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收录了我从事经济研究过程中有关学术综述的部分文章，其中大多是文献综述，仅有个别的是学术会议讨论的综述，以及一些以回忆形式的学术人物和重大学术事件的评述。

一、从学写学术综述起步

我从事的第一个经济研究题目是1980年的包产到户。那时我在空军第X航空学校任政治课教研室副主任，一次讲课时曾有出身农村的飞行学员询问对农村包产到户的看法，竟把我问着了。因为当时教材上、上级发的时事材料里都没有这种问题的答案，而当时官方媒体有赞成和反对两种声音。我带着这个问题利用节假日去附近农村，分别找农民、干部访问，看到包产到户后农民家里粮食多了，不饿肚子了，觉得是个好方法。而且，我老家在河南省农村，大哥和四弟来信也说包产到户才可以吃饱饭。我当然是拥护派，由于初次研究，难以讲出深刻道理，再加上军人身份不好明着表态，于是写成“关于‘包产到户’的讨论情况简介”，发表在北京大学经济系《经济科学》1981年第1期。过了2年多中央肯定了包产到户，我则从军队转业地方，可以鲜明地研究，即对林子力提出的包产到户是即按标准产量分配的命题进行补充阐释，力图把标准产量和按劳分配联系起来，写出《关于正确认识包干分配性质的几个问题》，载《经济科学》1984年第2期。这成为我踏入经济学研究行列的开始。

北京大学经济系《经济科学》发表我的包产到户的文章，无疑对我是一个很大鼓舞！此后我在单位资料室发现一些历史资料，写出“关于六十年代上期积累与消费问题讨论情况简介”，检索报刊有关资料又写出“关于解决我国就业途径的讨论简介”，分别发表在北京大学经济系资料室《经济资料》1982年第2期和第3期；“关于经济领域中严重犯罪活动性质的讨论综述”，发表在哲学动态1982年第7期。

后来我应邀参加省里一些研讨会，整理记录，写出“云南省经济学会讨论社会主义社会中的私人雇工问题”，发表在《经济学动态》1981年第1期；“关于共产主义思想教育的讨论情况”，发表在红旗杂志社《内部文稿》1982年第28期。

通过写文献综述、研讨会综述中，一方面使我学到了不少知识，另一方面又使我锻炼了识别不同学者观点的能力。当然，多数时候还对有的观点的对否产生了兴趣，特别是对某些不同意的观点想提出自己看法的冲动，标志着我从学写学术综述起步开始走上了经济研究之路。

我的体会有两点：一点是把综述作为学术研究的第一步，旨在寻找出学界讨论的分歧点、未尽之处等，将成为自己研究的方向。二是只要认真做好了学术综述，一项研究有没有意义，一篇文稿或著作有没有新发现、新观点，有没有填补什么研究空白，有多少自己的观点与发现，有多少是重复别人的。研究者自己已经心知肚明。

二、学术综述写作的若干潜规则

经过多年来的实践，我发现学术综述在国内学界逐步形成了若干大家都遵守的潜规则。说是潜规则，就是不可违背，虽然有的并没有写进教科书。

（一）穷进该研究问题所有文献是学术综述的题中之义。

过去，社会不发达，文化人占比少，进入社科领域的学者也不多，学术文献当然也不多，到大的图书馆检索和阅读不困难，学术综述相对容易。在我国当前情况下，进入社会科学研究领域的学者达到了空前的多,学术期刊和学术网站林立，每天发表大量文章。特别是社科单位和高校考核机制的硬要求，社科文章更是源源不断地制造出来。过去，文献收集主要由个人去图书馆手工查阅，费时费力，现在中文百度等搜索网站、查新网站特别是AI的出现，为文献综述等学术研究提供了不少便利。

纵观社会科学学术综述，过去那种只检索某一小圈子文章、小圈子互相吹捧的弊病仍然存在,当然为数不多。但是人们常常看到，一些初学者限于各种原因只收集了一部分最多是较多部分学者和期刊有关某个问题的文献中的观点，而没有收集全部文献与观点，从而造成综述中的遗漏和不妥。

（二）不但不能轻视名家和权威,而且要重视他们的观点。

学术综述一条重要准则是名家和权威的观点，包括权威期刊核心期刊的文章不能遗漏。早期，我的学术综述也曾犯过收集的资料不全，特别是漏掉了著名学者的不同观点以及著名研究期刊、学术网站的观点。后来，我给自己定的原则，重要学者、著名期刊网站上的学术观点一定要搜索到。

这里所谓的学术名家，是指那些在经济研究领域内有杰出贡献、具备很高乃至很高声望和影响力的人物。他们的观点得到了广泛认可和赞誉,多数进入了决策。具体说来，第一是名气大，即曾经发表过有重大影响的观点;第二是独到的学术观点多,也即发表的学术文章著作多;第三是有一个学术团队;第四是品德相对高尚。例如在农村发展研究领域，改革开放初期的名家大家公认的有杜润生及其门生、吴象、林子力、严瑞珍、牛若峰、陈吉元等，之后又有中国社会科学院杜晓山、张晓山、党国英、魏后凯等，北京大学的林毅夫、张维迎、周其仁、黄季焜等，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的迟福林、殷仲义、王景新及其团队，中国农业大学的李小云及其团队，中国农科院的汪三贵及其团队等，华中师范大学的徐勇及其团队、武汉大学的贺雪峰及其团队，安徽大学的张德元及其团队，湖南师范大学的陈文胜及其团队，四川省社会科学院郭晓鸣及其团队等，都是农村发展研究领域里的代表人物。

名家和权威也有失误的时候，正是由于他们是名家和权威，社会影响大，对他们失误的观点也越是不能忽视、遗漏。例如改革开放前实施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反对市场经济体制的一整套理论与观点，对我国的整体影响和危害，至今仍有个通过学术争论而肃清的问题。

（三）重视小人物的独到观点。

这里说的小人物，是一段时期内相对于名家来说的普通研究者，特别学校毕业不久的研究者。他们朝气蓬勃，深入实际调查，常常有新的发现和独到的观点，有的很可能是第一次涌现的观点，有的可能进入决策，被实际部门采纳，从影响小的观点变成影响大的观点，以至于变成多数人的观点，有的逐步变成了名家大家。

（四）区分研究者的不同时期的不同观点。

学术综述要注意分清一个研究者的前后观点的区别。随着实践形势在变化，理论讨论的深入，新资料的出现，经济研究者的观点必然会有所变化，或是放弃原有观点，或是修正已有观点，或是坚持自己既有观点。这对于任何一个经济研究学者都是逃不脱的规律。

初学者开始往往没有区分收集到的某些学者的观点并不是这些学者的最新观点，有的把学者的早期观点当成一生的观点。

（五）区分两种多数人的观点或少数人的观点

在学术综述中，经常碰到观点是多数人所持或少数人的情况，一般来说如实表述就是了，意在让读者去辨别。问题在于，研究者和现实中的多数人的观点或少数人的观点，有两种情况，综述者当然要甄别研究者所代表的与现实中老百性的愿望意见是多数或少数，特别是决策咨询研究报告要注意的。

我曾经关注过农户家庭承包土地责任制要不要经常调整土地的问题，学界对此有两种针锋相对的意见，主张经常调整和反对者的意见都打出了代表了农村多数农民的意见。我和我的团队在云南省农村调查时发现，大约占20%左右的农民系农村土地第一轮承包后出生的，俗称80后、90后，属于无地农民，他们中的大部分人要求调整土地；而另80%左右的农民都经历过第一轮土地承包，属于有土地者，他们中的绝大部分不要求调整土地。我曾经质疑过某位名气很大的学者犯了把少数当多数、把个别当整体的错误。也就是说，他把少部分无地农民对"增人不增地、减人不减地"的土地政策的不满意，当成了全体农民的不满意。当然，人们在分析问题时，也不能忽视、轻视个别人、少数人的意见，有时个别人、少数人的意见也可能影响大局。但是，我们决不能把个别人、少数人的意见误当成多数人、乃至全体人的意见，而且在叙述个别人、少数人的意见时还应该如实指明这是些什么样的人意见，以免读者误解成是多数人乃至全体人的意见。（参见赵俊臣：“评‘增人不增地、减人不减地’”的论据错在哪？爱思想2012-06-30 16:38）。

（六）区分学术研究与宣传文章

在阅读文献时，常常会碰到一篇文章中并未作者自己的看法，都是在重复别人已有的观点，这类文章在报刊上比比皆是。当然，这类文章属于宣传性质，不属于学术研究的范畴。是决不能收入学术综述中去的。

改革开放前，我们只有舆论宣传，没有社会科学研究。改革开放后，通过拨乱反正，形成了需要社会科学研究的共识，包括三农研究在内的社会科学研究才得以恢复。舆论宣传与科学研究，在所有国家都是任务完全不同的两个领域。舆论宣传是发现成绩、总结经验、表彰先进、推广模式、阐释政策；科学研究则不同，是要发现新问题、寻找新原因、提出新对策。我的一个老宣传领导曾形象地称宣传工作者“两眼盯住优点与经验”，而社会科学工作者则是“两眼盯住问题与对策”。

实践中，一些地区的负责人往往分不清舆论宣传与社会科学研究的区别，混淆两者之间的界限。有的组织部门配备干部时经常把两种机构的人员互调，其结果是由于无法使这两类从业者各自专职化，既不利于舆论宣传，也不利于社会科学研究。

一些深通世事的社会科学研究者，为了使自己发现的问题容易地被决策者所接受，在撰写报告时往往先对研究对象表扬一番，充分肯定成绩是主流，然后再指出发现的问题。这样一来，有关方面也就很乐意地接受研究者的建议。

（七）农民没有授权学者不能为其代言

我们常常看到，我国的学者与官员中曾多次出现没有得到农民授权就代表农民的笑话。

授权是一个法律用语，授权代理是代理人与被代理人之间通过授权确立的代理。法律规定：授权必须以书面形式进行；授权代理的代理范围以书面的授权书确定，代理人只能在代理权权限范围内实施民事行为；在代理过程中，代理人必须向民事交易中的第三人告知自己的代理权限范围。当然，国家主席和中央政府是可以代表一个国家人民的，一个地方的政府及其领导只可以代表他们所在的地方。前些年，央视原主持人芮成钢曾闹出他代表中国、代表亚洲的国际大笑话，因为他并没有得到授权。

我理解有的学者到乡村调研后发现了一些问题，了解了一些农民意愿，很想通过书面报告、演讲等形式表达出来。但是要代表农民就需要得到农民的授权，而且要注意：一是一个学者只能在得到某些地方的农民的书面授权后，才能代表，而且只能代表已经得到授权的那部分农民；二是只能在书面授权的范围内代言；三是需要向发表代言的听众或读者申明已经获得了代言。

一些学者虽然没有获得自己被调研地方的接受调研者的授权，但是他仍然可以在撰写的研究报告里如实反映被调研者的现状、意见与要求。

（八）注意信息的甄别，如实概括被调研农民的意见

在阅读有关农村的研究文献时，常常可以看到“中国农民要求”、“农民意愿”的表达，按照数理逻辑，如果是农民意愿、要求，那就必须是所有农民，假若有一个不同意，学者就不能冠以农民意愿、要求。在此，就涉及一个信息甄别，剔除不实信息、过时信息的问题。

信息甄别，首先不能容忍的是有的学者把自己的意见强加到农民头上。为了让农民们同意他们的观点，他们往往采用诱导式调研方法，被调研者不得不猜其意图“顺杆爬”。其次，许多调研报告的结论中并没有数量分析，把少数人甚至一两个人的意见当成了大多数人的意见，以偏概全的结果往往是误导决策。再次，要警惕有的调研报告中极端偏激结论。例如有的报告谎称农民要求重搞过去那种集体经济。但是读者可能会问，是哪个地方的农民要求重搞过去那种集体经济？那些要求重搞过去那种集体经济的地方的农民有多少提出了要求？提出要求的农民都是些什么样的农民？所有这些，作者并没有告诉。再进一步，读者还看不到这些学者到农村调研的时间、地点、参与调研者介绍。在他们看来，花篇幅介绍到农村调研的时间、地点、参与调研者的情况介绍不值得。其实这样的介绍非常值得：一是有利于质疑者去他们已经调研过的村庄重复与检验；二是有利于调研者、撰写报告者尊重当事人的意见，防止造假。

还有，要注意区分农民和农村干部的立场、看法与诉求有很大不同的事实，不能够笼统地认为农村干部的看法就是村民的看法。这里讲的农村干部，一般指的是县、乡级的官员，村委会与村民小组负责人，村经济组织负责人三类。从总体上看，或者从农民与城市居民的利益的区别上看，农民和农村干部在利益上是一致的，但是在农村内部农民和农村干部在利益上又有很大差异，不能轻易等同。

人们经常看到，有的学者下乡进村，听了几个农村干部的意见，就自以为是农民意见。我曾经在文章中指出过相当多的自然保护区规划人员下乡征求对保护区划界的意见，他们只听取个别县、乡、村干部的意见，并没有一家一户的征求意见，其结果是把许多农户的承包地、责任山、自留山划了进去，多数的没有签订协议，更没有给予补偿，从而造成保护区与村民的矛盾冲突。后来进一步了解，这一做法带有普遍性。更进一步了解发现，这些规划人员也有苦衷，规划任务中下乡调研经费预算不多，不能保证听取所有村民意见，正所谓“巧妇难为无米之炊”。这一现象在其它农村调研时也经常出现。

那么，为什么农民和农村干部的立场、看法与诉求有很大不同？一是村干部及其家庭家族都有自身利益需要维护；二是村干部大都是上级任命的，或者是县、乡级提名才被选举上来的，他们不能不代表上级利益与意志。

因此，阅读那些有关农村发展的文章时，怎么样辨别真正地发现广大农民特别是弱势农民的意愿要求，还真是一门不大不小的学问。

三、对国内有一定影响的学术人物和重大学术事件的评述。

我曾经历过改革开放以来国内一些重大的学术事件,阅读过对学术人物的不同评论，也发表过若干学术事件、学术人物的评述，旨在留下记录，不要忘记这些人物的贡献，而且记录可以供后人如实评价史料。因为包括学术史在内的历史总要经历后人的评价。

（一）最敬佩乌莱旺• 泰其涌教授来中国推广国际先进的农村发展理论。

改革开放初期，作为第一个来中国推广应用“参与式农村快速评估（PRA）”、社会（区）林业等国际上先进的农村发展理论与方法的专家，泰国清迈大学教授、云南省社会科学院荣誉院士乌莱旺• 泰其涌教授，也是和云南省社会科学院合作时间最长、项目最多、贡献最大的的国际专家。我写出《纪念来中国推广“参与式农村快速评估（PRA）”的乌莱旺•泰其涌教授》（首发：爱思想2008-07-18 10:43），比较详细地叙述了她帮助引进并推广参与式农村快速评估、扶贫到户、社会林业与生物多样性保护等理论与方法的过程与贡献。

乌莱旺• 泰其涌教授荣获2005年度云南省外国专家“彩云奖”， 但她由于身体不适，没有来昆明参加颁奖大会。2005年10月8日，我利用去泰国清迈大学参加国际学术会议的机会，专程到乌莱旺• 泰其涌教授家里，为身患重病的她举行了隆重的补颁奖仪式。就在那次补颁奖后不到半年，乌莱旺• 泰其涌教授不幸患癌症去世！听到消息，我和我同事都处于悲痛之中！

（二）非常敬佩求是杂志原总编辑王天玺身体力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

求是杂志原总编辑王天玺同志，曾任中共云南省委宣传部长、省委副书记，是一个长期担任思想理论战线的高级负责。他不但自己笔耕不已,就民族学、政治学、党的建设的领域著述颇丰、著作等身,而且始终牢记党的宗旨，一贯坚持党领导意识形态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政策，既反左又反右，始终保持稳定。我听到云南思想理论界对他主持工作期间的稳妥作法持一致好评。特别是他亲自与普通学者交朋友，掌握了大量基层实际情况。例如，他曾先后为我的6本著作作序，使感动不已。在为我主编的《剪刀差新论——云南省工农业品交换剪刀差研究》（云南大学出版社1994年9月版）写的序言中，他强调：“‘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是我们党繁荣文艺、繁荣学术的一贯方针。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体制的过程中，新事物、新情况、新问题层出不穷，为我们的理论工作者提供了广阔的研究领域，为我们的实际工作提供了广阔的活动舞台。回顾改革开放以来的历程可以看出，我们所取得的每一个成功，都是我们党领导亿万人民大胆实践，勇于创新，善于总结的结果，其中就包括了理论界深入实际调查研究、敢于破除旧的和‘左’的理论禁锢、敢于进行理论创新的贡献。那种不调查研究、脱离实际的人，是不会有新的理论发现的；那种‘唯书、唯上’，就是不唯实的人，是不会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本地实际相结合，有创造性工作的。”“希望理论界依据党的‘双百’方针，展开同志式的互相争论，辨其真理，去之谬误，繁荣理论。”

（三）一介书生的杜晓山第一个引进与复制孟加拉国尤诺斯教授小额信贷扶贫GB模式试验，获得了巨大成功。

杜晓山是中国社会科学院的研究员、教授，以一介书生之力，带领同样是研究员、教授的团队，例如比他年纪还长、资历还老的张保民教授（已逝世）、刘文璞教授等，为了解决我国当时扶贫攻坚到不了贫困户、放贷还款率低和扶贫机构不可持续三大问题，第一个引进与复制孟加拉国尤诺斯教授小额信贷扶贫GB模式，在河北易县、河南南召和虞城、山西丹凤等地试验，获得了巨大成功，在国内外产生了重大影响，后历经20年的沟沟坎坎，一而再地证明这个模式在中国是可行的，达到了试验开始时设定的目的与目标。特别是引进试验并普及的小额信贷理念早已家喻户晓、深入人心，颠覆了传统的扶贫与金融理念。

2005年，杜晓山提议并推动成立了我国第一个小额信贷行业自律协会类组织——中国小额信贷联盟，被推举为联盟理事长。“小额信贷扶贫”已经成为杜晓山永恒不变的名片，他因此被称为“中国小额信贷之父”，曾被中国扶贫基金会执行会长何道峰称作“杜晓山所创造的神话”。

在中国，由于各种原因。引进GB模式后来大多数试验点都没有坚持下来。于是不少人便断定GB模式在中国失败了，失败的原因归结于水土不服。我并不认可失败论，认为GB模式在中国毕竟还有一批长期坚持了下来，其中中和农信等发展的规模还非常大，而且无论坚持下来的或是没有坚持下来的，其经验及其教训都非常宝贵。至于那些没有坚持下来的试验，不是GB模式在中国水土不服，而是试验项目没学到“真经”。为此，我写出《是水土不服，或是没学到“真经”？——中国引进孟加拉国尤诺斯教授小额信贷扶贫模式的经验与大部分都没有坚持下来的原因述评》(首发：爱思想2024-05-26 22:33)。

目前，杜晓山教授已近耄耋之年，仍然活跃在中国小额信贷发展的舞台，真正做到了老骥伏枥！

（四）李小云教授不但是微观发展学的开拓者，而且躬身实践。

如果把主要研究贫困落后的农业国家如何实现工业化、摆脱贫困、走向富裕的学说称作宏观发展学，那么以研究发展中国家的贫困农户如何摆脱落后、脱贫致富为主要对象的发展学（亦称穷人经济学），将可以称为微观发展学。1980年代中国的改革开放特别是中期开始的大规模扶贫攻坚实践，为微观发展学的提出、构建与完善提供了丰富素材。期间，李小云等一批发展学家们为创立微观发展学做出了并正在继续做出不懈地努力。在钦佩之余，我写出《李小云教授实践和发展微观发展学的努力》（首发：爱思想2024-05-07 08:51）。

李小云是中国农业大学文科资深教授，是中国最早一批引进、宣传和实践和大学教学的微观发展学观点的卓越代表。为在国内高校设立发展学科，李小云积极奔走，得到了中国农业大学向农业部和教育部提出建立发展研究专业的支持。1998年，中国农业大学在全国率先开设农村区域发展专业，并成立农村发展学院，李小云成为中国农业大学农村发展学院创设院长。2002年，农村发展学院与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院合并，成立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培养发展学的本科生、硕士生和博士生，李小云就任院长，一直到2015年。

李小云对围观发展学的贡献，首先是他带领团队先后编著出版了发展学最早的全套教材，包括《普通发展学》（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年）等10多种。2013年，他开始建立国际发展援助知识系统，先后出版了多部著作。2018年，他将个人的实践和思考结集发表推出了《发展援助的未来：西方模式的困境和中国的新角色》（中信出版集团 2018年），在国内产生了广泛的影响。此外，他还致力于推动中国发展研究的国际化，亲自实践并领头著述的关于中非农业比较和中国援非农业技术示范中心的两本图书在英国出版，成为英国知名高校国际发展专业学生的必读参考书。

李小云让人钦佩的地方是他不仅仅是一个在书房里著书立说，即便他成为了知名的教授学者，但仍然躬身实践。2015年3月，李小云在云南省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勐腊县注册成立了勐腊小云助贫中心，选择勐伴镇河边村开启了后来备受关注的“河边村实验”“瑶族妈妈客房”。此后，他应邀先后在云南省的昆明、曲靖、昭通、临沧、怒江等市州选择34个村进行巩固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实验示范。至今，35个示范村中已有20多个基本建成，无一例外地都成为云南省乃至国际上有影响的示范村。

附：《赵俊臣经济研究述评》目录

国内研究陈翰笙述评

附:陈翰笙人生简历

中国南亚研究的奠基人、开拓者：陈翰笙

中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农村社会经济调查

陈翰笙开启了中国最早马克思主义西双版纳傣族农村调查

是水土不服，或是没学到“真经”？——中国引进孟加拉国尤诺斯教授小额信贷扶贫模式的经验与大部分都没有坚持下来的原因述评

尤诺斯教授的乡村银行小额信贷是怎样颠覆传统的贫困与金融理念？

李小云教授实践和发展微观发展学的努力

满铁调查资料整理与研究述评

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历程、成就和经验——在云南省社科院等组织的“越南行政管理人员培训班”（2006年10月19日）讲座讲稿

中国的林地政策回顾与改革——在泰国清迈大学2006年10月4～8日举行的“东南亚大陆山区土地可持续管理网络（SLMMMSEA）工作研讨会”上的演讲

西部大开发简评

中国“三农”问题的由来、发展与争议

新型城镇化的提出、演进与内涵

学界对山东合村并居一边倒批评的述评

进入廿一世纪的中国农村：贫困与扶贫

农村社区发展理论引进、本土化与发展——略述云南省社科院农经所对发展经济学实践化的一点贡献

云南学者对农村发展学的研究历程、实践与创新

改革开放四十年来云南学者对中国农村发展理论的贡献

纪念清迈大学教授乌莱旺•泰其涌教授

怀念求是杂志原总编辑王天玺同志

未收入本书的篇目

1.某部批判“两个凡是”情况综述，云南日报原理论组《理论宣传动态》1979年10月16日。

2.关于“包产到户” 的讨论情况简介，北京大学原经济系《经济科学》1981年第1期。

3.云南省经济学会讨论社会主义社会中的私人雇工问题，经济学动态1981年第1期；社会科学研究参考资料1981年第7期。

4．对部分报刊关于劳动就业途径问题讨论情况的综述，云南省社科院《社科动态》1981年第11期；经济研究参考资料1982年第129期。

5．关于经济领域中严重犯罪活动性质的讨论综述，国内哲学动态1982年第7期。

6．关于积累与消费问题讨论情况简介，北京大学原经济系资料室《经济资料》1982年第2期。

7．关于解决国内就业途径的讨论简介，北京大学原经济系资料室《经济资料》1982年第3期。云南省经济学会编《云南经济发展问题研究》1983年第4辑。

8．关于共产主义思想教育的讨论情况，红旗杂志社《内部文稿》1982年第28期。

9．1960年代上期我国经济学界对积累和消费关系讨论的情况简介（21）

10．理论界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问题讨论概述，昆明日报1987年7月28日，8月11、18、27日。

11．云南省讨论经济主管机关内部如何贯彻按劳分配，经济学动态1983年 第8期。

12. 关于三线军工企业调整问题的讨论，经济问题探索1986年第12期。

13. 流行私营经济理论辩析，农村经济研究1988年第5期。

14. 云南边疆民族山区生产力跳跃发展学术讨论综述，云南社会科学1993年第2期。

15. 不发达区域经济研究的新篇章——评《不发达区域经济学》，云南社会科学1998年第3期。

16. “小额信贷与中国扶贫”研讨会观点综述，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网2005-09-07。

17. “中国新农村建设”国际研讨会专家观点摘要，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网2006-05-12。

18. 国内对乡村振兴战略若干问题讨论的述评，原载何祖坤主编《云南省社会科学院资深专家纪念改革开放40周年论文集》，云南出版集团 云南人民出版社2019年12月昆明版。网站首发：云南省社会科学院网2018-4-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