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久前得知邓正来住院治疗的消息，就想着抽个空去上海看看老朋友。没想到这么快他就离我们而去了。（邓嘟子用邓正来的微博发布：我爸爸邓正来于1月24日05：40心跳停止，抢救一小时于06：50宣布死亡。）由于缘分，我和他曾经两度成为邻居，在此追忆他的二三事，作为对他的悼念。
我和邓正来第一次成为邻居是在1986年。那一年，我和李胜平等人创建了民办社科研究机构“中国政治与行政科学研究所”，在羊坊店的一个单位租了一层楼和一层地下室。我在地下室有一间卧室，邓正来在地下室也有一间办公室兼卧室。当时，邓正来是《二十世纪文库》的编委，《二十世纪文库》的子库《现代文化丛书》的副主编，还从事其他的一些编辑出版工作。进进出出时我们常会碰到，但只是点个头，打个招呼，因为我不主管研究所合作出版方面的事务，所以一直没有和他深谈过。邓正来与我和闵琦等人，可以说是1980年代最早抛弃“铁饭碗”，从事独立的人文与社科研究的一批人。
1989年春夏之交，我知道他积极参加了知识界联合会的一些活动，但也没有机会和他交流对于时局的看法。后来我得知，坦克上街以后，他逃到深圳避难，结识了邓嘟子的妈妈。这一段逃难中的浪漫史，以后完全可以成为电影、电视剧的素材。
1993年初的一天，我在二监看到之虹送进来的《中国社会科学季刊（香港）》创刊号，看到主编是邓正来，看到里面许多老朋友（杨冠三、沈大德、吴廷嘉、黎鸣、张显扬、郑也夫、孙立平等）的文章，感到非常的欣慰。在“万马齐喑”几年后，终于看到了中国知识界的重新集结和发出独立的声音。在1990年代，邓正来对于市民社会（公民社会）理论的介绍，对于哈耶克社会理论和法律哲学的翻译和阐释，在中国知识界的思想转型中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我和邓正来第二次作邻居是在2004年。我们不仅是邻居，我们的孩子还是同一个学校同一个年级的同学。我们共同租了一辆车，接送两个孩子上下学。这一次我们有很多时间深入交谈。我对他创建学派的努力深表赞许，他对我在困难条件下的研究也给与了肯定。我特别感谢他对于我的孩子的鼓励和帮助。邓正来手头有大量的研究、写作、翻译、出版事务，但是他多次抽出时间给我孩子辅导英语，给他传授学习方法，还对他说：“只要你有英语方面的问题，欢迎你随时来找我。我会成为你的好老师。”
邓正来从体制外的学术“个体户”，成为吉林大学、复旦大学的博士生导师，这是一个“异数”。而“异数”和“奇迹”的不断产生，正是学术发展的必由之路，自上而下的所谓“思想工程建设”，则是窒息学术创新的一条死路。邓正来的离去，会成为这种“异数”的终结吗？
2012.1.2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