致谢

本文是在复旦大学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孙国东博士的督促与鼓励之下写成的。稿成之后，吉林大学理论法学研究中心的蔡宏伟博士专门书面来函指出该文中不少错误，我尽量做了更正。谨在此向孙国东博士和蔡宏伟博士深表谢意！

——魏敦友于南宁广西大学生法学院

生命不在于它的长度，而在于它的厚度。

——邓正来

在这样一个闷塞的时代和环境，我们多么需要在学问和思想上打开僵结的人物啊！

——殷海光

对于一个读书人的一生，能够在学术的追求中终结自己的生命，对他来讲就是一种最好的离开的方式。

——邓正来

过去我一直倾向于认为，中国人只有那些年轻时无能力挣钱、无门路做官者，才会端人文社会科学这个饭碗。看来这个认识不全面。老邓从20-30岁起，就醉心于学问，一生心无旁骛，实属罕见。

——童之伟

一

对我来说，很难想象这些年来在学术研究上一直生龙活虎的邓正来教授能与什么疾病联系在一起。所以，2013年1月初，当重庆的朋友来信问我邓正来教授是否罹患疾病的时候，我当然感到十分的讶异，认为这是根本不可能的事。但重庆的朋友说网上有大量的信息说到这一点。于是我将信将疑地在网上搜索了一下，果然有不少关于邓老师患病的消息。尽管如此，我还是不大相信，于是发短信向复旦大学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的孙国东博士求证。国东博士很快就回复说，“是真的，而且非常严重！”这真是太令我难以置信了，“斯人也而有斯疾也”，中国现代学术正处在重大的转折关头，而作为中国现代学术最重要的建构者的邓正来教授却有生命之忧！

2013年1月24日早晨七时，是我永远也无法忘记的时刻，我刚打开手机，就接到了来自国东博士的短信，只短短的一句，“敦友老师，告诉你一个不幸的消息，邓老师今天早上去世了。”我呆呆地看着这条短信，如同梦寐，似真亦幻，颓然坐了好久，才慢慢地清醒过来。

1月29日晚上，我从南宁匆忙飞往上海，在机场与长沙过来的杨清望博士、沈阳过来的张扬博士等汇合，一起赶往复旦大学。我们到达高研院邓老师的灵堂时已经凌晨一点多了。30日早晨八时我们又赶往上海龙华殡仪馆，与邓老师做最后的告别。殡仪馆庄严肃穆，摆满了社会各界送来的花圈，来自全国各地的朋友们无不怀着深切的悲痛。哀乐低回中，屏幕上邓老师一生的工作再一次直观地呈现在我的面前。“生命不在于它的长度，而在于它的厚度。”据说这是邓老师留给这个世界的最后话语。我一面体会着这句话的意义，一面反复倾听据说是邓老师最喜欢的约翰·列侬的著名歌曲《想象》。

最后告别的时候到了，当我走到邓老师身旁，清晰地看到了静静地躺在鲜花丛中的邓老师，特别是当我看到了那张十分消瘦的脸庞，突然想到，从此以后，再也感受不到邓老师那强有力的大手了，再也见不到邓老师那咄咄逼人的目光了，再也听不到邓老师那掷地有声的铿锵话语了，一直强忍着的眼泪一下子禁不住夺眶而出。这时，压在我心底里的几句话几乎要大声地喊出来了：邓老师，你活过来吧，中国现代学术的发展不能没有你，如果可以，让我替你去死吧！

二

说起与邓老师的交往，现在想起来纯属偶然。我本来是弄哲学的，因为十分偶然的原因，从哲学转到了法学。我常常调笑自己原本是哲学鱼塘中的一条小鲫鱼，不经意间弄成了法学鱼塘中的一只小虾米。但是几年下来，觉得读法学书很不惬意，对法律人也不甚满意。几经犹豫之后，还是想重归哲学。这也是导师的意思。杨祖陶先生和邓晓芒老师认为广西干不成什么大事，还是尽早离开得好。我甚至已经联系好广州一所大学的哲学研究所，准备下半年就过去。这是2005年上半年的事情。但是这时生命中突然发生了重大的转机。因为在网上随意浏览，发现了“正来学堂”，这是邓正来教授2003年进入吉林大学后创办的一个网络平台，很快成为全国青年学子尤其是法学学子讨论法学学术的一片热土。更为重要的，邓老师的长篇论文《中国法学向何处去》连载在中国政法大学的刊物《政法论坛》2005年第一期至第四期上。因此很自然地，“正来学堂”的学子们围绕邓老师的《中国法学向何处去》反复辩论，景象十分壮观。我不揣冒昧，也将自己的若干想法放在学堂里和大家一起讨论。没有想到的是，我的一些想法激起了朋友们的兴趣，有赞同的，当然更有激烈批评的。特别是激烈的批评意见反过来又激起了我的斗志，我将自己在南宁平时读书随意写下的几十篇大小文章统统放在学堂里，引起了朋友们一波又一波的反弹。几个回合下来，我跟学堂里的朋友们就十分熟悉了。而且感到十分亲切。后来注意到这年暑期吉林大学理论法学研究中心要办一个“西方法哲学前沿问题讲习班”，我连忙提出申请参加，幸蒙获允，这就成了我第一次见到邓老师的契机。

2005年7月11日，我到达吉林大学理论法学研究中心。次日早上是开幕式，开幕式之后是邓老师做关于哈耶克思想的讲座。这是我第一次听邓老师做系统之讲演，可惜也是唯一的一次。不用说，在人们看来，邓老师是中国最著名的哈耶克专家。也正因此，邓老师关于哈耶克的讲座就极引起朋友们的兴趣。我虽然不专门研究哈耶克，但我也对哈耶克的思想感兴趣，因此看到相关著作就随手购买。就我当时已经收集到的邓老师关于哈耶克的译著有《自由秩序原理》（上下两册，三联书店，1997）、《法律、立法与自由》（第一卷，第二卷，第三卷，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0）、《个人主义与经济秩序》（三联书店，2003）及《哈耶克论文集》（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2001）四部，邓老师关于哈耶克的论著则有《哈耶克法律哲学的研究》（法律出版社，2002）、《自由主义社会理论》（山东人民出版社，2003）及《规则·秩序·无知——关于哈耶克自由主义的研究》（三联书店，2004）三部。这些著作我大都读过，可能是因为我的思辨哲学的背景，这些著作并没有给我留下太深的印象。因此今天有幸亲聆邓老师的讲座自然心情很激动。邓老师讲演时气势磅礴，声如洪钟，震撼人心。不过，令我十分意外的是，本以为邓老师会在讲演中宣传自由主义的思想，但邓老师说他只是通过研究哈耶克深入了解西方自由主义的知识脉络，并说他会在一个恰当的时机对哈耶克的自由主义理论进行系统的批判。这一点令我印象极深。这时我感觉到，邓老师并不满足于做一个西方思想家的“传声筒”，他在根本上就不是一个西方思想的贩运者和贩卖者，他研究西方思想其实是在进行思想操练，他是在为中国自己的思想的出场做准备工作。邓老师的讲演分两个阶段进行。中间有一个短暂的休息时间。休息当口，我远远看见邓老师在走廊上吸烟，就走过去试图给他打个招呼，也借此认识一下。

“邓老师，你好！”我说。

邓老师问：“你哪位？”

“我是从广西来的。”

“魏敦友！我很欣赏你！”

邓老师突入其来的这句话令我一下子惊讶极了！正在我有几分尴尬时，他一边说一边又伸出一双有力的大手紧紧握住了我的手。这时我强烈地感受到了一股暖流，同时也感受到邓老师身上蕴藏着无穷的力量。邓老师的一双大手是多么强而有力啊。后来我常常这样想。这就是我和邓老师第一次见面时的场景。这就是邓老师留给我的第一印象。原来邓老师天天关注“正来学堂”，他已经在学堂里面看过我的那些小文章，因此今日相见，对我多有褒奖。后来我还听说，本来有几个吉林大学的法学学子准备批评我的，但邓老师阻止了他们。也主要是因为邓老师的缘故吧，吉林大学的法学学子们对我十分友好，我也觉得找到了自己的学术家园。下午是学员们的研讨会。研讨会由邓老师主持，非常严肃，学员们个个正襟危坐。学员分为正式和非正式两种。正式学员可以发言，但非正式学员只能参与，不能发言。记得我正好坐在邓老师的对面，我注意到他讨论问题时咄咄逼人的目光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参加这次讲习班收获很大，不仅认识了邓正来教授、张文显教授和於兴中教授，而且结识了包括吉林大学在内的一大批来自全国各地的法学学子，境界为之大开，原先想离开法学的想法也戛然而止。

2006年7月间，第二期暑期“西方法哲学前沿问题讲习班”如期举行。我按时参加了。这是我第三次见到邓老师，更加高兴和亲切。第二次见邓老师是两个月前的5月份在山东大学举办的第二届“全国法学理论博士生论坛”会议期间。邓老师这次见到我也特别高兴，在开幕式之前拉着我的手，将我依次介绍给张文显教授、於兴中教授，其实我和他们在上次讲习班上就已经熟悉了。印象最深的是晚上张文显教授宴请我们诸位学员时，我因为是学员身份，就和其他学员们坐在一桌，但邓老师的学生王勇博士过来邀请我去主桌坐，并说是张老师和邓老师的意思。我无奈，只好过去。我过去正好坐在张文显教授对面，邓老师和於兴中教授坐在张老师两边。这时的张文显教授是吉林大学党委书记，工作十分繁忙，所以和我们共进晚餐大约一个小时后就起身告辞了。张老师走了之后，邓老师向我招手要我坐到张老师的位置上去。我坚决不肯。这时只见邓老师站起来，向我走过来，硬将我拽过去，让我坐在张老师的位置上。这事让我当时尴尬不已，至今难忘。我一方面想，邓老师真是一个性情中人啊，但另一方面，邓老师似乎也在通过这样的小事在教育我，教育我们，让我们知道自己的可贵，让我们知道人与人之间虽然表面上看起来会有这样那样的差别，但在根本上却是平等的啊。

按照张老师和於老师的设想，这个“西方法哲学前沿问题讲习班”原定连续办五期的，因为2009年的世界法哲学大会定于9月在北京召开，我们这个班可以在2009年7月结束之后让学员们有机会去参加北京的世界法哲学大会。张老师的想法是通过这个班来提升中国的理论法学的整体实力，而世界法哲学大会正好可以作为一次检阅。可惜的是，学员们期待的随后的三期因为种种原因没有如期举办。这些年来，全国各地经常有朋友问我这个班还办不办，何时办。现在，作为这个项目的主要参与者的邓老师永远地离开了这个世界，离开了我们，念之岂不怅然！

三

2006年5月间，第二届“全国法学理论博士生论坛”在山东大学举办。我应山东大学法学院谢晖教授的邀请，担任论坛的评议人。当我按时到达山东大学的时候，我惊讶地发现，邓老师也是应邀的评议人之一。晚宴时我正好和邓老师在一桌，这是我第二次见邓老师，感到十分亲切友好。同桌的还有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的范瑜教授等人。

次日开幕式上，令人十分震惊的是，美国著名法学家哈罗德·伯尔曼先生赫然在座。哈罗德·伯尔曼先生出生于1918年，这时的他已经接近九十高龄了。自从梁治平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初翻译他的《法律与宗教》以及贺卫方等人翻译他的《法律与革命》以来，他的法律思想在中国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因此广为中国法律人所知。特别是他在《法律与宗教》中的一句话“法律必须被信仰，否则它将形同虚设”甚至于成为中国法律学子们挂在嘴边的口头禅，中国法学界盛行一时的所谓“法律信仰论”几乎可以说正是在他的影响之下展开的。我最初进入法学领域，正是“法律信仰论”如日中天之时，我通过谢晖教授了解了中国法学界的“法律信仰论”，但我很快对盛行于中国法学界的这一话语体系进行了批判。我持一种与之相反的理性法律论主张。因为最早批判法律信仰论而获知伯尔曼先生，但根本做梦也不会想到可能见到这位大洋彼岸的老人家，所以突然见到他，自然成为生命中的一个奇遇了。这天的开幕式伯尔曼当然是最大的一个亮点。谢晖教授还专门为他写了一首诗，可惜他不懂汉语，虽然谢晖教授找人翻译给他听，并做了解释，但我估计他一定似懂非懂吧。在开幕式上，我看到邓老师不时用英语与之交谈。伯尔曼不时点头。会议期间邓老师多次对山东大学会议主办方说，你们请年事很高的伯尔曼来山东大学，真是勇气可嘉啊。不幸的是，伯尔曼先生在回国后的次年，2007年，去世，终年九十岁。现在他的大量著作正在不断地被中国学人翻译过来，成为中国人了解西方法律传统的一个重要参照。

这次会议是我近距离进一步了解邓老师的机会。这些年来，随着国内各种会议的增多，会议越来越不严肃。虽然名曰学术会议，但其实很不学术。一些人不过是借参加会议之机露个头脸而已，很多时间并不用在会议的学术讨论与交流上。我印象特别深的一件事是，这次会议邀请了武汉地区一位小有名气的法学教授，但这位教授不仅没有参加开幕式，而且会议期间也心不在焉，只管自己讲话，根本不在乎别人讲什么。邓老师对这位教授进行了严肃的批评。而我注意到，邓老师不仅全程参加了会议，而且神情庄重，认真倾听每一位与会者的发言，不时做着笔记。轮到他发言时，他非常精准地把握到问题的实质，而且表达清晰，条理连贯，令与会者收获到智慧上的愉悦。也许有人认为邓老师矫情，但这大多是出于一种误解。后来我看到邓老师在首届“全国法学理论博士生论坛”所作的学术总评《全球化问题的问题化》一文中写道：“你们说我一直在认真做笔记，实际上，我每次开会时都会很认真做笔记的。做笔记是一个认真思考的过程，是一个向你周围的人学习的过程。对此我想给你们提一个建议，希望你们不要小看任何一位年级比你们低的同学，不要小看你们周围的任何人所做的发言，因为你们也许能够从他们的思考和发言中学到很重要的东西。这是一种智性上的平等。”从邓老师的身上，我体会到，中国现代学术的建构过程是一个极其复杂、极其漫长、极其艰辛的过程，它需要我们从诸如做笔记这样看起来的小事做起，而不能指望不经过艰苦的日积月累却凭空有一轮大气磅礴理论日出。

因为山东省是孔子的故乡，所以山东大学会议主办方特别安排与会者在会议结束之后去曲阜参观孔庙。这是我第一次参观孔庙。但我在激动时又有几分歉疚。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在北京师范大学哲学系读书的时候，我就知道当年的学生领袖之一、我们哲学系的谭厚兰女士曾带领北师大的师生到曲阜孔庙破旧立新，成为新中国第一批砸碎孔庙的人。据说因此山东省人非常讨厌北师大人。因为这位未曾谋面的学姐的过激行为，现在我临近孔庙，前来祭拜中国文化的孔圣人，内心不免有几分惶恐不安。幸好有邓老师的带领，我才有勇气和与会的学子们一起来到孔庙领略我们中国文化先人的足迹，进一步谋划当代中国文化的建设蓝图。孔庙里人流如梭，我如有所思，感慨人类今昔。这时突然听到邓老师的一声呼唤：“敦友，快过来参拜孔子呀！”原来邓老师正在组织学子们参拜孔子。我连忙小跑过去，然后静静地站在孔子的塑像前，双腿跪下来，这时我突然觉得自己仿佛进入到中国文化的滚滚洪流之中去了。

次日告别邓老师和诸位学子后，我打算返回南方。但正在车站候车的时候，突然一个念头向我袭来，何不再去孔庙？我禁不住这一念头的诱惑，连忙重新购买了去曲阜的车票，一个人再作曲阜行，只身再去祭拜孔子。这次我特意在曲阜城住了一晚，亲身感受一下这座文化古城的文化魅力。这一天与昨天不同，许是工作日的原因吧，人极稀少，在偌大的孔林，几乎只有我一个人在这里徘徊。最后，我来到孔子墓地，在子贡庐墓处一直坐到夕阳西下，树影婆娑，方才离开。在孔林，我看到几乎每一块碑石都是后来缝合而成的，它们在文革之中全被人给砸断了。我仔细端详这一块块碑石，断裂纹路清晰可见，这时我领悟到，中国文化不可能返回古典了，它必须开拓新路，才能有新希望。但是我们又不能割断历史，中国人还是中国人，中国文化还是中国文化。我想这也许是邓老师愿意亲自带我们这些未来中国文化思想的建构者前来祭拜孔子的深意吧。

四

有些朋友以为我与邓老师平素有比较深厚的交往，其实我与邓老师的近距离的接触只有为数不多的几次。我跟邓老师的交往更多地限于学术方面。所以我看到的更多的是学术上的邓正来，生活中的邓正来我知之甚少。好朋友中有不少人对邓老师持有相当尖锐的批评态度，我能理解。但我更愿意从中国现代学术发展与建构的角度来看待邓老师，从一个读书人的视角去体会他的学术研究的价值与意义。

在很多人的眼里，邓正来其实只不过是一个翻译家而已。我认为这种说法是很不公平的。的确，邓老师翻译了大量的经典作品。我这些年搜集到的，除了前面提到的哈耶克的作品之处，还有E·博登海默的《法理学：法律哲学与法律方法》（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罗斯科·庞德的《法律史解释》（中国法制出版社，2002）、《法理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第一卷，2004，第二卷，2007）、皮埃尔·布迪厄的《实践与反思》（李猛 李康译 邓正来校，   中央编译出版社，2004）、乔治·萨拜因的《政治学说史》（上海人民出版社，上卷，2008，下卷，2010）、《西方法律哲学文选》（法律出版社，上下，2008）及韦农·波格丹诺的《布莱克维尔政治制度百科全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1）。可以毫不夸张地说，邓老师是法学领域中最辛勤、最富有成果、同时也是最有影响的翻译家。真难以想象，如果没有邓老师的这些翻译作品，当下的中国的法律思想将是怎么样的一幅图景。正是邓老师翻译的这些翻译作品（当然不限于这些作品），滋润了一波又一波的法学学子，可以预料，它们还将继续滋润未来的大批的法学学子。邓老师翻译的这些作品实际上已经成为中国法学思想的一部分，必然对中国法学的重建起到支撑性的作用。

人们往往对翻译家的工作缺乏深度理解。人们更多地是从字典式转换的角度看待翻译，因此将翻译并不看成是一种创造性的工作。的确有些人是这样的，他们对他们所从事的翻译著作不求深入的理解，而只是简单地做文字上的转换工作。邓老师的翻译工作不是这种字典式的翻译，而是他所称的研究性翻译。这种所谓研究性翻译，如邓老师在E·博登海默的《法理学：法律哲学与法律方法》重译本序中所说，一方面是要为中国法学的重建做知识上的基础工作，另一方面是做知识上的清理工作。这意味着，这种研究性的翻译必然是带着中国问题而进入西学经典，通过对西学经典知识脉络上的清理，然后回过头来重思中国问题。我注意到，邓老师之所以进入西学经典的辽阔领域，实际上他心里是装着他的中国问题的。邓老师在后来回顾自己的生活道路时，甚至将他的问题回溯到他十四岁时做“童工”的经历。因为在他看来，童工实际上是一种社会秩序，于是顺理成章，循着这个思路，他的问题逐渐明确起来，这就是社会秩序的建构及其正当性问题，邓老师认为他的所有的著述及思考都是围绕着这个问题展开的，而刘小平博士更是精准地将它称为“邓正来的终生问题”。因此，邓老师的翻译不是字典式的翻译，而是研究性翻译。有了这样一个视角，那么我们就不难理解为何邓老师几乎在所有的翻译著作中都写有长篇导论，而他自己的著作又都是建立在这些翻译作品的基础之上的。

但是更重要的，我以为连邓老师自己都未曾理解的一点，是他的经典翻译及其著作所产生的后果。美国学者列文森在他的名著《儒教中国及其现代命运》一书中在论述中西方的文化交往关系时曾提出过一个重要观点，“西方给予中国的是改变了它的语言，而中国给予西方的是丰富了它的词汇。”我们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接受列文森这一看法。因为中国近世以还处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之中，而此一变局西方影响甚巨。但是另一方面，如果没有中国现代人的参与，此一大变局则无法完成。正因此，我们可以将邓老师的翻译工作放置到这个场域之中去理解，当更能理解邓老师的翻译工作的意义。

这里可以引文学家王小波的一些说法作参考。王小波在《我的精神家园》中就现代中国文学的发展说过这样一些话：“我们年轻时都知道，想要读好文字就要去读译著，因为最好的作者在搞翻译。这是我们的不传之秘。”“把时尚排除在外，在文学以内讨论文体，我认为最好的文体都是翻译家创造出来的。”“我总觉得读过了《情人》，就算知道了现代小说艺术；读过道乾先生的译笔，就算知道了什么是现代中国的文学语言了。…我们已经有了一种字正腔圆的文学语言，用它可以写最好的诗和最好的小说，那就是道乾先生、穆旦先生所用的语言。”“假如中国现代文学尚有可取之处，它的根源就在那些已故的翻译家身上。”王小波进而认为是王道乾、穆旦先生“发现了现代汉语的韵律。没有这种韵律，就不会有文学。最重要的是：在中国，已经有了一种纯正完美的现代文学语言，剩下的事只是学习，这已经是很容易的事了。”王小波在这里虽然说的是文学，但在我看来，他的这句话也适合于现代中国学术语言的建构过程。参照王小波的说法，我可以大胆地说，邓老师对西方经典的翻译实际上从语汇与语法整个地改变了中国古典的语言形态，从而建构起了一种完全现代的中国学术语言。作为后学，我们可以进一步学习邓老师通过西方经典翻译而建构起来的现代中国学术语言而阐述自己的思想了。

从晚清严复到当下的邓正来，中国学人为了中国文化的重建，大量地翻译西学经典，这个过程持续了一百多年。可以将严复、邓正来等人视为中国文化向西方文化的盗火英雄，中国文化的自主性在百年的盗火中逐步得到成长，邓老师毕生所致力的中国社会科学自主性目标就可以视之为中国现代思想成长的标志。因此，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讲，我觉得，邓正来教授的逝世，可能标志着中国现代学术史上一个英雄时代的结束，人们可以逐步从西方典籍的翻译时代转向中国思想的建构时代了。

五

2011年5月的一个晚上，我突然接到复旦大学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孙国东博士的电话。国东博士在电话中告诉我“邓正来教授《中国法学向何处去》第二版出版暨全球化与中国法学学术研讨会”将在六月上旬召开，希望我能去参加。另外，国东特别提到邓老师的一个安排，即在这个会议结束后，将邀请福建的吴励生先生和我到复旦大学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做一个学术报告。没过几天，我就收到了邓老师寄来的《中国法学向何处去》的第二版。与第一版相比，第二版显得更加厚重而典雅。打开封面，就见到邓老师隽秀的字体：“敦友雅正 正来 二○一一年复旦”。我连忙认真读了一遍，对邓老师的思想有了更进一步的体会。

前面提到邓老师通过西学的经典翻译建构起现代中国的学术语言，其实，邓老师同时也是这种学术语言的实践者。所以，邓老师并不仅仅只是一个翻译家，他更是中国现代学术思想的建构者。他写出的一大批著作就是确切的证明。他的著述除了前面涉及到的哈耶克的著作之外，就我手头能够列出来的，也足够惊人的了。他的著作有《邓正来自选集》（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市民社会理论的研究》（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研究与反思——关于中国社会科学自主性的思考》（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4）、《中国法学向何处去——建构“中国法律理想图景”时代的论纲》（商务印书馆，2006，2011第二版）、《国家与社会》（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学术与自主》（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反思与批判》（法律出版社，2006）、《小路上的思与语》（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寂寞的欢愉》（法律出版社，2004）、《谁之全球化？何种法哲学？——开放性全球化观与中国法律哲学建构论纲》（商务印书馆，2009）及主编的《国家与市民社会——一种社会理论的研究路径（增订版）》、《中国学术规范化讨论文选》（法律出版社，2004）、《中国人文社会科学三十年：回顾与前瞻》（复旦大学出版社，2008）。在邓老师的这些著作中，我认为其中最系统的首先要数《中国法学向何处去——建构“中国法律理想图景”时代的论纲》一书。我甚至于认为它是近一百多年来中国学者撰著的最有深度、最激动人心、最有魅力的一本书。它的问题意识、逻辑架构乃至于叙述风格都深深地令我着迷。因为在我看来，这本书隐藏着一个宏大的思想格局，即中国现代学术思想的反思、批判与建构。我注意到，邓老师特别喜欢引用哲学家维特根斯坦《札记》中的一句话：“洞见或透识隐藏于深处的棘手问题是艰难的，因为如果只是把握这一棘手问题的表层，它就会维持原状，仍然得不到解决。因此，必须把它连根拔起，使它彻底地暴露出来；这就要求我们开始以一种新的方式来思考。……难以确立的正是这种新的思维方式。一旦新的思维方式得到确立，旧的问题就会消失；……因为这些问题是与我们的表达方式相伴随的，一旦我们用一种新的形式来表达自己的观点，旧的问题就会连同旧的语言外套一起被抛弃。”我想邓老师反复引用维特根斯坦的这段话并奉为为学座右铭，其实是有他的深意的，在我看来，邓老师的学术工作最内在的旨趣就在于确立一种新的思维方式，达到对于根本问题的领悟，从而使得一百多年来困扰人们的问题连同陈旧的语言外套一起被抛弃。这难道不是激动人心的伟大的学术事业吗？！

从邓老师最早于2004年发表《中国法学向何处去》以来，七八年的时间过去了。这些年我反复研究它。我今天依然认为，《中国法学向何处去》一书中隐藏着许多深邃的思想还有待于我们加以挖掘。从目前我的观点看，《中国法学向何处去》所涉及的理论脉络极其繁复，但其中有三大支点，可以称为三论，一是社会知识功能论，即作为关于人类生活秩序的社会知识具有描述、控制及正当性赋予功能。二是正当性祛魅论，即关于任何一种人类生活秩序的理论都并不具有绝对的正当性。三是问题化的理论处理论，即我们要从固化的概念中解放出来，深入到概念背后的问题之中去，从而将问题开放出来。我认为，明此三论，则《中国法学向何处去》则可以在理论上进一步获得推进。就我自己而言，我从2005年因为研读邓老师的《中国法学向何处去》一书，提出了所谓新道统论法哲学的主张，这些年我就一直在思考如何将新道统论法哲学作为一个系统性的思想阐发出来。

我按时到达复旦大学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又一次见到了邓老师，十分高兴。特别高兴的是见到了来自福建泉州的吴励生先生。吴励生先生的文章这些年我读了许多，我特别感兴趣的是他对我所谓新道统论法哲学的严厉批评。记得在从复旦大学准备去上海市社会科学联合会开会等车的时候，我问邓老师吴励生先生来了没有，邓老师马上把我带到不远处一位清瘦的学者面前对我说，“这是吴励生。”又指着我说，“励生，这是敦友。”我连忙叫吴老师你好，吴励生则伸出手来紧紧握着我的手，反复对我说，“你就是魏敦友啊，你就是魏敦友啊。”初次见面，亲切异常，令我十分感动。一天的“邓正来教授《中国法学向何处去》第二版出版暨全球化与中国法学学术研讨会”结束后，吴励生和我应邓老师邀请留下来准备次日下午在复旦大学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做一个学术报告。

邓老师对我们的讲演作做了精心的布置，一如非常正式的学术活动，有主持者，有讲演者，有评论者。最后由邓老师做总评。吴励生兄长首先讲演。他对邓老师与李泽厚做了对比，认为李泽厚虽然影响巨大，但后继乏人，而邓正来这里人才济济，一定能对中国现代学术贡献更大的力量。听励生兄长的讲演收获良多，觉得他比我对邓老师的研究深入得多，视野也更为宏大。我在励生兄长之后讲我自己对邓老师《中国法学向何处去》的理解。因为我在“邓正来教授《中国法学向何处去》第二版出版暨全球化与中国法学学术研讨会”上所作的发言题目是《新道统论为现代中国法学奠基》，我想借此在高研院做一些拓展性的说明。在此之前我做了一些准备。我将我讲演的题目定为《从“中国法律理想图景”到新道统论法哲学》，旨在表明我与邓老师在思想上的传承与发挥。我说这些年我从邓老师的《中国法学向何处去》一书中读出来三论，一是终结论，即引进西学的运动在经过了漫长的一百多年后（从我的新道统论法哲学的立场看实际上是五百多年，从明万历年间即十五世纪开始）基本上结束了。二是文化自觉论，中国文化在引进西学的过程中达到了它的自主性目标，因此我不同意当下中国还处在所谓贞下起元的阶段，而应该处在元亨之际。当然这是从中国古典文化的时间观念出发所看到的图景。元、亨、利、贞，作为事物发展的四个环节，标明事物不同的时间样态。冯友兰先生将他建构的新理学理论著作称为贞元之际所著书，志在贞下起元，我觉得是正确的，因为那时的中华民族处在一个大溃败的历史时刻，所以中国思想家当然要贞下起元，希冀回到一个新的起点上来。但是今天的中国已非昔日之中国，经济、政治、军事诸方面都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与上世纪三四十年代不能同日而语，因此我判断中华民族已经找到了一个新的起点了。所以我们不能再说贞下起元，应该说元亨之际了。这就是自主性、主体性与自觉性。三是新道统论，志在重新理解中国文化思想史，将中国文化作为一个整体来理解，即中国文化不同于西方文明与印度文明，其本质特征在道，道论的根本乃是强调历史的创造性的人对于自己生活的建构，历史是人创造的，中国人可以创造出过去的经学文明、理学文明，它理所当然地能创造出今天的法学文明。所以我讲的新道统论法哲学既是一种法学理论，更是一种文明类型理论。之后国东、吴冠军、陈润华、刘清平诸位分别作了讲演或点评，各具精彩，而其中润华博士给我的印象尤其深刻。他谈到了知识分子的担当意识，特别阐发了牺牲的观念，他认为圣人之所以为圣人，乃是因为其牺牲精神，圣人成其世界而不居。听润华博士的讲演颇感奋，当时我就感到他身上颇有几分谭嗣同的精神。

在评论人评论之后，邓老师做最后的总评。邓老师首先肯定了我们的思路，认为我们的研究路径有可取之处。邓老师随即指出，中国学者应该在各种国际会议上做基调发言，但中国学者现在的学术水平还远远不够，还需要历练。接着邓老师阐发了自己思想的繁复性，强调思想必须从知识脉络的角度来理解，否则就是无意义的。邓老师的这些话还是很学术的，我能理解。但我至今还十分清楚地记得，邓老师讲着讲着就有些激动起来了，邓老师的最后几句话我至今难忘。他说，你们还是不理解我，国东你是我的助手，你应该理解我呀！也许哪一天我趁你们不注意的时候就永远离开这里啦！大家听到邓老师的最后这句话都以为不过是句玩笑话，都情不自禁地笑了起来，我也笑了，但是我同时感受到了一丝的不祥，心里也有些不安起来。我不自觉地看了一下表，时为2011年6月13日下午五点三十六分。高研院晚上要宴请我们，但因为我接到华东政法大学童之伟教授的约请，就没有参加邓老师的晚宴，到童老师那边去了。不曾想到，邓老师的那句玩笑话成了一句谶语！而这一次竟是我与邓老师的最后一面！

随着自己的年岁的增长，这些年我读书时特别注意著书人的年龄。这可能源于我内心深处的一种焦虑和紧迫感。我每读一本书自觉不自觉之间就会注意到著作人在著书时的年龄，并与自己做对比，想象自己在这个年龄时能否达到同样的思想境界。在最近十多年的读书生涯中，我惊讶地发现有三位中国思想家都是在五十七岁离开人世的。他们分别是唐代的韩愈（768-824）、明代的王阳明（1472-1529）和民国时代的梁启超（1872-1929）。韩愈在佛教泛滥的情势之下奋起反抗，成为中国文化重建的前驱性人物。王阳明则振理学之颓波，成为心学的柱石性人物。而梁任公在中国民族风雨飘摇之际，倡少年中国说，创新民理论，乃是开中华新局式的人物。我常常半开玩笑半认真地对学生和朋友们说，其实人生最佳的年龄是五十七岁，并举上述三位为例。活那么长干嘛？五十七岁足矣！问题的关键在于作为一个文化人能否在自己的文化创造中做出自己的贡献，否则再长的人生又有什么意义呢。然而当我注意到邓老师的生卒年，当1956-2013进入我的眼帘时，我几乎惊呆了，邓老师也走进了五十七岁的行列！是的，今天，邓老师已经走进了历史。在我心里，他无愧于五十七岁，他与韩愈、王阳明、梁启超一起，是我心目中的文化英雄。

六

今年六月中旬赴清华大学法学院参加一个比较法的国际会议，见到来自吉林大学理论法学研究中心的刘小平博士和蔡宏伟博士。我们的话题自然涉及到邓老师。小平跟我说，无论人们对邓老师持有怎样的看法，但有一点是无法否认的，这就是邓老师不管从哪个意义上来说都是一个好老师。对小平博士的这个看法我深表赞同。我对小平说，要是邓老师今天还在吉林大学理论法学研究中心主持“小南湖读书小组”该是多么美好啊！要是邓老师不在2008年离开吉林大学，继续在邓老师认可的这个既远离商业中心同时又远离政治中心的吉林大学潜心施教，他今天一定还健康地活着，因此也一定能为中国现代学术的发展做出更大的贡献。但邓老师不仅具有超强的思辨能力，同时也具有超强的组织能力，这似乎决定了他最终不是一个甘于寂寞的人。当然，在我看来，也许他太急于谋求中国现代学术在世界格局中的地位了，因此他拼命地燃烧自己，结果很快就将自己烧成了灰烬。这怎能不使人痛惜！

在我看来，邓老师吉林大学教授就职演讲《中国法学的重建：批判与建构》是一篇激动人心的文献。邓老师在这篇文章中详细地描述了中国法学所面对的困境，并清晰地提出了努力的方向。特别令我感兴趣的是，邓老师在这篇文章中提到他将在吉林大学培养出150名博士生，希望他们成为中国法学的中坚力量。2006年5月间我应邀去山东大学参加全国第二届理论法学博士生论坛时，正好邓老师也参加，期间我跟他谈到这一点，并说魏敦友是第151名啊。邓老师在很多场合谈到他带学生的严格标准，并说不是什么人都可以轻易能做他的学生的，但当我说出自己的这一个想法时，他非常严肃地对我说，我承认魏敦友是我的学生！

其实是不是邓老师的学生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一直没有机会跟随邓老师认真读书，这是我今生最大的遗憾。邓老师也许是近代中国史上唯一的视读书为生命的人，他对读书的热爱仿佛是与生俱来的。如果一定要找一个与他比拟的人，那么我觉得我博士阶段的导师、武汉大学哲学学院的邓晓芒教授可能算是一个。华东政法大学童之伟教授在怀念邓老师的文章《心之忧矣 曷维其已——写在永别邓正来先生的日子》一文中这样写道：“过去我一直倾向于认为，中国人只有那些年轻时无能力挣钱、无门路做官者，才会端人文社会科学这个饭碗。看来这个认识不全面。老邓从20-30岁起，就醉心于学问，一生心无旁骛，实属罕见。”因此跟着邓老师读书的人是有福的了。遥想自己当年在北京读大学本科和研究生七年，外加在顺义县工作了一年，在北京前后共八年，却孤陋寡闻，并不知道这个时期的邓老师正在北京主持“六郎庄读书小组”，有一大批青年人跟随邓老师研读西方经典，一些青年才俊如郑戈、强世功、赵晓力等后来成长为中国重要的思想者。2003年邓老师进入体制之后，在吉林大学理论法学研究中心主持“小南湖读书小组”，又有一大批吉林大学的青年学子如刘小平、孙国东、蔡宏伟、杨清望、张琪、邹立君等跟随邓老师研读西学经典，得读书之三昧，令我何其羡慕！虽然我没有机会跟随邓老师研读经典，但我非常关注邓老师关于读书的立意与方法。如我注意到张琪博士在《对于“原典精读”一点感受》一文中写道：“邓正来教授经常说，做学问的过程其实就是一个学习做人的过程，一个如何做人的过程；读书拼的是一种持恒，练的是一种性情，养的是一种心境。”这是将读书与人性的成长联系在一起。如我又注意到邹立君博士在《爱智的思考与言说》讲到邓老师如是说“所谓新的使命，就是指我们必须去思想中国应该如何生活得更好的根据的问题。中国现在之所以提不出自己的理论，之所以不能为世界的人类未来发展做出一种比较有意义的贡献，我认为，要害就在于我们的思想是没有根据的，是对思想的根据不思想的。当然，我们的思想也不是没有根据的，只是我们有的这种根据乃是一种抽象的概念性工具，而不是源出于我们原生的生命经验。”“我非常注重西学经典的研究，而且也很尊重中国的哲学思想，但是我个人以为，更为重要的是我们在对这些思想资源进行研究的时候是否具有当下中国的问题意识。这意味着我们在运用这些思想资源进行思想的时候一定要有自己的思想根据，而这个根据又显然是离不开我们对中国的定义的——‘中国’在这里绝不是人们所说的1978年以前的中国，也不是此前更久远的中国，而是具有着历史性、又具有着结构性的当下的中国。”这是强调读书的思想根据。我还注意到邓老师提出读书要追比圣贤、要格外注重经典著作的知识脉络等。

实际上，我认为邓老师已经形成了自己独特的读书观，而他自己包括他所施教的读书活动又是对他的读书观的最好诠释，可惜我们对此缺乏足够的关注。也正因此，我认为邓老师是自1915年中国新文化运动以来近百年的中国近现代史上最成熟、最自觉、最努力的读书人，我相信他的读书理论与读书实践一定会进一步启迪后人，惠泽来学。

七

2013年1月30日上午，上海龙华殡仪馆邓正来教授遗体告别厅内，一首悠扬的英文歌曲被反复播放着，令人回肠荡气。我驻足聆听，心中的悲伤在不知不觉之中得以融化。我后来才知道，这是英国著名音乐家约翰·温斯顿·列侬(John Winston Lennon)的经典歌曲《想象》，是邓老师生前最爱的歌曲。

回到南宁后，我在网上找到了这首歌曲，只要一有空，我就反复聆听。在悠扬的歌声中，我仿佛感觉到邓老师并没有离开我们，他一直陪伴着我们，与我们一起听他这首最爱的歌。在婉转的旋律中，我仿佛觉得邓老师继续与我们一起读书，一起思考，一起为建构起中国现代学术的话语体系而努力。终有一天，中国现代学人能够彻底摆脱西方中心论的阴影，真正在关于人类世界秩序构成的问题上发出中国人的声音。这是邓老师的真诚期盼，同时也是中国现代文化发展的内在目的。

Imagine 想象

John Lennon 约翰 列农

Imagine there‘s no heaven，

想象一下并没有什么天堂，

it’s easy if you try，

只要你愿意，其实这很容易，

no hell below us，

我们脚下并没有地狱，

above us only sky.

在我们头顶之上只有天空。

Imagine all the people，

想象所有的人，

living for today.

只为今天而活着。

Imagine there‘s no countries，

想象一下并没有国家，

it isn’t hard to do，

其实这并不难做到，

nothing to kill or die for，

没有杀戮，没有死亡，

and no religion too.

也没有宗教。

Imagine all the people，

想象所有的人，

living life in peace yu-huh.

生活在和平的环境里。

You may say I‘m a dreamer，

你也许会说我是一个爱做梦的人，

but I’m not the only one.

但我不是唯一的。

I hope someday you‘ll join us，

我希望某一天你也加入我们的行列，

and the world will live as one.

那么，整个世界就会亲如一家。

Imagine no possessions，

想象一下没有占有，

I wonder if you can，

我想你能，

no need for greed or hunger，

没有贪婪或饥饿，

a brotherhood of man.

人类就会像兄弟姐妹一样。

Imagine all the people，

想象一下所有的人，

sharing all the world yu-huh.

共同分享世界上的一切。

You may say I’m a dreamer，

你也许会说我是一个爱做梦的人，

but I‘m not the only one.

但我不是唯一的。

I hope someday you’ll join us，

我希望某一天你也加入我们的行列

and the world will live as one.

整个世界就会亲如一家。

魏敦友

匆草于湖北省仙桃市陈场镇，2013-02-10

修改于南宁广西大学法学院，2013-08-22

三稿于南宁广西大学法学院，2013-08-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