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言获了诺奖，自然是很幸福激动，但也美中不足有些许尴尬，而这些许尴尬因了莫言的解释和某些人的阐释越发尴尬起来。不但莫言尴尬，也令莫言所在的中国作协尴尬，更令中国尴尬。这些尴尬起于何处？

一 莫言的身份地位与他作品透露出来的倾向性与价值观的相悖。莫言一直在体制内，且很滋润，是中共党员，还有一官半职，可是他的作品却是反体制的，是反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和社会主义价值观的，他的所谓对社会阴暗面的揭露，似乎并非为了批判，而是彻底否定和反叛，是向西方展现社会主义中国的那些丑陋不堪的人性表现。用时髦的话语来说，莫言的作品不再服务于中国人民这个小众，而是要站在全人类的角度，为全人类服务，“超越党派，超越政治”。这和鲁迅对黑暗与吃人的刻画是不同的，鲁迅是为了唤醒和救治那些体格强健精神麻木的中国人。鲁迅的文学目的性很强很具体，就是为了中国人民这个小众，不像莫言那样。莫言是盯着全人类而去，是站在全人类的立场上，为全人类写作，因而具有“普世价值”，因而很受西方看重。鲁迅文学也有很强的政治性，就是为了中国的崛起和中国人的觉醒，为了中国人民的利益。莫言呢，据说是超越了党派和政治（意思是超越了阶级和国家），写出了人类的共性，“在讲述苦难、血泪、饥饿、死亡、孤独的过程中，表现了一种生命的英雄主义和理想主义”。莫言笔下的英雄的理想是什么呢？这种莫衷一是模棱两可前茅后盾的评价真是很有意思。因为我所知道的英雄无一不是某个具体国家民族的，英雄总是站在具体的时空点上，不是站在这一边，就是站在那一边，我没有见过站在全人类立场上的英雄，因为人类从古到今就是分为不同国家民族不同阶级群体的，我不知道全人类的角度有多大，人该如何去站？而我读过的优秀作品业都是站在很具体的立场上去写作，为了某一群人，某一个人，或揭露、或批判、或悲悯、或歌颂，那些优秀作家也很少标榜自己是为全人类写作。

当然，中国某些文艺专家的话也没有错——作品表现了“一种生命的英雄主义和理想主义”，比如，《老人与海》，和大海搏斗，那是人在大自然面前的英雄气概。可莫言表现的是和具有阶级性的人搏斗，莫言能超越阶级性吗？莫言是那家的英雄主义和理想主义？

也因此，一直以来，莫言的作品颇受争议。但是，莫言的尴尬不在于他作品的艺术性如何，也不在于他作品的风格和倾向性“很反叛”所呈现出的政治态度与价值理念，而在于作品的政治倾向与莫言的身份太滑稽，让体制内外很多人难以释怀。想想看，一个党员作家用自己的作品来背叛自己的信仰，否定社会主义价值观，同时却又有滋有味地享受这个执政党这个意识形态带给他的所有名利，是不是很滑稽？这恐怕也是一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体制养育的党员作家，竭尽所能地否定这个体制。

而体制的作协还要组织专家为这种否定寻找根据，唱赞歌，是不是也很滑稽？

问题也不在于莫言的作品“很暴力”“很血腥”，也不在于血腥暴力的背后，是热切地对丛林法则的赏识与推崇，却打着“自由”“人性”的招牌；也不在于所谓对人的“野性”的呼唤，其骨子里是反社会主义的人性，呼唤的是西方优胜劣汰的野兽法则，在去“政治”与去“意思形态”的幌子下，大行其道的是西方那一套“政治”与“意识形态”，作为作家，莫言有权利选择这样写，那是莫言的自由；问题在于莫言这样写了，得了诺奖了，我们体制的文学衙门我们的评论家们调转头来为莫言的反叛寻找依据，大唱赞歌。

这才令人呜呼哀哉！

二 道德信仰的滑落。这是莫言的又一尴尬。退一步说，身为党员作家，莫言选择了不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写作，也可以。可是，当意识形态号召知名作家手抄毛泽东《讲话》时，莫言又欣然前往，绝不错过可以得名得利的任何机会。既然不认可文艺为工农兵服务，不认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不认可毛泽东那一套，干吗又要手抄呢？抄了之后，被人诟病，又出来解释，结果是越辩越污，让人倒胃。

估计那时候，莫言还不能确定自己得诺奖，因此任何可以扩大名利影响的场合自然不会放过；其次，作为一个有官职的党员作家，恐怕也不好拒绝文学衙门的安排。于是我们就看到莫言这样一种身份地位，这样一种文学追求与写作，这样几面都不想落下的心态和欲望，这样的在名利面前毫无操守与坚持，莫言的尴尬是必然的了！

这也是中国的尴尬。最自由最不受干涉的文学，也是这样的毫无操守。金钱名利的确改变了中国。这样的作品不看也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