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0二二年十月六日， 法国当代著名女作家安妮·埃尔诺（Annie Ernaux）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从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写作开始，埃尔诺已发表作品二十多部，其中大部分为篇幅不长的小说。第一部小说《空衣橱》奠定了她冷静审慎的写作基调。《他们所说的或一无所有》以及《冰冷的女人》赓续了朴素的微观个体写实风格，而《位置》则让其声名鹊起 ，摘得法国勒诺多文学大奖。但她并未陷于接踵而至的荣誉之中，选择沉潜写作若干年，给读者交出了一份近距离观察亲情的重要作品《一个女人》。从二十世纪九十年代跨越到新世纪，埃尔诺笔耕不辍，连续付梓了诸如《简单的激情》《 羞耻》《事件》《迷失》《占据》《悠悠岁月》《女孩的回忆》和《年轻男人》，其作品涵盖小说、散文和访谈录等多种文体。瑞典学院的授奖辞不吝赞美，称其写作勇毅敏锐，透过个人记忆揭示阶层根源、疏离现象和集体约束。委员会指出，她的小说往往从个人记忆出发，以小见大，渗透历史记忆的维度，以朴素的言语捕捉日常生活的故事，以身体经受的屈辱来见证、回应文化区隔带来的创伤，从而使得这种个人化自传写作犹如史乘。埃尔诺的写作散发着独特的个人魅力，她的作品既不是现当代历史宏大题材的单调回声，也不沉迷于现代主义或后现代主义寓言般文字炫技的表演，而是蕴含了集体记忆和文化记忆的个人化书写，这种独树一帜的风格被当代文艺评论家称为“无人称”（imper sonnel）自传式写作。

在埃尔诺小说中出现的叙述者，不妨将其看作一个“虚构的自我”，这种类型的小说在当代诗学范式中可划归为新自传或自我虚构类文体。小说中带有自传性质的“我”并非是简单承载叙事功能的主体， 而是混合了作者、叙述者和主人公身份的“我”。这种融合了三种不同身份的“我”，一方面抽离了个体经验，另一方面又融汇了大众的集体记忆，从而成为新的陈述主体。从《空衣橱》开始，埃尔诺即以“我”的视角展开来自周围空间与自身的故事。写作初期的作品《 位置》《 一个女人》《走不出的黑夜》中，“我”不是故事的主人公， 但是“我”化身在小说各类空间中，讲述父母波澜起伏的一生。作为个人记忆的见证者和亲历者，叙述者亲证父母离开小乡村到城市工厂谋生，含辛茹苦地经营一家咖啡杂货店。在这种氛围中长大的“我”，分享了法国小镇一家人从无根农民到漂泊的工人再到颇有起色的小商贩的历程，社会阶层跃迁成为作家挥之不去的生命底色。以情感转向为主导的小说《迷失》《 占据》《简单的激情》则在虚实之间巧妙植入作者失败的爱情经历与记忆。而九十年代发表的颇具私密叙事意味的《事件》《耻辱》则基于自身经历的同时，部分重复了前面小说的故事情节。与早年出版的作品相比，这两部小说详细记录了一个平民女孩经由高等教育、婚姻家庭而实现身份与阶层变化的经历。二十世纪法国社会中的性别政治弥漫着对女性权益的践踏，不同阶层之间隐性的文化区隔和审美差异不断引发埃尔诺日常生活中的身心之“耻”，这一切都被社会历史的见证者“我”书写在案。

在小说家的笔下，父母经营的咖啡杂货店、求学的中学、储藏各类知识的图书馆、家庭起居室、人来人往的街道和超级市场等都是频繁关注的日常空间，而这些看似司空见惯的空間往往蕴含多重维度的符号衍义。安妮的双亲未受过高等教育，但父亲一直为女儿取得的成绩骄傲，母亲则希冀她跨越圈层的限制，“走出”小镇。在埃尔诺的记忆和笔法中，父母经营的杂货店所处的地理位置尴尬，它位于乡镇与市区边缘的交界处。在这一城乡接合部的杂货店里，不同职业身份的人汇聚在小店中，操着粗鄙庸俗的言语插科打诨，家庭的工作区域和生活区域只有前台一隔，这一社会空间的混杂性让作家得以近距离地观察处于社会底层的人在日常生活中的自我呈现与角色扮演。尽管埃尔诺的生活环境不太理想，但凭借着良好的学习能力，她一路过关斩将，获得大学文学学位之后，还通过极其严苛的中学教师和大学教师资格考试。教师资格认证使埃尔诺进入安稳的教师行列，婚姻更让她彻底离开成长的小镇生活。职业身份和新家庭身份的双重帮助让她实现阶层跃迁。战后一代工人阶级的孩子享受法国义务教育的惠利，他们以天赋和汗水收获高等教育文凭，并在毕业后找到一份维系生存的体面工作，埃尔诺正属于这批受惠群体的一员。但出于原有阶级的耻感和职业擢升途中的坎坷经历，让即便有了高校教师的身份与知名作家标签的埃尔诺心理上依旧留存着“阶层叛逃者”挥之不去的阴翳。

语言行事和惯习本是文化区隔的显影。皮埃尔·布尔迪厄的文化区隔理论分析了社会再生产机制中文化资本的流动和审美分配的建构，以及此建构过程如何形塑具有不同惯习的人群，他们在不同层级的文化实践中表达出审美趣味的差异。埃尔诺作品中凸显的身份意识变化和认同矛盾正是此一建构过程在她个人记忆和成长经历中的再现。中学时期，拉鲁斯字典中存在的各种精妙的词语，雨果小说片段中的浪漫主义元素，这类“文学语言”的优美点亮了作家的内心。然而，课堂上的词汇语法、小说文字的精微碎片与她日常生活中所接触到的大众俗语有着天壤之别。尤其是她在偶然间去高中同学家赴约，观察到同学家的书房时，丰富的藏书和背后隐藏的阶层特权，让身居底层的埃尔诺感受到双方巨大的审美趣味差异以及这种身份差距和文化区隔所带来的羞耻心。这一分离感和羞耻心不断地呈现在埃尔诺的写作中。在小说《位置》和《空衣橱》中，语言成为一道横亘在父女之间不可逾越的文化鸿沟。法国中学教授的法语属于资产阶级表征意识形态的媒介，女儿习得之语有着严谨的语法规则和暗藏的文明价值观念。在家庭中，父亲操持的方言羼杂各异的语法错误，这和女儿所学的规范语言有着天壤之别。此一由语言带来的阶级性分化造就了父女之间的隔阂与差异，而通俗文化和精英文化的区分更扭结在作家的身份认同之中。后来作为教师的她观察到课堂上有着许多来自底层家庭的学生，相似的家庭背景和教学情境再次唤起她阶层跨越的分裂感。这一分裂意识更在她的婚姻生活中反复出现。嫁为人妇冠上夫姓并正式以“埃尔诺”写作之后， 婚姻生活中的宴会、音乐会、艺术讨论以及博物鉴赏等种种细节不断见证着不同社会阶层人士之间的“惯习”差异。夫妻双方身份和文化的差异成为日后埃尔诺婚姻破裂和以自我写作实现救赎之意的重要伏笔。

布尔迪厄的社会理论阅读不仅让埃尔诺意识到惯习差异和文化区隔的再生产，社会学范畴中的田野观察和资本学说更促成其写作风格的转变。在早年作品中，埃尔诺将个体经验转化为无产阶级的众生相时，她并没有意识到自己使用的是一种被让·热奈（JeanGenet）戏称为“阶级敌人的语言”。随着思考的深入和文化身份意识的再塑，埃尔诺刻意放弃了法语的精致优雅，将其风格转变成一种抛下比喻修辞和比较价值判断的“扁平写作”。这种夹杂方言或俗语、语法简单的风格，佐证的是作家向平民阶层代言人的身份转变。由此，埃尔诺的叙事视角更多转向为外聚焦，侧重于不同身份意识背后的社会空间及其差异化呈现。亦如小说《羞耻》中埃尔诺刻画的两种社会文化空间及其罅隙：一种是作者求学的鲁昂，拥有繁盛的百货商店和专业药店，代表着都市文明的现代性与消费主义；另一种则是生长地伊沃托的不同街区，富人街区宽敞的人行道可供小轿车行驶，而穷人街区不规则、狭窄的街道则供骑自行车的工人使用。不同的居住空间不仅意味着经济水平的高低，而且也暗示了教育程度的深浅及其背后的文化区隔和身份建构。

除了外聚焦的社会空间，身体及其记忆同样成为埃尔诺写作的中心主题。个人的历史常常融合群体历史，在身体中以惯习的形式锚定，身体成为与家庭、社会和世界互为建构的实践场所。这一实践在性别主导的身体政治中得到充分的彰显。二十世纪下半叶欧美学界的女性主义批评声势浩荡，既有倾向于马克思主义立场的英美派，力图展开社会政治和性别传统的批评，亦有根植于语言学与解构主义的法国派，擎起精神分析的旌纛用于形而上的写作。此消彼长的回声都环绕着妇女生存现状和文化模式的压迫。在法国，埃莱娜·西苏主张女性用身体写作发出自己的声音，露西·伊利格瑞认为女性的身体不是男性世界想象中的空洞之物。对埃尔诺而言，身体同样并非一种空洞想象的存在，而是自我关注的对象与世界发生联系的媒介，写作就是以身体为中介感知世界、描述记忆和自我体认的介入与实践。

小说《事件》描绘了作者青年时期因意外怀孕而不得不选择秘密堕胎的历史。近年来，法国女导演奥黛丽·迪万（AudreyDiwan） 将这部小说改编成电影《正发生》， 荣膺威尼斯国际电影节金狮奖。小说和电影注重于还原当时围绕堕胎问题的历史场景，讲述了惊慌失措的女大学生不能在医院获得救助，只能私下选择非法堕胎的作坊的故事。在当时的法国宪法中，女性身体自主权的掣肘表现为堕胎权的缺失。一九六一年法国女性成立了婦女解放运动组织，该组织非政党团体，而是一个跨阶层、不混合男性成员、独立自治的流动性组织，其目标为反抗她们所遭受的厌女症压迫。七十年代法国还成立了以莫尼克·维蒂格（MoniqueWi t t ig） 为发言人的革命女性组织，她们致力于在性文化与性观念上捣毁父权制的社会秩序。这一身体政治的努力以一九六七年卢瓦省议员吕西安·诺伊维尔特（Lucien Neuwirth）获准开具、售卖避孕器具和避孕药的授权为胜利的开始。一九七五年初，时任国家卫生部长的西蒙娜·韦伊（SimoneWeil）向国会提交的女性堕胎合法化提案正式通过，“韦伊法案”的推出标志着女性的身体政治的跃进。六十年代后妇女解放运动如火如荼，女性虽逐渐获得身体的平等与自由，但仍在男性目光凝视下成为异化的客体。埃尔诺小说中的身体与性等禁忌话题引发不少评论家的争议，甚至不乏激进的学者不屑这种暴露身体隐私的手法，怒斥这是下作猥亵的小说情节。小说《事件》中，焦虑的作者发现“人工堕胎”仅出现在医学文献中，而在日常生活中它属于禁忌且让人蒙羞的话题。作者以写作来召唤个人身体记忆的创伤，呈现了叙述者“我”与广大妇女共同承担的压迫性的历史记忆。二十世纪轰轰烈烈拉开帷幕的女性主义运动让女性写作不再是遮遮掩掩的行为。某些职业如作家、教授等在法语中原本独有阳性拼写方式，现如今在作家écrivain 的阳性词尾添加一个e就成为女性作家écrivaine。

埃尔诺的个人记忆交织着法国大众的集体记忆，在字里行间铸造出不朽的文化记忆。写作对于她而言有着多重意涵，以“我”的记忆跨越阶层跃迁带来的羞耻感和负罪心是其写作的原动力。简洁的白描文字如同照相机一般捕捉到了最原始的瞬间，她的小说既让万事万物停留在纸上，拟态为他者存在的延伸物，又如照片中的“刺点”击中阅读者的感知与联想。在心理层面上，她的写作是以一种具身认知的方式回溯往昔，让自我的创伤、悔恨和罪愆获得救赎；在社会层面上，冷眼旁观的记事本发挥着记录法国大众文化和生活百态的功能；在政治层面上，写作的姿态意味着作家肩负责任、记载世情、批判社会、反思世界的担当。作为“阶层叛逃者”的代表，埃尔诺以写作为生存方式，让文字化作面向过去、现在和未来的时间晶体，在储存记忆的同时，也以身体为中介酝酿着心理风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