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艺术对现实是否该担责任？这问题由来已久，对莫言获奖，这一分歧致使整个学界及舆论界炸开了锅，各家言论大相庭径。
文艺对现实负责，并非其本身定义下必然使命，如果它必须负责，其责任也纯然一个自然、自由的抉择，而非隶属于任何与它无关的理念。文艺创造仅仅是内心心灵世界真实再现，它可以拥有现实的影子，也可以没有，或者仅仅是现实极模糊或远距离把握。文艺并不承担批判、责备或赞美的使命，一句话：文艺无立场。比如荷马史诗，你能理出它的是非善恶么？还有莎士比亚剧作、泰戈尔诗以及许多流传千古的作品都是如此，历史文学作品更如此，比如《圣经》旧约、新约，中国的《史记》、《汉书》等。
有人会立即反驳：《圣经》不正是传道的吗？不错，可同一部经书，历史上却扮过完全不同的角色，同一种信仰却生出完全不同的世界观。无怪费尔巴哈会说：《圣经》只有一部，只是人们给予了不同的解释。
一件文学艺术作品对读者的作用和产生该作品的动机全然不是一回事，同一作品对不同的人产生不同作用，这是人理解力差异造成的。正因如此，伟大的作品往往也是最富争议的。对于文学艺术作品产生迥然相异的社会效果，这不是作者能决定，也不是他可以负责的。作者关心的就是创造一种形式，把自己内心世界表现出来。与现实接近的作品似乎更易被人接受，作者有意或下意识取悦读者，这并非文学艺术创作原则，也非作品优劣判断的标准。作品符合现实的逻辑，它是被创造的新现实，人们可以通过这一新现实更深刻地把握自己面对的世界，产生深刻思想，这些都与文学艺术职能无关。文学艺术可以充当布道工具，那仅仅是工具而已，作为工具和它本身不是一回事。
枪可以射杀人和动物，也可以被展示和观赏，它本身产生的目的是前者而非后者。文艺作品刚好相反，目的是被展示和观赏，它产生射杀人和动物效果，那不是作品创造的初衷。然而被观念燃烧的激情也可以为后一目的，促使作者创造伟大的作品，许多文艺巨匠都是由此被社会接受的。伟大作品对现实的作用促使更多人把结果视为目的，于是文艺评价功利化蔓延在文化活动的诸多方面。
撇开功利性考虑，文艺审美及评价是否真有一个客观标准？这问题涉及到一个精神现象的讨论，它不仅仅局限于文艺创造和欣赏，它涵盖了人的所有文化创造活动。如果的确有一条客观标准，它以什么来衡量？用什么标定等级？抑或根本就是纯主观的，因人而异，恰似万物表象在人眼中的幻影，并无自性。我们先从音乐美入手，因为所有文化现象中，音乐相比其他表现形式距离现实最远，离心灵世界最近。书法及抽象艺术也有类似特点，只是它们属于视觉范畴，音乐通感在视觉体验中可以找到对应的关系，在文学中也同样，但所有表现形式相比，音乐不确定要素更多，音乐更具备文艺本质特性。
奥国音乐美学家汉斯立克认为，音乐美纯粹为形式结构美的体验，与人情感及任何其他精神活动无关，它就是它本身，用不着依附在与形式无关的要素之上。人对某音乐美的体验过程中产生的所有情感和想象，与音乐本身及创造者无关，那仅仅是人对音乐美一相情愿的病态反应。事实正如我们大多数人所经验的，鉴赏者的体验与作者本人的创造很多时候往往南辕北辙。
问题出在哪呢？难道创造者就这么眼睁睁地面对一群自以为是的观众，把自己的作品曲解至忍无可忍的荒唐地步。一部作品经创作、演奏到鉴赏三个创造过程，从起点到终点，最后面目全非，到底成功还是失败不能不令人深思。我认为弄清这问题，最首要一点要弄清人本身是什么，人对“我”的自觉意识到底多大程度的领悟，你创作、演奏和鉴赏到底有多少是自觉及不自觉的。也就是说，一个作品创造并非完全自觉的精神活动（此处创造包括创作、演奏和鉴赏），人人都痴狂，幕后却有股无形的力量在支配，人人都各有所得，忘乎所以，皆大欢喜。其实真实的主不是人本身，而是幕后！谁看的清呢？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由此，我们就理解了帕格尼尼会在梦中产生《魔鬼的颤音》，及音乐创作中诸多匪夷所思的现象。作品诞生了，它多大程度属于作者、演奏家和鉴赏者？的确，我们都不清楚。无怪乎德国那个提出“绝对精神”的哲学家把音乐创作、演奏和鉴赏活动当成与上帝最接近的心灵活动！
当然，汉斯立克所执观点也稍偏激了些，音乐创作、演奏和鉴赏也并非像他论断那样，完全与人情感活动无关，人类比较相近的心理反应在音乐中可以得到体现，音乐美的同一性，这是大多数人对音乐美认识基础。因为人情感活动、大自然及变幻无穷的大千世界都有与音乐可比拟的调式、节奏、节拍、力度、音色，但音乐美与具象艺术的表现还是有相当距离，非具象越多，个体体验不确定性和差异性越大。汉斯立克在这里给我们一个警示：太多相对性，以致不能过于依赖情感及精神元素理解音乐美，音乐美还有直接与心灵对话的形式结构对称关系体验。由音乐推论别的艺术表现形式，都有这些情况，文学也一样，我用“境”描述这一特性。
我相信一人的修为和感悟越深，越能自觉地把握及超越于现象，他的心灵将越能接近于本体。我把这称为“境”，而非“镜”，同音不同义。“境”的高低，在创作、演奏和鉴赏中就有力的强弱，触及灵魂的深度。由“看山是山，看水是水”到“看山不是山，看水不是水”，最后又“看山是山，看水是水”，一个质飞跃发生了。所以，面对一音乐及文化作品，由“境”生境，而非由“境”生镜，好的、力度强的带给悟性深的人就是一种解放，那怕创作者本人并未意识到这点。一个作品从诞生的那一刻起，就再不属于它的创作者了，这就是真理！
由此而言，我们就理解文艺是否对现实负责并不是不可绕过的问题，即便负责，很多时候都是不自觉的。一个文艺杰作产生，往往与作者不自觉的意识活动相关，任何外在因素的作用都只是相对的。促成作者不自觉的意识活动更为有利的条件，当然是自由的环境。禁锢的围墙里也会长出鲜花，但在空气流通水土纯净的地方会更多，更茂盛。我们不能有了鲜花，夸口围墙禁锢的功劳，我们也不能由一个作品是否获奖判断其水准高低。作品或作家获奖仅仅相对某一时期评委鉴赏力水准表现，而这水准也不能代表这一时期人类文化最高成就。什么才最高？这问题只能留给上帝。
莫言与《百年孤独》作者加西亚•马尔克斯相比，同样魔幻现实主义，后者给人更多震撼，更多对现实的思考。没错，莫言作品可能没有这些深刻的思想价值，没有那种刻骨铭心的悲凉，仅仅一幅幅黄土气息浓厚的图画，一群在尘埃里打滚的肉躯，除了五情六欲，没有更高境界，除了生存还是生存，难道这挤不出思想的混沌不正是一种生存状况的真实写照吗？正如我们已经讨论的那样，莫言自己也可能没有意识到这点，他的作品不自觉地折射出现实的真实。没有思考本身就是一种思考，更重要的是莫言带来的是一种独特的风格。
中国大众精神生活普遍匮乏，尤其目前物质利益至上成了举国共识，一个本来极功利的民族变得更加功利。评价任何与精神相关的作品及活动，人们很难丢下现实功利的尺度，尤其拥有“文以载道”悠久文化传统下，大多数人只能停在“看见裸体，就想到性交”的水准。人所有活动非得指向一个确定无疑的现实目标，才能被接受，与现实无关或超越现实的动机往往被曲解。审美就是这么一种活动，大多数人一般很难理解，你说爬山远足是审美活动，很少人会认同。提起爬山远足，他们会很认真地告诉你，那是一项与身心有益的健康活动，他们绝对不会说这可以与实际生存毫无关联的活动。其他还有收藏、钓鱼、饮酒等等诸多活动，一旦没有实用意义，都会遭致相同命运。
这样一个想象力极度贫瘠的土壤中能长出一朵鲜花，并抓住了诺贝尔评委（毕竟目前为止，他们的评价被普遍认可）的目光，着实是一件奇迹。
2012.10.23 福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