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追求科学到追求做人

许良英先生是著名科学史家，在爱因斯坦研究、物理学史、科学思想史等方面曾做出卓越贡献，代表作有《爱因斯坦文集》、《二十世纪科学技术简史》、《民主的历史》等。

关于爱因斯坦的研究，大多数都是他在1958年划为极右分子后，选择“自谋生路”自我放逐到浙江老家农村劳动改造期间完成的。一位朋友曾如此记述许良英的“流放”生活：

在反右斗争中，许良英受到极不公正的待遇，开除党籍，开除公职，责令到黑龙江某农场劳动改造，每月发生活费 29 元。许以腿部有关节炎，经受不了北方的酷寒为由，坚持要求回原籍农村参加劳动，宁愿放弃生活费，自己谋生（这一抉择是很明智的）。回乡后，白天参加劳动，晚上在煤油灯下翻译《爱因斯坦文集》。靠劳动挣得的工分，养活自己和母亲。后来因得到一笔他过去写书的稿费，用这笔钱买工分，换得翻译的时间。当然条件还是很艰苦的。若没有顽强的革命意志和追求真理的决心，是很难坚持的。由于长期的艰苦劳动，健康自然也会受到影响。回京后曾一度咯血，检查患了肺结核（几十年后确诊为支气管扩张）。他晚年视力很差，我想也是由于长年累月在昏暗的灯光下过度使用造成的。

——吴湜：《许良英同志精神永存》

1978年，许良英恢复公职，回到北京后任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研究员。在晚年，许先生以科学家的严谨和良知长期致力于人权、民主理论以及普世价值等思想的研究和传播。

2008年，美国物理学会授予许良英先生“萨哈罗夫奖”。“萨哈罗夫奖”每两年颁发一次，旨在表彰具有推动人权成就的科学家。

傅国涌先生曾如此记述许良英年轻时的志向：

他在大学时代第一学期选课单的“将来志愿”一栏，写下“当代物理学权威”，第二学期写的是“理论物理学家”，第三学期变成“追求真理”，到最后两个学期则自豪地写上“做一个人”！

——傅国涌：《人权是民主前提 法治是民主保障》

许先生非常赞赏爱因斯坦对于生活态度，“人们所努力追求的庸俗目标——财产、虚荣、奢侈的生活——都是可鄙的”。“我从来不把安逸和享乐看作是生活目的本身……照亮我的道路，是善、美和真。”（爱因斯坦语）许良英先生的一生，令人肃然起敬的，不只是其研究领域的成就，更多体现在无论面临何种环境，都不改其志，坚持独立、严谨思考。

苛于待人，亦谨于治学

许良英先生刚直不阿、言辞犀利，“只问是非，不计利害”的个性，赢得了很多人的尊重，但也不乏畏惧、疏远之人。著名经济学家许成钢曾对父亲如此评价，“在臧否人物时一贯反对溢美之词，追求准确，近乎苛刻，任何人概莫能外。”与此同时，许先生在学术研究和为人上，也反躬自问、闻过则喜，严格要求自己。徐水良曾回忆道：

对许先生，大家往往也都有点怕他。因为他批评起人来，毫不留情，不讲面子。其实，这个情况，只是许先生的一面，许先生还有追求真理，善于纠正自己错误的一面；以及当面批评毫不留情，内心里却对人热情如火的一面。

——徐水良：《徐水良文集》

一次偶然的机会，学人君收藏到许良英先生1994年寄给王肃端、王冰二位先生的一封书信（注：学人君在网上看到许良英先生家人征集许先生书信的启事后，现已将原件寄还至其家人），在信中许先生对一份书稿的章节内容进行了审订和评述，从这封信中我们可以领略到许先生对学术研究的一丝不苟。

许良英先生书信部分

（注：以下为书信内容）

王肃端同志1979年从院部调到科学史所近现代研究室，除了担任研究室秘书和党支部书记以外，还参与《20世纪科学技术简史》的编写工作。她承担了第二章第一节《原子物理学的开拓和进展》和第四章《核物理学和粒子物理学的产生和发展》的写作任务。第二章第一节她写出初稿后，我作了一些修改和补充，发表时由我们两人联合署名。第四章是她独立完成的（我作为全书统稿组（后改称编审组）负责人，曾作了必要的加工），由她一个人署名。这一章得到了钱三强和他的夫人何泽慧的高度好评。钱、何两人是我国有声望的核物理学家，都是1955年的科学院学部委员，核物理的发展是他们亲身经历的，他们的评价该是中肯、有力的。那是在1986年2月，我们计划编《王淦昌和他的科学贡献》，我去钱三强家，约他写稿。见面时，他对我说：最近何泽慧读了《20世纪科学技术简史》中关于核物理那一章，她觉得写得很好。以后他自己也读了，觉得这一章确实写得好，把核物理学的历史讲得很清楚，也很准确。他还询问我关于王肃端的情况，他以前不知道王肃端的名字。他还对我说，《20世纪科学技术简史》整个这本书内容和文字都很好，他要写一篇书评在报上发表。1986年12月《人民日报》上果然发表了他的书评（此文系钱三强授意，由李佩珊执笔），同时还转载了该书《结束语》中的一节《政治民主和学术自由是科学繁荣的必要保证》。

在核物理发展这一章的统稿过程中还有这样一件事。由于1938-39年铀分裂发现的过程相当曲折，过去一些文献记载都很简单，且不一致。我在审读王肃端稿中关于Hahn和Strassmann的工作于在此以前的I.Joliot-Curie的工作之间关系的叙述，我觉得有错，就把它改了。王肃端不同意，并把Hahn和Strassmann的原始文献抄给我。一个星期后，我再仔细查核原始文献，发现是我改错了。我1983年8月20日的日记上这样记着：

“上午考虑修改王肃端稿，再仔细查核Hahn和Strassmann的原始文献，发现我以前所根据的M.R.Wehr&J.A.Richards,Jr.《Physics of the Atom》所说的情节有错误，王肃端原来写的倒是正确的。上午汪容来，请他读这段德文原文，傍晚又去请教了范岱年（我大学时虽学过两年德文，但早已丢了，汪、范二人德文都还在用），都肯定这一点。这件事是我搞错了，现在发现了，心里觉得舒畅。”

两天后（8月22日）的日记又有，”为王肃端稿最后修改定稿。搞清了铀分裂发现史中的一些重要情节，心里也就踏实些。“

许良英 1994.10.29

在信中，许先生对王肃端女士的书稿评价较高，特别是在信里提到，他和王肃端在合作编写《20世纪科学技术简史》中一个学术问题的争论。在对于核物理发展史中，两人对Hahn和Strassmann工作关系曾产生过分歧争论。

许先生为此仔细查核了关于Hahn和Strassmann的原始文献，并专门就德文原文请教了汪容、范岱年等专家，发现自己之前参考的书籍记述有误。许先生在弄明事实后，不无欣慰的在日记写道：“这件事是我搞错了，现在发现了，心里觉得舒畅。”在两天后的日记，许先生又说：“为王肃端稿最后修改定稿。搞清了铀分裂发现史中的一些重要情节，心里也就踏实些。”

王肃端和许良英曾是中科院自然科学史所近现代科学史研究室的老同事，她自1978 年进入自然科学史所近现代科学史研究室后，先后任所秘书、党支部书记、所党办主任等。在1996 年退休后，还担任过夏商周断代工程项目办公室副主任。作为多年的老同事，王肃端对许良英先生的研究和人格给予了高度评价。在一篇追忆许良英先生的文章中，她记录了生活工作中的一些片段：

右派改正恢复工作后，没有补发工资，也不按职级套改，而是只恢复到 20 年前的工资标准，许多人为此不平，我却没听到他（按：指许良英）一声抱怨。当调整工资的消息传来，由于只有 40%的调资比例，谁心里都没底。但大家一致认为应该首先给许先生调整。不料，许先生却作出了出人意料的决定，他说，“我向所领导反映，这次提高工资不要考虑我，把机会让给年轻人”。此举在研究室内乃至全所都引起震动，无不为他的无我举动深深感动。

李政道先生第一次在国内招收十位研究生赴美深造时，有位外地青年来找许先生帮助推荐。他听完此人情况后，很是同情，表示愿意帮助。但当该人拿出一袋苹果送他时，他顿时生气，说“今天你把东西拿回去，下次如再拿礼物来，我就把它摔到墙上去，并不再管你的事”。此先生被惊住，旋即深为先生的一身正气所感动。

几十年来，受他资助的人难以计数，而他却始终过着十分简朴的生活。一身满是褶皱的化纤衣裤，一穿几十年，从不管是否与身份相称。

——王肃端：《于细微处见精神——记许良英先生无私奉献的点点滴滴》

爱因斯坦评价居里夫人说：“第一流人物对于时代和历史进程的意义，在其道德品质方面，也许比单纯的才智成就方面还要大。”这样的评价，同样适用于许良英先生。许先生的专业理论也许不为众人所熟知，但是他追求真理、真知的执著以及寻求真理过程中自然流露出的“舒畅”、“踏实”对于时代和众人依然有着无尽的启迪。

以许良英先生为代表的优秀学人，在学风浮躁、惯于作伪的风气中，以瘦弱之躯“肩住黑暗的闸门”，以微弱但并不孤独的声音呐喊着，他们会听到什么回音呢？

（本文首发于学人Scholar公众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