存在着分歧和矛盾，而解决思想上的矛盾，只能用说理、批评和教育，不能采用行政命令的办法。因为思想是‘禁止’不了的；相反的，应该让持有各种思想的人（只要他不是反革命）畅所欲言，在发扬民主和自由争论的基础上，来克服这种分歧和矛盾。”

12天后， 我又听到毛泽东3月12日在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录音，主要是谈“双百”方针问题。他说：“这个方针不但是使科学和艺术发展的好办法，而且推而广之，也是我们进行一切工作的好方法。”（可是，7个月后，在10月13日最高国务会议上，言而无信的毛泽东却把这个“推而广之”的账算到“右派”头上。）这次讲话再三表明，他对于贯彻“双百”方针的决心是十分坚决的，讲话中又提出整风问题，号召党外人士帮助共产党改掉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宗派主义，要求“一切立志改革的仁人志士”以“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的大无畏精神，向共产党人提批评意见。

为了宣传他的“鸣放”政策，在宣传工作会议期间，毛泽东一连召开了4个座谈会；会后去杭州，一路上又讲了四次。这些讲话要点，我大都及时听到传达（通过中宣部科学处）， 每次都感到振奋。3月20日在上海的讲话中，他重申“双百”方针可以涉及政治领域，“在涉及政治性的是非问题上，只要不属于反革命一类，也应该让他们自由说话。”他甚至驳斥电影局王阑西所说的“百花齐放”要鼓励多放香花，避免放毒草，说，“要避免毒草”本身就是毒草。这句话使我五体投地。

4月7日中共中央发布开展整风运动指示，号召党外人士消除顾虑，无保留地向共产党提批评意见，即所谓的“整风鸣放”。当时要求党内外之间“拆墙”、“填沟”、“通气”。毛泽东此前在上海对党的干部说：“要跟他们（指党外人士）讲真心话，不要讲一半，还留一半在家里讲。”4月30日他还对各民主党派负责人说：大学里如果大家对党委有意见，可以考虑取消；教授治校，恐怕有道理。（可是一个多月后，凡是发表过同样意见的人无一不被打成右派！）

在种种极端感人的坦诚的言辞的反复动员下，素有“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和“士为知己者用”的传统的中国知识分子，为了报答这个千年不遇的盛世圣主，都毫无顾忌地开怀畅言，使1957年5月出现了中国历史上空前热闹的“鸣放”局面。从5月到6月、7月报上什么意见都有，甚至连要杀共产党的话也登上了《人民日报》（以后知道这纯属断章取义的歪曲捏造）。这个时期，我每天花4个小时读报，并曾去北大看大字报，企图分析研究鸣放出来的各种意见，从中找出人民内部矛盾中的基本矛盾和当前的主要矛盾。当我获悉我以前工作过的中国科学院编辑局（1954年改组为科学出版社）有人在鸣放会上骂我，说以前的编辑局是受“许良英王朝的统治”，我并无反感，觉得别人把心里的怨气都吐出来总是好事。

由于我长期以来对共产党和毛泽东的盲从迷信，根本不可能有偏离共产党的思想。因此，在整风鸣放期间，我不仅没有“放”过任何所谓“反党”的言论，相反在听到这类逆耳的言论时，我都要予以反驳。例如在一次党员骨干座谈会上，有个老党员提出，科学院的主要矛盾是“外行领导内行”，我即表示反对，认为这实际上是否定党对科学事业的领导，而当前科学院的主要矛盾是“客观任务大，主观力量小”。在场的多数党员都不同意我的意见。

就在我沉迷于鸣放的热潮时，做梦也想不到，6月8日突然变了天。一个多月来天天以大量版面报道各地各界人士对共产党各种尖锐批评意见的《人民日报》完全变了脸，从社论到第8版，摆开了凶狠的架式，对那些批评进行全面的反击。社论《这是为什么？》发出耸人听闻的危言：“右派分子正在向共产党和工人阶级的领导权挑战”！这个晴天霹雳对于一年多来“双百”方针带来的喜悦是一个致命打击。我怒不可遏，认为这会使党失信于民，很可能是那些反对鸣放的干部背着毛泽东干的，因为毛泽东在2月关于人民内部矛盾的讲话中说过：对于“双百”方针，“高级干部中10个有9个不赞成，或者半赞成，或者不甚通。”于是我就以“捍卫毛主席路线”的忠诚党员自居，公开反对反右派斗争。

在6月13日和14日哲学所两次党员骨干会上，我都是第一个发言，以十分激动的情绪，把心中的不满全盘倒了出来。认为《人民日报》的突然变脸，既失信于人民，也是不道德的，连起码的民主也没有。鸣放是我们反复动员他们放的，而且反复声明“言者无罪，闻者足戒”，怎么可以言而无信，把提意见的人当作敌人？同时我竭力为那些受围攻的民主人士辩护，认为他们对民主革命都有过贡献，是我们生死与共的朋友，怎么可以对他们无情无义？

会后，我进城（当时哲学所在中关村）找了于光远、郁文（院党委书记）、范文澜（中共中央候补委员、邻居）、潘梓年。他们告诉我，反右斗争是毛泽东亲自策划的，理由是右派利用整风向党进攻。既然如此，我觉得自己是错了。随后读到一个月前（5月15日）毛泽东写的党内文件《事情正在起变化》，原来在鸣放还没有达到高潮时，就已经布置了反右运动。他说右派“欣赏资产阶级自由主义”，是“喜欢吃人的鲨鱼”。他估计在各单位的知识分子中，右派大约占1%到10%。

由于我公开反对反右运动，我成了科学院的第一个右派。8月1日，科学院借用北大礼堂召开全院批判大会。《人民日报》于7月29日和8月1日一再刊出批判我的报道。报道中最引人注意的是说我造“中央分裂了”的谣言。实事上这不是我造的谣言，而是听清华的一个朋友说的。他说：搞反右斗争毛泽东是不同意的，是刘少奇、彭真等人一定要搞。我不相信这句话，因为我认为中央最高领导层中不可能有分歧。我不敢把这话随便转告别人，只是在自己交代检查时向哲学所党组织汇报。想不到，哲学所“整风领导小组”为了加重我的“反党罪行”把这句话变成是我说的，并在《人民日报》上发表。这条假消息，被英国的中国问题专家麦可法夸尔（Roderick Macquahar，80年代任美国哈佛大学费正清中心主任）当真，在他1979年出版的成名之作《文化大革命的起源》第一卷《人民内部矛盾，1956-1957》（1989年出了两个中译本，分别由河北出版社和求实出版社出版）中，竟以此来证明毛泽东与刘少奇从1957年就开始“不和”。我觉得荒唐可笑，去信向作者指出，他听不进。

反右运动开始后，毛泽东得意地称自己策动鸣放和反右的方针是“引蛇出洞”的“阳谋”，右派是“自投罗网”。我大概是自投罗网中最愚蠢的一个，是我对毛泽东愚忠的报应。反右果真是阳谋吗？果真如毛泽东及其追随者所说，当初提出整风鸣放是真心实意的，只是因为右派趁机向党猖狂进攻，才不得不予以反击？这种说法，我原来是相信的。可是在文革初期读到红卫兵印发的毛泽东讲话文集中，他于1957年1月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的讲话（后收在1977年出版的《毛泽东选集》第五卷中），发现那时毛泽东就已经向党内高级干部布置了反右运动，一个月后的人民内部矛盾讲话，以及随后的宣传工作会议和整风鸣放，都不过是“引蛇出洞”（最初叫“蚂蚁出洞”）的阴谋。请听他的原话：“苏共20大的台风一刮，中国也有那么一些蚂蚁出洞。”“在一些教授中，也有各种各样议论，不要共产党呀，共产党领导不了他呀，社会主义不好呀，如此等等。他们有这么一些思想，过去没有讲，百家争鸣，让他们讲，这些话就出来了。”“他们不搞什么大民主，不到处贴标语，还不晓得他们想干什么。他们一搞大民主，尾巴就被抓住了。匈牙利事件的一个好处，就是把我们中国的这些蚂蚁引出了洞。”同时，他还泄漏了“双百”方针的天机：“毒草、非马克思主义和反马克思主义的东西，只能处在被统治的地位。”原来在他的心目中，马克思主义以外的任何思想，永远只能是驯服的奴隶；所谓“争鸣”，不过是双簧滑稽剧。可惜我不知就里，把他对外说的话当真，以为中国将出现春秋战国时期，以及古代希腊和欧洲文艺复兴以后的学术繁荣。

回故乡当农民

1958年3月1日下午，哲学所整风领导小组宣布对我的处分决定：我被定为“极右分子”，受第二类处分，即撤销一切职务，监督劳动，送黑龙江密山国营农场劳动，每月发29元生活费。（最重的是第一类处分：开除公职，劳动教养。）我认为自己革命十几年，只因为几天的错误就真的被当成反革命，思想不通。加上我1944年起腰部患上严重的关节炎，经受不住东北冬天的严寒，于是选择了“自谋生路”。我回到家里，爱人王来棣（原浙大地下党员，1952年调近代史研究所）一连哭了两个晚上。那时她已经怀胎十月，结果孩子死于胎中。在她一个月产假满了，即以包庇我的罪行被开出党籍。为了不再连累她和两个年幼的孩子，我决定回老家从事农业劳动。

1958年6月8日，我离开北京，启程回到故乡，开始从事体力劳动，用劳动工分来养活自己和年迈的母亲。我是怀着认真改造自己的心情回到故乡的，那时正逢“大跃进”的高潮，到处热气腾腾，我也受到感染，情绪因此比较开朗。故乡的农民对我很宽厚，他们说：“什么右派，不过说错一句话！”我到故乡后两个月，《人民日报》报道湖北麻城出现“天下第一稻”，早稻亩产36,900斤，我兴奋不已，可是同生产队的农民不相信，我与他们争辩：党报难道还会说假话？何况报上还有4个小孩坐在稻穗上的照片！几年后知道这是假的，党已作了批评处理，这又使我相信共产党知错必改，容不得半点虚假，对党的迷信反而更深。

1961年3月，我摘了右派帽子，回北京看望妻儿，又找到科学院党组织。党委书记郁文告诉我：党组认为当初对我处分过重，将考虑让我回科学院工作。目前全国都在精简下放干部，科学院要下放上万人，我只能暂在农村等一等。我回故乡后，临海县政协即邀请我每年列席县政协和人大的会议。

1962年8月，哲学所自然辩证法组（组长仍是于光远）寄来一份《关于自然科学哲学问题的重要著作选译拟目（草稿）》，向我征求意见，并要我参加这次编译工作。我给这个拟目提了27页修改意见，并表示愿意负责编译爱因斯坦著作选集。他们也就同意了。以后了解到，当时所以要开展这项工作是出于政治的需要。当时正处于中苏论战高潮，毛泽东要取代赫鲁晓夫成为全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领袖，中国要成为全世界革命理论中心，要批判全世界一切反马列主义思潮，因此，必须把著名自然科学家的哲学、政治思想言论编译出来，供批判之用。

为了解决我的生活问题，他们把我留在北京的《物理学的基础》译稿交商务印书馆出版，使我可以用稿费向生产队购买劳动工分。随后我去北京住了4个月，带回十几种爱因斯坦著作和十来种爱因斯坦传记，尽全力投入到阅读和翻译工作，每天工作14个小时以上，每夜点着油灯工作到12：30以后。 在北京期间，获悉上海科委秘书李宝恒曾计划编译爱因斯坦著作，于是找他合作。但他工作忙，只分担小部分翻译工作。到1964年10月已完成了原定计划，选译了200多篇文章，50多万字。书名《爱因斯坦哲学著作选集》，实际上包括了他的有代表性的科学论文和社会政治思想言论。但由于国内阶级斗争的气势越来越猛，出版进程受阻。利用这段空隙，我写了一篇9万字的评论性《编译后记》，并在此基础上写了一部17万字的专著《爱因斯坦世界观》书稿。

为了试探一下外界反应，我把《后记》和《世界观》稿中论述哲学思想部分的要点，写成了一篇25,000字的论文《试论爱因斯坦的哲学思想》，经李宝恒略加修改后，联名寄给哲学所的《自然辩证法研究通讯》（这个刊物是我1956年到哲学所后创办的），发表于1965年11月出版的第四期上。因为我是“摘帽右派”，不准用真名，只好改用笔名。出人意料的是，中宣部长陆定一对此文很赞赏，认为学术批判文章就应该这样写，要《红旗》杂志转载。于光远知道此文主要是我写的，党刊不能登右派的文章，于是要李宝恒把它压缩一下。李的初稿刚写出，“文化大革命”爆发了，他就成了“阎王殿”在上海的第一个“黑帮分子”受到冲击。1966年7月中旬，上海科委派徐永德到我们村里住了4天，调查李宝恒和我的关系，经过几个回合思想交锋后，他对我表示信任和同情，并要同我交朋友，李宝恒自然也不成问题了。

写完《试论爱因斯坦的哲学思想》后，李宝恒以上海科委自然辩证法组的名义约我翻译维也纳学派的著名科学哲学家弗郎克（Phillipp Frank）的《科学的哲学》。1965年冬天我花了两个月时间把它译完，上海人民出版社即拿去排版，文革前夕我已收到一份校样，但终于被拆版。直到1984年才得以出版。

在译完《科学的哲学》后，李宝恒又要我译弗朗克的论文集《现代科学及其哲学》，由于1966年1月开始我恢复了田间农业劳动，只能在劳动之余（主要是晚上）从事翻译工作，拖到6月才完成。当时“文革”已爆发，这部译稿至今未能出版。

“文革”风暴

1966年1月，读到《人民日报》社论：“哲学工作者，打起背包，到工农兵群众中去”， “滚一身泥巴”，觉得自己最近3年来虽然身在农村，却日夜钻在书稿之间，实在很危险，于是立即恢复以体力劳动为主的生活。

1966年5月开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在我可以说是有一定思想准备的。这是因为我始终迷信毛泽东和党报，党所号召的我都闻风而起。绝对想象不到，这场“革命”竟成为民族的灾难。

运动开始后不久，我就成了全村主要打击对象，街上贴满了攻击我的大字报，其中最耸人听闻的是：许良英“译黑书”，“三上北京接受邓拓的黑指示”，“带回大笔反党活动经费”，“组织反革命集团”。同时有人借口“除四旧”，要把我家里的书全烧光。幸亏此时四清工作队进驻我们村，队员都是台州地区的干部。他们从9月份住到12月。我把自己的历史和当前的处境向他们做了书面和口头汇报，得到了他们的理解和同情。

随后，村里成立造反派。为了响应毛泽东的号召，我以当年参加地下党的心境支持造反派，帮助他们写批判走资派的大字报，但尽力劝阻造反派之间的武斗。

由于往年的地下党被怀疑为叛徒、特务组织，1968年5月，杭州和浙大革命委员会把我押到浙大审查11个月。开头5个月住在招待所里，还有人身自由，主要是写浙大和杭州地下党的组织情况，共写了23万字。同时接待了数以百计的外调人员，写有关证明材料。11月中旬，我成了“清理阶级队伍”的对象，被关进政大楼五楼的监狱。先审查我的个人历史，我写了10万字的自传。后开了三次批斗会，把我押到台上低头听批判。其中一次是关于于子三惨案的。他们污蔑于子三是“软骨头”，而我认为他是烈士，这就成了我的“罪行”。1969年5月20日，他们宣布对我审查的结论：1, 我个人的历史全部是清白的，未发现有与1956年科学院审干结论相矛盾的问题。2, 整个我们系统的地下党组织是属于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是红线。

1969年5月25日，我在浙大两个同志陪同下回到故乡。尚未到家，就听说城西区开全区干部会议，宣布我是城西区“反革命总根子”，是“出卖过6个同志的大叛徒”，在杭州已经“关进监狱”。同来的浙大革委会同志深感骇异，当着张家渡公社革委会负责人的面，对此问题进行了澄清。8月29日下午，我年迈的奶姆（我从小吃她的奶长大）神色慌张地告诉我，昨晚全大队贫下中农会议，宣布明天要开城西区批斗大会，专门批斗我。我即去找公社革委会头头说理，他听不进。街上已到处张贴污蔑我的标语。批斗会定于8月30日在村西的溪滩上开，号称万人大会。按这里惯例，受批斗者都要五花大绑，双膝下跪。我从小受台州人硬骨头精神熏陶，无法忍受这种凌辱，只能以死抗拒。在预定开批斗会前4个小时，我喝了2小瓶农药敌敌畏，即失去知觉。经卫生所医生抢救，12小时后才活过来。毛泽东说过，共产党员要五不怕，即一不怕开除党籍，二不怕开除公职，三不怕老婆离婚，四不怕坐班房，五不怕杀头。我有幸都体验过了，的确没有什么可怕。可悲的是，我并没有因此而有所醒悟，依然五体投地地迷信毛泽东。

生死风暴过去两个月，又意外地感受到另一种风暴。1969年11月，中国科学院物理所的陈庆振带着科学院革命委员会的介绍信来找我，向我借爱因斯坦著作的全部译稿，说是中央文革小组已把批判爱因斯坦列为理论批判的重点，批判文章就要在明年元旦的《红旗》杂志上发表。我告诉他爱因斯坦著作的译稿全部在上海李宝恒处。他说上海也批判爱因斯坦，两地的资料互相封锁。于是他把我留下的初稿和资料卡片全部借走。他为人正直，说他原来不懂相对论，要从批判中学习。我坦率地告诉他：爱因斯坦无论在政治上、哲学上、科学上都是打不倒的；如果要在报刊上公开批判他，会损害我国的国际形象。

1971年10月从报上获悉商务印书馆已经恢复业务，即去信询问《爱因斯坦哲学著作选集》的出版问题。答复是肯定的，要我立即寄去成稿。当时我同刚“解放”的科学院副秘书长秦力生恢复了联系，他对我所处的逆境十分同情，要解决我的甄别和归队问题。1972年3月，我经上海要回了被上海市革委会协作组向李宝恒强行“借用”的《爱选》译稿，到了北京。秦力生同志见到我第一句话是：“你算什么右派？不过是把自己心里想说的说了出来！”但他随后发现，60年代起，哲学社会科学部已独立出来（由中宣部领导），不属于科学院编制。他要我去河南明港学部五七干校去解决我的问题。

我在北京住了4个月，发现了不少国外新出版的有关爱因斯坦的资料，必须补译。同时又发现我们原来的译稿被上海涂改得乱七八糟，必须一一核对原文重新定稿。7月，我到明港，军宣队告诉我，他们正在忙于清理阶级队伍，像我这样的历史问题不可能排上议事日程。住了一星期后，我不得不回故乡。路过湖南时，我特意去韶山朝圣，在韶山住了一宿，5次进出毛泽东故居，每次都噙着热泪。自己竟然会愚蠢到这个地步，现在回想起来，既可笑又可怕。

回故乡后不久，传来消息：上海《科技书征订目录》上赫然有《爱因斯坦言论集》征订广告，所介绍的内容和字数同我们《爱选》稿完全一样，可是是由“复旦大学《爱因斯坦言论集》编译组”编译。为了揭露和抗议这种明目张胆的强盗行为，我赶到上海，找上海革委会写作组交涉。写作组长朱永嘉派人到李宝恒办公室同我谈判。他先传达朱永嘉4点“指示”：①，承认《言论集》是以我们的译稿为基础，可以加上我的署名；②，可立即付给我稿费；③，商务那边的出书问题不要我过问，由他们联系解决；④，可考虑安排我的工作。这分明是企图用名利来引诱我就范。我不为所动，坚持由商务按原计划出书，你们只能出个节本，并要由我负责看改校样。我看他们毫无自我批评之意，就问：“你们为什么事先不同商务和我打个招呼？为什么要随便改我们的稿子？”他竟然回答：“翻译书嘛，大家都可以做！”我压不住怒火，严厉反驳：“我们农村里农民人人都会种菜，但有人自己不种菜，偏要把别人的菜割去，这是什么行为？这是强盗！”当天就这样不欢而散。第二天他通过李宝恒通知我：朱永嘉认为他们出书与我无关，不要我看校样。

于是我写信向毛泽东主席申诉，因为以前的《科学通报》一位女同事说，她的父亲覃政是国民党元老，与毛泽东有深交，她与毛泽东身边的人也有交往，可以转送给毛的信。但她退回了我的信，说要与上海的头头打官司，没有人敢转递。我只好转向周恩来总理申诉。信请科学院副院长竺可桢和副秘书长秦力生转，他们征求吴有训副院长（物理学家）的意见，把我的信转给国务院。这封由科学院出面转交的申诉信，使上海方面慌了神。1973年3月，他们派上海人民出版社两位负责人到北京找商务印书馆负责人丁树奇、陈原协商，达成协议，并上报国家出版局。协议规定：上海的书改由内部发行；商务按原计划公开出版，不受上海影响。

上海的抄稿拖了一年才于1973年10月出版，书名改为《爱因斯坦论著选编》，原来的什么“编译组”不见了，但在《编译说明》中列了复旦大学12位教师（大多是老教授）的名字，说是他们“集体编译”的，并说“在编译过程中，曾参考过许良英、李宝恒于1962年至1965年间的旧译稿。”可是，全书有94%的内容是从我们的译稿抄来的，而原稿尚未发表，竟被称为“旧稿”；强取豪夺竟被冠以“参考”美名，还要盗用十来位无辜的教授的声誉，来压倒我这样一个没有公职的“摘帽右派”，用心可谓良苦。

在与上海的斗争取得部分胜利后，我决定扩大译稿内容，从原来的一卷扩充为三卷，书名改为《爱因斯坦选集》。由于李宝恒身在上海无法继续合作，我约请范岱年和赵中立合作，他们两人1957年都因受我的牵连而成为“右派”。1973年11月，商务让我来北京工作，给我每月50元生活费（1977年出书后，从我的稿费中扣除），并帮助我解决住宿问题。开头半年我借住中关村科学院招待所。以后住到商务在珠市口新开的仅有两个客房的小招待所。

从迷信中猛醒

我到北京后，商务把我拟的选题计划打印出来向有关人士征求意见。一位国家科委干部对书名《爱因斯坦选集》大加指责，认为《选集》只能用于革命领袖，现在要给“资产阶级科学家”出“选集”，用意何在？于是在于光远建议下改名为《爱因斯坦文集》。

《爱因斯坦文集》第一卷（46万字）终于在1974年9月交了稿，一个星期后就送去排印，它能及时发排，在当时是一个奇迹。因为1973年秋冬全国刮起了所谓“反右倾回潮风”，矛头指向1971年“9.13”事件后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周恩来总理。1974年春节，江青又召开两次干部大会，动员以批周恩来为目的的“批林批孔”运动。身心交瘁的周恩来不得不于5月住进医院，江青俨然以国家元首身份公开活动。在这样的气氛下，一切“封、资、修”的东西谁都不敢出版，唯独《爱因斯坦文集》发排了。这要归功于一年前商务与上海方面达成的协议 。

1974年夏秋，“批林批孔”的烈火在商务越烧越猛，原来的领导人丁树奇、陈原靠边，换上两个不学无术的打手金沙和都仍。他们敌视我这个右派，于11月下了驱逐令，但当面骗我，说让我回浙江继续搞《爱因斯坦文集》第二卷和第三卷，保证按月给我寄生活费。我信以为真，愉快地回到了故乡。可是不到两个月，他们就停发了我的生活费。正当我在生活上陷于绝境时，恩师王淦昌先生得到这一信息，主动来信，说我以后的生活费由他包下，每月用代名“王京”从四川寄给我30元。从60年代开始，王先生从事我国极机密的原子弹、氢弹研制的组织领导工作，现在居然要包我这个右派学生的生活费，将承担何等的风险！好在几个月后，中国的政治风向又稍有转变，江青一伙的气焰有所收敛。在于光远的支持下，商务终于恢复了我的生活费。

1974年在北京有两个重大收获。一个是历尽沧桑的《爱因斯坦文集》终于出版在望，而且篇幅增加了将近两倍。另一个则是目睹了“批林批孔”批周公的闹剧，使我从34年来对毛泽东的迷信中猛醒过来。后一收获，对我自己的思想历程来说，无疑更为重要。

我从1938年接触马克思主义理论，特别是1940年决心投身革命以后，就对革命导师和领袖崇拜到迷信的程度。1956年对斯大林的迷信虽然被破除了，但对毛泽东的迷信依然如故。即使被划成右派以后也是如此。凡是毛泽东的主张，我都衷心拥护；凡是党报所宣传的，我都深信不疑。“文革”时，我也义无反顾地响应毛主席的号召，提着脑袋支持造反派。可是，“批林批孔”时江青一系列的表演，把我搞糊涂了。特别是那年7月，她在天津关于“儒法斗争”的讲话，说最近出土的刘邦夫人吕后的玉玺应该大力宣传；又说，唐朝以前男女是平等的，女的可以有“面首”！她所追求的男女平等，竟然是男的可以有小老婆，女的可以有小丈夫。与此同时，一位朋友告诉我，有人从美国《基督教科学箴言报》上看到美国的中国问题专家维特克（Roxane Witke, 女）1972年对江青的访谈，江青说自己在重大问题上是能对毛泽东施加影响的；延安时反对毛与她结婚的那些老党员在文革中一一受到清算。

这使我恍然大悟，“文化大革命”原来是一场大骗局。他们借反对资本主义复辟之名。目的无非想把中国倒退两千年，回到皇权专制时代，实现封建法西斯统治。由此回想起来，1957年反右运动和1958年以后的大跃进也都是大骗局。自诩为“马克思加秦始皇”的毛泽东就是专门玩弄权术和诡计的大骗子。1957年以来，党报充满谎言，我都一直信以为真。受过科学训练又立志追求科学真理和革命真理，甚至当了17年的专政对象后，仍然丝毫觉察不出自己34年来所崇拜的领袖竟然是这样一个暴君和骗子。我为自己的极端愚昧和愚蠢感到羞愧。

回忆“文革”初期读到红卫兵传播的毛泽东1958年在一次中央会议上的讲话：“我是马克思加秦始皇。”“秦始皇焚书坑儒，不过坑了几百人，我比他多几百倍。”“对资产阶级，良心还是少一点好。”当时我只觉得有点奇怪，但未往深处想。现在对照他在“文革”时的所作所为，就完全可以理解了。这是他暴君心态的自我表白，是反右阴谋全面胜利后的一种得意忘形的表演。

这次从毛泽东迷信中猛然觉醒，使我重新审视中国的现实，重新思考中国的出路问题，同时也开始反思自己的人生道路。这是我一生第二个思想转折。第一个转折是发生在1940年。1957年虽然失足落入深渊，从此在逆境中挣扎，但自己的思想基本上依然未变，依然以共产主义战士的标准来要求自己，希望尽早回到党的队伍。

1974年底我被赶回故乡后不久，中国政治风云又起变化。1975年夏，国务院成立政策研究室，于光远是主要成员之一。北京有朋友写信告诉我，政策研究室领导社会科学部的工作，这是我争取回哲学所工作的好机会。于是，10月我回到北京。这次来，公社不给出行证明，商务也不予接待，不得不作为“黑户口”借住在赵中立家，一住就将近半年。刚到北京时，恢复工作确实有希望，于光远在为我尽力。可是，一个月后，风云骤变，突然出现清华大学的刘冰事件，接着就是一阵批“右倾翻案”风和“批邓”。于光远又一次被打倒，一切希望都成了泡影。本来我不得回老家了。在《爱因斯坦文集》第二卷于1975年9月交稿后，商务表示第三卷能否出版是个问题，因为这一卷全是社会政治言论。幸亏我刚回到北京时，于光远通过出版局局长石西民帮助我解决了这个问题。11月商务通知我：同意我继续完成第三卷的编译工作，生活费发到1976年年底为止。由于第三卷内容风险大，范岱年考虑到自己家庭负担重，不便参与。于是我约请老同学张宣三接替他。

据1977年9月“中华、商务运动办公室”正式公布的材料，1976年3月15日出版局核心组批邓座谈会的记录中有这样两个发言：

金沙（中华、商务临时党委书记）：“许良英的问题，我们和出版局是有争议的，或者说是有斗争的。”

都仍（中华、商务临时党委副书记）：“许良英前年查户口送走了，去年我们研究不让他翻译了，停止了生活费。后来金沙同志传达（石西民同志的意见）说，不但可以翻，翻了不出版也可以。??????我们争论的分歧点不在一个人，而是我们的翻译走什么路子的问题。实践证明，工农兵是可以翻译的，不是离不开许良英这样的人。”

这是那个时代的典型语言，不无历史价值。

1976年3月，商务终于让我回珠市口招待所住，并在编辑办公室里工作。不久就发生震惊全国的天安门事件。我有幸耳闻目睹了事件的始末。因为我每天清晨去上班和晚饭后回招待所都要经过天安门广场。从3月下旬开始，人民英雄纪念碑四周陆续出现悼念周恩来的花圈、挽联、诗歌和悲愤的人群。我每天至少要在这里停留两三个小时，噙着泪凝视这一切，深深感受到这样一条真理：人同此心，心同此理；人心不可侮。经受了十年灾难，人民已经觉醒了，任何高压、欺骗都已经不能使历史回头。一切都像安徒生童话《皇帝的新衣》那样简单、清楚。到4月初，可容纳五、六十万人的广场挤满了人。这是我一生从未见过的最壮观、最激动人心的场面。这场完全自发的群众悼念活动，于4月5日清明节晚上遭到血腥镇压。紧接着是清查所谓“反革命”，“批邓”之火也越烧越烈。要不是7月28日凌晨的唐山大地震，秋天我一定又要被赶回农村。地震余波未尽，9月9日毛泽东去世了，大家意识到，国家的灾难可望有个尽头了。果然，不出一个月，大家奔走相告，恶贯满盈的江青集团于10月6日得到了应有的下场。

呕心沥血

万万想不到，“四人帮”垮了，我的身体也垮了。真是乐极生悲。就在获悉“四人帮”被捕那天，我和吕东明、赵中立泛舟昆明湖，受了风寒，咳嗽不止，拖了一个多月，饭也吃不下。12月7日上午我的孩子许成钢一定要我去医院检查。X射线透视的结果：右肺全部有阴影，中间还有一个直径2厘米的空洞。医生诊断为严重的肺结核。下午3时，商务一位编辑来电话，说“告诉你一个特大喜讯！”我冷漠地回答：“有什么可喜的？我告诉你一个可悲的消息，我得了肺结核！”他说：“对你最重要的莫过于《爱因斯坦文集》的出版，现在第一卷的样书已到，望即来看。”我怀着喜悦和忧愁的心情去商务办公楼。路过前门转车时，突然咳了一口痰，一看竟是血。10分钟后到了办公楼，看到了自己这部经历了14个寒暑，3次到北京，2次到上海，多灾多难的书稿终于印成了书，而今天，它竟成了名副其实的“呕心沥血”的产物。

脱稿于2006年7月2日，发表于《红岩儿女》第三部“一生都在波涛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