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日清晨，笔者如往常一般，继续还欠下的文债。墨家群的朋友转来讯息，说“饶公走了”。马上登陆饶宗颐国学院的网站，头条即“讣文”，才确认饶公确实永远离开了我们。笔者当年受饶公“新经学”理念的感召，毅然由基督教神学研究转向中国传统文化研究，后报考至饶宗颐国学院博士班，尔来三年有余矣。求学期间，在国学院组织的学术会议及活动上，偶能见到饶公身影。彼时饶公体力已不如前，多须轮椅代步，不过精神矍铄，动作有为，仍十分饱满。音容笑貌，宛若在前，故闻饶公仙逝，实生不真实之感。

季羡林先生曾赞饶公：“涉及范围广，使人往往有汪洋无涯涘之感，这在并世学人中并无第二”。学人治学，向有“博学而后专精”与“专精而后博学”之争，即谓“博学”与“专精”二者不可得兼——博学者纵然气象万千，但于专业领域浅尝辄止；专精者或能够一门深入，然而格局未显广大。这个问题，至少在饶公这里是不存在的。饶公之博可谓“学海”，他出入三教、博通六艺、兼涉经子，近人有谓饶公之贡献在“复古清初气象”，诚公论也。然“博学”亦不能涵盖“饶学”之全体规模，其中既专且精处，如甲骨、敦煌、潮学等，今之后学更是难及万一。又饶公学艺兼该，古儒谓之“末技”的书画，一样臻至化境，张大千先生叹曰“他的白描，当世可称独步。其山水画，更是推陈出新，自成一派”。

通人难得。即便将视野扩展至近代，能如饶公一般样样都通且样样精通者，本也不多。及至当下，囿于西洋学术分科制度，知识日趋细密化和碎片化，学人为本门专业所累，往往缺乏跨界思维，不敢稍微逾越藩篱，由是“通人”更鲜。当代学院制度产生的一套学科规范和评价体系，在很多时候成为了学人从事跨界研究的障蔽，学人于此中讨生活，“为稻粱谋”，从事学问以先自然也免不了先自我设限、自我压抑和自我阉割一番。环顾学林，美其名曰“为知识而知识”的蛋头学者、两脚书橱、文字搬运工者多矣，其学术成果又有多少是能真正为人类知识的大厦增添哪怕一抔土的呢。

金庸先生曾言，“香港有了饶宗颐，就不能说是文化沙漠”。此言常被诠释为是饶公成就了香港。其实香港这块自由的土地也成就了饶公。49年以后，饶公之同代与前辈的学人，或者被卷入政治运动当中，或者陷入意识形态斗争，时代浪潮淹没了个人生命，治学道路自难维系。饶公却得以在97年之前，提前享受“一国两制”之福利，两脚踏中西文化，一心写宇宙文章。此种得天独厚的治学条件，是诸多留陆或去台之学人，可望而不可及的。换言之，只有在自由的社会环境中，才有探讨“博学”抑或“专精”的空间。在专制的学术空气中，当然就只剩下“又红又专”一条路可以走。在大变革的时代，学人之个人抉择与其学术成就相联。一个国家的改变，在历史长河中可能只是短短一瞬，然而即便这短短一瞬，也总是超过学人肉身的生命。冯友兰、熊十力之殷鉴不远，学人可不慎欤？

饶公一生从不参与任何政治性党争，也未曾介入学术门户之争，若曰“为知识而知识”，即从做好学人本分这一端而观之，他亦可称之为楷模。近来有人以余英时先生之“对政治保持遥远的兴趣”的自由主义者样式，或以唐君毅先生之欲为中国文化保留果种以求灵根再植的儒者样式，来与饶公的“才子型”样式相比较，期望提出一个最值得学人效法的精神风貌的模范工程出来。此种比较实属无聊。当下中国知识人的精神风貌问题，根源在“太过同质化”，单一而不多元，学者为人如此，为文如此，做事亦如此。岂有统一为某个固定范式或者最佳样板的道理？看来文革时期中国学术界万马齐喑、千人一面的无聊境况，尚未能让某些学人增长些许记性。即谓赞成他们所谓的归类和划分，莫非饶公之类的“才子型”学人就容易哉？

大师已远去，通人难再得。过往学林一些前辈离世，媒体或其门徒，都爱冠以“最后一个大师”之类的言语，吾辈多不以为然为甚。然此番饶公仙逝，即便不好说“再无大师”，起码是真的“一个时代结束了”。“后饶宗颐时代”，学人当思考、当作为的事项实在太多，除了消化饶公的学术遗产之外，更要认真审视，在未来的中国，我们当塑造一种什么样的学术人格和治学风格。

饶公千古！

黄蕉风

2018年2月7日，于香港浸会大学饶宗颐国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