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铁池，上海师范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每年秋天，诺贝尔文学奖的揭晓都十分引人注目。在此时刻，我们不妨客观冷静地解读阿尔弗雷德·诺贝尔有关文学奖的遗嘱以及瑞典文学院对遴选标准的把握与执行的过程，从而理性地把握规则，积极参与其中。

首先，有一种误区必须突破，即有些人希望诺贝尔文学奖的评选应该是一种“所罗门式”的配给制，要考虑地区与国家的平衡。其实，主持诺贝尔文学奖评选的瑞典文学院从未承认这是一项国际性的大奖。根据阿尔弗雷德·诺贝尔遗嘱，获奖者不受国籍限制，但也决不是幼儿园里“排排座、吃果果”式的分发制。因此，进一步考察阿尔弗雷德·诺贝尔设立文学奖的初衷以及重读这位伟人有关文学奖评选的遗嘱，更具现实意义。

已经过去的一个多世纪是人类社会发展史上最重要的时期，也是一个大喜大悲的时代。一方面，科学技术突飞猛进，为大力推进社会生产力创造了前所未有的条件，人们的物质生活水平有了极大的改善与提高。而另一方面，两次规模空前、残忍无比的世界大战以及各式各样的民族矛盾、地区冲突等又把人类投入苦难的深渊，数以千万无辜的人为之丧生，至今留在人们心头的阴影仍驱之不散，许多对人类前景具有潜在威胁的因素并未消除。作为一个科学家和文化上的先知先觉者，阿尔弗雷德·诺贝尔早就对此忧心忡忡。他敏锐地认识到科学技术与发明创造的成果有被异化的可能，它们是双刃剑，既能改变人类的命运，成为创造幸福生活的最大动力，但同时又是人类在自相残杀中最可怕的因素。因此，晚年的诺贝尔清醒地意识到问题的关键在于什么样的人拥有先进的技术，他们把科学技术运用在什么地方，这是造福还是酿祸的根本所在。基于这种认识，诺贝尔认为在发展科学技术的同时，还必须造就一代又一代理性而又充满美好心灵的人。在他的想像中，科学技术只有掌握在那些怀有“理想主义倾向”的时代精英手中，世界才能进入繁花似锦的灿烂明天。近百年来所发生的种种骇人听闻的事件告诉我们，诺贝尔的这种思考决不是杞人忧天。

根据诺贝尔本人的经验，美好的心灵来自人类文明的熏陶与浇灌。文学艺术，就其本质意义来说，是人类借以战胜愚昧与落后、贪婪与野蛮的一种有效的武器，是人类智慧与道德的灵光。事实上，诺贝尔本人崇高的理想与博大的胸怀，也是在众多文明的先驱，特别是在文学家如英国诗人雪莱、俄国作家托尔斯泰等人的思想指引下形成的。这也就是为什么诺贝尔以一个科学家、发明家的身份，在他的遗嘱中要求在物理、化学、生物、医学奖之外还特意设立了文学奖与和平奖的原因。

根据诺贝尔的遗愿，诺贝尔文学奖每年一次奖给近年来“在文学上创作出具有理想主义倾向的最优秀作品的人”，这句话以后便成为该奖评选的标准。但对其中关键的“理想主义倾向”（an idealistic tendency）和“最优秀的作品”（the most distinguished work）的两个词，诺贝尔并未作出更进一步的阐释。因此，评选文学奖要比评选其他奖项困难得多，因为这个标准外延太大，也比较抽象。它给瑞典文学院的评委们留出了较大的回旋空间，同时也是造成日后评奖工作中出现一些分歧的缘由。但是，我认为，虽然诺贝尔本人没有，也不可能在他的遗嘱中详细展开这个遴选的标准，但这句话本身也并非无迹可循的空泛之词。倘若我们结合诺贝尔本人的世界观与他一贯坚持的政治主张，这种“理想主义倾向”的指向还是非常明确的。尽管诺贝尔不是一位文学家，但他终身热爱文学并经常想以文学的形式介入社会生活。他最喜爱的作家有易卜生、莫泊桑、列夫·托尔斯泰、雪莱等人。这些作家风格迥异，文化背景不同，但他们共同的特征是对人类的理想社会不懈地追寻和对现实关系的深刻理解，其作品对人类的进步作出了积极的贡献，特别是英国浪漫主义诗人雪莱给诺贝尔的印象最为深刻。雪莱憎恨暴政，向往公正合理的社会环境，探索人性，追求真、善、美的境界，这种情操常常牵动着诺贝尔的情感之线。他曾经借助这位诗人的灵感创作了一些文学作品。这也是诺贝尔表达自己理想主义倾向的一种尝试。他认为，文学作品中对现实世界的苦难所发出的深沉的悲叹，对明日世界的奋力追求乃至对整个世界和大自然无限的、永恒的情感，都具有理想主义的倾向。瑞典文学院正是在这种思想基础上，每年从数以百计的推荐作品中遴选出那些最具民族精神，最能表现当代人的共同苦难和情感，最能启迪全人类所怀抱的共同理想和美好愿望，或者孜孜不倦地探索人类价值及自身缺陷的佳作精品，再经反复商讨，最后定出本年度嘉奖的对象，并通过这种嘉奖来不断地贯彻诺贝尔精神，推动整个光明事业的发展。从这一层意义上来讲，诺贝尔文学奖的意义显然远远超出各国数以千计的文学奖，即使那些声名显赫的文学奖项如龚古尔文学奖、雷诺多文学奖、法兰西文学奖、斯大林文学奖、全美图书奖、普利策奖、芥川奖等等都不能望其项背。诺贝尔文学奖的宗旨很明确，它关注的是有助于人类精神状况的全面和根本的改观。写一些哗众取宠、浅薄无聊或者胡编乱造的应景作品又企盼角逐此项大奖，不啻是水中捞月，哪怕这样的作品非常畅销。

除了具有“理想主义倾向”之外，诺贝尔文学奖获奖作品还必须是“最优秀”的。这个标准似乎很难判断。文学作品体裁不同、内容不一，很难断定哪一部是“最优秀”的。因此，评委们只能从一个角度出发，也即主题与艺术技巧相对完美结合的角度评判作品。有了深邃的思想，还须有成功的载体和创新的风格、娴熟的技巧来加以表达。故诺贝尔文学奖能海纳百川，从现实主义、浪漫主义到现代派的象征主义、意识流、荒诞派、存在主义、魔幻现实主义等等，各种文学流派都兼收并蓄。无论哪个国家哪个地区的作家，只要符合遴选标准的，都会进入评委的视野，有机会折桂。事实证明，自颁奖百余年来，特别是上世纪20年代以来，在瑞典文学院诸位评委严格而认真的组织下，所评出的获奖者都不同程度地体现了诺贝尔精神，可谓群星璀璨，叠光交辉。他们在诺贝尔这面旗帜的感召下，形成了一个有机的整体，为世界文学的道路指明了方向。这些才华横溢、心灵自由的杰出作家中除了显克维支、梅特林克、泰戈尔、罗曼·罗兰、法郎士、叶芝、纪德、艾略特、福克纳、海明威、肖洛霍夫、加缪、萨特、川端康成、索尔·贝娄、索尔仁尼琴、大江健三郎、品特、莱辛以及今年的勒·克莱齐奥等一批文学巨匠之外，还包括了一些哲学家如柏格森、历史学家蒙森甚至宗教阐释家等。这是因为瑞典文学院对“文学”一词的内涵有着更加宽泛的理解，正如诺贝尔基金的章程中所载明的，“文学”应不仅包括纯文学，“而且也应包括在形式或内容上显示出文学价值的其他著作”。

综观一个多世纪诺贝尔文学奖的颁发经历，可以说，在瑞典文学院缜密的运作下，产生了众多受到世界人民景仰的大文豪。他们的作品与诺贝尔的巨大名声绾合在一起，有着世界性的深远影响。但是，细心的读者也许会发现，并不是所有该时期举世公认、久负盛名的作家都能获此殊荣。这个事实也成了有些人指责诺贝尔文学奖评选不公、带有偏见的一个口实。对此，瑞典文学院曾多次表态，解释的个中原因虽然很多，而根本的一条就是名额有限，每年都有激烈的竞争。与世界各国杰出作家相比，得奖作家仅属凤毛麟角。另外，还有不少其他原因，如同年度强手如林，各位大师角逐，难免有撞车落马的，如左拉、哈代等人都属此例。也有作家命运不济，英年早逝，如普鲁斯特、卡夫卡等人。当然，更多的问题恐怕还在于评委方面。遴选工作除了受客观历史条件的影响之外，还受制于评委们的社会观、政治观、文艺观等主体意识。仅以托尔斯泰为例，他是诺贝尔本人最喜欢的作家之一，又是首届诺贝尔文学奖呼声最高的对象，但最后却与之失去交臂。面对来自世界各地的不满与抗议，瑞典文学院不得不站出来辩解，指出托翁晚年有关宗教、政治和社会的激烈观点令他们“无法忍受”，而且是“不成熟”和“蛊惑人心的”，也即他们认为是有悖于诺贝尔“理想主义倾向”的遗愿。这种解释显然表明了当时评委保守的意识和主体偏见，若诺贝尔地下有知，不知会作何感想。对托尔斯泰的评价且如此，更不必说高尔基等人了。

由此可见，虽然诺贝尔文学奖的巨大意义和它的权威性毋庸置疑，它确实鼓舞了极大多数世界人民奋起追求真、善、美的勇气，其耀眼的光焰照亮了人类前进的道路。但我们也应认识到，任何人文学科的奖项总是有它的局限性，包括诺贝尔文学奖在内，其评选结果不可能完全摆脱评委们一时一地的看法。而且，世界之大，各国文化背景之复杂，也非瑞典文学院那些评委们可以一目了然的，这是不争的事实。尽管他们有高品位的欣赏水平，精深的理解能力，又辅以准确的译介文字，但百虑一失，纰漏未尽之处在所难免。

可喜的是，诺贝尔文学奖的评选工作越来越趋向世界化和公正化。我们不难看出，其评选过程本身也在不断地发展与完善之中。倘若将获奖名单作一个前后的对照分析，可以看出在开始的10年之中，其颁奖结果还未达到成熟的地步，仅处于一种摸索阶段，奖项几乎都在欧洲几国之间转，尚未走出地区的圈子。后来这种状况逐步得以改变，其主要原因之一是评委们视域以及审美观的日益扩大，另一方面是人文主义精神在全球的传播。亚非作家的比例大幅度上升，以前欧美作家一统天下的局面一去不返了。世界上五大洲31个地区与国家的作家分享了这百余块金牌，其中亚非作家得奖占了13%且大多为近年来所得。这显示出一种新的动向。这种动向的出现，既说明瑞典文学院更注重诺贝尔文学奖的全球意义，也表明了亚非作家的文学成就，无论其思想价值和艺术水准，都已经逼近世界文学的高峰。

自1901年诺贝尔文学奖第一次颁发至今，这项国际社会中地位最高、影响最大的世界性文学巨奖已经历了一个多世纪的漫长进程，也产生了一大批出类拔萃的文学巨匠。他们在诺贝尔精神的鼓舞下，怀着对人类特别是人类文明的挚爱，锲而不舍地贡献于人类共同的崇高事业。诺贝尔文学奖跨越国界、民族和历史，成了世界文学最高成就的一个标志，同时又被各国人民看成是联系着国家、民族荣辱与兴衰的象征。因此，获奖的意义决非仅属于作家个人的。许多获奖者把这项殊荣看成是民族整体的，声明它真正的得主应该是全民族而非具体某人所有，因为在他们看来，每一件作品无不代表着一个民族的思想、精神和艺术传统，也因此，一个得奖作家所代表的民族或国家常常会把它看成是一项共同的骄傲，为本民族的文学水准达到世界高度而欢欣鼓舞、奔走相告。

美国批评家罗德·霍顿和赫·爱德华滋（Rod W. Horton and Herbert W. Edwards）在《美国文学思想背景》一书中指出，任何一本文学著作，都与特定的历史、政治、神学、社会学潮流有关。所谓“具有理想主义倾向”，也就是一种政治偏向。瑞典文学院曾反复声明，诺贝尔文学奖人选的决定不受任何政治因素的干扰。这里所指的政治因素，应该是某些国家、民族或组织团体或政党的功利政治观，而非关整个人类进步的大政治。文学作为意识形态的重要组成部分，不可能避免政治偏向，问题是这种偏向符不符合全人类共同的利益。事实上，瑞典文学院在这个问题上简直可以用“旗帜鲜明”来形容。如1915年，他们不顾当时法国政府强硬的反对立场，把文学奖奖给了反对战争、高歌人道主义的罗曼·罗兰。1980年又将此奖颁给了因罢工风潮而长期流亡国外的波兰无名诗人米沃什。至于苏联的帕斯捷尔纳克与索尔仁尼琴得奖，更是典型的例子。毫无疑问，诺贝尔及其瑞典文学院的评委们所持的倾向是建立在人道主义基础上的，意在引导世界文学走向人类精神文明的最高层次。当人们把促进人类和平与进步的事业视为全人类共同的奋斗目标而走向它时，其价值与意义是无法估量的。爱因斯坦曾代表所有的获奖者表达了对这种政治观的赞礼：但愿那激发诺贝尔创立奖金的崇高精神，那相信自己也相信他人的胸怀，那慷慨、正义和博爱的信仰，能在那些掌握人类命运者的心中发生有力的影响。

也因此，诺贝尔“具有理想主义”的倾向，有着人道主义的内涵。那些深受人文精神熏陶的西方作家自不必说，就是亚非作家如非洲的索因卡、戈迪默、迈哈福兹，哥伦比亚的马尔克斯，印度的泰戈尔或者日本的川端康成、大江健三郎等都是坚定的人道主义者。这一点，从得奖作家获奖演说辞中也能见出一斑。由于瑞典文学院对演说内容未作出任何限制，因此，每一位获奖者都可以在当年的12月10日站在这个世界文坛的最高讲坛上表达自己的心声。尽管他们每个人所讲的内容不同、风格各异，有理性的思考，也有哲学上的观照，甚至以一个故事来引出正文，有的文字表达还相当艰涩，但细细咀嚼之后都能品出这些巨人们对社会、对人生、对时代的深邃思考和敏锐发现。透过表面上迥然不同、无辙可循的演讲，我们可以发现这些演说辞的实质无不紧紧地环绕现实，环绕着本民族的人民与他们的精神与文化。在一系列不同的背景后面，往往可以显示作家一颗跳动着人道主义的灵魂，而且最终都指向了“有关人类生活的重大主题”（1988年获奖作家纳吉布·马哈福兹语）。1968年文学奖得主日本的川端康成的演讲辞即是精彩的一例。这不仅因为他是继泰戈尔之后相隔多年又一位得奖的东方作家，更因为他的演说从内容上看来别开生面，其主题是探讨有关日本民族审美意识的。通过他的演说，我们可以看出他是针对战后日本全面西化的客观现实有感而发。他把日本的文化意识看成是保护本民族精神的重要手段，是架筑东西方精神桥梁的基础，也是挽救民族自尊的一剂有效药方，其人文情怀引人注目。

再以翌年得奖的贝克特为例，反映在他演讲辞当中的并不是他所亲历的二次大战的惨烈场面，而是思考在战后和平年代里，在罪恶的铁幕被撕开后所暴露的人性与本能，在他人的驱使下堕落到何种地步，以及这些堕落的人又怎么样地生活下去，证明人类的生活像闹剧一样荒诞而可悲。

在这些精彩纷呈的演说辞中，或许苏联作家索尔仁尼琴的发言最吻合诺贝尔的“理想主义倾向”。他认为，在如今险象环生的世界中，只有文学艺术可以“打破一切界限，使人与人自由、互信地相聚在一起”，它“是调整与评判人类价值的标准”。他还指出：“文学还能把人类的经验浓缩为精华，使人成为民族话语的记忆而代代相传。”“因此，文学与语言一起保卫了民族的灵魂……对一个民族来说，最大的悲哀莫过于它的文学为强权者所摧残。这是对民族心灵的桎梏。”他把文学看成是“一条充满了艰难险阻的冰封之路，又是一条指引我们走出黑暗与寒冬的大道……”。

综上所述，诺贝尔文学奖应属于脚踏实地，胸怀对人类美好明天的憧憬和对现实关系清醒而又深刻的理解，具有“理想主义”倾向的优秀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