庄子与惠子游于濠梁之上。庄子曰：“儵鱼出游从容，是鱼之乐也。”惠子曰：“子非鱼，安知鱼之乐？”庄子曰：“子非我，安知我不知鱼之乐？”惠子曰：“我非子，固不知子矣；子固非鱼也，子之不知鱼之乐，全矣。”庄子曰：“请循其本。子曰‘汝安知鱼乐’云者，既已知吾知之而问我。我知之濠上也。”

《庄子•秋水》

庄周这个人很有意思，他贡献了很多让中国人津津乐道的逻辑游戏。比如说“子非鱼”、“化蝶”之类的。据说后世道教从《庄子》一书中解读出了长生久视之道，比如说神马“庄周服气法”之类的丹道术，于是《庄子》也不再是《庄子》，而成为《南华真经》了。时下很多人谈庄子，比如说于丹，她的心得虽然没什么营养，倒也可以勉强调合中国人的趣味。可惜的是，庄周本人的意旨是极其调皮的，被于丹说出来却无聊得透顶。于丹当然要负点的责任，因为心灵鸡汤好不好喝，不但取决于制汤的食材，更取决于制汤的厨艺。明显的，于丹不是个好厨子。

庄周究竟干了什么事，能让中国人谈了这么久呢？大家答案不尽相同。我有我的看法。在我看来，庄周最杰出的贡献在于：他超越了老子在《道德经》中所构造的缜密的“反语言”的语言系统，甚至更进一步发展处了完全“反逻辑”的逻辑系统。

惠施是庄周的朋友，也是先秦名家的代表人物，载其言行的文献不多，《庄子》中提供了一些断片，多是其与庄周的论辩。好玩的是，惠施无一例外处于下风，他给后人的形象是一副“吊书袋”的样子。惠施这个“两脚书橱”，一直隐没在庄周“齐物我”的逍遥气魄当中。似乎，名家人物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是作为“丑角”出现的。但问题就出现在这里。

比如濠水说这次论辩，我们现在看来，应该是如下：

庄子和惠子一道在濠水的桥上游玩。庄子说：“白儵鱼游得多么悠闲自在，这就是鱼儿的快乐。”惠子说：“你不是鱼，怎么知道鱼的快乐？”庄子说：“你不是我，怎么知道我不知道鱼儿的快乐？”惠子说：“我不是你，固然不知道你；你也不是鱼，你不知道鱼的快乐，也是完全可以肯定的。”庄子说：“还是让我们顺着先前的话来说。你刚才所说的‘你怎么知道鱼的快乐’的话，就是已经知道了我知道鱼儿的快乐而问我，而我则是在濠水的桥上知道鱼儿快乐的。

庄周很得意于他的逻辑。他单方面宣布自己“获胜”，一如现在的方舟子。我十分怀疑最初的文献完整记载了此次论辩的全部过程，或许如果有的话，庄周以及他的门徒，也一定是做了删减版的处理。这是一个有基本小学生智商都能明白的逻辑，而追捧庄周的人过了这么多世代，却还看不懂。我只能感叹中国人不懂逻辑。

怎么说呢。惠施不是建立在已经知道“庄周已经知道鱼很快乐”的前提下而发问的，恰恰是在不知道“庄周已经知道鱼很快乐”的基础上发问的。庄周的回答并不能推倒出惠施已经知道“庄周已经知道鱼很快乐”，因为事实上庄周和惠施彼此都明白一点：即“庄周并不必然地知道鱼很快乐”。而惠施的发问的所指，是指“庄周是否确切知道鱼很快乐，因为他不是鱼。只有鱼才知道自己快乐不快乐（因为这是常识）”，而庄周根据惠施的发问的“能指”而非“所指”来控告惠施“明知故问”，并没有任何实际内容上的意义。因为关于“子非鱼”的前提即内容，两者在心里都十分清楚。而语句脱离了具体语境，就如同庄周所言的，则无法联系上下文，所指和能指就彻底无意义。

西方分析哲学学派之所以要定义语句的精确性和指向性，就是要避免这个问题的发生。当语句不够精确或者所能承载的信息量有限的时候，它所负荷的内容就有偏差，并且常常会脱离具体环境，即忽略如庄周和惠施皆已明白发问所指的内容的这个前提，从而沦为诡辩。而时至今日，中国的文人墨客仍然沉浸在庄周式样的模糊的混沌的语言游戏中，对于精确性不屑一顾，甚至贬为小学和异端，不能不让人感到可叹。分析哲学试图用科学的方法规定语义传承的精确度，使语言的使用能够如科学一样有一一对应的所指，这个努力十分重要。而在中国，是绝对不会出现的。因为国人已经习惯了齐物我和逍遥游，胡子眉毛一把抓。

国人总是有自信的。比如说我们的“道”，都是大音希声，大象无形。但是你让他拿出证据来，比如说直方图、加权平均数、统计数字来证明什么是“道”，国人就会摆摆手摇摇头：我不知“道”。在中国传统的文化语境里面，和“道”一样不精确的，无法承载具体所指的东西太多，以致于东方文化，除了“明心见性”的不二法门，就再也无法提供非直觉之外的任何具有逻辑性的、可推导的论断。命题决定内容，中国的文化却没有命题。于是这种文化是建立在一种高高在上的自以为是的不可证伪的意淫的基础上，自庄周开始就无可救药地散发着脓疮的恶臭，感染整具民族的躯体。

一个语句要能指示一个内容，这个语句才有意义。同样的，一个事件要能对应一项“真理”或者“伪理”，这个事件才有意义。就好像方舟子打假傅瑾这个事情，就“厦大打假事件”本身，是有意义的，因为傅瑾确实造了假，厦大也确实把关不严。因此这个事件或者这句话所承载的内容就成立，因为它已经过证实，而且结论显而易见地每个人都清楚。但是在这之外，指责方舟子“选择性打假”、“拿政府好处”、“与公知为敌”、“其妻刘菊花硕士论文造假”、“方舟子修养不好”之类的，都是该“厦大打假事件”之外的命题，与本事件无关。因此就不能推导出因为有之类的种种命题（事件），而得出“方舟子打假厦大不对”，或者“傅瑾学术水平不错情有可原”之类的命题。中国人最常逻辑混乱，基本做不到“对事不对人”或者“实事求是”，以致于在探讨方韩之战的时候，有教内弟兄姊妹问我：“方舟子早年诋毁基督教，他能是什么善类？”。我听过如是论调，比如说“方舟子和司马南好，司马南是大五毛党，所以方舟子不是好人”之类的。这些语句是没有逻辑基础的。因为“方舟子诋毁基督教”是其“早年”的个体事件，和“他不是善类”是两码事。同样的“方舟子和司马南好”是一回事，“司马南是五毛”是另外一回事。这些都是违法因果律和逻辑规则的例子。虽然我对方舟子一直没有好感。并且我是一个基督徒。

不久前，薄熙来事件之后，号称左派大本营的乌有之乡和四月论坛被封杀了。自由知识分子和网络愤青高呼党中央决策英明，以为政治形势回暖，民主自由有望。其中具有代表性的一个语句，就是“毛左没一个好人，不然网站就不会被封”。但是错了，“毛左”是“毛左”，“好人”是“好人”。“毛左没有好人”也并不能推出“网站被封有理”，须知今天叫嚷着要封左派的人们，明天上台以后也有可能逻辑混乱要封反对派的声音。

是的，中国人的逻辑在哪里。对于一个长期沉迷于《五灯会元》的莫名其妙似是而非的禅宗公案和老聃庄周反语言反逻辑的令人发指的文字游戏的时候，我们会发现要跟中国人讲逻辑很难。因为西方人要论证一个东西，不仅仅是从最基本的约定俗成的常识守则出发，还有长期的大量的艰苦论证。就好像现在的香港万人大游行，反对政府“国民教育”的“洗脑”，但是事实上，有多少香港人真正看过全本的教材呢？你可以去调查，不到百分之十。而起而游行的成分，有多少是盲从，多少是情绪，多少是真正出于义愤，有多少是浑水摸鱼？我不懂。因为这里面缺少一些论证，一些逻辑。

我不惮以最坏的恶意来揣测庄周，自从他毫无逻辑的逻辑打败了惠施的穷根追底的精神之后，中国人果然可悲地彻底没有逻辑了。好不容易由墨家名家建立起来的一点点逻辑，从此在中国历史中再也找不到一丝根据。

惠施是对的，庄周是错的。多少年过去了，我们中国人在逻辑上连小学都没毕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