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翰笙是我国第一代革命家，学术界的宗师，在经济学、历史学、社会学和国际政治学等多种学术领域均有重大建树，被誉为中国“当代经济学家之父”、“马克思主义农村经济学先驱”。他1920年代领导的农村调查，为正确认识中国社会性质、确定党的革命路线提供了论证，其卓越贡献已写入中共党史第二卷。

2004年1月25日，时任总理温家宝前往协和医院，向适逢生日的陈翰笙祝贺108岁寿辰，称赞他作为中国经济学的开拓者，号召学界认真学习和总结其治学精神，传承其理论精神。随之，北京学界形成研究陈翰笙热，比较活跃的有中国太平洋协会，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所、世界史研究所、近代史研究所、中国国际文化书院，北京大学陈翰笙世界政治经济研究中心、苏州大学陈翰笙研究中心等。

陈翰笙与其助手1940年初进行的云南西双版纳傣族农村调查研究，丰富了对中国社会性质问题的认识，也为“亚细亚生产方式”论争提供了实证性材料。虽然史学界尚未进行系统资料收集整理与深入研究，但就目前零散的资料来看，其调查具有一个老共产党员的大无畏献身革命事业、科学调查求实、认真细致负责等崇高精神，值得当代人弘扬。

一、西双版纳农村调查历经艰辛

1940年3月，陈翰笙在中国共产党的指示下回到香港主编英文半月刊《远东通讯》，协助宋庆龄等创办工业合作国际委员会，并在其中担任执行秘书。在此期间陈瀚笙排除万难，历经艰辛，抽空到祖国西南边陲西双版纳进行的农村社会调查。

4月初，他从香港乘船到越南海防，经滇越铁路由河内到昆明，与从重庆乘长途汽车经过遵义、贵阳先期到达的助手陈洪进（时在重庆中山文化教育馆工作）和刘述舟（新华日报记者）会合。经过打听了解到从昆明到西双版纳选择直线距离较短的是经思茅路线，但当时并没有建设通往西双版纳的公路，即使选择这条道路也只能以马代步，考虑到当时沿途土匪活动猖獗的危险以及耗费时间过长，（1926年，云南著名学者江应粱因妻在昆明病故自景洪急返昆明，骑马跑了21天）唯一的走法便是取道滇缅公路，经过缅甸到景洪，于是一行三人沿滇缅公路西行，经过下关、保山、龙陵、芒市，在畹町出国界进入缅甸，直到滇缅公路的终点腊戍。在那里雇了私人汽车到莱林，再雇汽车经过屯枝到景栋。在景栋同回民商队一起，骑马经过打洛到达西双版纳的中心景洪。调查结束后，三人从原路回到腊戍，陈翰笙到曼德勒乘火车去仰光，由仰光回香港。陈洪进在昆明一个夏季收集有关西双版纳的历史文献资料后去甘孜藏区调查。刘述舟回重庆。

陈翰笙一行一到景洪，很快请了傣语译员和一位临时炊事员，连夜把调查表拟好印好，立即进行调查。前后做了66个村的概况调查和6个村168户的挨户调查，以及一些必要的访问座谈。

陈翰笙当时调查的农村都是国民党统治区，而他是中共地下党员，绝不能暴露身份。他以国民党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所的名义，如广东调查还得到宋庆龄的支持，才得以进行。西双版纳的调查，除持有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所的介绍信，还带有重庆中山文化教育馆的介绍信，

至于调查研究经费，那时我们党经费非常困难，绝对不可能资助，于是他从国际社会筹集。西双版纳农村调查就是从纽约国际太平洋协会申请来的一个课题，资助经费有1000美元（当时一美元可以买170斤大米）。这笔经费成为他们进行西双版纳农村社会调查的主要经费。

至于调查资料的开发研究，由于种种原因，至1948年陈翰笙才在美国用英文写出，次年得以油印出版。时隔30多年后1984年，才请中国社会科学院图书馆的陈书梅把英文本译成中文，再请中央民族学院民族研究所的祁庆富根据英文原著和中文译稿进行校订，并写了长篇引言，加上助手陈洪进写的序，一并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但这个版本是节选本。

二、运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原理作指导，最早发现版纳处于封建领主制社会

（一）最早发现版纳处于封建领主制社会

中国共产党成立初期，关于中国社会性质问题，党内外、甚至共产国际内曾出现争议，有种意见是中国已进入资本主义社会。再说，那时中国国内仁人志士以及国民党内部开明派等曾出现上千项农村调查与乡村建设实践，大都是从生产力方面着手，得出了农民文化程度低、小农不规模经营、农业技术落后等，这些发现不能说是错的，但是都没有抓着当时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在这样背景下，我党内以毛泽东为代表的革命者站在劳动人民的立场，在农村调查中着重进行政治学分析，支持农民运动；作为地下党员的陈翰笙领导的农村调查主要是经济学分析。陈翰笙经李大钊介绍加入中共后，曾熟读《资本论》，深知西方主流经济学是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典型事实和发展经验的系统性总结，以该类国家的产业、技术、制度等作为理论前提，其基本假设往往是基于西方世界典型事实的一般化，与中国国情、基本制度、发展阶段存在本质差异，因此他始终坚持注重中国的国情特点，不拘泥于西方现有理论结论，不用现有理论观点裁剪中国现实。他在组织进行无锡、保定、广东、烟区和东北的调查农村调查时，自觉运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作指导，调查得出了中国社会应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国革命的任务是反帝反封建。这一结论为中共正确的土地革命路线、方针政策提供了科学依据。对于厘清当时国人的思想脉络，保障中国革命的最终胜利起到了重要作用。陈翰笙的这一卓越工作，已写入中共产党历史。

胡绳主编的《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中共党史出版社1991年）和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著的《中国共产党的九十年》（中国党史出版社、党建读物出版社2016年），都写到陈翰笙组织的农村调查，高度评价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会创办的《中国农村》月刊“刊登大量调查报告和论文，论证改革封建土地制度的必要性，对党所领导的土地革命起了配合作用”（《九十年》第150页）。正如原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常务副主任龚育之所说：陈翰笙是“载入了党的史册”的人物。

另据有的专家评论，陈翰笙等农村调查的贡献，甚至主要不在于论证了中国社会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性质，而在于提供了体现着“性质”而又不能完全还原于“性质”的实际类型，以此为构想改造中国社会生产关系的实践道路，提供了依据和参照。

作为中国农村调查的继续，1940年初陈翰笙与助手一起作的西双版纳土地制度调查，得出了西双版纳傣族处于封建领主制的结论。封建主义的行政机构和农村公社并存，农村公社在瓦解但没有消亡，封建主义在增长但还没有成熟，资本主义开始渗透但极其微弱。他认为，当时傣族主要统治者车里宣慰使，当地人称为召片领，意即“土地之王”，他手下官员分5个等级，都是世袭的，俸禄由老百姓贡赋或代耕田支付。“完全是个封建模式”。他的结论第一次回答了处于祖国西南边疆少数地区傣族社会的封建领主性质，是当时所有调查当地土地制度的最翔尽、最科学的结论。他的著作1949年在纽约出版后，随之在国际上产生了重大影响。

在陈翰笙1940年的西双版纳调查5年后的1947年8月至1948年4月，民族学家江应梁利用被推荐到车里当县长之际，深入到傣族村寨进行民族学调查，也发现了当地的封建领主制度。

1950年代初，民族学家马曜从招待原西双版纳宣慰使司署召片领政府议事庭长召存信的过程中，初步了解到过去西双版纳的一些政治、经济情况。1954年秋，为了制定傣族地区的民主改革方针政策，马曜率领云南省委边疆工作委员会、省委宣传部、思茅地委、西双版纳工委组成调查队70多人，到西双版纳傣族地区进行了历时8个月的社会历史调查，确定西双版纳社会是建立在农村公社基础上的封建领主制，并且协助思茅地委制定《和平协商土地改革方案》，经省委报中央批准实行。

陈翰笙通过调查研究西双版纳土地制度，与江应梁、马曜等用民族学方法的调查结论相一致，并分别从不同角度印证了西双版纳封建领主制存在的真实性，特别是发现当时那种土地制度的相对稳定性，以及领主们在底层群众的威信，从而为我们军队在解放云南后，采取和平协商的方式进行土改，废除封建领主制度的决策，奠定了理论基础和提供了政策依据。

（二）揭示解放前西双版纳亚细亚生产方式的稳定性，即不能发展出封建地主以及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

陈翰笙的社会调查认为，当时的西双版纳农村社会处于马克思所概括的亚细亚生产方式社会，社会生产力低下，基层群众除负担自己的生产生活外还要为领主和行政机构付出不少的劳役。从这样来看，西双版纳傣族社会是马克思有关亚细亚生产方式的另一个活版本。

陈翰笙还细致地分析了西双版纳的土司制度为什么保留的这么久、即亚细亚生产方式的稳定性，而不能自发地产生封建地主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他的《中国西南边疆土地制度》一书第三章和第四章里，列举事实说明：与外界接触较少，使其成为与世隔绝的“世外桃园”。就客观环境来看，首先西双版纳属于封闭状态，交通很不方便，外界人士与外来文明难以进入；其次是当地自然条件优越，光热水土配合好，农业生产条件相对较好；再次是当时较低的人口出生率与较高的人口死亡率，人口稀少，土地资源丰富；还因为西双版纳一带经常暴发恶性疟疾，成为内地人不敢问津的“瘴痢之地”，大家纷纷“谈虎色变”，不敢轻易进入当地。就客观环境看，西双版纳一是非常封闭，外部人与文明很难进入；二是自然条件优越，光热水土配合好，农业生产相对好；三是那时当地人口稀少，土地多；四是那一带经常暴发恶性疟疾，成为内地人不敢问津的“瘴痢之地”、“谈虎色变”的结果就是不敢去。但就内部因素分析，在于内部农村公社的孤立闭塞性，一是土地归领主所有，不准买卖，即所谓“共有私耕”；二是领主用地租、代耕等，把农民固定在土地上；三是雇佣劳动虽已个别存在，但没有成为占主导地位的生产关系。陈翰笙和助手在访问佛海茶厂时得知，茶厂最大的困难是雇不到工人。傣族劳动人民根本不愿意出雇，只好申请县政府出布告命令各村寨按户派工定时来工厂受雇。这就是说，在那里只有用徭役制的办法才能找到工人。这个实例使人们进一步认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的雇佣劳动的重要性。马克思在论述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时指出：“雇佣劳动是设定资本即生产资本的劳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461页），详细阐述雇佣劳动必须具备四个基本条件：（1）劳动者与生存资料相分离下生存；（2）社会达到能够产生足够剩余价值的生产水平；（3）以自由交换为基础；（4）双方以取得货币为最终目的。以上四个条件在当时的西双版纳傣族农村社会中都不具备，也就不会出现雇佣劳动，这也是当时的傣族封建领主制得以进一步维持而没有解体的原因。

陈翰笙在《解放前西双版纳的土地制度》一书第三部分，较早的把西双版纳份地和西周井田制相提并论，并对当地农村公社土地制度瓦解过程，进行了描述。此后，对西双版纳和西周井田制研究比较系统的，当属民族学家马曜与缪鸾和合作，于1963年发表的《从西双版纳看西周》（《云南学术研究》）9963年第1、3、5期），引起史学界的极大关注。1980年，马曜、缪鸾和、张寒光发表《傣族封建领主制与周秦社会的比较研究》（《思想战线》1980年第1、2期），特别是马曜先生1989年完成、并署上他的已去世的合作伙伴缪鸾和名字的《西双版纳份地制与西周井田制比较研究》（云南人民出版社1989年12月出版），为我国第一部系统地利用民族调查资料与先秦古代史资料、考古资料相结合，探索西周井田制疑案的学术著作。

再后来，民族学者曹成章推出研究傣族农奴制的力作《傣族农奴制和宗教婚姻》（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年版）；高立士的《高立士傣学研究文选》（云南人民出版社、云南大学出版社2016年联合出版）；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傣学研究会：《傣族封建领主制研究》（中国文化出版社2012年），都是他们根据自己社会调查材料和历史文献,并吸收他人研究成果写成的，通过调查材料剖析，也比较系统地论证了西双版纳傣族社会是建立在农村公社基础上的封建领主制。

（三）真实记录了底层农户沉重的捐税负担

陈翰笙在通过调查所写成的书中，用真实数据记录了底层农户所受到封建领主和政府官员的双重捐税负担。

解放前，西双版纳官方行政机构是车里县政府，县政府之下还存在着一套相当完整的傣族行政系统。“在这种双层结构的政府里，挂名领薪和贪污受贿的行为几乎是无法避免的，这就大大加重了傣族人民的贡赋”，底层每户每年交纳8至10元的现金贡赋，通常就占到他全部农产量的27%；再加上特捐和间接捐税，如民团捐、屠宰税、自治捐和渡口捐等，就要占到全部农产值的三分之一。尽管这样的负担也许比孔子时代农民的田赋负担轻些，但是比法国1789年的农民负担却重多了。

陈翰笙详细描述了西双版纳傣族的统治系统，最高统治者是车里宣慰使，当地人称之为“召片领”，是典型的封建领主。其宫廷由二百零五个官员组成，分为五个等级，通行着世袭制。召片领之下，是由若干勐、曼、寨等相对独立的领主统治，召片领和之下的各领主通过通婚而建立血缘关系，呈现出一幅前封建主义思想意识和晚期封建主义社会实践相结合的奇怪景象。为养活这样的机构与官员，出路全在向底层农户征税。

据陈翰笙的调查，解放前西双版纳捐税体制混乱，领主们以实物地租的形式主要征收门户捐税，而行政官员则采取货币形式征收耕地捐税。由于以上赋税的使用者都是征收者，并没有任何形式的监督，各种各样的贪腐在封建领主制机构与行政机构里面盛行。陈翰笙列举以下几种：一是呈报的交纳贡赋户数少于实际户数。二是在币价上营私舞弊，实际税收大大超过呈报的税收。车里全县约有13800户；但是官方纪录只有8000户。在这8000户中，约有1300户是免税户。因此，据官方数字只有6700户交纳贡赋，实际上则有12500户交纳贡赋。.这就有5800户的贡赋没有上报，被县长和召片领纳入私囊。他们征收到100元，只上报18元，而把82元据为己有。按6700户每户缴纳正捐4.25元计算，县长至少克扣2万元。而且，还有5800户的税收没有正式上报，所以每年中饱总数会 达到4万至5万元。三是捐税的负担不是统治者转嫁给被统治者，而是官吏公开豁免门户捐。这种办法加速了贫穷化的进度，使得富者更富，贫者愈贫。四是捐税的增长意味着地租的增长。车里全县（至少是第一区），60%以上的可耕地是傣族官吏所管理的纳召。这些官吏在汉族官员剥削下，便想方设法来增加地租以弥补额外征税带来的损失。此外，封建领主们还通过经商、放高利贷从中牟取暴利。陈翰笙描述许多寨子的头人都从事大米的高利贷活动，利息率为每三个月收本金的20%，每年则收100%。插秧季节头人还自己的铁犁租借无铁犁的农户，每部租费是一挑半稻谷。

陈翰笙及其助手在调查时还发现，领主们在傣族群众中还是有较高的威信，例如，1937年6月，猛宋的傣人和先闷（傣族官吏）举行秘密会议反对练囱的附加捐。他们通过决议绝不承认当时政府县长派来的任何收税员，只同召片领下的傣族官员表示合作。这一发现，也为解放后我们党在傣族地区实行和平土改提供了论证材料。

后来，经我们党的统一战线工作，年轻的第四十一世召片领、末代傣王刀世勋参加了革命；末代议事庭长、即召景哈，版纳自治州一至七届州长召存信以及刀承宗为首的傣族上层人士，在群众大会上带头承认领主地位、宣布废除了自己的官租剥削。召存信的带头作用一定程度上打消了上层头人的顾虑，副州长刀栋庭等土司、头人纷纷表态，承认剥削的存在，并自报领主成分，表示愿意跟着中国共产党走社会主义道路，和平土改在他们的大力支持下顺利实现，在西双版纳傣族社会延续了上千年的封建领主制度被废除了。

三、陈翰笙科学调查方法至今仍是学者们的榜样

陈翰笙的农村调查运用国际社会通行的调查方法，主要是村庄概况、挨户访问、抽样问卷等，还查阅官署案卷、地方志、各种机关报告、个人著作、当代书报等，获得的材料非常真实。

（一）抽样问卷的农户比较多

陈翰笙的农村调查，熟练运用了挨户访问与抽样问卷相接合的方法。所谓挨户访问，就是所有的农户都要访问。所谓抽样问卷，就是按一定规则抽取一部分农户填写问卷。统计学原理告诉我们；通过计算样本特点能够得到总体的判断。数量有限的样本要代表总体是有很多必要条件的，满足了这些必要的条件才能说样本表现的结果能够推论总体一致的结论。为此，一要选择的样本具有代表性，二要样本量足够多。陈翰笙领导的农村经济调查选择的样本地点都是公开的，公众可以检验；而且样本户较多，如无锡调查55村概况、22村抽样1204户问卷，保定调查78村概况、11村抽样1773户问卷，广东50个县335个村概况调查和番禹县10个村抽样1209户问卷；每一个调查农户的问卷表上所列项目分成30几个大类、好几百个小项，令人叹为观止。在后期整理的过程中，调查组又对税捐、田租、币价以及工商业等与农村经济直接相关的情况追溯到近20年来的演变，继续补充材料，并进行统计分析。

（二）追踪调查

解放后，陈翰笙的学生、时任国家统计局局长薛暮桥，时任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所长孙冶方，于1958年4月至8月进行第一次追踪调查。在无锡从原22个村中选择11个村1100户，在保定原11个村3396户开展调查，后形成《江苏省无锡县近三十年来农村经济调查报告》与《廿八年来保定农村经济调查报告》。1935年张培刚又从保定的1773户中抽取500户（3个村）做了一些补充调查，形成《清苑农家经济》。

改革开放初期的，1987年，被称为中国农村改革参谋长的杜润生，曾对陈翰笙1920年代的无锡、保定农村调查点组织第三次大调查，以及全国农村大规模农村调查的同时，先后在调查点建立了58个农村改革试验区，承担了中央部署的226批次的改革试验任务。

1998年第四次调查，由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所中国现代经济史研究室和中国经济史研究室合作完成。

2023年5月30—31日，中国社会科学院立项、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开展第五次无锡、保定农村调查的无锡调查，调查资料对论证近现代中国乡村社会变迁和农村经济演变等发挥了重要作用，具有很高的学术研究价值和历史意义。

五次调查象征着几代共产党人的学术传承，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对实地调查的重视、对田野调查方法的延续。其调查报告反映了调查点持续一段时期内的社会情况，可以准确地概括当地的社会发展情况，这是其他调查方案所不能达到的高度和无法企及的深度。

（三）当代国际农户调查方法的新发展

应该指出，20世纪80年代以来适应国际组织和发达国家政府援助发展中国家农村发展项目官员，急需了解项目区情况而兴起的一种农村快速调查方法（RRA）。但是，由于RRA方法中当地村民没有或极少参与，处于被动接受调查的地位，因而在许多时候向外来者提供的信息并不准确、完整，特别是有不少项目区村民对外来者实施的发展项目不感兴趣，更不积极参与，使许多国际援助的发展项目最终归于失败。在深刻反思RRA的基础上，当地村民不参与的RRA，就自然地发展成为“参与式农村快速评估（PRA）”。它是在外来者（学者、志愿者或官员）的协助下，使当地人应用他们的知识，分析与他们自己生产生活有关的环境和条件，制定今后的计划并采取相应的行动，最终使当地人从中受益的一种理论、方法与实践活动。

云南社会科学院经济所得学者们在农村调研时，成功地把PRA方法与问卷调查方法有机地结合了起来，探索出一种既发挥PRA与问卷调查各自的优势，又达到简便、快速、准确获得大量信息的方法。这一方法的要点是：调研组进村后，在召开的村民大会上讲解调研的宗旨与要求，在分几个小组进行问题诊断、主要问题矩阵分析、资源利用图绘制等基础上，由调研组成员分别邀请了3—4户农户在一起共同填写问卷表，让农户在填表中对重要内容互相讨论、互相补充、互相纠正，从而使每份问卷表的填写在时间上比单个农户填写节省了一半以上，而且填写的准确性大大增加。

纵观改革开放后的我国农村调查，问卷访谈上千户的极少，更不要说有的农村调查没有问卷访谈样本户，仅凭与个别村干部、个别农民的谈话，就匆忙得出结论，难以使人信服。至于不少党政干部的农村调查，连农户都没有访问，这怎么能听到基层的声音与诉求？而且现在我们的各类乡村调查，不要调查完就完事，建议也要建立学者的试验点，力所能及地帮助乡村振兴，并追踪调研。

（四）陈翰笙的调查及其中国农村研究会的活动被称为中华民族第一次大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运用时期

据刘守英教授的概括，中华民族有两次大的思想解放时期，其中第一次是20世纪上半叶中华民族面临着生死存亡的危机，仁人志士都在寻找民族救亡的道路，基于问题导向，产生了陈翰笙等一批用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方法分析中国经济问题、揭示中国社会性质、探索中国发展道路的有影响力的研究。基于对不同地区农村经济的一手调查研究，说明有关中国社会经济结构和社会政治关系的普遍性质。

刘守英把陈翰笙等以问题为导向的研究方法至少包含如下特征：一是以国家和民族亟需解决的重大问题为研究的出发点；二是必须寻找和分析特殊性，探索符合我国国情的社会主义道路；三是通过学习和比较，找到相异性的特征和来源，为各种问题开出可行的药方；四是到一线深入调查，以期寻找问题和解决方案；五是最终要落到论证中国社会的性质，为解决中国的道路问题和方向问题提供了理论前提。

四、重视调查资料的开发运用

（一）调查的目的在于对资料的开发运用

西双版纳调查结束后，因其它事物繁忙，助手陈洪进将调查资料和其之后去甘孜调查写成的《甘孜藏族土地制度》书稿带给陈翰笙，陈翰笙才得以1948年在美国纽约使用这两份中文原始材料用英文写成了《中国西南边疆土地制度》，交给立项资助的太平洋国际学会，并在1949年初打印出版。1984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再版节选本《西双版纳的土地制度》，是他怀着革命热情，在极其恶劣的条件下用马克思主义理论，从实际出发，分析我国兄弟民族在解放前最后一个阶段的社会史的典范著作之一。刘述舟则在1940年7月到9月《新华日报》上刊登以长流为笔名的西双版纳傣族人民生活的连载报道。

至今，我们云南对陈翰笙领导的西双版纳傣族农村调查以及国家1950年代初中期组织的大规模云南民族地区调查，无人收集整理相关资料，并开展研究与开发利用，甚是遗憾！

（二）在国际上，用国际语言讲好中国故事

陈翰笙天资聪慧，一生勤奋，精通五种外语，懂得四种外语，共九种。用国际语言讲好中国故事，赢得国际社会的理解、赞同，提升我党我国在国际上的话语权和争取国际社会支持，起到了重要作用，堪称传播大师。他在国际上传播的主要内容，包括中国革命的基本前提、主要内容、领导权、动力、对象和发展前途等。

一是利用办国际期刊，例如在纽约任《太平洋季刊》副主编、在香港办《远东通讯》、新中国成立后办外文版《中国建设》，组稿并亲自撰稿，宣传中国。

二是利用国际有影响的期刊如《现代评论》、《国际新闻通讯》等发表文章；在国际出版社出版著作，向世界展示中国的真实情况和我们党的主张。

三是通过广泛结交美国等社会各界朋友，首先影响他们，或和他们合作发表文章，宣传中国。如她与美国著名汉学家拉铁摩尔建立了密切关系。成为“最亲密的朋友”，后者在其名著《中国的亚洲内陆边疆》中曾多处引用陈翰笙的研究成果；另一美国汉学家柯文提出的“中国中心”模式追溯到陈翰笙。人们广泛称道的是他有三个“三S”好朋友，即世界著名记者斯诺、斯特朗、史沫特莱，通过他们发表不少绍介我党主张的文章，被称“陈翰笙影响了三S，三S又影响了美国舆论”。又如在太平洋国际学会的资助下，陈翰笙和邱茉莉（Elsie Fairfax Cholmeley）还编写过一本《农村中国》，其中第一部分第二章“上海附近无锡的土地集中”和第六章“土地所有权的变革与永佃制的命运”反映的是他的两个未刊报告《无锡的土地分配与资本主义的前途》和《土地所有权的近代化》的思想。

四是多次在国国际会议演讲，直接影响听众。如1938年，受太平洋学会加拿大分会邀请，陈翰笙赴加演讲西安事变真相，历时两个月，横穿十几个城市，演讲数十场，宣传抗日。

五是他的不少著作被列入美国等大学有关亚洲专业学生的必读书目。他的学生到国外留学都感到他在国外的影响比国内大。

陈翰笙的国际宣传，和国内许多人不懂国际语言、不会用国际语言讲好中国故事，有时效果适得其反，形成了鲜明对比。

（三）名副其实的大师的大师，桃李满天下

陈翰笙一生没脱离过教育，实现了“桃李满天下”，许多学生成为民族和国家的栋梁，有数位成为大师，例如季羡林曾述说是他的学生，他则是大师的大师。即使“文革”时甘冒风险，在家里为上门求教的青年开设英文学习班，学生中不少是“黑帮子弟”，其中有“头号走资派”刘少奇的两个女儿，以及陈云、宋任穷、乌兰夫、万里、于光远、薛暮桥、李纯青等的子女。直到90多岁高龄几近失明时，陈翰笙仍每周用两个半天给他的英文学习班的学生们免费上课，

一生的学术实践和学术成果，培养和影响了几代人。在陈翰笙领导的农村调查以及后续的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会的组建于运行中，为党和国家直接培养了一大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者，这些学者理论联系实践的能力对于我国后来的改革开放都起到了重要作用，如被称为经济学泰斗的薛暮桥、孙冶方、钱俊瑞等。如果说陈翰笙、薛暮桥、孙冶方等人是公认的中国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大师，那么陈翰笙就是这个学术群体的先行者和引路人。

后注：本文曾得到下列专家审读并提供修改意见，在此一并致谢：云南省社会科学院图书馆馆长、历史学博士顾胜华研究员；《云南通史.近代卷》分主编、云南省文史研究馆馆员牛鸿宾研究员；云南省社会科学院原历史文献所所长、历史学博士杜娟研究员。

引用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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