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贺雪峰教授发表"评'增人不增地、减人不减地'"（见《中国乡村发现》2012-05-15），认为："（贵州省）湄潭试验存在着严重问题，择要讲就是，'增人不增地、减人不减地'的土地政策，既不公平，又无效率，农民也不满意，而学界和政策部门似乎对湄潭试验所暴露出来的问题有意视而不见。" 文末，贺教授高声发问："现在的问题只是，即使湄潭经过24年'增人不增地、减人不减地'试验已经证明，这种土地制度安排既不公平，又无效率，且未来还会危及中国现代化的稳定的根基，我们为何还要坚持？我们为什么不反思这种看起来站在农民立场上讲话（给农民更大土地权利，赋予农民更加充分而有保障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却不受农民欢迎的制度？"

我完全尊重、完全赞同贺雪峰教授发表自己的理论观点与政策主张。但是我还以为，任何理论观点与政策主张的论据都必须符合实际，都要符合逻辑推导，都要能够站得住脚。然而遗憾的是，贺雪峰教授有关"增人不增地、减人不减地"的观点和政策主张的论据，却是站不住脚的。

一、数据分析时把少数当多数、把个别当整体，是贺雪峰教授常用的手法

贺雪峰教授反对"增人不增地、减人不减地"的土地政策的证据，是"农民也不满意"；"无地人口大幅度增加并且还在增加中，无地农民进城就业但无法落地，随着年龄增长，这些无地人口今后怎么办，还没有一个好的办法。"在此，贺雪峰教授犯了把少数当多数、把个别当整体的错误。也就是说，贺雪峰教授少部分无地农民对"增人不增地、减人不减地"的土地政策的不满意，当成了全体农民的不满意。当然，人们在分析问题时，也不能忽视、轻视个别人、少数人的意见，有时个别人、少数人的意见也可能影响大局。但是，我们决不能把个别人、少数人的意见误当成多数人、乃至全体人的意见，而且在叙述个别人、少数人的意见时还应该如实指明这是个别人、少数人的意见，以免读者误解成是多数人乃至全体人的意见。

我完全理解贺雪峰教授关心农村中无地农民希望和要求调进土地的愿望，认为这些无地农民人口也不是一个小数目。问题在于，农村那些无地人口到底有多少？到底占多大比例呢？到底是大多数还是一部分？或者说，无地农民要求调整土地占的比例大，或是有地农民不要求调整土地占的比例大？如果说，无地农民要求调整土地占的比例大，就可以同意贺雪峰加收的判断；如果说，无地农民要求调整土地占的比例不大，而有地农民不要求调整土地占的比例大，就不能同意贺雪峰教授的判断。

我们在云南省农村调查时发现，大约占20%左右的农民系农村土地第一轮承包后出生的，俗称80后、90后，属于无地农民，他们中的大部分人要求调整土地；而另80%左右的农民都经历过第一轮土地承包，属于有土地者，他们中的绝大部分不要求调整土地。全国的比例和云南省差不多。这一比例，也在贺雪峰教授2009年元月带领6个博士研究生到贵州湄潭县和邻近湄潭的绥阳县调查结果，得到了证实。博士生刘燕舞调查绥阳县鸣村后撰写了《要反思湄潭土地试验经验--基于贵州鸣村的个案研究》（发表于"三农中国2009-07-02 23:41:15）。鸣村位于贵州省遵义市绥阳县南部与湄潭县相邻，社情应该和湄潭基本相似。刘文以2006年的统计数据为例，鸣村现有人口2572人，其中承包人口1985人。鸣村现有耕地面积（计税面积）1653.8亩，其中，水田900亩，旱地（土）753.8亩，实际耕地面积近2000亩，按承包人口计算，实际人均耕地面积约1亩。经过30年的"增人不增地，减人不减地"，到2006年，该村失地农民比例已占22.8%。下面是刘文中的原统计表。

刘文指出，上表中的失地农民就是没有土地的农民，准确地说是没有通过调整土地而分得土地的人。"从年龄结构上来说，这五分之一的人口基本均为没有赶上分田到户的1980年以后出生的人。"

上表中22.8%的1980年以后出生的没有土地的人，乃至全国各地农村中没有土地的人，究竟是怎样生存的呢？据我们在云南省的调查，这些没有土地的人，确实是农村中相对于有土地的农民处于生活最底层，属于贫困人群，是需要政府和社会各界帮扶的对象，特别是我们的社会保障机制应该尽快建立并完善起来，把他们纳入保障体系中来，而且不容再以任何借口拖延。

令我感动的是，各地农村中那些因"增人不增地，减人不减地"政策没有调整到土地的人，也还是顽强地生存了下来，而没有被饿死。据凤凰资讯2008年2月27日转《炎黄春秋》文章披露，贵州省湄潭县农村经过1958年大跃进、大炼钢铁、大兵团作战、大办食堂等的反复折腾，早已民力疲惫，财力、物力空虚，几乎山穷水尽了。许多生产队除集体饲养的几头耕牛外，其它六畜濒临绝迹，森林严重被毁，广大农民的吃饭问题面临绝境。从1959年11月到1960年4月初，历时5个月之久，湄潭县共饿死12.451万人。死亡人数占全县总人口的20%强，占农业人口的22%。事件中，全县死亡绝户达2938户，遗下的孤儿寡崽4737人，外出逃生的农民4737人。最为惨绝、目不忍睹的是出现了人吃人的事件。这场祸及全县农村的大灾难，史所罕见，骇人听闻。

经过改革开放，由于政策好，农村中那些没有调整到土地的无地农民，也都生存了下来。他们的主要生存措施有以下几种：一是他们的祖父母、父或母有地，虽然少，但都普遍做到了精耕细作，粮食单产很高，一家人匀着吃吧!二是若家庭粮食实在不够吃，就买粮吃；三是若家庭劳力多，在村里可以租土地多、耕种不过来的人家的地，当然要向人家缴租金；四是如是从外边嫁过来的女及其所生子女没有土地，也可以到娘家耕种属于她自己那份土地，但这种情况少见；五是若家庭有余钱，可以通过土地林地流转（转包、转让、租赁等）而获得土地林地经营权；六是"无奈"或"被逼"为别人打工，或进城打工，有的因此而成为了半城里人，特别是那些新生代农民工有相当大的比例不愿回乡做农民。

上面叙述扯得有点远，还是回到题目。贺雪峰教授在此犯了一个把20%无地的少数农民对增人不增地，减人不减地"政策"不满意"、要求调整土地，当成了全部农民都"不满意"、都要求调整土地，把个别问题当成了普遍问题，进而完全否定了"增人不增地，减人不减地"政策。

二、将有地农民的地调整给无地农民，对于有地农民来说也是一种不公平

"增人不增地、减人不减地"的政策对于少地农户来说的不公平，是贺雪峰教授的一个最重要的论据。在此，贺雪峰教授不明白的是，将有地农民的地调整给无地农民，对于有地农民来说也是一种不公平。

大家知道，公平是相对的，世界上没有绝对的公平。我国农村自1980年代初期实行以家庭为单位的承包经营制度，当时的土地分配是按照当时本村实有人口平均分配的，大家公认是公平的，因而进展得非常神速，非常平稳，受到了除"极左"派和个别保守官员外的几乎所有人的一致欢迎与拥护，农民们更是有第二次土地改革和第二次解放的喜悦。许多地方在分地到户时也考虑到了此后人口的增减问题，例如有的地方留有机动地就是应对措施。但是后来农民们发现这样一个较为普遍的现实，那就是机动地以及随意调整土地，成为了农村基层干部以权谋私的借口、机会和平台，各地都出现了村干部凭借权力为自家、为亲朋好友多分地、分好地、分近地的现象。对此，老百姓的应对，就是一次性、最多二次或三次性的把全村的地全部分光、彻底分光，因而也就杜绝了基层干部们的以权谋私。因此，"增人不增地、减人不减地"的政策，对于大多数农民来说，对于杜绝干部们以权谋私来说，则是天大的公平！

在农村农民们看来，"增人不增地、减人不减地"的政策对因人口增加而导致土地减少的农户来说当然是不公平的，但是这种不公平相对于大多数农民来说的大公平，相对于杜绝干部们以权谋私的大公平来说，这毕竟是小的不公平！

三、经常调整土地违背了有恒产者有恒心的真理

按照贺雪峰教授的逻辑，人口增加没有土地就需要调整，那么由于人口增减是一个动态的变量，也就预示着要不断地调整土地。而在永无休止地、频繁地土地调整中，也就宣告了土地不能是、不可以是恒产。而在土地不是恒产的情况下，农民们对土地的热爱、精心管理、拼命保卫的恒心，也就荡然无存。

有恒产者有恒心，这是人们所熟知的一条真理，是现代法制社会的支柱之一。语出《孟子·滕文公上》"民之为道也，有恒产者有恒心，无恒产者无恒心。苟无恒心，放辟邪侈，无不为已。" 意思是说：对于普通百姓而言，有家产的人才能安定守本分；而无恒产的人则难安于本分，于是做事无所顾忌，无所不为，不讲诚信乱来，行事邪罔。引申出来的意思是，必须让百姓拥有合理的财产与收入，才能使社会变得稳定和谐。孟子这个重要的治国思想，即作为统治者必须让百姓拥有稳定的财产和收入，这样百姓才会有稳定不变的思想，从而社会才能稳定，国家才能富强。再进一步的引申，农民必须有一定的土地和固定资产 （通常是指房产之类的不动产），才能获得温饱，有温饱而衣食无虑，养得起父母妻儿，荒灾之年才不至于饿死，才不至于闹得官逼民反，挺而走险。

如果政策规定可以随时或者每过几年就可以调整一次土地，把那些因人口减少而土地相应增多的农户的土地调整出来，分给那些因人口增多而土地相应减少的农户，这样一来，确保农村土地承包关系保持稳定并长久不变的根基便动摇了，农民随时想着土地调整，也就不会安心，也就人心惶惶，农村的长治久安也就成为了空话。

四、不能对农村以家庭承包经营为单位、"增人不增地、减人不减地"政策发挥着的高效率视而不见

贺雪峰教授的立论的另一个论据，是"增人不增地、减人不减地"的政策"无效率"。他说："湄潭试验的结果表明，'增人不增地、减人不减地'既不公平，又无效率，且几乎没有达到任何试验目标，这样的试验当然是已经失败了。这个意义上讲，通过湄潭试验，我们要深刻反思，并以此来慎重考虑'长久不变'的农村土地制度。"在此，贺雪峰教授犯了对农村以家庭承包经营为单位、"增人不增地、减人不减地"政策发挥着的高效率视而不见的低级错误。

其实，我国农村以家庭为单位承包经营、"增人不增地、减人不减地"的基本经营制度，已经发挥出很高的效率，在此的衡量标准，就是保障了以粮食为标志的农产品供应。据新华社报道，2011年全国粮食实现了半个世纪以来首次"八连增"，粮食总产超过11000亿斤，单产和总产将再创历史新高，创造了新的历史纪录，达到2020年粮食产能规划水平。2004--2011年粮食连续8年增产，产量累计增加了14051万吨，其中，粮食单位面积产量提高和粮食播种面积增加对总产量增长的贡献，分别为62.3%和37.7%。

大家公认，我国粮食连年增产的因素中，科技支撑、政策保障都是最重要的因素。国家出台的扶持粮食生产的政策措施，频率之密、针对性之强、含金量之高超过以往。2011年种粮直补、良种补贴、农资综合补贴和农机具购置补贴等"四补贴"总规模达1406亿元，比去年增加了180亿元。其中，以家庭为单位承包经营、"增人不增地、减人不减地"的基本经营制度，确实发挥着稳定农民之心的重大作用。

农村以家庭为单位承包经营、"增人不增地、减人不减地"的基本经营制度的支撑作用，在贵州省湄潭县也充分地表现出来。据遵义市统计年鉴公布，湄潭县农业总产值从2005年的52136万元，提高到2010年的89329万元，年均增长34.27%；农民人均总收入从2005年的6359元，提高到2010年的元，年均增长%。农民人均纯收入2008年达到4153元，比1987年的300元左右增加10多倍。这些统计数字，有力地说明了农村以家庭为单位承包经营、"增人不增地、减人不减地"的基本经营制度的该效率。

表2清楚的表明，贵州省湄潭县自2002年到2010年，由于稳定农村土地政策，农民吃了定心丸，农作物播种面积稳定在71000--74000公顷，没有大涨大落。粮食作物播种面积则是逐年略有增加，从46243公顷增加到2010年的47658公顷，仅有2008年略比2007年减少995公顷，减少幅度不大。粮食总产量逐年增长，从2002年的199607吨，增加到2010年的266747吨，仅有2006年比上年减少26282吨。

就一个农业县的宏观层面看，湄潭县由于农作物和粮食作物播种面积的稳定，粮食产量的稳定并逐年增加，就能够保障全县粮食和农产品的有效供应，保障不会缺粮，不会饿死人。这一成绩的取得因素，当然是多方面的，稳定的农村政策功不可没。这就反证了贺雪峰教授关于农村政策没有效率的的立论论据是站不着脚的。

五、"增人不增地，减人不减地"并不影响土地规模经营

贺雪峰教授的立论的另一个论据，是"增人不增地，减人不减地"影响了土地规模经营。他说："土地没有成规模流转，小农经营格局没有改变，规模经营及农民对农业的投入没有增加。甚至粮食产量也没有提高，农业产业结构调整未见效应。"在此，贺雪峰教授并没有提出具体证据来证明他的论点。

在此，我们用湄潭县茶叶规模经营的事实，从反面证明贺雪峰教授论点是站不住脚的。

据贵州日报报道，2006年，湄潭县茶园总面积仅10万亩，茶农2.2万户9万人，茶叶无性系良种占61.4%，有机茶园0.4万亩。到2011年底，全县茶园总面积突破35万亩（至2012年3月已达36.5万亩），茶叶无性系良种占96%，茶农6.4万户27万人，有机茶园3.8万亩。人均1亩以上茶园的乡镇5个，人均1亩以上茶园的村51个，目前已形成300里环状生态茶叶长廊，其中流河渡、随阳山、核桃坝、金花、龙凤、接官坪、云贵山等70余个基地建设已实现规模化。2011年茶叶总产量1.44万吨，产值11.6亿元，茶业综合收入16.4亿元。

可喜的是，湄潭茶叶生产企业实现集群化。2006年，湄潭县仅有23家茶业企业（其中只有1家市级龙头企业）和100余个加工大户，主要以绿茶加工为主，加工厂房1.5万套，加工机具800台（套），固定资产3000万元，加工能力2200吨，从业人员1800人，茶叶产量3260吨，产值1.24亿元。到2011年，全县共有加工企业及个体工商户331家，其中国家级龙头企业4家，省级龙头企业5家，20多家规模企业实现了清洁化生产，从业人员5000人。通过QS认证的企业50个，通过ISO认证的企业22个，通过HASSP认证的企业20个，通过有机茶认证的企业和专业合作社13个，规模以上茶叶企业24家。兰馨公司、栗香公司、盛兴公司进入全国茶叶行业百强企业，以茶叶加工为主的绿色食品工业园区拓展到18平方公里，目前已发展成省级工业园区。

近几年来，湄潭县茶叶已开始走向品牌化、高端化，名气越来越大。现在已形成了名优绿茶类（湄潭翠芽、贵州针、毛峰茶、毛尖茶），大宗绿茶类（炒青、烘青、晒青、出口眉茶），名优红茶类（遵义红）、黑茶，茶叶精深加工类（茶多酚以及茶叶籽油等系列产品）。据2011年中国茶叶区域公用品牌价值榜，"湄潭翠芽"品牌评估价值9.03亿元。 福鼎大白茶明前独芽精制的湄潭翠芽，2010年还是1200元1公斤的批发价1900元1公斤的市场售价，2011年分别涨到2560元、3760元1公斤，农民卖出的福鼎等小叶茶种茶青，均价在180元1公斤，大叶茶种类均价也达80元1公斤，各类茶涨幅都很大。

六、村级公益事业"一事一议"财政奖补工作，解决了一家一户"不好办和办不好"的事情。

贺雪峰教授认为：实行"增人不增地、减人不减地"政策，"一旦涉及公共事业和共同生产事务，这些有着承包地的进城农户又毫无兴趣和毫不关心，甚至找不到人。在一个村庄，有几户反对集体共同生产事务的农户，公共决策就无法作出及实施，而现在，不是几户而是有了相当比例拥有土地承包权但已移出村庄进了城的村民，这些村民不关心农业生产，不关心共同生产事务，也就不关心解决一家一户"不好办和办不好"的事情。而仍然在村庄耕种土地的农户，则一定是强烈地感受到了这种农业生产上的不便，农村公共品供给上的不便。"

实际情况恰好与贺雪峰教授的看法相反。据贵州日报报道，湄潭县开展村级公益事业"一事一议"财政奖补试点工作，从目前实施情况上看，解决了一家一户"不好办和办不好"的事情，效果非常明显。一是根本性改变村级公益事业建设落后的面貌，城乡差距明显缩小；二是农村公共服务能力明显提高，基层民主政治制度建设、村支"两委"战斗力明显增强。例如，近年来，湄潭县牢固树立"交通引领经济"的理念，严格按照"围绕产业修公路，修好公路兴产业"的总体思路，先后投入资金近3.8亿元，建设改造公路近160条、1400多公里，不仅实现了村村通公路，而且100%的镇（乡）和75%的村通了油（砼）路，建成了"二横二纵二连线"的县域公路局域网，形成了1.5小时经济圈的交通大环线。同时，重点实施了以农田水利设施建设为重点的高新农业示范园区、病险水库除险加固、水毁复垦、河道治理等一大批农业基础设施建设工程，极大地改善了广大人民群众的生产生活条件。

湄潭县鱼泉镇仙谷村农民王从福说，1984年的土地调整，让农民的心慌了起来，生怕划给自己的地又给打脱了。土地承包期明确延长50年后，村民的积极性一下子就上来了，村里建提灌站，群众一下子就集资1.4万元。解决了田地的用水，粮食大幅增产，农民吃饱饭没得问题了。

有的学者对集体化时期可以有效动员农民大搞农村公益事业而津津乐道。其实，集体化时期可以有效动员农民大搞农村公益事业，一是无偿的，不值得称颂；二是那时搞的农村公益事业，如有的水利工程，不尊重科学，边设计边施工，多数质量很低，完工时也就成了病害工程，不能发挥效益；三是人们可以按照这种论点的逻辑反问：假定集体化时期可以有效动员农民大搞农村公益事业，那么集体化几十年应该把农村公益事业大搞的差不多了吧？例如交通应该实现了村村通了吧？实际上那时年年大搞并没有搞多少，这就是为什么至今还需要开展村级公益事业"一事一议"财政奖补工作的真实原因。

下面这张图是从金黔在线下载。从这幅图可以看出以下几点：一是湄潭县农民正在修公路，有男有女，干得正欢，从而戳破了贺雪峰关于农村土地稳定政策不利于公共事业实施的观点；二是这条公路看来是新扩展的公路，这从路上新土、边上既有新挖山体、也有左边上山体长的草为证；三是图中干活的似中年女的多，这与年青人大都出外打工相一致。

在我国农村发展研究学界，贺雪峰教授是我尊敬的学者之一。我敬佩他经常深入农村基层调查，常常发现别人没有观察到的现象，提出与别人不同的观点，而且文章多产。但是，我读了他的文章又觉得他的不少论点都难以站得住，想来想去，原因在于研究方法和写作有点不规范。我常想，贺雪峰教授如果能够改进研究方法，注意写作规范，那么他一定能够成为中国农村研究的大家。

参考文献

1. 董峻、王立彬、刘羊旸，粮食丰收天下安--"八连增"助力中国经济，新华网2012-05-21 09:31:38

2. 杨游明，湄潭经验：以"六化"建设做大茶产业，贵州茶叶新闻网2012-05-26 12:53:53

3. 粮食"八连增"背后有隐忧，农网资讯2012-5-20 8:49:31

4. 李魁寿、陈富强，湄潭县"一事一议"财政奖补试点工作见闻，金黔在线/贵州日报2012-05-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