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言《酒国》的魔幻现实主义色彩剖析
雷定京
（湘潭大学哲学系 湖南湘潭 411105）
摘要：莫言的《酒国》与拉丁美洲魔幻现实主义文学有着深厚渊源。小说中具有大量的魔幻现实主义色彩叙事，包括酒神精神的符号化及陌生化书写。其美学特征主要表现为虚实相间的结构铺排、反讽对比体系对照两个方面。莫言通过魔幻现实主义的描写来实现人性反思，对人类在寻找自我主体时焦虑的思考，以及对人性中的冷酷性、嗜血性的审视。
关键词：莫言，《酒国》，魔幻现实主义，色彩剖析
莫言创作的《酒国》明显受到拉美魔幻现实主义的影响，小说将民间故事、神话传说、现代见闻有机融合，语言风格神秘诡异；这部小说同时也受到了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现代主义文学思潮的影响，在此影响下，作者意识到基于中国传统文化的政治批评才更为深刻有力、基于乡土视野的文学表述才更加血肉鲜明：“我跟农村，尤其是我的故乡有着密切的、切也切不断的联系。”[1]《酒国》的创作实际上是莫言基于九十年代中国市场经济独特社会文化背景而进行的一条艰难的寻根探索，与此同时莫言对于高密东北乡地域的独特酒文化进行了个性化阐述，小说具有浓郁的中国特色：《酒国》出色地描绘了上世纪九十年代中国官场的千姿百态，深刻有力地抨击了官场的腐败现象，引发了对于中国古老悠久的酒文化的深切思考。这部被美国汉学家葛浩文誉为“创作手法最有想象力、最为丰富复杂的中国小说”[2]，因其所反映的独特内容题材及其所具有的个性化艺术特色，在九十年代长篇小说创作中独树一帜。在艺术表现上，《酒国》采用中西结合的方法，作品吸收了西方魔幻现实主义的创作手法，对华夏文明中具有悠久历史的酒文化进行了细致描绘。莫言曾说“酒酒酒，你的名字叫腐败，你的品格是邪恶。你与鸦片其实没有什么区别了。我曾写过一部名叫《酒国》的长篇小说，试图清算一下酒的罪恶，唤醒醉乡中的人们，但这无疑是醉人做梦，隔靴搔痒。酒已经成为中国官场的润滑剂，如果不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大概也就真正成为酒国了吧？只有天知道！”[3]293《酒国》正是一部“清算一下酒的罪恶”的产物，这部小说具有批判现实主义的品格，同时又具有黑色幽默的特性，最为可贵的是小说承袭了魔幻现实主义的传统。
一、《酒国》的魔幻现实主义渊源
若要深入考察长篇小说《酒国》的魔幻现实主义特征，必先发掘小说的中国式魔幻现实主义风格与传统魔幻现实主义思潮的密切关系。
魔幻现实主义思潮奠定了《酒国》内在民族性与独特性的艺术基调。作为一种文学创作思潮，魔幻现实主义崛起于上世纪四十年代前后，兴盛于拉丁美洲。魔幻现实主义不是隶属于某一文学集团的特有产物，而是文学创作中自发形成的一种具有强烈美学倾向性的艺术自觉。魔幻现实主义常通过小说这一文学样式具体表现其艺术特征。因其孕育于拉丁美洲内蕴丰富的文化习俗，具有深厚的群众基础，因而广泛流行于拉美地区。譬如魔幻现实主义文学巨擘加西亚·马尔克斯即认为“魔幻”只是粉饰现实的工具，现实生活才是文学创作的源泉。魔幻现实主义交汇融合各种神秘的昭示、奇妙的幻想以及诡异的事件，并将其灌注于小说的情节与场面中，以神话史诗、民间秘史的叙事方式记录现实社会生活。这种文学思潮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中国掀起了热潮，自此之后的中国小说创作更强调民族性与独特性，且有了更强烈的文化学及人类学意识，中国现代小说自此终于不再与西方现代主义亦步亦趋，而是更意欲立足民族的、本土的、大众的魔幻现实主义创作。《酒国》这部小说在展现魔幻现实的同时，以奇妙的手法再现了中国酒文化的诡秘与灿烂。
魔幻现实主义思潮影响了《酒国》内在思想性与哲学性的精神内核。魔幻现实主义这一文学概念最早于1925年由德国著名文艺评论家弗朗茨·罗（Franz Roh）提出，弗朗茨·罗于其评论后期表现派绘画的专著《魔幻现实主义，后期表现派，当前欧洲绘画的若干问题》首次指出作为绘画风格的魔幻现实主义源自表现主义。有学者认为弗朗茨·罗所构建的作为绘画美学理论的魔幻现实主义对莫言产生了较为重要的影响。[4]另一些学者则认为，正因《酒国》深受魔幻现实主义思潮的影响，故而作品具有强烈的思辨性与哲理性。蕴含反思现代性之哲学思想的《酒国》本质上为处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时代的中国提供了一种理想性的方案。小说在为阅读者提供作为纯粹美学的审美快感的同时，亦提供了一种与哲学意义上的“现实世界”相对立的可能性“诗学范式”。这种“诗学范式”彰显了小说中深刻包含的亚里士多德式的“哲学性”，提供了美学意义上的“绝对能量”，构建了一篇意味深长的“道德寓言”。
魔幻现实主义思潮影响了《酒国》内在魔幻性与批判性性的艺术特征。《酒国》从理论探索与文学实践层面拓展了文学表现对象的魔幻性。“魔幻”是对现实的特殊表现，是对丰富的现实进行非凡的、别具匠心的揭示，是对现实状态和规模的夸大。总而言之，《酒国》运用魔幻现实主义独特的丰富想象和艺术夸张表现手法，对现实生活进行“特殊表现”，把现实变成一种“神奇现实”。
《酒国》从理论探索与文学实践层面拓展了文学表现对象的批判性。小说创造性地继承发展了现实主义描摹社会生活、针砭政治时事的特点，用被现代主义文学创作手法改造过的山东半岛独特传统习俗、神话传说来代替现实主义的平铺直叙、客观纪实。同时，意识流、象征、隐喻、暗示、独白、剪辑、蒙太奇等大量现代主义文学手法的综合运用，使得现实与梦幻相互交织、辉映成趣，使得作品神秘朦胧；而对于现实人性的丑恶夸张性的描绘，深刻地暴露了社会弊端，从而使得作品又具有强烈的现实意义。概括而言，可将魔幻现实主义的表现方法分为夸张、隐喻、暗示、想象、变形、陌生化、反讽、对比、鬼神同现、虚实相间、神话典故、超自然暗示等。
二、《酒国》的魔幻现实主义创作手法
《酒国》综合运用了多种魔幻现实主义创作手法，主要可分为以下两种：陌生叙述、符号阐释。
第一，陌生化手法的运用。《酒国》标志着莫言在小说创作手法运用特别是“陌生化”手法上已达到炉火纯青的地步。因而有评论家说“这是一部真正意义上的先锋小说”，而且认为《酒国》是“只有莫言才能写得出来的长篇小说”[5]。小说中陌生化手法的运用具体表现为对于事物的反常性描绘。《酒国》运用了多重复杂化形式的创作手法，这些复杂多样的艺术手法意在增加读者对于文本理解的难度，延长读者接受文本的时间。例如在主角丁钩儿去酒国市调查所谓“红烧婴儿”案件的过程中，小说这样描述丁钩儿在酒席上被矿长、党委书记和金刚钻等人灌醉然后被服务小姐架去房间时的情形：“……我感到巨大的恐惧，为我那半死不活的肉体。……我多么想唤醒我的肉体但是我不能够。……我的肉体无动于衷，它打着沉闷压抑的呼噜在鼾睡，不知道死神降临。我盼望着他赶快把那柄小刀子从嘴里取下来，对着气嗓眼儿给我的肉体来一下，省了我的灵魂贴在天花板上受折磨。但是他不。”[6]94在小说中，“肉体”这一称谓具有极为深刻的哲学意蕴。在作者眼中，“肉体”是“半死不活”的、是“无动于衷”的。被赋予哲学内蕴的“肉体”沉湎于酒色财气等物欲世界的泥淖之中。在酒精的作用下，人物作出的一系列迷幻性描述越怪异、扭曲、虚假、陌生，其立足于社会维度的现实考量也就越合理、明晰、真切、熟悉。莫言所构建的陌生化“肉体”隐喻已不再是意识迷乱的陷阱。为酒精所迷惑的“肉体”实际已成为灵魂的指引者，指引着灵魂开始经历“酒国”式的人性迷宫。又如当丁钩儿在酒醉后第一次遇见畸形儿童“小精灵”时，莫言以陌生化的手法极其细腻地描绘了酒醉后的丁钩儿见到“小精灵”时的感受：“我纳闷在地下如此隐蔽的地方，怎么会出现这样一个小精灵。房门自动关闭，房间里的安静压迫我的耳膜，生鳞的孩子接近我的躯体时，我嗅到了他身上那股土腥味，是一只刚从岩缝里揪出来的穿山甲的味道。……他又伸出手指捏我的肉体上那个被叫做脖子的部位，好像一个老练的厨师在进行杀鸡前准备工作。我甚至感觉到了那可怕的、坚硬的小爪子。”[6]95这种受到压抑的深切恐惧似乎构成了丁钩儿醉酒后的唯一情感组成。当他在那个如此隐蔽寂静、令人窒息的房间中越陷越深时，他的眼前突然跳出了畸形儿“小精灵”的形象。“小精灵”走进丁钩儿身边进行盗窃时，浑身上下充斥着一种陌生至极的“土腥味”。而丁钩儿显然在酒精麻醉与自我放空的过程中滑向了缥缈诡异、痛苦万分的深渊。莫言把丁钩儿醉酒时的幻觉与现实融为一体，虚实相生、亦虚亦实，这些陌生化的手法充分展现了魔幻现实主义的艺术特征：诡异、神秘，虚幻。
第二，文化符号的现代阐释。以醉酒后的迷幻为基础的陌生化充当了叙事的润滑剂，轻易地将丁钩儿卷入迷狂罪恶的肉体世界，并使他获得了对于肉体世界的陌生化认识。然而这种迷醉仅停驻于表象世界意义上的陌生，使身处“现时”的感官世界获得了生理释放，未曾确立艺术表现的空间边界与时间限度。因而莫言尝试运用文化典故对过去时空进行文化追寻式的回溯延展。作者十分注重对作品中的文化符号进行现代意义阐释。譬如《酒国》开篇描绘：“圆形大餐桌分成三层，第一层摆着矮墩墩的玻璃啤酒杯、高脚玻璃葡萄酒杯、更高脚白酒杯，青瓷有盖茶杯，装在套里的仿象牙筷子，形形色色的碟子，大大小小的碗，不锈钢刀叉，中华牌香烟，极品云烟，美国产万宝路，英国产555，菲律宾大雪茄，特制彩盒大红头火柴，镀金气体打火机，孔雀开屏形状假水晶烟灰缸。第二层已摆上八个凉盘：一个粉丝蛋丝拌海米，一个麻辣牛肉片，一个咖喱菜花，一个黄瓜条，一个鸭掌冻，一个白糖拌藕，一个芹心，一个油炸蝎子。”[6]43丁钩儿来到酒国市煤矿先后所遇见的下至保安门卫、上至党委书记等人繁琐复杂的敬酒礼节，餐桌之上叠放地整齐划一的高矮玻璃酒杯、各式碗筷餐具、各类名贵香烟火柴打火机，摆放的种类丰富的下酒甜点凉菜。这显然即是中国五千年餐桌文化、敬酒礼仪的一个艺术缩影。又如金刚钻在酒国市大学中所做的讲座中就曾提及具有悠久历史的“猿酒”的酿造，为了酿造此等“猿酒”，酒国市还不惜花费大量人力、物力、财力进行酿造研究。金刚钻提到“猿酒”时，所有人都被这传说中的琼浆玉液也难比的东西搅得半生不得安宁。为了酿造“猿酒”，“蓬头垢面，鹤发童颜，与猿猴交友，向野兽学习，汲取了猴子的智慧，继承了祖宗的传统，借鉴了外来的经验，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猴为人用，终于试验成功了独步世界，一滴倾城的猿酒！”[6]331莫言借助“猿酒”这一意蕴独特的文化符号，凭借艺术化的语言构建跨越单一的叙事风格，在文本之中构成了一种文化交互性的动态关系。这种凭借文化符号所构建的动态相互关系拓展了《酒国》的叙事结构，生成了小说所特有的中国式魔幻现实主义叙述模式。
三、《酒国》的魔幻现实主义美学特征
《酒国》具备多重魔幻现实主义文学的美学特征，主要可分为以下两种：虚实相间的结构铺排、反讽对比体系对照。
第一，虚实相间的结构铺排。魔幻现实主义追求作品的“魔幻”效果所借助的艺术手法即是虚实相间，具体表现为将客观现实与主观想象的交织混合。莫言的长篇小说《酒国》据内容而言具体可分为三个部分：丁钩儿赴酒国探案、李一斗给莫言写信、莫言前往酒国演讲。三个不同的体系、三个性格迥异的主人公、三个不同的故事，揭示了一个共同的主题：酒国的“吃人”与酒文化的堕落性。这种将现实与虚幻混为一体的现象大量存在于《酒国》的文本中。具体可分为两种情况：
虚幻与现实相融合。在文本的第二部分李一斗写给莫言的信件中，有一篇题为《肉孩》的小说，小说中作为典型农民的金元宝夫妇，迫于生计献出自己的孩子，为酒国市的名菜“红烧婴儿”提供原料，在金钱关系的作用下，金元宝夫妇已沦落为“红烧婴儿”的生产者。而另一方面，作为高级知识分子的以袁双鱼夫妇，本是酒国市高等学府酿造大学烹饪学院教授。他们的工作竟然是专门培养烹制婴儿的专业人才。袁双鱼夫妇在一次公开课上运用现代化的教育手段，冷静而理智的讲授了“红烧婴儿”的制作过程。他们在主观上成为了“红烧婴儿”商品化的加工者。值得玩味的是：如果说金元宝夫妇是迫于无奈不得已将自己的孩子贡献出来，客观上被动地成为了“红烧婴儿”的生产者；那么作为高级知识分子的袁双鱼夫妇则是主动沦为了烹饪婴儿的凶手。在袁双鱼夫妇眼中，婴儿已不是人，而是作为“人形小兽”存在于他们的生活中。因而袁双鱼夫妇烹饪的只是“人形小兽”而已。这无疑是袁双鱼夫妇为自己非人道主义的行为所寻找的荒谬借口。然而读者无法确定作者通过李一斗的小说所描绘的酒国市惨无人道的烹饪婴儿的行为与丁钩儿远赴酒国市探案有多大的相关性，亦无从知晓李一斗笔下描绘的酒国市是否即是丁钩儿眼中所见的酒国市。在文本阅读的过程中，读者无意识地将李一斗笔下关于的酒国市荒诞离奇的描绘理解成“虚幻的呓语”，而更相信丁钩儿眼中所亲历的关于酒国市更为真实可信的历程即为“客观的真实”。然而通过进一步的文本阅读读者就将发现，酒国市一切关于婴孩的生产、加工的经济行为，其目的无外乎满足以金刚钻为代表的的腐败官僚阶层的极致的味觉享受。然而虚幻与现实的最后交织，直接表现为丁钩儿进入酒国市探案，在声香色味的围剿之中堕落为“红烧婴儿”产品的消费者这一情节中。身为特级侦查员丁钩儿嫉恶如仇，听闻酒国市烹饪婴儿，断是不能容忍这种丑恶的行为的。他奉命来酒国调查“食婴案”，也是欲以法律之剑来惩治食用婴儿的幕后元凶金刚钻。不料他在酒国市“食婴案”的调查中屡遭险阻，案情亦越发扑朔迷离，破案更是一筹莫展。他的迷茫，标志着法律之剑在处理这一案件上的绝对溃败。最后作为法律精神的化身的丁钩儿，却也被被酒国市酒色财气的社会风气所同化，也成了一个真正“吃人”的人。在他身上，虚与实的交织相混终于得到最终诠释，原来虚即是实，实即是虚，李一斗笔下的酒国市与丁钩儿眼中的酒国市终于交汇融合。
虚幻与现实相悖逆。《酒国》的第三部分具体描绘了身为小说主人公的“莫言”前往酒国市调研、演讲的奇特历程。其中作者描写了“莫言”在前往酒国市的途中及在酒国市游历的过程中的种种丑态：“体态臃肿、头发稀疏、双眼细小、嘴巴倾斜的中年作家莫言却没有一点点睡意。……我知道我与这个莫言有着很多同一性，也有着很多矛盾。我像一只寄居蟹，而莫言是我寄居的外壳。莫言是我顶着遮挡风雨的一具斗笠，是我披着抵御寒风的一张狗皮，是我戴着欺骗良家妇女的一副假面。”[6]341在第十章的后半部分，作者开始叙述李一斗邀请“莫言”来酒国市演讲考察的历程。在文本的叙述当中，作者竭尽全力地挖掘自身的劣根性，将自我性格中最为龌龊、黑暗的一面投射在了《酒国》中的“莫言”形象的刻画上。在前往酒国市的路途当中，“莫言”是个“体态臃肿、头发稀疏、双眼细小、嘴巴倾斜”的猥琐男人。在列车上，“莫言”的头脑中充斥着大量芜秽的画面。不仅如此，在前往酒国市的路途当中，“莫言”还用“臭气熏天的脚”寻找“臭气熏天的鞋”，而莫言的脚却像是“两只寻找甲壳的寄居蟹”。“莫言”喝水用的是“脏杯子”，而包裹这个“脏杯子”的，是“擦脸也擦脚的脏毛巾”。而在游历酒国市的过程中，“莫言”的种种行为也表明这是一个庸俗不堪、唯唯诺诺、世故滑头、阳奉阴违的世俗小人。在小说中，“莫言”与“酒博士”李一斗称兄道弟，与侏儒余一尺沆瀣一气。而在酒国市的酒桌上，“莫言”与酒国市的官僚们醉生梦死、纸醉金迷。“莫言”与副部长金刚钻相互敬酒、罚酒取乐、醉后唱歌而又丑态百出。面对各个官僚的“盛情款待”，“莫言”也欲表现自己的风度，却不料“不由自主地钻到桌子底下去了”。“莫言”可以说是庸俗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在酒国市酒色财气的步步围剿中，连文本的叙述者“莫言”也腐化成一个与官僚阶层沆瀣一气的俗人，堕落为一个与丁钩儿相似的“吃人者”，这就使得读者在阅读文本的过程当中获得了更为深刻的阅读体验。显然小说中所叙述的“莫言”与现实生活中的作者莫言并非同一人，作者在小说的叙述当中丑化了自身形象、夸张性地叙述了性格中存在的劣根性、放大了个人心灵中所存在的阴暗面。但毫无疑问，《酒国》中的“莫言”绝不能与现实生活中的作家莫言相等同。因为作品蕴含着“作者对隐藏在人性中的欲望的关注，对社会道德沦丧的批判”[7]。《酒国》中的“莫言”是作者针对自身存在的劣根性所虚构的形象，是与现实生活中的莫言相悖逆的被丑化的艺术人物，蕴含着作者对于卑劣人性的批判。这种存在于文本之中的关于虚幻与现实的悖逆，增强了文本价值的对比性，从而使得文本凸显的价值内涵更为深刻。
第二，反讽对比手法的运用。《酒国》作为作家莫言为数不多的以城市生活作为创作客体进行描绘的长篇小说，在创作方法上却具有魔幻现实主义的典型性。与沈从文相类似的是，作家同样也选择了反讽批判的创作手法，对作家眼中芜秽阴暗的城市进行了细腻的描绘。相对于莫言乡土题材作品对田野、东北乡、祖辈人、高粱地的热烈的赞美与歌颂而言，《酒国》中更多地展现的是城市生活的阴暗、荒芜、腐朽、喧哗及浮躁。莫言为何要将城市生活描写的如此令人不堪呢？究其根源还是在于作者借城市生活作为参照物，以城市的污浊不堪来反衬对比出乡村世界的纯净无暇。《酒国》中的城市叙述，正是作为与乡村生活所对立的客观参照而存在于作品当中的。《酒国》是怎样实现这种“城市与乡村的对照”的呢？莫言在构建《酒国》城乡二元对立的结构时所运用的正是反讽对比的手法。
反讽手法的运用。作为魔幻现实主义文学创作的经典手法，反讽不是机械地对客观事物进行反面讽喻，更不是将客观事物的特征进行肤浅的诙谐阐释，而是对文学所反映的客观现实持有“魔幻”和“神奇”的态度，运用带有讽刺意味的语气或写作技巧描绘这种“魔幻”和“神奇”。《酒国》第一章中写道:丁钩儿在前往酒国市的途中，疾驰的卡车在路面上颠簸不止，于是司机不耐烦地抱怨道路状况、辱骂行人乘客。然而讽刺的是，这些粗俗的语言却出自一个美丽动人的少妇之口，少妇的身份与其所骂出的粗鄙之语也就产生了强烈的反差。同样是在前往酒国市的途中，丁钩儿用暧昧的语言挑逗女司机，两人的对话也充满着反讽意味。当丁钩儿问道女司机为何尚无子嗣时，女司机回答“我有毛病，盐碱地”。而丁钩儿的回答亦耐人寻味：“我是农艺师，善于改良土壤”。[6]3在这场对话中，屡破奇案的特级侦查员丁钩儿以戏谑挑逗、玩世不恭的语言撩拨女司机，这一放浪的行为本就是对于特级侦查员这一职位的反讽。而丁钩儿与女司机颇具黑色幽默意味的对话，又预示着下文他将进一步挑逗女司机而产生一系列龌龊行径。在这里，反讽的艺术手法令人与人的关系更加微妙，可以说，反讽的手法不仅揭示出人物性格的怪诞，还预示了人物命运的前途。
对比手法的运用。对比本是常见的文学创作手法，但魔幻现实主义的对比手法却与传统文学大相径庭。魔幻现实主义中的对比并不是现实主义文学创作方法中那种纯粹客观事物的对比，它虚化了现实主义“纯粹真实”的特性，把事物、现象和过程中矛盾的双方，安置在“神奇”、“魔幻”的条件之下，使之集中在一个完整的“魔幻”艺术统一体中，形成相辅相成的比照和呼应关系。如作品第三章中写道酒国市名菜“红烧婴儿”被端上酒桌时，丁钩儿与酒国市各官员的不同反应：从未见过“红烧婴儿”的丁钩儿胃酸泛出，感觉到一阵阵恶心；而酒国市的各级官员则涎水直流。在“红烧婴儿”端上桌时，作为外来者的丁钩儿尚未泯灭良知。他在婴儿的面容上似乎看见了自己儿子的影子，于是愤怒的丁钩儿掏出手枪，一枪击穿了“红烧婴儿”；而其他见多了“红烧婴儿”的酒国市官员却是见怪不怪，金刚钻是“意味深长地笑着”，矿长和党委书记则是“鬼鬼祟祟地笑着”。当丁钩儿愤怒掏出枪来质问酒国市的各级官员时，作为特级侦查员的丁钩儿反倒是紧张不已，而被枪指着的金刚钻却一脸镇静，似笑非笑。此外，就作品整体而言，作者对于形容猥琐的余一尺的得道、特级侦查员丁钩儿的溺死厕所的对比描写，都具有魔幻现实主义的“魔幻”色彩。
《酒国》是一部颇具实验性质的长篇小说，这部看似富有原创性质、具有强烈的魔幻现实主义色彩的作品，实际上是作者大胆借鉴西方现代主义文学的创作方法，将西方魔幻现实主义文学的创作方法与本土特色有机融合的产物。《酒国》将实验性与本土性完美统一，虽说原创性不足，但不可否认的是其难为可贵的创新性。《酒国》通过多重视角阐释的方式，呈现出非常复杂的结构和重叠、荒谬的立场。也许在莫言看来，《酒国》的魔幻现实主义并不足以表达中国现实和荒诞的复杂性，然而不可否认《酒国》所映照的现实的确也是荒谬而又现实的。从这个意义上说，莫言的确是一个现实主义作家。但长篇小说《酒国》并不是纯粹意义上的反腐小说，作品也并没有一个固定的、单一的意义指向，作品所蕴含的意义是滑动游离、变换莫测的。在话语叙述方面，整部小说充满了各种反讽、戏仿和悖论。毫无疑问，莫言以他的《酒国》为中国当代文学的魔幻现实主义发展做出了突出地贡献。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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