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读傅高义先生新著《邓小平时代》（下称傅著）时，一直在考虑一个问题--能不能找到一个关键词，来概括作者所说的"邓小平时代"？作者选用的关键词是："中国的转型"（导论，及第23章）。他认为，这个转型，是2000多年来最根本的，不仅涉及中国与世界的关系，还涉及自身治理结构和社会。但我觉得，这个关键词，还不够关键，也就是针对性还不强。我更愿意用"重返文明"这个词。
"重返文明"的艰难抉择
"中国的转型"这个词，用在孙中山、蒋介石、蒋经国和毛泽东身上，也可以。他们都试图把传统中国，转型为现代中国。孙和两蒋主导的转型，虽然歧路丛生，障碍重重，但基本上还没有偏离中国和人类文明轨道。被十月革命炮火送来的革命和体制，一部分是对斯大林的抄袭，其社会被乔治•奥威尔称为"动物庄园"，在中国试验了17年；另一部分，是毛泽东的创造，"文化革命"，批评封资修，也就是拒绝东西方一切人类文明，只需要阅读一本小书（语录），看8个样本戏，只要对一个人的崇拜。剩下的，见神灭神，遇佛灭佛，殴师灭祖，甚至仇父卖母。以读书为耻，文盲为荣。这个社会，可以被称为"野蛮丛林"，在中国疯狂了10年。
无论"动物庄园"，还是"野蛮丛林"，都是"文明社会"的反义词。这就是说，毛泽东主导的中国转型，转上了一条歧路，没有转向现代社会，却转向了贫穷野蛮的原始社会。特别是文革10年，只要平等，不要其它。
邓小平于1973年复出，主持国务院工作1年（1975年1月就任第一副总理），通过"整顿"，试图把不断"革命"的"野蛮丛林"，拉回到人也要吃饭的常识社会，但他势单力薄，虽小有成效，最终还是被毛支持的"四人帮"拉了回去。傅著用一编的篇幅，简约地刻画了这个过程。
毋庸讳言的是，虽然在1978年底的中央工作会议和十一届三中全会上，邓小平与陈云联手，基本结束了华国锋团队的领导权和"两个凡是"的文革教条，并且在彻底结束文革和现代化建设上达成共识。但以何种方式实现现代化？答案就不一样了。有人想重返"十七年"，认为计划体制和公有制经济基本是好的，错的是发展战略。要搞现代化，转变发展战略就行。邓小平和他挑选的领导人不认同这个看法，主张改革开放，发展市场经济。这是在重返旧体制，还是重返人类共同文明之间的选择。重返旧体制，不过是逃离野蛮丛林，重回动物庄园。
事实上，1983年3月总书记更迭未遂，1987年1月和1989年6月非换届时的总书记更迭，都与这些博弈相关，虽然故事情节各不相同。三次事件中，以第一次事件情节最为简单。1982年9月在中共12大上当选总书记的胡耀邦，4个月后在全国职工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做了《四化建设与全面改革》的报告，鲜明提出，四化建设不能走老路，必须全面改革。报告前，胡耀邦和邓小平谈了，邓说，文件很好，没有不同意见。这个"很好"的文件，让人振奋，但让党内高层的一些人忍无可忍，不让这篇讲话以党中央文件形式传达。胡乔木代表这部分人出面，说胡的讲话与12大精神不符。1983年3月17日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胡受到批评，"全面改革"被叫停，甚至动议更换总书记。是叶剑英和邓小平出面协调，事情才不了了之。这样维度的故事，傅著都绕开了。这就决定了这本书的性格：宏大叙事，忽略细节，重视结果，淡化过程。
从这个意义上讲，邓小平要做的工作，不仅要领导中国完成一个多世纪以来，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型，还要把前人转入歧途的轨道纠正过来。他做到了吗？
用目标带动转型
傅著全书一共6编，表面上的结构方式，是按照时间顺序，写邓小平传奇人生的"数落数起"：第一编，"邓小平的人生经历"（1904--1969），写的是他第一落和第一起，用笔极简；第二编，"曲折的登顶之路"（1969--1977），写他的第二落、第二起和第三落及第三起，也是惜墨如金；第三编，"开创邓小平时代"（1978--1980），和第四编，"邓小平时代"（1978--1989），详写第三起后他到达自己一生巅峰状态的情况，时间上还有交叉，两编的时间起点都是1978年，这是为了在"开局"上浓笔重彩，然后分专题深入叙述；第五编，"邓小平时代的挑战"（1989--1992），实际上写了他的第四落、天安门事件和第四起，南巡；最后一篇，"邓小平的历史地位"，相当于终曲。
如果只是按照这些故事情节去写，那就写成了生活传记，这不是傅高义先生要写的。他不是传记学家，更不是文学家，而是社会学家和东亚研究专家。他想做的是通过写邓小平，帮助美国了解中国的变化；通过写中国，帮助美国人了解亚洲的重要发展。因此，他的关注点是邓小平对中国施了何种魔法，让它从美国的敌人变成盟友，又变成最重要的贸易伙伴；让它从一个贫穷动乱的国家变成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而比中国发达程度高、看上去也更稳定的苏联却突然崩盘？
这个魔法，傅高义先生其实是找到了，只是没有明确表述，那就是"用目标带动转型"。在为他"加冕"的1978年12月13日召开的中共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他宣告："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前8个字，是他的施政哲学，日后被表述为"猫论"（不管白猫黑猫，抓到耗子就是好猫，实效主义），"摸论"（摸着石头过河，渐进主义），"刀论"（不争论，行动主义）；后7个字，是他的施政取向，就是"向前看"，不向后看。
向后看，只能看见仇恨和旧账，带来的当然是报复和清算，如果这样做，社会将更深地撕裂。向前看呢？看到的是目标。
他在这篇讲话里提到的主要目标是"实现四个现代化"，他心里想的另一个大目标，是港澳台回归，实现国家统一。这两个目标，是辛亥革命以来好几代中国人的梦想。为了实现四化目标，他指明的途径是：改革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让一部分人先好起来。为了实现统一目标，他立即行动起来，访问美国（1979年1月）和日本（1978年10月），缔结中日有好条约，实现中美关系正常化。为什么？在邓看来，台湾拒绝统一，是因为美国撑腰。如果美国与台湾断交，从台湾撤军，且不再向台湾卖武器，台湾走投无路，势必与大陆展开统一谈判，这个方法，可以叫做"倒逼统一"。
第一个目标（四化）带动了对内搞活（改革），第二个目标（统一）带动了对外开放，向美国、日本和西方世界开放。与此同时，却关上了对苏联的大门，而且还在门上钉了3颗钉子，要求苏联：1.从中苏边境撤军；2.从外蒙撤军；3.越南从柬埔寨撤军。第3根钉子尤其不讲理，但效果极好，防止苏联势力以越南为基地，进入东南亚。实际上，关闭通向苏联的大门，也是为了创造良好的国内改革环境。旧体制的"延安"在苏联，杜绝国内守旧派朝圣，切断计划思想来源，有利于减少分歧，形成改革共识。这样做的结果，没有让苏联吸引中国，倒让中国吸引了苏联，并且把苏联逼上了改革之路。
不过，邓小平憧憬的目标并没有完全实现。美国在售台武器问题上最终没有彻底让步，只同意在售台武器数量和先进程度上节制，这让很少发怒的邓小平，大发雷霆（傅著中文版327页），他意识到，"以合理方式，通过与台湾对话解决国家统一问题"，已经无望了。要解决，只有动用武力。邓小平放弃了动用武力解决台湾问题这个选项，后人为此将感激他，否则，大陆可能多一个省，中国民族将失去一个率先民主化的政治体。虽然台湾没有回归，但祖国统一的目标却实现了一半：收回香港和澳门。
而且，在这个目标带动下，他还主导了国家体制转型：从单一制的中央集权体制，转向复合制的地方分权体制，即"一国两制"。虽然，国家的主体部分仍然是中央集权，分权的只有香港和澳门，但它们就像激活一船沙丁鱼的两条鲶鱼一样，为国家活力的增强做了贡献。我在《公天下》一书里提出，中国的黄金时代都诞生在分权时代，比如春秋、文景、贞观、康乾和民国10年，当下的情况，也有点类似。
用效率拉倒旧所有制藩篱
如果把实现四化比作这个国家开步走，邓小平1978年上台时，中国举步维艰。按照文革时期的逻辑，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所谓社会主义的草，就是平等的贫穷；所谓资本主义的苗，就是不平等的富裕。把社会主义的草比作左脚，资本主义的苗比作右脚，当时的情况是，左脚瘫痪，右脚捆绑，整个社会寸步难行。为打破这个僵局，在前面提到的1978年12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邓小平在其名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讲话中称：
"在经济政策上，我认为要允许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企业、一部分工人农民，由于辛勤努力成绩大而收入先多一些，生活先好起来。一部分人生活先好起来，就必然产生极大的示范力量，影响左邻右舍，带动其他地区、其他单位的人们向他们学习。这样，就会使整个国民经济不断地波浪式地向前发展，使全国各族人民都能比较快地富裕起来。"
这段表述，用老百姓的话说，就是打破"大锅饭和铁饭碗"；用稍微理论化的表述，就是破除绝对平均主义。其经济政策含义，就是先迈效率这只右脚。这也是中国改革的方法论纲领：试点，试错，示范。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企业、一部分工人农民，就是试点；做错了，修改，是试错；做对了，"影响左邻右舍，带动其他地区、其他单位的人们向他们学习"，就是示范。结果是，"波浪式"发展。
傅著用3章的篇幅叙述了这个过程，如果加上对日本和美国的开放两章，就是5章，相比于用1章写邓小平的大半生（1904-1969），可算是不惜笔墨。有句俗语说，一石激起千层浪。
中国改革发展的波浪，开始是由3颗石子激起来的，扔石子的3个老小孩，一个叫习仲勋，在广东南海边扔；一个叫万里，在安徽农村扔，第三个叫赵紫阳，在四川农村扔。"要吃米，找万里"，"要吃粮，找紫阳"，是后面两颗石子激起的"千层浪"。这都是农村改革。也可以用6个字来刻画广东南海边发生的事情："要赚钱（粤语发'qing'），找仲勋"。
作者对在广东和安徽扔石子的两个老小孩，情有独钟，写得详细而生动。1978年底，习仲勋取代韦国清任广东省委第一书记，就解决逃港（内地人逃亡香港）问题开会，习要求严惩逃港者。一个干部说，"边界这边的广东人，没白没黑地干活，仍然吃不饱，逃到香港后用不了一年，就能得到他们想要的一切。"习当即宣布开除这个干部。这个干部说，不必了，他已经辞职了。几天后，习听取更多情况，了解到邓小平到广东视察时，说警察军队解决不了逃港问题，是边境两边生活水平差距太大，要解决问题，中国要改革，改善边境这边人们的生活。再开会，习做了检讨，并向那个干部道歉，还挽留了他。此后，习全力推进设立深圳经济特区，逃港的人也逐年减少。
万里1977年中就任安徽省委书记，用十几天时间到农村调查，"目睹普遍的贫困现象让他心碎。村镇到处都是面容憔悴、缺衣少食、住房简陋的人。有些地方甚至连木头桌子也没有，只有泥砌的桌子。"他制定了"省委六条"，核心意思是，允许农民自己想办法免于饥荒。在"六条"的影响下，1978年凤阳县小岗村18位农民以生死状形式，签下承包书，搞了单干。万里不仅没有阻止，还暗中支持。
两颗石子扔下去后，激起层层涟漪。开放从14个沿海城市，由南向北，波及海南、浦东、东北；农村改革从安徽、四川，浪涌全国各地，并进入城市。呈现出沿海登陆内地，农村包围城市的战略态势，这也就是邓小平设想的"波浪式发展"。
容易明白的是，改革的右脚，迈的是效率，诱导的是利益。先解决温饱，然后是小康。经济学基本原理告诉我们，解决效率问题，只能从市场化着手。在自给条件下，产出由自己的消费决定，满足自己消费后，产出便停止；在交易条件下，产出由市场需求决定，只要有市场需求，产出可以无限制扩大。如果只解决温饱问题，不市场化也可以，要小康和现代化，则必须市场化。
如同计划与公有制是孪生兄弟一样，市场与私有制或股份制，也是孪生兄弟。要效率，必须要市场。要市场，必须要产权明确，私有化，或股份化。因此，中国经济改革，就其内容来说，只有两个关键词：市场化和股份化。这两件事情，1978年开始做，1989年下半年到1991年底有所停顿。1992年2月，邓"南方之行"后，改革的波浪再次涌起，并很快席卷全国，伴随上海、深圳两个证券交易所的开办，中国的市场化改革已不可逆转。
"中国梦"的上篇
傅著第8章记载了这样一件事情，邓小平刚刚发表"即位诏书"3个月后，即1979年3月25日，有个曾经当过兵的北京动物园职工，名叫魏京生，跑到当时热火朝天的西单民主墙贴了篇文章，题目是《第五个现代化--民主》，结果，他被判有期徒刑15年。
这件事情表明，如果把邓小平要复兴的中国，称为中国梦，那么，他要做的梦，与魏京生要做的梦并不相同。邓当时已过古稀之年，75岁高龄，而魏京生当时只有29岁，还在青春梦的后期。邓并不想再活500年，知道留给自己的时间并不多，他要实现的目标是有限的：
——国家富强；
——国家统一；
——国家转型。
如果读者您来验收邓小平时代的这三项工程，会打多少分呢？以我之见，国家富强，可以打80分以上，从1978年到2005年，中国的GDP总量增长了10.9倍，人均GDP增长了10.1倍；作为这个时代延续，2010年，中国GDP总量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2012年，中国GDP（8.767万亿美元），是日本（4.141万亿美元）的两倍，俄罗斯的4倍（2.103万亿美元）。
国家统一，也可以打80分以上。台湾、香港、澳门，回归了两个，而且没有动用武力，还保持了港澳的繁荣和稳定，这主要得益于邓小平创制的"一国两制"模式。虽然台湾没有接受这个模式，但它对台湾本土化和民主化施加了外部作用力。此外，邓主导提出的大陆-台湾"三通"（通邮、通商、通航），特别是欢迎台湾外省人到大陆探亲的倡议，终于在1987年得到病榻上的蒋经国积极回应。邓再次运用其得心应手的功能主义方法，试图用两岸交往带动统一。在蒋经国去世后，邓知道国家统一的梦，他只能做到这里。
至于国家转型，可打的分要低一些，大概60分左右。先谈谈"转型"的含义。我在文章的第一部分提到，中国国家转型，有两个方面的含义：第一，从传统向现代转型，第二，从苏式"动物庄园"和毛式"野蛮丛林"向人类文明转型。其实，这两个含义，是描述性的，而不是理论性的。理论性描述，有两个维度，一是体制结构，二是正义原则。从体制上看，邓小平主导中国从全权体制，成功转型为后全权体制，也可以称之为"类威权体制"。全权体制，可以定义为：非市场经济+非民主政治，其特征是"3个代替"--1.政府代替经济、社会和文化；2.政党代替政府；3.领袖代替政党。后全权或威权体制，可以定义为：市场经济+非民主政治，其特征是执政党"3个代表"--1.代表先进生产力；2.代表先进文化；3.代表国民最大利益。从3个代替，到3个代表，就是对这个转型的最简单刻画。
从正义原则上看，邓小平主导中国，从空想"利他正义"国家成功地转型为实际"互利正义"国家。这个要做点解释，我在《改革与公正》一文里曾经讨论过这个问题，关于"利他正义"，是这样说的：
"虽然所有的正义或公正定义必定包含一定意义上的平等，但平等并不直接等于正义或公正。世界上有不平等的不公正，也有平等的不公正。绝对平等就是平等的不公正。绝对平等意味着所有人干多干少都能得到同样的报酬，这对那些能力强、付出多、贡献大的人来说，是不公正的。"
"要为绝对平等辩护，你必须对公正或正义重新下定义：公正或正义的行为既不是自利行为，也不是互利行为，而是利他行为。根据这个定义，一切计较个人利弊得失的行为都是不正当的。于是，绝对平等便可以被接受为正义，或至少不会被看待为不正义，因为只要允许自利行为发生，平等就不可能是绝对的。"
这就是"正义即利他"，或"利他的正义"。显然，只要人不都是利他的，或者说，只要有自利的人存在，这种"利他正义"，要么成为空想，要么成为暴政的借口：把不平等的个人，切成平等。这种做法，在理想状态下，是"平等的不公正"；在现实世界里，必定蜕变为最坏的情况："不平等的不公正"。邓小平的改革，从人性哲学上，承认自利的合理性，遵循市场正义原则。所谓市场正义原则，就是"互利的正义"：限制理性利己，付出最小代价以实现与他人合作。"市场互利正义"遵循机会平等，而非结果平等，因此是"不平等的公正"，不平等指结果，公正指机会。
毋庸多言，互利正义是效率和利益优先的正义原则，它带来社会财富增长的同时，也会带来分配不公，和两极分化。因此，在坚持经济体制"互利正义"的前提下，在政治体制上实现"公平的正义"，也就是平等的公正，就成为迫切需要。
让我们最后来核对一下邓小平时代的资产平衡表：国家逐步富强，但政治尚未民主；港澳已经回归，两岸有待统一；全权转型为威权，还没有到达宪政；平等的不公正让位给不平等的公正，还需要进一步逊位给平等的公正。
已做到的，是中国梦的上篇，等待完成的，是中国梦的下篇，这也是中共第五代领导人需要承担的历史责任。
驱散梦魇
不过，邓小平时代也并非全是美梦，也曾有经缠绕他的梦魇，挥之不去，再次显现，缠绕其受害人和国家，酿成悲剧。
傅著记载了两个情节十分类似的"晚年故事"，一个是毛泽东的(第5章，靠边站)，另一个是邓小平的（第20章，北京：1989）。两个故事，剧情相类，剧场相同，都是天安门广场，都起因于对一个受人爱戴的逝者的悼念，因为受阻，最后导致流血，和另一个活着的领导人的被废。在1976年发生的故事里，邓小平扮演的是被废的受爱戴也是受害者的角色；在1989年的故事里，被罢黜的是别人。
傅著的不足之处是，对这两个故事，只有表面叙述，没有深层分析。
假如不同的人，都跌倒在同一个地方，绊倒他们的就可能是同一块石头。就我们讨论的"晚年故事"而言，这块石头，便是最高权力更迭。迄今为止，人类创造的最高权力更迭方式有3种基本类型：一是禅让，二是世袭，三是民选。禅让与世袭的共同点是，都要预先确定接班人；禅让制与民选制的共同点是，都有不同候选人的竞争。显然，在3种更迭方式里，最稳定的是世袭，因为它最大限度地排除了竞争，只有唯一继承人，一般是嫡长子；比较稳定的是民选，虽然有候选人竞争，但不需要事先指定，执政期和更迭期分开，施政者与抉择者（选民）分开，谁将接班，不是现任首脑决定的，因此，候选人竞争不会影响施政。
最不稳定的，是禅让，不仅要预先确定接班人，还有预定接班人与备选接班人之间的竞争，而且接班人的选择者和接班人同时都是施政者，通常选择者是现任首脑，预定接班人做首脑的助手，我称之为"第二把手"。这种体制的最大问题，是现任首脑必定患上"安全饥渴症"，他既要选择接班人做第二把手，又担心接班人对自己不"忠诚"；既要他能干，有政绩（不能干不能胜任，无政绩无人信服），又怕他太能干、太有政绩，随时取代了自己。一般来讲，首脑与其作为第二把手的接班人之间的权威落差越大，就越有安全感。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就是当第二把手威望上升到自己不安的程度时，就更换他。越是终身制的禅让制，更迭得越多，毛一生经历了所谓"10次路线斗争"，其实就是更迭了10次第二把手或接班人。
复制斯大林体制的国家，有选择禅让模式的，也有选择世袭模式的。世袭模式国家，有兄终弟及的，比如古巴；也有父死子继的，比如朝鲜。这两个国家的体制一直比较稳定，也很少动乱，就是因为世袭模式排除了竞争。中国和苏联选择的是禅让模式。禅让模式也有两种，终身禅让制，和任期禅让制。整个苏联时期和毛时代，实行的是终身禅让制（赫鲁晓夫例外），就是现任首脑死后，第二把手才接班。
创制大师邓小平对毛晚年的错误有切肤之痛，他知道这与最高权力更迭体制的弊端有关，下决心改革。改革的结果，是把终身禅让制，变成了任期禅让制，这是巨大的历史进步，整个执政团队年轻化了，但没有根除禅让制的痼疾--首脑安全饥渴，和接班人竞争。邓小平对自己的接班体制改革进行了反思，他在"南方之行"后，做了最后一件事情：通过中共十四大，对任期禅让制进行了再调整，不成文地确立了"隔代禅让任期制"：前任首脑确定现任首脑的接班人。
一再被这个梦魇纠缠，是中国梦只写了上篇，拖延下篇的结果。彻底驱散它，也是接着写中国梦下篇的第5代执政团队的历史使命。其实，完成了宪政转型，梦魇自会消散。
来源: 经济观察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