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德国福克旺艺术大学看我的戏排练演出，在教授的家宴上结识了一位中学校长，聊起各国教育体制的异同，我吃惊地得知，德国近半个世纪来有个趋势，与美国和中国都相反——中学毕业生上大学的比例不升反降。上世纪六十年代末期，想上大学的德国高中毕业生几乎都上了，而现在却差不多只有30%升入大学，多数人不是直接开始工作就是去职业训练学校。乍一听，他们大学毛入学率降低的幅度大得太惊人了；但再仔细一问，那里的不少职业学校在中国也可以算大学了，因为多数要在高中毕业后学上三年——德国的高中还特严，必须修满九个科目的课程。这样看来，他们与中国最大的差别不是毛入学率降低，而是在高校办学模式的大转型，建设了大量的注重教学生动手做事的应用型大学。

刚好读到畅销书《世界是平的》作者托马斯•弗里德曼发表在《纽约时报》的专栏文章，也是在讲教育转型，他的要求似乎更高，文章标题竟是：《需要工作吗？自己发明去》。他引用哈佛大学同事、教育专家托尼•瓦格纳的话批评说，美国从小学到大学的整个教育系统都没能教会学生就业市场最需要的技能，而且这个情况变得越来越严重了；因为在今天的社会里，公司能为传统的中产阶层提供的那种高收入、中技能的工作越来越少了，现在的企业需要的要么是高技能的人才——这个标准绝大多数毕业生还达不到，要么是低技能的劳动力——这个要求又无需大学教育。这样的情况在中国显然还要严重得多，因为我们的大学大多还停留向群体灌输“知识”的阶段，对于更重要的需要个性化训练的“技能”关心得远远不够，或者就不想关心；高技能没机会学，低技能又不屑去碰，落得高不成、低不就。瓦格纳认为，在今天的社会里，知识可以从任何联网的电器上很容易就得到，死读书拓展知识量远不如学会用知识来做事，包括创造性地解决问题、给生活创造新的可能；对要动手做事的人来说，独立的思考、判断、操作与交流、协作的能力都远比汲取学术性的知识更重要。

想起前些天看到的一个报道，北大那位曾以卖猪肉闻名的校友毕业十几年后回到母校去讲创业，上了台他却哽咽地说：“我给母校丢了脸、抹了黑。”其实他早已被请到机关去工作，2004年就不卖肉了。真不知道请这位自称为“反面教材”的校友去“讲创业”，是为了鼓励学弟学妹们毕业后学他创业呢，还是吓唬大家更要一窝蜂地去挤公务员考试的独木桥。以前我还是挺佩服这位中国一流大学出来的“创业者”的，但现在明白了，他好像真的可以来当“反面教材”了——一个违背社会发展、教育改革的世界潮流，死抱着读书做官美梦的反面教材。

其实，要是这位北大校友有独立的思考、判断、操作与交流、协作的能力，对他的卖肉生意一定会有很大的帮助。当然，如果仅仅是跟个传统的肉贩搭个伙挣点工钱，那是不需要大学教育；但如果要提高猪肉牛肉羊肉这些商品的质量，也让更多的顾客了解、相信、喜欢你的放心肉，就不仅需要懂得相关的动物学、医学、传播学、经济学的知识，还要能把这些知识创造性地用到买和卖的商业活动中去。对一个有创造性而不是死读书的人来说——例如后来的另一位北大校友、广东某食品有限公司董事长，卖肉完全可以是一项快乐的事业，给众人送去快乐，也给自己带来快乐。我这个判断并不是因为看到外国人的例子和理论才得出的，其实我们的先贤早就看出了“卖肉故事”的普适性价值——卖肉甚至可以说是一种已成经典的事业！北大校友绝不会不知道庄子笔下的“庖丁”吧？庖丁应邀给梁惠王演示并讲解他那“砉然响然，奏刀騞然，莫不中音”的解牛技术，讲完后“提刀而立，为之四顾，为之踌躇满志，善刀而藏之。”多神气，多得意！更为难得的是梁惠王的眼光：“善哉，吾闻庖丁之言，得养生焉。”

但愿我们的教育工作者也能像梁惠王那样有远见，但愿我们的学生也能像庖丁那样会做事，会求知，在做事中求知，以求知助做事。庖丁善解牛，何丢脸之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