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在网上看到对魏微短篇小说《胡文青传》的评论，得知小说内容是有关文革红卫兵的，一下来了兴趣，就想看看这一位作者如何写文革，如何写红卫兵，立刻在网上找来小说细看。细细看完之后，有点失望，小说对文革红卫兵的叙述描写犹如蜻蜓点水浮光掠影一般，非常肤浅。并且有种直觉，这篇小说不是立足于真实生活的虚构与想象，而是立足于某个观念的恣意妄为，人物情节是为了图解某个理念而设置，缺乏生活气息和逻辑常识，隔靴挠痒，自然挠不到痛痒。
一 语言技巧掩饰不了生活阅历的欠缺
第一次看魏微的作品。说实话，语言很老道，真正属于小说语言——口语化，简洁、朴实、自然、流畅，极具生活气息，尤其是人物对话，几句话出口，那些底层小人物就活脱脱出现在眼前，音容笑貌，举手投足，似乎触手可及。能在细微处把小人物写得如此活泛，就此而言，魏微算得不错的小说作家。但是，非常遗憾，老道的小说语言和个别处的细致入微，并不能弥补整篇小说的文学性欠缺，主人公胡文青的面目太概念模糊太脸谱化了，连出身都模糊不清，也不食人间烟火，既不鲜明也不独特，如同干巴巴的几条肋骨，人物经历、性格变化也缺乏内在逻辑关联。总之，背离生活的虚构，是经不起推敲的。
小说也没有提供对生活与历史的新发现、新观点与新解读，倒是轻车熟路地落入社会主流规范的窠臼，——一个老套的紧跟时代意识而变换而成功的精英版本，看不到人性何以如此，何以突变，也看不到人之所以为人的那点儿可能性。这也难怪，根据某个理念虚构的人物，而非根据生活的提炼，怎么可能既有筋骨又有血肉呢？怎么可能符合逻辑与常识呢？那个胡文青，没根没基的，何种出生？工人、农民、小市民、高官子弟、书香之家，学术权威子弟？不得而知。我只能根据胡文青在1980年被一帮庸人纠缠而猜测，最后猜他是平民出身。这很简单，如果他是高官子弟，或者文化学术权威子弟，在历史大潮中，即便是沉下去倒霉三二五年也会很快浮上来，是不会到了1980年还蛰伏在举人巷里窝窝囊囊地憋屈。
但是，那个年代，平民都会有衣食之忧，可胡文青没有衣食之忧啊，胡文青又不像平民子弟。没关系，那是魏微的胡文青，是魏微源于某个理念而非源于生活虚构的胡文青，胡文青在魏微的小说里是可以不食人间烟火地活着存在着，可以超越任何时代而风光，可以在任何时代只专注于他想、他要与他所思的事情，从来都没有谋生烦恼，也不必为衣食操劳。于是，魏微的胡文青十五岁时就雄心勃勃钻研《资本论》，而不必考虑是什么样的家庭出生、文化氛围和动机目的使得这样一个十五岁的初中生去钻研《资本论》？只有武断的行动，而不必考虑动机如何产生，动机的动机更不会在意，不会去挖掘，天马行空一般的虚构很省事很惬意，如同写穿越剧，才不会去考虑这个与众不同的少年的举动可疑不可疑，现实不现实，无根之木无源之水也没关系，用的就是无根之木无源之水嘛。
文革中，魏微的胡文青是大名鼎鼎的造反派头头，但没有亲手打过人，那么，间接呢？魏微在这里又一次陷入矛盾之中，如果把胡文青虚构为打手，那就与之前的文雅书生不符；打手打人是小错，像胡文青这样的天赋异禀的人才是不会犯小错的；如果是小错，这又与之后的不道歉相矛盾，胡文青是不能亲手打人，不能道歉的。那就只剩下间接了，那么，哪个造反派头头手下没有一帮打手呢？毫无疑问，胡文青间接有错。可组织指挥武斗比打手的罪恶更大，更不符合胡文青文雅书生的身份。不，不能把胡文青虚构为好斗之徒。可是不好斗，又怎么体现胡文青的革命性呢？又怎么让胡文青在反省中否定自己“爱错了”呢？那就还有一种可能，胡文青是作为思想者而存在。魏微用胡文青钻研《资本论》来暗指了一种信仰，一种对革命和马列主义的信仰。十五岁的狂热，二十岁时到达峰巅，然后又蓦地于二十岁退出历史舞台，退出与巅峰同步，原因呢？像穿越剧一样，魏微是可以省略的。于是，胡文青又于三十二岁前完成内省，为全身心进入下一个新时代做好了铺垫。
让我们梳理一下魏微的胡文青：十五岁雄心勃勃笃信马列——文革，红卫兵造反派头头，风头出尽——二十岁退出历史舞台，进入人生低谷，痛苦反省——三十二岁，彻底否定自己的过往，开始脱胎换骨的蜕变，进入新时代——四十来岁，在商品经济大潮中大显身手，大获成功，六十岁，¬功成名就，告老还乡，像救世主一样乜斜身边底层人，因为他的工厂养活着几万工人。
且不说这个颇似神话的传记人物是否可能，单就这样一个很老套的精英模式，怎么看都渗透着一股子对当年那少数天赋极高聪明好学独立思考且富有信仰、激情以及牺牲精神的平民红卫兵造反派的挪揄，并且这个“胡文青”依然在继续解构着所剩不多的大同社会的理想、信仰、虔诚与激情，延续着海瑞的道路——跻身于上层，成为其中一员，功成名就，然后俯瞰众生。只不过这“上层”不再仅限于官府学府而延伸到更为广阔更为坚实有力的资本，因为资本才是这个时代的霸主与宠儿。在作者的笔下，胡文青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一样潇洒风流！而这一切都源于他是精英啊！都源于他能把握时代潮流与风向啊！
令人感到讽刺的是这样的精英模式精英道路精英情结，不正是当年平民造反派红卫兵彻底批判的吗？曾经批判抛弃的东西又被顶礼膜拜。那么，革命，造反，还有意义吗？没有，当然没有。于是，革命的必要性，革命的神圣性就这样被消解了。某种程度上讲，所谓的改开不过是另一种形式的精英化，但是，甭管那一路精英，只要是精英一准发达滋润，甭再去想什么思想主义。这就是历史的进步？
问题是到了21世纪已经过了第一个十年的时候，民众对精英也有了自己的切身感受，这种感受不是源于宣传，而是来自现实生活。因为这样的精英，作为精英个人来说自然是成功的幸福的，对天下众生而言，未必是福音。一个很现实的问题难以调和，那就是资本与普通民众截然不同的社会地位与生存发展观所带来的矛盾冲突日益加深，以至于出现了这样的局面：讨好了资本，必然得罪民众，讨好了民众，必然得罪资本。作者似乎也意识到了这个问题，但找不到解。在精英与底层民众之间，显然作者是倾向于精英的，而同时对精英与底层的生活感受又很肤浅，所以，她的“胡文青”是暧昧的，模糊的，理念的，而非生活的。在她笔下，无论曾经怎样虔诚优秀的平民精英，最后的归宿都未能脱俗！——尽管，作者在结尾时让胡文青遁入空门，仿佛脱俗了，进了佛门。可是，这真的就像妙玉“欲洁何曾洁，云空未必空，可怜金玉质，终陷泥淖中”一样了，胡文青何曾有过空呢？
这未免不让人遗憾，一个小小的贾府，都会有一个“质本洁来还洁去”的林妹妹，偌大一个中国一代人，成千上百万的红卫兵，就没有一个“质本洁来还洁去”的？那《红楼梦》如果没了“质本洁来还洁去”的林妹妹，又还有多少魅力吸引人？未能免俗的作者塑造了模糊含混并且是极其世俗的胡文青，无意识地亵渎着真正的平民红卫兵，甚至亵渎了《资本论》。那位《资本论》的作者，毕其一生的盖世才华，在发现中信仰，在信仰中继续着发现，让资本家与无产者这两个极为对立的阶级都极为受惠，自己却一生穷困潦倒。可是，在他活着的时候，他的敌人不惜一切手段攻击他的思想与发现，却依然对他的人品无比崇敬；他去世一百多年以后，他的敌人的后裔纷纷精心研究他的著作，可我们这里，我们这些曾经受惠于他的主义的东方人，如此市侩地消解着曾经的信仰与精神。
正如网民指出的那样，70后魏微书写个人小生活还行，想要涉足大历史，难免不捉襟见肘。这篇小说，让我又一次看到一个事实，语言技巧弥补不了生活的欠缺与想象的匮乏。从胡文青来看，作者并不了解更不理解那些真正的平民红卫兵，那些平民造反派，那个时代，那场文革，那段历史。那些平民红卫兵造反派，我承认有缺点，有过激，甚至盲目、简单，甚至疯狂，但也绝非某些人眼里的疯子、暴徒、毫无人性。可惜，他们在文革时期就已经失语，就已经面目全非。后来在文革控诉派的文章作品里，他们总是作为反面人物出现，如同妖魔一般，以映衬控诉者的不幸与正义，承担那个时代的罪名。有多少人能够实事求是地看待他们？看待那段历史？看待他们在那个特殊时期的一腔热血，那赤诚，那理想，那纯洁，那激情，那情怀，那富有担当与牺牲的虔诚与精神！尤其是那种胸怀天下百姓探索追求真理的气度与德行，我们是否还能感知？
我们憎恶血污，不惜连婴儿一起倒掉。不错，思想、观念、立场、看法、政见，永远在不停地流动、变化、更迭、取代，没有恒定的，但是，那种胸怀天下百姓探索追求真理，为大众谋福利的道德精神是不会过时的呀。可惜，我们的作家习惯于纠缠他们的思想理念政见立场，习惯于概念化描述文革，而且是支离破碎就着某一点做漫画夸张式描写，忽略最本质的德行与精神，忽略了非如此不可的那些偶然与必然，那些为什么。其实，如果能真实反映一个虔诚的红卫兵是如何变成恶魔，再由恶魔转变为资本精英，那也不失为一部好作品。作家有这个能力吗？很多作家擅长的是穿越，从一个概念呼一下穿越到另一个概念。
文革，那段历史因为某些忌讳与偏见正渐行渐远，越来越模糊，越来越淡漠，越来越不知其何以发生，何以发展、变化、何以结束。
岂止是魏微，我们很多人都淡漠了，遗忘了，不了解了，更不理解了，甚至包括曾经的平民红卫兵。岂止是淡漠遗忘，我们很多人还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方式与机会拼命贬损，一一抹黑，用罪孽思维将那理想、青春、热血、纯洁与虔诚通通打上罪孽的烙印，将我们这个民族一段惊心动魄的历史中可歌可泣可圈可点的圣洁像蛛丝一样轻轻抹去，只留下罪孽与控诉，供某些人无聊地纠缠与作秀，诸如道歉忏悔等等。
如果不是因为语言口语化的吸引在提醒我这只是个不成熟的短篇小说，不必苛求作者，那么，小说脸谱化的人物形象完全可以在许许多多声讨控诉文革的檄文里看到：一个聪明好学独立思考的优秀中学生，满怀激情投身于文革，暮然间，基因突变一样成为野兽疯子，肆无忌惮地打砸抢，武斗杀人，一时红极，又很快随着文革的急剧变化而跌入人生谷底，失魂落魄，被抛弃问责，成为弃儿，或者身陷牢笼，又开始质疑，反思，忏悔，转变……这样的文革叙述，充斥着肤浅、零碎、浮光掠影、一知半解、片面、极端等等，几成套路。
可以看出，魏微在小说中对此也有自己的一些思考，也想突破，比如对忏悔、道歉的认识与阐释，比如对人活着需要意义的支撑，意义的体现，以及人皈依宗教是遁入空门还是在寻找另外一种意义支撑，诸如此类的一些思考，可惜这些思考只是通过胡文青与阿顺之口说出来，太过于直白、生硬和牵强，并未与人物的命运轨迹融为一体而有血有内，以至于在某种程度上，胡文青给人很不真实的感觉，胡文青的命运性格缺乏令人信服的转变。
有关这些，我将在后面谈及。先来看看作者对道歉的认识与阐释。
二 大错不道歉
这是小说的主要观点，也是小说的亮点。可惜没通过小说人物本身的行为逻辑自然而然地表现出来，而是借人物之口直白出来，也没有展开，只是点了一下就戛然而止，小说的文学性因此打了折扣。
其实“大错不道歉”，与“大恩不言报”一样，都是中国人生存智慧的高度总结与概括，都源自现实生活本身的实际，是人类生存经验的高度提炼，有着无法抗拒与更改的哲学文化渊源。
救人性命这样的大恩大德如何报答？你根本报答不了。也正因为报答不了，也就不言报了，只能常怀感恩之心，做点儿力所能及的事情。但那叫感恩，不叫报恩。大恩不言报的因果逻辑是，无法报，报不起，不能报，因而不言报。从价值论的角度来说，这样处理是正确的，也很智慧。
在日常生活中，所有价值交换都依据等价原则，人情的交换与维持亦无不如此，等价原则是人际交往最基本的原则，无数事实表明，施与的人情如果大于回馈的人情，双方之间都会不爽，会尴尬难堪以至于中断关系不再来往，因此，一般而言，在人际交往中，回馈的人情会大于施与的人情。比较高的境界是，施与者施恩不图报，受恩者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同时依据生存实际——价值的等价交换原则生发出特殊形式——大恩不言报，并得到普遍认可。无价之恩自然需要其特殊的存在形式，进入高境界的不言报，否则，无价之恩就矮化为滴水之恩，失去应有的价值感。
当然，人情交往的等价原则并不像物品买卖的等价原则那样可以量化，锱铢必较，立竿见影，立马兑现，人情交往很复杂，但无论如何，也是有底线与原则的，循着蛛丝马迹，也不难找到最本质的东西。大恩不言报，遵循的正是等价原则，因其无论如何也不能等价，于是大恩就不言报了。
大错不道歉，与大恩不言报同理，面对大的错误，道歉解决不了问题，那就从道歉里剔除出去，而用别的办法解决大错，比如惩罚、赔偿、牢笼等等。而惩罚，既有身体、财物方面的惩罚，也包括道德心灵上的惩罚。小错可以道歉，应该道歉，必须道歉，小错道歉就成为一种修养和要求，润滑着人际关系。而那些大错，比如重大伤亡，比如重大经济损失，比如重大社会破坏，岂是一句“对不起，我错了”就能勾销的问题？还有一些政治思想意识方面的重大问题，更不能用道歉来解决。作者借胡文青之口，说出了自己的观点，表达了对道歉思潮的一种审视。这一点，魏微是敏感的。的确，滥用道歉是一种烂俗，反而瓦解着真正意义上的道歉，模糊了大错与小错的边界，以至于大错在烂俗的道歉风潮中化小化了了，道歉也变得庸俗不堪。而文革中的打砸抢，有些已经不是错而是罪过了，几十年后，不分青红皂白，不问具体原由，一声“对不起”就能抹去？从此就心安理得？就一笔勾销苦难？当然不能。另外，是不是受害者也欣然接受道歉？道歉一下就你好我好大家好了？这也是个问题。如果道歉能解决所有伤痛，那“文革忏悔者”就不会是少数了。“文革道歉”“文革忏悔”在今天依然寥寥无几，足以说明这个问题。
实际生活中，面对这些迟到的道歉，有些受害者压根就不接受，他们或许更在乎具有实质意义的平反。对某些人而言，个人的道歉，无异于重新揭开伤疤，唤醒几十年曾经极力抹去的记忆，重新痛楚一番。更何况，施害者与受害者常常互为因果，非常复杂微妙，有时候会牵一发而动全身，具体的道歉将唤醒怎样的记忆，带来怎样的尴尬呢？胡子眉毛一把抓的道歉能解决多少问题？或者动辄归咎于体制、专制，归咎于文革本身的作法，其实是很无聊的。文革，还有许多重大问题都没有解决，没有达成共识，个别人就急急忙忙倡导道歉，意义不大。比如文革的正当性与文革行进中的问题失误错综复杂交织在一起，更是一个忏悔道歉无法说清解决的大问题。面对那段蕴含着国家民族与个人命运的大是大非大问题的历史，简单肤浅的忏悔道歉能迫近事实与真相吗？能唤醒国人的良知与警醒吗？
道歉，只能源于内心的自觉自愿，是一种觉和悟，任何外在的强迫都毫无意义。
三 文革胡文青错在哪里？
尽管这不是小说要表达的主要内容，但却是读者要追问的问题。只有弄清楚这个问题，胡文青“早就在心里否定了”自己以及拒不道歉才具有说服力。而胡文青错在哪里，那就要看他在文革中干了什么，确切地说是1966年、1967年和1968年这三年他的行踪。而这三年，作者借阿顺之口交代了胡文青的基本情况，阿顺说“他都没有亲手打过人”，他19岁时，一个从楼上摔下来的人都把他吓坏了，可见他不是嗜血暴徒。可武斗时，他是一方大名鼎鼎的造反派头领，手下有一帮打手，那他是否组织过武斗？不得而知。可能组织过，可能没有，总之有很多种可能。一个学识渊博有思想的文雅书生对文革种种现象肯定有自己的见地，他会蛮干吗？也许不会。但他也许会为某个主义思想而义无反顾，如此，问题就来了。他也可能不赞成武斗，反对过，阻止过，但没起作用；也许会为心目中的主义奋不顾身，赴汤蹈火，因为那主义就是他认定的真理。那是动乱的三，喜欢思考，还喜欢说出自己的见解，与人讨论，引人注目，喜欢居高临下，总之，他不同凡响。那么，如果非要武斗，那也一定有非武斗不可的历史原因，胡文青绝不会没脑子地瞎起哄，而武斗呢那是会死人的，作为造反派头领的胡文青自然脱不了干系。
当我们追问胡文青文革中的错，那实际是在追问文革。那是一个大话题，见仁见智，众说纷纭，并无定论。所以，当读者并不明了胡文青到底有何大错，只有一个概念化了的认识——革命，造反，打砸抢，那么，他在1980年三十二岁时认定自己“错大发了”“心里早已否定了”，就显得突兀，干巴巴的，不具有说服力，也缺乏真诚，而拒不道歉也因此缺乏逻辑关联，显得生硬又著作。作者替胡文青的解释是，不道歉是不想被人看轻了。可是，这难免有自欺欺人之嫌，心里早就否定了，嘴巴紧闭就不轻佻了？一个有尊严有学识的人不会轻言信，也不会轻易抛弃信，除非一开就动机不纯，不过是一个善于见风使舵精明能干的轻薄之徒而已。那样的话，胡文青代表不了那些曾经纯洁高尚富有激情与牺牲精神的红卫兵。
有才无识，蠢；有识无德，浮。轻浮者，自然会被浪潮裹挟而去，一浪一浪打过去，只看见浪花飞溅很炫目，却沉不到水里。二十岁，一个乳臭未干的毛小伙，暮然间从天上掉入人生谷底，被打入另册，光环没了，热闹没了，批判者变成了被批判，座上宾迅速沦为阶下囚，在那个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的特定时期，普通工人都可以乜斜他。身处逆境，自然是锥心刺骨，可那也是最能悟道的地方，胡文青悟到了什么呢？老子说：“居众人之恶，故几于道也。”站在大地的最低处，那个大家都不愿意待的地方，没了喧嚣浮华，心灵被迫贴着泥土直面人生，若真是个人物呢，这倒霉正是悟道涅槃的好去处。胡文青从二十岁到三十二岁，十二年，面壁坐禅一般，也只得了个“错大发了”的感慨，轻飘飘的并无实质内容，莫非哪一落之后，心就凉了就死了？才识均不见，忽然怀疑起来，作者开头给他下的定语：“有鸿鹄之志，逢乱世，必成事”，名实可符？
看到这里忽然有种怪怪的感觉，胡文青反对轻佻，可他三十二岁如此否定岂不也蕴含了轻佻？如果不是这样，那他十五岁钻研《资本论》的行为动机就非常可疑。他当初的思想信仰是发自内心的自觉还是为了某种个人目的的迎合投机？他是否虔诚？是否坚定？是否无私？如果认定自己有错，错在哪里？如果把错误推给时代与环境，胡文青就得去寻找那些让自己犯错的时代原因，这同样很艰难。一个轻易检讨的人，只能说明他很圆滑精明，或者原本就是一个轻薄之徒，而非真诚。
说实话，我更在乎更想知道的是胡文青的大错是什么呢？怎样产生的？他又是怎样认识的？他没有亲自打砸抢，没有直接的暴力行为，作为个人品行，他无可指责。可他是造反派头领，手下有一帮打手，安排部署过武斗吧？很有可能。阿顺向众人历数他的文革表现，“样样都是真的”，他承认。两派对决武斗，双方都有伤亡，可如果硬要追究个人的责任，这合适吗？这就是他个人的错吗？他个人揽得起那错吗？那错大了去了，大在哪里？这些，胡文青剖析过吗？这些，我们无从得知，我们看到的是，他轻轻巧巧就原谅了自己——“爱错了”，很快转变了立场态度。魏微就是这样为胡文青作了开脱。一场事关整个国家命运前途的严肃斗争，如同少不更事的青年男女乱爱一般被消解了。
可为什么非要成立红卫兵，非要组成造反派？非要武斗呢？干吗不文斗呢？毛主席最高指示“要文斗不要武斗”，为什么不执行？不搞文革不行吗？不造反不行吗？到底有多少非革命不可、非如此对立武斗不可的主客观原因？还有时代趋势的裹挟与行进中个人品行与动机目的交织冲撞以及之后的失控与突变，恐怕这些才是最为重要的，最能反映最本质的文革，最需要剖析总结，最具有史鉴意义，厘清了这些，作为造反派头领的过错责任与作为个人品性的过错责任，革命本身与革命过程中的问题才能一目了然，道歉不道歉在这里才具有实质意义。小说绕开这些，避重就轻，是笔力不到还是不想为之？还是另有寓意？
在现实中，有些人总是习惯把文革本身与文革过程中的问题混为一谈，总是拿过程中的问题来否定文革本身；总是把人物的政治立场与个人品行混淆在一起，一锅烩了，以政治立场态度作为标准来判决人品的好坏，搞不清楚是分析那个年代人性的复杂多变，人性如何借助潮流而变化，还是彻彻底底地否定那场革命？个人品行的恶劣借助文革膨胀肆虐，却在其后把品行的恶劣轻轻带过，声泪俱下只控诉文革，我们实在看得太多了。我相信很多经历了文革的读者更想知道，那个风云多变的时代，那些当权派利用手中的权力操控的政治，是如何无孔不入地左右了我们的日常生活，把所有人都裹挟进去，以至于政治态度立场在许多方面取代了品行，模糊并混淆了人之根本——德行。本来，政治态度与个人品行有很大区别，政治态度取决于思想意识，可以随时改变，品性则是一个人最内在最本质最具特点的东西，具有稳定性与恒久性，品性取决于基因遗传和家庭社会环境的文化传统熏染。人性中最恒久最有区别意义的是品性，而不是政见。可是无孔不入的现代化政治将人的品性与政见本末倒置了。
品性体现着人的质，最不会轻易改变。同样是身处那个时代，有的人则恶性膨胀，编造、说谎、迎合强势，作恶多端；有的人则恪守诚实与善良，实事求是，善待他人；有的人则是随大流，被时代裹挟。归根到底，还是品性在起作用。另一方面，政治对人品又具有巨大的塑造性，因为政治最先也最强有力的影响并制约着改变着社会环境与社会风气，从而直接影响人的命运性格。现代化使政治无孔不入，无处不在，无时不在影响人们，于是我们就产生了错觉，就本末倒置，将政治简化为政见，以此为标准界限来判定人与时代。
那么，胡文青是怎样被影响的？或者说，他是一个热衷于政治投机的精明人，还是一个有良知有操守的思想者？很遗憾，没有揭示，整个人物轻飘飘的只有一些大而空的定语：十五岁钻研《资本论》，十九岁成为赫赫有名的造反派头头，三十二岁彻底否定从前，四十来岁成为企业家，六十岁功成名就，告老还乡，遁入空门，这怎么看上去都有点儿像穿越剧？
魏微是否理解，一个平民最终成为有数万工人的企业家，其身心要经过多少熬煎与蜕变？资本不仅仅是光耀炫目，资本的另一面是每个毛孔都滴着血污与肮脏。
一个德才兼备人格独立具有思想见地的40后，一般不会轻易改变自己的行事风格，而这样的人，有操守，条条框框太多，更不容易在商品大潮中胜出。除非，胡文青根本就没有自己的操守，不过是一个随机应变的精明者，否则，哪那么轻易成功呢？如果胡文青真是个平民思想者，那他很难成为企业家。因为真正的思想者是很不讨巧的，都不能算作精英。精英与庸众的区别在于眼力。庸众是跟随潮流，精英是预测发现潮流，引领制造潮流。作为精英的胡文青，与真正的平民造反派红卫兵不可同日而语，更遑论思想者了。
我们的问题是已经完全用政见来取代德行。政见成为标准与真理，主导并决定一切。至于被政见裹挟的一切，哪怕再优秀，再付出，再勤劳，再创造，再珍贵，再有成就，也一概否定。政见犹如一个筛子，只留住筛子想要留住的东西，于是，下一个时代又是另一个筛子，筛掉了上一个筛子留住的东西，就这样不停地筛下去，直到有一天筛掉了所有道德文化传统，筛掉真正的的珠宝，人人都变得实用市侩，狼性十足。也正因为如此，我们总是在抹黑清算之前的主流政见，连同人民的存在及其所创造的一切，而屈从迎合当下的主流政见，历史虚无就成为我们必然的宿命，我们在自己的清算与诅咒中切断我们的来路，以至于我们没有过去，只活在当下，因为过去一无是处。
天才胡文青也是这样否定了自己的文革过去，“比方说，你爱过一个人、爱过一些事物，后来知道爱错了”，爱错什么了？轻信，幼稚，被人利用，沮丧，悔恨？然后彻底否定，然后一百八十度大转身，但又不说出来，烂在心里，化为动力，于是在下一个时代的另一个强有力的主流政见里完成飞跃，化蛹成蝶，革命小将成为资本先锋。
“爱错了”？哦，爱嘛，谁还会去追究爱呢？少不更事，混闹玩儿一般，有意义吗？没有。真的没有。
这才是极大讽刺与消解。
四 道歉场景与氛围失真
可以这么说，孤立地从某种观念上看，作为一种对文革的想象与思考，作者算得自圆其说，自有其逻辑性，也有现实例证支撑。但是，如果放到真实的历史生活中去打量，作为小说文本就很难说是成功的。因为它部分失真，有硬伤，而且是短篇小说忌讳的。
硬伤首先表现在年龄上。道歉从胡文青32岁也就是1980年写起（他是1948年出生），这时他儿子两岁，阿顺也在这时出场，阿顺“五十岁出头”。可阿顺自己介绍说，“武斗那会，我三十来岁，正当年”。武斗一般发生在1967年至1968年上半年，1968年年底，中学生开始全国性上山下乡，其身份从学生、红卫兵蓦地转变为知识青年。从1967年到1980年，是十三个年头，那么当年“三十来岁”的阿顺无论如何到不了五十岁，更不用说“出头”了。1967年胡文青十九岁，阿顺三十来岁，应该是比阿顺小十二三岁。可是到了1980年，胡文青与阿顺的年龄差距是十八岁左右：胡文青三十二岁，阿顺则“五十岁出头”。年龄误差一般出现在长篇里，人物众多，关系复杂，写作时间跨度长，容易弄错年龄。非常遗憾，魏微在短篇里，也出此硬伤。
其二，有关打砸抢。武斗时，三十来岁的阿顺是工人，自述自己也打砸抢过，给人的感觉好像阿顺也像红卫兵那样打砸抢。其实，文革初期工人依然在上班，不可能像初期的红卫兵那样去抄家打砸抢。而红卫兵最初的打砸抢也多是高干子女红五类之中的一部分人所为，他们自恃骄横，高高在上，比一般普通大中学生更具优越性，颐指气使，有种戾气与霸气，后来受到打压的群众才纷纷组织起来奋起反抗，才复杂化为帮派列系争斗中的打砸抢，先是普通大中学生卷进去，然后蔓延至工厂和农村。那么阿顺最有可能的是参与武斗中的打砸抢，但很显然，阿顺的“打砸抢”与初期红卫兵的是“打砸抢”有区别的，时间上也晚于初期红卫兵。武斗时期，派系争斗对立，主要是夺权，各地具体情况各不相同，十分复杂，死了不少人，打与被打，经常互为因果。而且，那个时代，主要是打砸，而非抢，各派中的多数人，其动机也很单纯，是为了防修反修，并非是为了一己私利。看来魏微并不熟悉那段历史，凭借一般流行的说法，将所有红卫兵所有打砸抢混为一谈了。这不能不叫人遗憾。当然，作为小说，主要是反映那个时空的“这一个”，而非那个时空的“这一类”。在这里并不是苛求魏微，你可以虚构，也只能虚构，有时候，立足于现实生活的虚构，会比某些个别的真实更能抵达历史真相，彰显历史意义，展现某种现实与可能。但你虚构的人物场景及其流露出的人情世故必须合乎逻辑与常识，合乎现实生活，否则，小说就沦为某种流行与观念的图解，而非历史真实。
其三，主人公胡文青行迹可疑，面目不清，不足以承载小说的思想，或者说，小说中的思想与人物形象油水分离，完全是作者道歉观念的图解，且图解得并不圆满。
作者描写的胡文青是个天才，博览群书，独立思考，兴趣广泛，充满激情，从不瞎起哄，那么，应该不是投机派。胡文青十五岁就读《资本论》，为了读懂就创办了“兴趣小组”，还邀请校长等等入会交流探讨，那么，胡文青似乎是发自内心地接受当时的主流意识，是由衷的爱。既然是爱，不是瞎起哄，那他也不会简单地否定自己。那么，如果他要否定自己，他经历了哪些足以让他否定自己的事件？
非常遗憾，我们无从了解胡文青出于什么原因否定了自己，是主动还是被迫，还是……整整12年，他都经历了什么？作为平民造反派头目，他是如何全身而退的？他怎么就那么幸运，在一次次清理打击造反派的运动中安然无恙，依然享有人生自由？也没被送去劳动改造，只是落魄，却依然悠哉，真是不可思议。
历史真实是那些平民红卫兵造反派头头，那些群众组织的平民头头，那些真正的思想者与批判者，在那个历史瞬间只是昙花一现，如流星一样划过天际，倏忽间就消失了，并且很快就被清理了，并且是以各种名义一次又一次地彻底清理，宁错勿漏唯恐留下遗患式地清理，凡是被清理者，永远打入另册，不得翻身重用，以儆效尤：1967年就开始的清理“五一六”分子，清理极左分子，1968年的清理阶级队伍，1970年的“一打三反”以及后来的多次清理，仅清理“五一六”分子，就在全国范围内进行过多次。那些被清理的平民红卫兵造反派，群众组织头头，或逮捕、入狱、处决、或流放、或监管、限制，其惨烈毫不逊于“文革控诉派”的遭遇。并且，在每一次打击清理运动中，伤及无数无辜，制造无数冤假错案。而且，最为让人扼腕的是他们早就没了话语权，在1967年、68年69年就已经陆续沉默了，历史舞台上再也没有他们的踪影和话语。他们只是作为被控诉对象隔三差五出现在控诉文学作品里，而“那里”的他们早已面目全非，被话语权彻底否决，同时，某些高官子女红卫兵的恶行也一并加在他们身上，红卫兵已经成为一个骂名。当然，那些高官子女红卫兵是不在此列的，他们永远活跃，永远不缺话语。当然，不排除个例，也许有某个平民红卫兵头头逃过了历史劫难，怎么逃过的？这实在太考验作家的想象力了。
从武斗到1980年，十二三年，胡文青断代了。那十二三年都发生了什么？就像公子哥儿亚瑟怎么就变成革命战士牛虻？面对读者的追问，伏尼契在十三年后创作了《牛虻流亡十三年》，魏微能告诉读者那十二三年胡文青经历了什么吗？胡文青怎么从一个红卫兵革命小将转变为资本企业家，魏微能告诉读者那个转变过程吗？
就觉得作为70后作家，魏微即便是写历史政治题材，依然象在写穿越剧，胡文青可以长年累月不下楼，“老婆养着”，可没老婆时谁养他？吃啥？喝啥？日用花销哪里来？他下过乡吗？他有父母子妹吗？他们都怎么生活？他们怎么看待胡文青的所作所为？他们也愿意把胡文青养起来吗？不要忘了，那可是个人人都要劳动的时代，而劳动在那个时候，既是作为必须，又可以作为一种惩罚。总之，胡文青身上没有那个时代的人间烟火气。
想象与虚构，只有立足于生活真实才能抵达艺术真实，绝不仅仅是文字功底好就可随心所欲，小生活与大历史，需要的是不同的才情、阅历、思想、见地与悟性，还有更重要的，做足小说外的功夫，
其四，道歉场景与氛围失真。
有评论者认为道歉那段写出了底层群众的某种真实：懦弱、无聊、空虚又无奈，一群生活中的弱者，连被伤害了都找不到应该对此负责的人，只会瞎起哄找乐子，连冤有头债有主这样的常识都弃之不顾，非要纠缠着胡文青道歉。的确，我也承认，如果孤立起来看，作者描写的那些现象也能在现实中找到对应，不失为一种“真实”。某些时候，底层人的确很卑微无聊，甚至是没事找事，单调乏味的生活很容易使他们在某些琐事上纠缠不休，认死理，钻牛角。当然，他们也容易满足，一个低眉顺眼陪个不是，过节也就解了。这是一群庸众。魏微写了这样一群庸众，大概是想以此暗喻文革发生的群众基础，是一群头脑简单乏味无聊的底层人，很容易被人蛊惑煽动起来，很容易发疯。魏微在小说中写到，武斗过去十二三年了，他们依然还像当年那样头脑简单无聊乏味，他们联合起来，煞有介事非要胡文青道歉。而他们的道歉，只不过要在心理上占个上风而已，并非一定要找出过错的负责人，那完全是一种弱者的表现，弱者的需要。因为他们在派性武斗中受到过伤害，有的家人死了，伤了，有的疯了。而胡文青呢，刚好是对立派，还是大名鼎鼎的头头，尽管他没有亲手打过人，没有直接伤害他们，那帮人还是要找他算账。在作者笔下，这帮人好无聊呀，真是弱智，派性争斗，除了罪大恶极杀人成性者被追究，一般参与者谁该对谁负责呀？谁该对谁道歉呀？这些纠缠道歉的庸众真让人讨厌。而作为精英的胡文青尽管走霉运，什么也不是了，处境比庸众还不如，却偏不道歉，偏要穿戴齐整，气宇轩昂，气度上压倒他们。在那个漫画式场景里，精英与庸众的较量，道歉与不道歉的对峙，似乎被作者写得淋漓尽致，细致入微。
我却认为，这篇小说最失败的地方恰恰就是这场所谓的道歉描绘，它极不真实，是小说结构上的瑕疵。
为什么呢？因为群众之间，双方武斗互相伤害的事情已经过去了十二三年，其后发生了多少重大事情，到1980年，其社会变化真可谓翻天覆地，历史上右派四类分子冤假错案正在一一平反，人们的政治思想态度观点也来了个一百八十度大转弯，而此时，普通民众的政治热情早已在一次次运动里耗散冷却，星移斗换，时过境迁，下乡知青大返城了，被遣送农村的家庭也返城了，千家万户都被这个历史转变的大潮裹挟进去，一种新的于过去完全不同的生产与生活方式正在酝酿形成，且直接关系着所有人的命运。想想看，底层民众在这个时候，最关心最在乎最忙碌的是哪些事情？当然是返城、落户、找工作、考学、托人找关系安顿子女，是谋生，是争取更好的生存条件与环境，是如何抓住机遇改变自己，是对历史与现实的打量与疑虑，还有历次运动中被无辜牵扯进去的未能平反的普通人的冤假错案的当事人，正在为平反四处奔波！1980年，那个社会历史大转折时期，民间底层在乎的是具有实质意义的一切，有几个人吃饱了撑得闲得会去纠缠那些并无实质意义的文革道歉？而且还是集体无意识地无聊乏味地乐此不疲地在纠缠？
而且，1980年，否定文革的思潮还未能深入影响到民间底层。请看1978年12月中共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公报中的一段话：“全会认为，对于文化大革命，也应当历史地、科学地、实事求是地去看待它。毛泽东同志发动这样一场大革命，主要是鉴于苏联变修，从反修防修出发的，是完全正确的。至于实际过程中发生的缺点，适当的时候作为经验教训加以总结，统一全党和全国人民的认识，是必要的，但是不应勿忙地进行。”
以调侃的方式来否定文革不会出现在1980年的民间底层。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1980年民间底层在乎的是与自己切身利益相关的生存，大家都很忙碌，因为那个时期，物质还不丰富，并无多少闲余，生活还很清贫，一般家庭养不起闲人，男女老少都得努力谋生。道歉，作为一种精神行为，一种内在的道德修养，历来侧重的是主动自愿，而非强迫。强迫的道歉，能修复破损的人际关系吗？ 1980年那个大转折时期，民间底层人不会那么虚妄傻气，去纠缠什么文革道歉！
所谓的文革道歉，在某种意义上讲，那不过是后来一帮脱离生活高高在上的文人与帮闲以及无聊看客的意淫与作秀，魏微却将此强加于民间底层，真是张冠李戴了。而且，将那股子后来才吃饱闲得了才兴起的道歉风凭空移到了1980年。在这里可以看出魏微对民间的想象多么贫乏、无知，多么随心所欲想当然。
其实，很多文人对民间的想象都是一厢情愿，他们根本不了解民间底层群众的人情世故，真正的民间底层比他们想象的要聪明实在，因为民间接地气，因为民间底层一直在为最基本的生存所需——衣食住行忙碌着，知道自己需要什么，在乎什么。民间底层既藏污纳垢，又藏龙卧虎，民间底层人懂得什么对他们来说是重要的。而魏微的的“民间”，不过是某些研究者的民间，集合了民间底层所有丑陋习气；是某些论文中的“民间”，所谓民众都是群氓阿斗，乌合之众，毫无理性；是某些专家教授观察某个特定时期特定事件时的“民间”，民众都是极易被煽动蛊惑的疯子傻子和白痴，一煽风点火就蠢蠢欲动，忘乎所以……
当然，我承认民间有那些现象存在，但是，也只存在于某个特定时期与特定人群的某个具体事件中，只能是特指，而非普遍一般。可是作者小说中描绘的不是民间某个特定时期特定人群对某个特定事件的反映，而是泛指整个民间1980年的寻常生活。1980年胡文青山三十二岁，是个两岁孩子的父亲，就因为他倒霉落魄却又衣帽整洁，“整个巷子对他都不满意”，因而找茬子强迫他道歉。这可能吗？武斗已经过了十二三年了呀，难道武斗时期，胡文青一个人是一派，举人巷其余人都是对立派？否则，何以“都对他不满”？这种漫画式夸张描述只是为了某种观念的需要，或者证明图解某种观念，压根不顾生活事实。观念需要表现胡文青卓尔不群，表现庸众的无聊乏味，于是，胡文青的对立面就是一帮子庸众组成，乏味、无聊、好起哄。观念需要怎么着作者就怎么创造“文学”，完全无视生活本身的逻辑与真实。
我们都知道，街巷是一个很复杂的市井社会区域，那里面的居民来自不同单位、不同阶层、不同职业，有着不同的文化修养和利益诉求，文革武斗时，会有很多派系，胡文青居住在那里，也一定有自己的同道人，怎么可能“都对他不满”而逼他道歉？这些衣食百姓真的是吃饱了没事干的疯子？如果说，这个时候有个什么运动，或者有个什么具体的大事件，把他们煽惑起来，那也许有可能，可1980年并没有运动呀，举人巷也没有什么具体的大事件呀。要说有，那也是知青返城，或者平反某个冤假错案，跟胡文青没有直接关联，怎么会“都对他不满”？
再说了，武斗是因为派性，政治原因，而非个人之间的私人恩怨，一般不会记死仇，很容易随着事件的结束和时间的推移而淡漠。要记也是个别相关人，不可能是集体无意识，都去纠缠胡文青。就武斗而言，伤害已经发生，无可挽回，罪大恶极者已经受到惩罚，对死伤者也算一种告慰，活着的还要继续活下去，淡漠遗忘是最好的选择。民间很现实啊，面对无可更改的不幸，除了淡漠遗忘，还能怎样呢？如果还其它更好的办法，早采用了。不要把民间底层都想象得那么弱智，那么无聊，不，他们很现实，甚至很智慧，他们比高高在上的作家精英更懂得人情世故，知道该怎么活下去，哪些事情不必较真。如果胡文青根本就和他们没有直接的伤创，用他们的话来，连间接都算不上，是不会纠缠胡文青道歉的。再说了，武斗时胡文青还是个毛头小伙子，二十岁都不到，二十岁就退出了政治舞台，二十岁就走背运，失魂落魄，事情已经过了十二三年，民众，即便是庸众，真的会在乎这样一个走背运的 小人物的道歉吗？那与他们有什么实质性意义？
魏微在思想层面有自己的思考与见地，但对于民间的人情世故还缺乏洞察。从小说里可以看出，作者对民间的想象与认知还停留在概念里，停留在杂取众多民间小人物缺点毛病的论文集子里，民间丰富多彩的充满生机与智慧的人情世故，作者是陌生的，受阅历与认知的局限，作者也不可能感受民间的另一种可能。
另外，魏微用短篇小说来写人物传记，又是这样一个错综复杂时间跨度超长的宏大题材，本身就犯了忌讳。短篇一般只适合写一段生活场面，不宜表现数十年跌宕起伏的人物命运。非要写，也只能是如此这般的蜻蜓点水，浮光掠影。
写到这里，忽然就有些明白中国当下文学何以被边缘。
2013年8月16日星期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