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携者

王郁昭晚年谈到自己的从政道路，他认为有两个人对他影响最大，一个是杨晓椿，一个是万里。“文革”中间，是杨晓椿偶然想起他，并把他派到县里，决定了他从大学教师到地方官员的转折。王郁昭晚年曾专门写文章纪念杨晓椿。应该说，杨的影响很关键，但也很简单。谈到万里对于他的影响，则深远复杂。万里影响了他从政生涯的路线轨迹，影响了他改革中的作为，也影响了他的思想。他与万里的交往过程，也许能展示变革时代中国政治的某些特质。

1977年6月，万里调任安徽省委第一书记的时候，王郁昭是滁县地委副书记、革委会主任。此前，王郁昭与万里素不相识。1978年2月，也就是万里到安徽之后大约半年，王郁昭被任命滁县地委书记。显然，这可以理解为万里对王郁昭的提拔重用。此番任命之前，王郁昭作为地委书记，从来没有单独与万里谈过话，见面也只在省委召开的大会上。王郁昭清楚地记得，他第一次见到万里，是1977年6月，在省会合肥，这是万里上任省委第一书记的见面会，所有的地区和省直厅局负责人都参加会议。第二次见到万里，是同年8月，也是在大会上，万里出席省委省政府庆祝“八一”建军节大会，同时也是为文革中的“支左”部队送行。会后，一位省委副书记找王郁昭，说滁县地委落实农村政策的几个文件，万里看过了，认为很好，让王郁昭回头将这几份文件集中编印成册，送到省委。后来，万里批示：“这些政策措施很好，是良好的开端。转发其他地区参考。”这时，王郁昭虽然没有机会与万里单独见面，但知道万里对于滁县的工作是肯定的。

作为地委书记，王郁昭第一次与万里单独见面交谈，是一个偶然机会。1978年4月，滁县地委一名副书记奉调北京工作，王郁昭到省会合肥为这位副书记送行。晚上，接到省委办公厅通知，让他去万里住处。直到现在，王郁昭也不知道万里何以得知他当时在省会，因为他去合肥没有报告省委办公厅。晚饭后，王郁昭去了稻香楼宾馆。万里在担任省委第一书记期间，一直住在稻香楼宾馆。那天晚上，他们谈了有三个小时。谈话主要内容是如何搞好农业生产，王郁昭汇报了滁县地区落实生产队自主权、加强生产责任制的政策措施，在地区内部称为“三个秘密武器”。万里让王郁昭把这些做法写成材料给他。后来，万里到滁县视察。当时，皖东大旱，持续数月。秋天，滁县一些地方对农户搞“借地种麦”，其实就是家庭承包的最初形式。“大包干”可以说由此而来。1979年3月，主管农业的中央领导人曾给万里打电话，批评安徽的家庭承包，当时万里就在滁县考察。北京来电话的时间，是一个晚上，王郁昭正在陪万里看京剧。万里接完电话后告诉了王郁昭并交待了应对原则。

1980年早春，万里调离安徽之前，又来到滁县，王郁昭陪他看了两个县，一起来到了小岗村。此前的秋天，在王郁昭的强烈要求下，在万里的积极支持下，安徽省委正式批准“大包干”。在小岗村，万里走访了一些农户，看到大包干带来的惊人变化，说了很多支持和鼓励的话。在送行的路上，万里谈到他即将到北京，也谈到邓小平对他信任有加。万里走时，新任省委第一书记曾在会上表示，继续执行和推进万里推动的改革政策，并用了一句农村俗语来表明心迹——“前边的乌龟爬条路，后边的乌龟跟着爬”。

但是，令王郁昭和其他很多人始料不及的是，万里走后仅仅个把月的时间，新省委第一书记态度陡变，转为反对家庭承包。很快，一些地县纷纷纠正原来的“错误”，回到“集体经济”。这个时候，王郁昭不断受到直接或者间接的指责批评，滁县地区很孤立。这段日子王郁昭很难过、很苦闷，甚至想到过撤职。我曾经问：“万里一走，省委态度大变，这个情况万里是否知道？”王郁昭说：“当然知道。我曾经打过电话，向他的秘书谈过，但是没有机会与他本人讲话，更没有机会见过面。万里曾派专人来安徽调查过，派来的人写了调查报告，肯定了家庭承包。万里建议以安徽省委农工部的名义发表这篇调查报告，但是被省委第一书记拒绝了。”王郁昭又说：“北京和安徽的变化是相通的。那段时间，万里的日子也很不好过。”说到为什么新任省委书记对家庭承包态度骤变，王郁昭分析，具体情况不太清楚，但可以肯定的是，中央正在发生意见分歧。新书记后来在一次内部会上说，他曾经征求过时任国务院总理的意见，得到的回答是：家庭承包不是大方向。当时，国家农委主办的《农村工作通讯》，在第三期上发表了农委副主任杜润生的署名文章，也不赞成包产到户。文章说：“关于包产到户的问题，当前有争论。有的赞成，有的反对。我们的意见是，坚持中央《决定》，除某些副业生产的特殊需要和边远山区交通不便的单家独户外，不要包产到户。包产到户不应作为方向去提倡。”文章接下来解释：“三级所有，队为基础，这是一个符合客观实际、又有群众基础的阵地。在这个阵地上再退，就要认真考虑。”文章进一步指出：“我们要把希望放在充分发挥集体经济积极性上来，改变生产条件，实行机械化。如果扩大包产到户，就是背道而驰，搞不好还可能破坏公共财产。人心一散，各奔前程，集体经济没有了，基本建设也不搞了，科学种田也搞不起来了，农村的社会主义阵地就破坏了”。现在，虽然对这篇文章的发表过程有不同解释，但在当时，就文章本身而言，作者是农业部门领导人，发表在权威性政策刊物上，其不赞成包产到户的立场对地方影响巨大。事情的转机是邓小平那次著名谈话之后。此前上层纷争的细节，王郁昭表示：万里当然应该是清楚的，不过万里并没有对他具体说过。1980年秋，以中发75号文件为标志，大包干在中央层面获得政策认可。此后，一直到1983年春天王郁昭担任安徽省长之前，王郁昭与万里没有见过面。

1982年4月，王郁昭成为安徽省委常委。事先，本人毫无所知，是在看到中央任命文件后才知道。谈到这次提拔，王郁昭并不认为这是省委第一书记对于他的肯定和赏识。因为到1982年初，改革大局已经确立，大包干已经得到全面肯定。在这样情况下，省委调整领导班子，有三名地委书记进入常委，王郁昭名列其中实属必然，甚至是不得不为。在这个过程中，万里是否直接为他说过话，王郁昭本人不知道。进省委常委后，王郁昭继续担任地委书记，依然在滁县工作。将近半年之后，他到省里上班。但是省委没有给他分工，没有具体职责。一段时间内，他主要是做一些改革宣传方面的事情，直到次年春天担任省长。

王郁昭调来九号院后，没有在万里直接领导下工作。1987秋天十三大之后，万里基本上离开国务院，不再分管农村工作，于次年春天担任全国人大委员长。此后，王郁昭与万里的工作联系，主要是编辑农村工作重要文献选编和编辑万里文献。1991年下半年，王郁昭参与主持“新时期农村工作重要文献选编”的编辑工作。最初，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农村部提出了初步入选篇目。这些入选篇目有近百篇，包括万里的文章讲话九篇，田纪云的文章讲话六篇。但是，有关部门提出的入选篇目，万里、田纪云均无文章入选。王郁昭提出了不同意见：80年代的大部分时间里，万里都是党中央国务院分工领导农村工作的领导人，农村改革是在万里主持下具体推进的。选编农村改革的重要文献，不收录万里的文章讲话显然不能反映历史。1988年初，万里任全国人大委员长以后，分工领导农村工作的是政治局委员、副总理田纪云。到文献选编时，田纪云依然在主管农村工作。在文献选编中，不收录田纪云的文章讲话也显然不合适。王郁昭表示：如果有关部门固执己见，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将退出文献选编工作。后来，经过进一步磋商，万里和田纪云各有三篇文章讲话入选，这本文献选编正式出版发行。1993年夏天，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决定编辑出版《万里文选》。经时任政治局常委李瑞环协调安排，“文选”组织了单独的编辑班子，全国人大常委会秘书长曹志担任编辑组长，王郁昭担任编辑组副组长。

王郁昭调来北京以后，与万里的交往显然增加。春节，王郁昭会去探望万里；平时，有些情况下也会去万里家。与万里办公室的联系，一般都是他自己与万里的秘书通话，我担任王郁昭秘书的后期，与万里秘书逐渐熟悉，有时我与万里办公室联系。他去万里家里，有时候是为了一些具体事情。前几年，安徽在小岗村建立大包干纪念馆，想请万里为纪念馆题写馆名。先是省里有关领导直接与万里办公室联系，万里没有答应；随后，省里又通过中央有关部门联系，万里还是没有答应。无奈之下，省领导找到王郁昭。王郁昭去了万里家里，对万里说：“这个题词你要写，你不写谁写？只能由你来写，别人写都不合适。”万里听了王郁昭的话，说：“好吧。”让秘书拿了一张白纸，再找了一块硬纸板垫在腿上，坐在沙发上，写了“大包干纪念馆”几个字。更多时候，王郁昭去万里处，没有什么具体事，就是探望，聊一聊。记得有一次，王郁昭探望万里回来的路上，我问谈什么了，他说：“也没有谈什么，就是闲聊，谈到反腐败。万里说，现在的问题是反腐败部门本身也腐败”。

2011年初冬，王郁昭又回到安徽，重访当年工作过的全椒、滁县（现为滁州市）等地，虽步履蹒跚，但兴致勃勃，见了诸多旧友，谈及许多往事。回到合肥，我们住进稻香楼宾馆。饭后，从三十几年前第一次在稻香楼与万里夜谈，谈到最近一次探望万里。最近的探望是数月前，在人民大会堂的118厅。人民大会堂的这个厅很有名，文革中间毛泽东曾经住在这个厅。万里担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时经常在这个厅打桥牌，有时也在这里请人吃饭。这天，他约王郁昭到这里见面。说到这次探访，王郁昭感慨：“我们都老了，我今年已经八十五岁，万里比我大十岁，今年九十五岁了，行动不便，特别是耳朵不好使。我的听力很差，他的听力更差，两个人谈话很困难，我们说得很简单，坐了一会儿”。英雄迟暮，风华不再，在外人听来，难免沧然之感。

谈到与万里的关系，王郁昭常说：“外边说得有些夸张，我们的交往很简单”。在他看来，主要是大包干最艰苦的一段时间，经历了彼此支持，建立了相互信任。从政理念相通，改革同声相求。至于其他，则难以解说。古往今来，官场上朋党系统的生成演化，可谓玄妙莫测。通常首先是政见一致。但是，晚近以来那些年的高层纷争，恰恰是政见一致的重要领导人之间多有不睦，政见相同者和政见相异者之间出现交叉组合，才导致令人痛心疾首的政治悲剧。所以，政争无法成为政治变局的唯一解释变量。政争之外是权争，而权争过程本身殊难扑捉与描述，外部观察者往往望风扑影，无法透彻和实证。还有分析将同乡引以为重要因素，如说万里与王郁昭即为山东同乡。但是，从九号院的故事看进去，重大政策取向的纷争，清查处理过程中领导班子内的矛盾，恰恰在高层同乡之间至为激烈。看来，政坛力量的演变轨迹及其机制，虽说不无规律可言，却又并无可以套用的研究分析框架，硬要总结通则，委实难乎其难。时下学界的诸多“研究”，不在实证探究方面下功夫，更多是望风扑影和凭空发挥。

后语

在主持了清查和遣散之后，王郁昭仍然在九号院办公，还用原来的办公室。由部分农研室人员组建的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农村部，也继续在这个院子里办公。1998年初，根据有关部门的统一安排，农村部迁至原来的外交部大楼。在所有原来九号院的工作人员中，王郁昭是最后离开这个院落的。他从全国政协常委、经济委员会副主任退下来一年后，也离开九号院。从此，九号院与农村研究再无瓜葛。

也许，退休生活最能体现一个人的性情本色。王郁昭晚年，孜孜不倦的事情是写作。刚退下来的几年，他经常参加调研和会议，写了不少建言献策方面的文字。有的通过内部渠道送到高层，温家宝总理等中央领导曾多次批转；有的在报刊上发表过文章。纪念改革30周年的时候，他写的征文入选并得奖，受邀出席了党中央召开的改革30年纪念大会。那次征文活动，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只入选两篇。最近几年，王郁昭主要写回忆性文章。他的回忆录，书稿写了五十几万字，由打字员录入电脑，他自己再审阅校对。他晚年写作的习惯是，用铅笔写作。三年写了五、六十万字，都是用铅笔一笔一划地写出来的。写回忆文字的同时，他仍然也写一点文章发表。不久前，我去家里看望他，他的夫人贾粹华戏言：“老头子这一年，开了一个刀，写了三篇文章”。年初的时候，他被发现胃癌，住院手术一个多月。所写三篇文章，一篇是回忆文革中当农民的生活，给了地方党史部门；一篇是谈当前农民工问题，提交作为会议论文；一篇谈如何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发表于报纸。

一段时间里，王郁昭曾想学习电脑和上网。他很佩服朱厚泽，因为朱厚泽很早就使用电脑。他们住在一个院子里，经常见面，有时也一起去外地走走。他知道网络上可以看到很多报刊上看不到的东西。我教过他几次，但是终于还是没有学会。他很关注国内外大事和热点问题，每次见面聊天，都会问到最近有什么情况，如果我刚从国外回来，他就会问起国际有些什么新动态。通常，他的提问很空泛，如“你最近都听到什么了？”一般来说，这类问题很难回应，但我知道他的意思，由此开始某种讨论或者他的回忆。这几年，他有一个变化，谈现在，他的话明显少，谈过去，他的话则很多。当下的事情，比如这几天或者几个月内发生的事情，容易淡忘模糊；但是，以往的事情，那些十年或者几十年前的经历，记忆则非常清楚。有的事，我在20年前就听他讲过，但今天再讲，依然清晰准确，甚至细节都不差。

2011年岁末的一个下午，王郁昭来到我的办公室，讨论他的回忆录书稿。中间，我接到一个朋友的电话，这个朋友是一家杂志社的总编。他说广东乌坎事件发生了重大转折，农民的基本诉求被政府接受，“村民维权理事会”由被宣布非法变为被政府承认。这位朋友认为，乌坎事件意味深长，其在政治改革上的历史地位，堪比当年安徽小岗村在经济上的历史创举，或者，中国的农民组织和村庄自治，由此开启了新时代。这家杂志社拟于近期召开一次小型研讨会，主题即为 “从小岗到乌坎”。同时，希望能够邀请王郁昭参加这次会议，请他结合“小岗”谈谈“乌坎”。

放下电话后，我和王郁昭开始议论乌坎事件。我们从乌坎事件聊到了仁寿事件。1992年末和1993年初，也是在一个深冬季节，四川仁寿发生了农民抵抗基层政府的群体性事件。严格地说，这是改革以来震动高层的第一起群体性事件。在此之前，因为税费负担引发的农民抵抗，基本上都是个体的，如发生农民自杀等。这次事件的起因是，仁寿县为修路强制农民集资缴费，农民张德安以中央减轻农民税费负担的政策规定为依据，走街串巷奔走宣传，动员农民抵制。上万农民奋起反抗，堵塞公路和围攻乡镇政府，冲突激化并扩大。在这种情况下，地方政府一方面进行高压宣传，一方面想方设法抓捕张德安。事情报告到中央，万里说：这个张德安是真正的人民代表，地方政府的做法很愚蠢。于是，因为万里的表态，政府的处理发生根本转折。随后，国务委员陈俊生主持内部会议提出要求，并在会上传达了万里的谈话。那时，王郁昭还是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我随同他参加了这次会议。我们谈到：从仁寿到乌坎，可以说是农民利益表达方式和组织形式的新飞跃：而从小岗到乌坎，则可以说是农村改革从经济突破到政治突破的新飞跃。农民在变，政府也在变。农民与政府的关系，正在酝酿一场深刻的突破或者激变，或可称为中国政治重新建构的开始。说到乌坎农民的新型组织，王郁昭认为这是很正常的事情。他认为，早就应该实现真正的基层自治，就基层直接选举来说，仅在村庄很不够，不仅应该在乡镇层面，而且应该在县的层面，推进直接选举。

我想起朋友在电话中的委托，鉴于王郁昭的特殊身份，作为当年支持小岗村农业“大包干”的地方领导人，现在来谈乌坎事件，具有重要的标志意义。我建议他参加这次会议。但是，他婉拒了。他表示：老了，听力很不好，无法正常听会，说话也跟不上。说：“你们来吧，我从心里支持你们。”看着他的神态，我想到杜甫的《江亭》：水流心不竞，云在意俱迟。（全文完）

作者系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副秘书长。本文是作者为王郁昭《往事回眸与思考》（中国文史出版社2012年9月）出版而作

来源: 《中国发展观察》2013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