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易者，其有忧患乎！

——朱伯昆主编：《周易通释》，昆仑出版社，2004年，第662页。

古今来人们开始哲理探索，都应起于对自然万物的惊异；他们先是惊异于种种迷惑的现象，逐渐积累一点一滴的解释，对一些较重大的问题，例如日月与星的运行以及宇宙之创生，作成说明。

——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商务印书馆，1959年版，第5页。

人生最大学问在求能虚此心，心虚始能静。

——钱穆：《八十忆双亲、师友杂忆合刊》，九州出版社，2011年版，第82页。

在近代中国学人中，我最亲近的学者是钱穆先生。钱穆先生虽然为学起点不过一初中生，但一生勤奋努力，著述不辍，著作竟达五十部之多，字数则达千万言，真正令我叹为观止。更重要的是，他的文字亲切有味，初读之不觉得有什么了不起，然越读越感其文字沉郁，而意蕴深邃。面对钱先生如此浩瀚的著作，我常常迷惑不解，到底有一种什么样的内在力量支配着钱先生，使钱先生在他的生命历程中从不间断地思考与写作，以致于最后得以形成一座巍峨的学术大厦？

我想，象钱先生这样一个终生致力于学术研究的人，之所以能够取得辉煌的学术成就，一定在他的认知路途中遭遇到过非凡的人生体验，否则他是不可能从众人之中超拨出来并显山露水的。当我带着这种想法反复研读反映钱先生一生学术之旅的《师友杂忆》时，我惊讶地发现，我试图寻找的谜底竟就在这本书的首章首节之中。

钱穆先生在《师友杂忆》首章首节写他年仅十岁时从私塾进入新式学校——果育学校读书时遇到体操教师钱伯圭先生：

“体操先生为余之同族伯圭先生，乃鸿声里人，游学于上海。后始闻其乃当时之革命党人。一日，揽余手，问余：‘闻汝能读《三国演义》，然否。’余答然。伯圭师谓：‘此等书可勿再读。此书一开首即云：天下合久必分，分久必合，一治一乱，此乃中国历史走上了错路，故有此态。若如今欧洲英法诸国，合了便不再分，治了便不再乱。我们此后正该学他们。’余此后读书，伯圭师此数言常在心中。中西文化孰得孰失，孰优孰劣，此一问题围困住近一百年来之全中国人，余之一生亦被困在此一问题内。而年方十龄，伯圭师即耳提面命，揭示此一问题，如巨雷轰顶，使余全心震撼。从此七十四年来，脑中所疑，心中所计，全属此一问题。余之用心，亦全在此一问题上。余之毕生从事学问，实皆伯圭师此一番话有以启之。”（钱穆：《八十忆双亲、师友杂忆合刊》，九州出版社，2011年版，第33-34页。）

这段话初读时令人颇感突兀，钱伯圭先生的话似乎非常明确，中国文化走错了路，因此陷入到一治一乱的循环状态之中，而西方文化则不然，它走的是正路，中国应该向西方人学习，中国人只有向西方人学习，才能从一治一乱的循环状态中走出来。这里似乎并不存在什么问题，它提出的实际上是一个规范性的要求或命令：中国文化必须向西方文化学习！中国人必须以西方人的马首是瞻！于是在这种规范性要求之下，大革中国文化命就不能不说是这种逻辑的一个内在的结果了。观察中国近百多年来的诸多文化运动可以说就是以这种逻辑为主流的。如果钱穆先生以一种肯定的方式完全接受钱伯圭先生的教导，那么钱穆就不可能是我们今日所看到的钱穆了。因此很奇怪的，年仅十岁的少年钱穆在钱伯圭先生这里发生了一个非常奇异的思维转向，他将作为现成答案的文化上的中劣西优论转化成了一个有待考察的问题——中西文化孰得孰失，孰优孰劣？正是这样一种从现成答案到有待考察的问题的内在转化，从而开启了一个支配中国思想百多年的根本问题，——在这里可以姑且称之为中国现代文化史上的“钱穆问题”——中西文化孰得孰失，孰优孰劣？也许我们今天的中国学人已经无法真切地体会到当年人们面临强大的西方文化对中国的冲击所感到的内心惶恐，然而少年钱穆却得到了一个极强烈的思维体验：“年方十龄，伯圭师即耳提面命，揭示此一问题，如巨雷轰顶，使余全心震撼”！大概再没有哪一种思维体验能超过“巨雷轰顶、全心震撼”这八个字了吧？我们完全可以将此种思维体验称之为认知路途上的震撼性时刻。每读及于此，我总感到，认知路途上的震撼性时刻对于一个不世出的思想家是多么重要！我甚至于认为，没有经历过认知路途上的震撼性时刻的人是不可能成为真正的思想家的。钱先生在晚年承认，经由钱伯圭先生开启的中西文化比较支配了他一生的思考轨迹，那么我们今天完全有理由将钱穆先生的所有著作合理地看成是他对这一问题的探索与回答。当然，也许在今天很多人看来，所谓中西文化比较其实是一个大而无当的话题，然而我们必须认识到，中西文化比较话语之所以在中国现代历史中生成为一个基本的论题必然有其内在的缘由，作为现代中国学人，我们今天完全有义务去深入探讨其生成的逻辑，并进一步去思考其转换的逻辑及其后果。这就是接着钱穆先生的路往下走了。也许，这期待着另一个人在认知路途上遇到他的震撼性时刻！

我国在近三十多年来，人们常常慨叹学术大师与思想巨人的缺乏，但往往认识不到学术大师与思想巨人之出现的条件。从钱穆先生身上我们也许可以认识到，学术大师与思想巨人之出现既具有必然性，也具有偶然性。就必然性方面说，一个社会文化体的发展在转型之际一定会出现反映新时代的学术思想，否则的话，这个社会文化体就算灭亡了。而就偶然性方面来讲，至于什么人能自觉地承担起新的学术思想建构的重任，这就与他有无震撼性的思维体验相联系了。这当然是少数人的事，如余英时先生所说，“我希望中国知识界至少有少数读书种子，能维持着认真读中国书的传统，彻底克服殖民地的心理。至于大多数人将为时代风气席卷而去，大概已是无可奈何的事。”（余英时：《现代儒学的回顾与展望》，三联书店，2004年版，第420页。）为什么多数人必然被时代风气所席卷而去，我想其中根本的原因在于，他们只满足于接受现成的答案，而没有能力回溯到问题的缘起，因此对大多数人来说，他们是缺乏问题意识的，或者说根本就没有问题意识。他们满足于熟悉的知识，而意识不到熟知非真知。如黑格尔在《精神现象学》一书序言中所说的，“一般说来，熟知的东西所以不是真正知道了的东西，正因为它是熟知的。有一种习以为常的自欺欺人的事情，就是在认识的时候先假定某种东西是已经熟知了的，因而就这样不去管它了。这样的知识，既不知道它是怎么来的，因而无论怎样说来说去，却不能离开原地一步。”（黑格尔：《精神现象学》，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第20页。）想想我们今天的教育，从小学到中学再到大学，整天向学生们灌输各种知识，却不知这种知识的来源及性质，这样的教育方式怎么可能培养出学术大师和思想巨人来！一个十分有趣的现象是，今天许多在大学里面有原创力的思想家反而是那些没有经过系统的大学知识训练而主要是靠自学的人（钱穆先生也可以说是自学成才的），如张志扬、邓晓芒、何怀宏就是非常突出的几位，而那些规规矩矩接受大学知识的人最后都成了知识的奴才，怎么可能是知识的创造者！

因此，我认为钱穆先生和余英时先生将新知识的创造寄希望于少数者的身上是有道理的。因为说到底，只有少数人才能体验到认知路途上的震撼性时刻。远的不用说了，如明代王阳明在偏僻的贵阳龙场于千难万险之中悟良知之道，体验到人生的极限时刻，但他的学生们则只能在平和的日子里宣扬老师的思想自然也就不能创新了.这里就我的阅读范围简要提到两位现代学人，我们来看看他们如何遭遇到认知路途上的震撼性时刻，并终于有所创造的。

第一位学者是我国著名哲学家李泽厚先生，我认为他经历了类似钱穆先生经历过的认知路途上的震撼性时刻。我在他的哲学自传《课虚无以责有》一文中读到了这样的话：“十二岁的那年，我走到一个小山头上看见山花烂漫、春意盎然时，突然感到我是要死的，那一切还有什么意义呢？因此曾非常悲观地废学三天。这大概是我后来对哲学——追问人生之谜感到兴趣的最初起源，也是我的哲学始终不离开人生，并且把哲学第一命题设定为人活着而对宇宙论、自然本体论甚至认识论兴趣不大的心理原因。”（李泽厚：《实用理性与乐感文化》，三联书店，2005年版，第357页。）因生而体验到死，因死而悟到生的意义，这个少年李泽厚的极限体验，可以看成是他认知路途上的震撼性时刻，正是这个震撼性时刻玉成了他，对于他此后终生从事思想的事业应该说意义巨大，我们观察李泽厚终其一生，以思想为业，终于构造起了历史本体论的学术大厦，当之无愧地成为现代中国最重要的思想家。

第二位学者是邓正来教授。他多次在不同的场合谈到他自己的问题意识之产生的背景，比如他在北京天则经济研究所“双周论坛”上的讲演中这样回应莫纪宏教授：“莫纪宏认为我很痛苦，但是我从来都没有这种痛苦，我从来都不把别人的命运放在我自己的身上，因为我没有这样一种使命感。作为一个人、一个生命体，我的问题乃是来源于我自己的亲身的生命经验的。我14岁当童工，22岁读大学。我当童工的时候特纳闷，因为我的书本知识告诉我，童工只有在万恶的旧社会才有，可是我在新社会怎么也当了童工了呢？是谁把我安排在这样一种性质的社会秩序当中的呢？后来我女儿读书，我让她休学，让她在家里跟我读私书，但是后来我必须把她送回去。这一切又是谁规定的呢？她又为什么应当生活在这样一种性质的社会秩序当中呢？所以我说，这是一个非常个人的问题，因此我没有莫纪宏说的那种痛苦，只有我自己的困惑，而且我也必须去思去考。当然，作为一种理论研究，很显然，这个问题是可以一般化的，是可以作为一种一般性的理论问题来处理的。”（邓正来：《反思与批判：体制中的体制外》，法律出版社，2006年版，第227-228页。）因为我跟邓正来比较熟悉，我多次当面质疑他在十四岁时就产生了社会秩序正当性的问题意识的说法，言下之意，无非是说他成名之后有自我标榜之嫌。记得每次我这样质疑他的时候，他总是笑笑，并不回答我，不知何意。因为读到十岁的钱穆、十二岁的李泽厚分别经历了自己在认识路途上的震撼性时刻而终成一代大家的事，我猛然联想到十四岁的邓正来因为做童工的生活而领悟到社会秩序的正当性问题是完全可能的。当我想到要向邓正来表达自己的歉意的时候，他已经去世了。如果说钱穆先生、李泽厚先生分别完成了自己的思想事业，那么在我看来，邓正来的思想事业还处在一个建构的过程之中，我观他的志向，他是要超过钱穆和李泽厚的，从某种意义上讲，邓正来所提出的中国思想的自主性论述可能说是中西比较话语的超越者，可惜他远远没有完成自己思想事业，刚刚到五十七岁，就遽然离世了，留下了永远的遗憾。作为邓正来的朋友，我们最好的纪念他的方式就是继承他的思想事业，让他的思想真正开出绚丽的花朵来。

魏敦友

匆草于南宁广西大学法学院，2014-02-09

修改于南宁广西大学法学院，2014-09-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