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阅《漂泊的洞察》，“青黄不接”一辑中，王铭铭有两篇文章谈到邓正来。邓正来是当代中国一位真正的学者，他的学术品格已经深深地嵌入二十五年来的中国人文社会科学史，可以说是一位具有平民色彩的知识英雄。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中期，邓正来就对自己的学术工作有着文化自觉。当时我已经是中国人民大学中共党史系的一位喜爱读书的种子，恩师萧先生曾经一度介绍我到《北京青年报》帮助打杂，我的志向非小，愿意进行类似《光明日报》“学者访谈录”的工作，为此，拜访过当时就已经崭露头角的杨念群先生，遗憾的是，由于学养的不足，我的工作并没有深入进行下去。但是，却留下了一个小插曲。事情是这样的，大约是1988年，邓正来成立中国社会科学研究所，自己任所长，夫人任总干事。《北京青年报》把邓正来的做法作为一种新生事物，改革中出现的东西，那时是很能鼓舞人的，因此该报记者对邓正来进行采访，发表访谈文章。我到北京青年报，正好刊出对邓正来采访的报纸。报社的朋友委托我把这期报纸，送给邓正来本人。事情就那么凑巧，原来邓正来住在中国人民大学简易的苏式房子。好像在挨近楼梯的二层一间很狭窄的房子里，我找到了这位中国社会科学研究所所长。邓正来与人交往，并不注重风度，一句感谢的话都没有说，就问我来自哪个系。当他听说我来自中共党史系，露出一脸的不屑，我带着满腹的委屈离开了邓正来的家。后来，当我见到谢选骏先生时，把我的遭遇告诉了谢先生，谢先生倒是非常通达，说过“何不告诉邓正来你是研究国民党党史的”。
邓正来引起我的注意是在上世纪九十年代。邓正来的能量充分地显露出来，香港出资，由邓正来主编两本刊物《中国书评》、《中国社会科学季刊》。邓先生主持两本刊物，注重学术规范，主旨在提升中国社会科学的自主性。邓正来的生活方式，值得一说。在我的感觉中，他很早就是学术自由人，独立于当代中国的大学或社科院系统之外。这一点，确实是相当不简单的。当代中国学术史中，邓正来的确是特立独行的一位。躲过北京的学术界的喧嚣，在海淀区的家中，寂寞地读书，寂寞地译书，按照王铭铭的说法，从事于知识增量的工作。大约1998年，开始看到邓正来的著作。邓正来著述有三个特点：第一，喜欢小册子，不喜欢大部头。所以邓正来的著作，篇幅都不大。第二，邓正来喜欢进行长篇学术文章的撰写，别看著作的篇幅不大，但是每一篇文章都特别长。第三，邓正来的文章非常不好懂。也许的确是思想深邃。邓先生的学术工作，得到香港学术界的赞许，被香港学人认为是大陆关于市民社会研究的重量级人物。我曾对王元化先生的《九十年代日记》进行过初步的研究，发现邓正来到上海过年时，拜访王元化先生，得到王先生的款待。
顺便说一下，邓正来的弟弟在石家庄就业，开设一家书店，名叫嘟嘟知识书店，书店的学术品位在石家庄算得上最高的，我从那买了不少好玩的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