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7年，我从中共云南省委宣传部理论处调来省社会科学院农业经济研究所（后改为农村经济研究所、经济研究所），先后任副所长、所长15年，期间正经历国家改革开放与经济体制大变革，从中受益匪浅。人近黄昏，喜欢回忆，这里回忆我当经济研究所所长的几件事，留作记录。
一、1990年代初为云南年长的云南经济学者立传
早在省委宣传部理论处工作期间，就曾利用联系省内社会科学界之机会，了解到云南经济学界老先生们的勤奋治学、贡献很大的事迹，非常佩服，并虚心拜他们为师请教。来社科院后，遂从自筹资金（没花单位一分钱，也没让入选学者掏一分钱），启动为年长的云南经济学者立传工作。
大家都知道中国学界历来有同行是冤家、互相不服气的传统，云南经济学界也不例外。我以为，要走出这种传统的办法之一就是把各人的学术观点拿出来展示，而且展示出观点还可以互相借鉴，避免后人研究的重复。于是在1991年组织并主编《云南当代经济学者》（云南人民出版社1992年1月版）。再说，我由于原在军队服役，十年动乱期间没有和地方接触而产生的瓜葛，关系中立，特别是对所有学术前辈都很尊重，适合做这次组织与主编工作。
（一）编选宗旨
一是彰示云南老一辈当代经济学者家国情怀。
收录于书中的云南当代经济学者，除个别不满60岁外，其余皆是年过花甲的老一辈专家、学者。他们生在旧社会，乱世造就了他们愤世救国爱国的宽广情怀，而这恰恰是年轻学者所没有经历过。如时任云南大学经济系的朱应庚教授、赵崇岭教授，都是在美国留学攻读经济学博士，时值新中国建立便毅然返回祖国加入建设行列，终身在云南大学任教。
二是记录与展示云南当代经济学者们在改革开放过程中破乱反正、恢复运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理论观点、深入实际调查研究云南经济发展中的贡献。
长期的极左思潮，特别是林彪、“四人帮”的破坏，搞乱了包括经济学理论在内所有理论。改革开放以来，云南经济学者积极投入拨乱反正、解放思想的大潮之中，形成了一大批文稿。特别是丰富的云南经济建设实践，吸引和召唤众多经济学者研究探索，逐步形成了具有云南乡土气息的经济学者群。这些经济学者，大都深入云南经济遠设的领域，在揭示经济运动的内在规律、对经济发展进行决策咨询的过程中，以其独到的见解和学术观点，对云南经济乃至全国的发展起着重要推动作用。读者从本书中，不但可以看到在云南影响较大的经济学者们的理论贡献，而且可以查到他们具有真知灼见的代表性论著。读者从本书的介绍和评述中，不难得出这样的结论，云南当代经济学者有创见的论著，形成了具有云南乡土气息的经济学者群。可以毫不夸张的说，云南每一步发展进步，每一个地区、每一个重大开发项目，都留下了经济学者的足迹和真知灼见的学术观点。现在，我们重温这些观点，不能不对在云南这块土地上苦苦追求真理的老一辈经济学者肃然起敬! 当然，本书也有抢救在世的老一辈学者成果，以防后人忘记、曲解的用意。
这里,我要特别提到吴健安教授。他一直研究社会主义市场问题，专著《市场学》被北京大学、中山大学等二十多所高等学院选作教材；主编《市场营销学》后被国家教育部列为统编教材，已经修订9版（不含再版），其中安徽版获1994年全国十佳经济读物提名奖，1997年获云南省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高教版”在2007年累计发行量超过百万册，2003年10月获“2002年全国普通高等学校优秀教材一等奖”。
三是严谨的治学态度。我在主编这本书的设计、组稿、改稿、定稿过程中，许多老先生对自己的传记中的观点、事实、用词，甚至某句话的标点符号都再三斟酌，以至于多次和我联系，使我感动不已。我更感动的当然是他们求真务实的治学态度。如吴健安教授为研究市场学，一生收集到的市场营销学教材超过1000多个版本（含中译本及再版），可谓国内同类教材藏书之最。这些扎实的基础工作，为他的市场营销学教材的编写建立起一个较为完整的学科理论架构以及丰富的资料库。2020年他将平生收藏的3394册市场营销学教材及资料全部捐献给云南财经大学图书馆，建立了“吴健安教授藏书室”。
至于云南老一辈经济学者对中青年经济学者的传授、指导、教诲与扶持，也正是中青年成长所必须的外在条件。
社会主义经济学的历史，是不断进行理论创造的历史。读者从收录于本书的云南当代经济学者的学术贡献中，可以窥视出云南经济科学的发展轨迹，感受到云南经济学界争鸣的热烈气氛。虽然有的学术观点还需要经受实践的检验，有的仅仅是一家之言，有的还需要继续完善，但是，科学史早已证实，如果没有不完善，也就没有完善，没有众多的一家之言，也就没有博采众长的真理。
毫无疑问，经济理论研究是一种需要付出艰辛的脑力劳动，它不是别人已有观点的复述，也不是众家之言的简单复加，它需要对实践经验进行抽象、提炼和概括，需要在争鸣中不断经受质疑和修正，使之臻于完善。没有学术争鸣，便没有学术发展。因此，本书并非仅仅为所列名的专家学者树碑立传，也并非要求读者宪全赞同他们的观点，只是为着促进云南经济学研究的深入和发展，作一点努力，并留下可查的记录。
（二）编选原则与最终34人入选
一是本书着重介绍在云南省工作的、当代经济学者中年事较高、学术观点较多、影响较大者。所谓年事较高，系指60岁以上（仅有个别的55岁以上）；学术观点较多，希以出版的著作、学术报刊上发表的论文为主要标志；影响较大，系指有独到的见解，并被经济学界较多的同行公认。
二是以综述各位经济学者的学术观点为主，适当加以评述，而生乎传记从简。综述的学术观点，以代表性的观点或贡献为主，不要求面面俱到。
三是按各位入选经济学者的诞生年月先后排列，年长者排在前边。
四是书中综述的各位经济学者的经济学观点，均经过本人审阅，有的还作了某些发挥或修正，但不表示编者已经认同。
五是有的入选经济学者才华横溢，还发表了不少哲学、政治学、社会学、民族学、文学等方面的论文，有的观点在社会上影响较大，但是考虑到本书以介绍经济学者的经济学观点为主，为节省篇幅，只好忍痛割爱。
六是每位入选者篇幅一万字，而结果均超过，出版时总字数达50万字；每一篇篇末附有该入选者的代表性著作和文章目录，便于查询；
七是书中附印入选学者当期彩色标准照一张，读者可以一睹入选学者风采。
结果，入选的学者按照年龄排序如下：
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探索者杨正南（时任云南省计委主任），执笔刘树森；
潜心研究西方经济学的赵崇岭（时任云南大学经济学院教授），执笔薛深；
致力于统计学理论研究的夏一成（时任云南大学经济学院教授），执笔王明华；
轻工业经济与财会理论的探索者李楠（时任昆明大学教授），执笔赵俊臣；
勇于探索国内外经济发展的朱应庚（时任云南大学经济学院主任、教授），执笔李一是；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的研究与普及者彭体全（时任云南教育学院教授），执笔李铮嵘；
研究云南近代经济史的李珪（时任云南省经济研究所经济史室主任），执笔耿霁；
热情传播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理论的陈年榜（时任云南大学经济学院教授），执笔钱锡安；
埋头于世界经济教学、教材建设和研究的刘云龙（时任云南大学经济学院教授），执笔王明华；
在实践中探索技术经济理论的刘玉柯（时任昆明有色冶金属研究院教授级高级经济师），执笔李建新；
奋斗不息的经济史学者董孟雄（时任云南大学经济学院教授），执笔陈庆德、汪戎；
政治经济学领域的辛勤耕耘者段家陵（时任云南省委党校教授），执笔周金城；
中国微观经济管理论的探索者汤国辉（时任云南大学经济学院教授），执笔魏先忠；
社会主义经济学理论的研究与教育者陈士奎（时任云南教育学院教授），执笔徐振华、许玮；
开拓云南经济研究的李乔年（时任云南省计委副主任、曾兼云南省经济研究所所长），执笔邓敏；
勇于探索的经济学者张怀渝（时任云南省社会科学院综合经济研究所所长、研究员），执笔陈铁军；
致力于云南农村经济研究的袁德政（时任云南省社会科学院农业经济研究所所长、研究员），执笔赵俊臣；
社会主义市场学的培育者吴健安（时任云南财贸学院院长、教授），执笔齐康；
区域经济理论的探索与实践者潘振雄（时任云南省计委副主任），执笔耿霁；
国民经济发展战略与计划管理理论的探索者与实践者毕道霖（时任云南省政府副秘书长），执笔赵俊臣；
联系实际研究财政理论的丁峙（时任云南财贸学院财政系主任、教授），执笔邵汉瑾；
刻苦钻研社会主义经济学的李其佑（时任云南师范大学政教系主任、教授），执笔罗静纯；
着利于云南优势资源开发研究的叶才权（云南省政府经济技术研究中心副总干事、研究员），执笔丁祖明；
积极传播和刻苦研究经济理论的张淑静（时任云南年鉴编辑部主任），执笔张应钦；
云南小城镇经济学的创建者王若（时任云南省经济研究所研究员），执笔王继秋；
积极探索和普及会计学理论的莫国强（时任云南财贸学院会计系主任、教授），执笔赵俊臣；
着重云南财政现实问题研究的王仁学（时任云南省财政科学研究所所长、研究员），执笔邵汉瑾；
努力开拓云南农村经济理论的胡恫元（时任云南省经济研究所所长、研究员），执笔邓敏；
勇于探索云南财政理论的王永滇（时任云南财政厅厅长），执笔赵俊臣；
省级经济发展与战略的研究者郑幼炯（时任云南省政府经济技术研究中心副总干事、研究员），执笔周鉴芳；
勇于探索的理论经济学者徐敬君（时任云南民族大学经济管理系主任、教授），执笔张应钦；
社会主义金融理论的探索者袁明祥（时任人民银行云南省分行副行长），执笔周新云；
云南货币史和金融规律的探索者汤国彦（时任人民银行云南省分行金融研究所所长），执笔钱锡安；
认真研究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原理的文传洋（时任云南民族大学马列教研部主任、教授），执笔张泽军。
（三）国内名家祝贺
著名经济学家、中国社会科学院原副院长刘国光题写书名“云南当代经济学者”。
中国第一代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中国社会科学院原副院长于光远1990年9月寄语：“为了准确全面深刻研究中国经济的理论与实践，需要在首都工作的经济学者从上面和在各省市的经济学者从下面进行观察和思考，并且把这样两方面的工作综合起来。这样一部书，可以帮助云南省的学者更好地相互了解相互配合地工作，也可以使首都和各省市的经济学者了解云南经济学者的观点和工作，从而有利于学术交流和在工作上配合。”
1996年10月15～19日，赵俊臣参加云南省未来研究会在弥勒红河烟厂召开的“中国西南开发战略研讨会”。与著名经济学家于光远合影。
著名经济学家、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片原召集人李京文研究员1990年8月15日寄语：“祝贺《云南当代经济学者》出版 民族之精英 国家的希望”。
原国家计委咨询组成员田方研究员1990年6月26日寄语：“云南省的经济建设，在同水准的兄弟省行列中，近年来有较明显的长足进步，是和云南省经济理论工作者的贡献分不开的。祝贺你们在九十年代更上一层楼，为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经济理论创造更新的成就，为世界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作出新贡献！”。
（四）感叹、感谢与遗憾
转眼，本书出版已过40多年，光阴如箭，岁月不留人！至现在，入选学者大都已驾鹤仙去！原逝者在天之灵安息！愿仍在世者安享天年！
令我感叹的是，当时遴选执笔人时的年青作者，后来有的已成为云南省第二代扛旗的经济学者，如汪戎、陈庆德、耿霁、陈铁军等；有的成长为厅级领导官员，如张应钦、魏先忠、徐振华、温宁军（薛深）、张泽军、李铮嵘、王继秋、李一是、齐康等。
组稿、编撰与出版，得到了云南人民出版社的大力支持，再次表示感谢！特别是资深责任编审吴垠女生，更是倾注了大量心血！
本来计划编撰第二集，后来由于其他任务压身，计划一直没有实现，甚为遗憾。只能留给后学者了。
二、帮助青年学者需要实招
我从自己入道和成长的经历中感悟到，年轻学者最希望从年老学者哪里得到的，是具体的指明方向和实实在在的解决问题。
（一）帮助制定与实施成长计划
年轻人的成长计划，常常听到不切实际的大话套话，例如那种诸如“要多读书学习”之类的、“多深入基层调研”之类的等等，当然没有错，但是几乎使人无所适从。因此，帮助年轻人制定适合的成长计划，确是很有必要。
一个年轻人员来到经济研究所，如果撇开大道理，就他个人的实际考虑无非有二：一是行政职务提升，二是评上高一级的职称。我们是科研单位，如果希图行政职务提升，外部环境条件显然不是很适合，而且很不容易，更不切实际。为此，如果想在公务员方向发展的学者，就需要想办法帮他们调转到党政机构去。
在科研机构专职搞科研，具体目标是评聘上研究员，而要评上研究员就必须有相应的成果，有了成果，就有了贡献，有了成就感，也就随之有了荣誉，也才可以评聘为相应的职称。在我们国家现行体制下的潜规则，是从基层到县市，再到省级中央级，层级越高，相应学术地位越高，人才档次也越高，相应可以评聘的职称也越高。例如省一级的科研机构的职称名额，相对较多，环境条件相对较好，多数学者到最后可以实现自己期望的职称，只不过有个时间的早晚。再说，各级职称都是有量化标准的：一是科研成果数量上必须达到的字数；二是成果质量，具体量化成期刊发表、是否进入党委政府决策、观点被引用等。这样一来，每一个刚进来的年轻学者就知道自己那一年出多少成果、可以达到哪一级职称的要求，努力方向、奋斗目标一清二楚，再也不会做无用功。
作为一个老资历的所长，我的体会，年轻人最大的短板在于成果质量的提升。为此，我曾帮助好一些年轻同事修改文稿，商量文稿适合哪一级哪个中央级核心期刊，帮助投寄，直到发表。
我历来的看法是，年轻学者申报职称的标准条件达到了，就可以申报，就应该得到评审委员会的投票，如果评审委员不投票，那一定是这些评委出了什么问题。
（二）当年送青年学者赴国外留学
1991～1999年，国际社会无偿援助中国第一个大型扶贫项目“中国云南省贫困山区综合开发试验示范与推广项目”（简称“云南扶贫项目”、“YUN项目”）实施，我所在的研究所作为5个技术支持单位，我作为项目领导小组成员，参与了项目全过程，后期承担了项目的理论总结的组织研究工作。项目过去了30多年，现在回忆起来，项目实施的三大目的，即在省内一些贫困地区试验新的扶贫理念与模式，提高扶贫机构的能力，培训扶贫人才，圆满实现。其中，我和我所在的研究所受益最多的是送青年学者赴国外留学，现在回忆起来还是有颇多感慨。
1，真正的“授人以渔”
在准备项目建议书时，国际基金官员对我们申请的培训经费较少很不满意，待项目建议书批下来后，我们看到培训经费占到总经费的30%多，都不甚理解。我们当时的想法，扶贫就应该多列帮助农民的硬件项目。国际基金官员孟泽思先生（瑞士人）告诉我们，国际基金资助的钱不是很多，主要是试验示范，为此就必须多安排培训等软件建设项目。他所指的软件项目主要有两类：一类是培训贫困者，所谓“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另一类是培养能帮助贫困者的青年学者，途径是到国外深造、学习国际上先进的农村发展理念等，待他们成长起来后，就会寻找更多的钱帮助贫困者，还会替代现在帮助中国的国际专家。
当时，包括我们研究所在内的云南省的省级科研和高校的青年学者，英语大都不过关。为了提高他们的英语水平，国际基金资助云南民族大学外语系举办英语补习班，对青年学者进行强化训练，谁先过关就先安排谁出国留学。
可喜的是，云南利用这个项目先后送出去留学的达70余个，全部学成回国，成为各单位科研与教学的骨干，多数还成为国际组织援华农村发展项目的咨询、培训、评估专家，替代了不懂中文、不太了解中国国情的国际专家。张松等好几个同事曾出任香港乐施会昆明办公室的兼职官员；左停、郑宝华、康云海、宣宜等曾为世界银行、亚洲开发银行、联合国开发计划署、欧洲联盟、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联合国粮农组织、国际农发基金、世界粮食计划署、英国政府、德国政府、澳大利亚政府、新西兰政府、香港乐施会等国际组织和政府的援华项目的顾问。
1994年，加拿大国际发展署（IDRC）援助中国的农村发展项目需要对中方项目官员进行农村社会调查方法的培训，原来准备从国际上聘请培训专家。后来国际基金项目官员举荐我和我的同事承担培训任务。IDRC官员将信将疑，派了一个高级顾问访问我所，考察结论认为完全可以胜任IDRC的培训要求。结果该次培训如期于1995年1月12日——17日在贵阳花溪贵州省农科院举行，来自IDRC资助中国的近23个项目的负责官员及好几个国际组织的代表参加，包括北京大学、上海医科大学、中国林科院等著名院校的教授，也兴致勃勃地报名参加学习。
2，青年学者赴外留学的若干细节
作为项目技术支持单位，我们研究所是接受培训的单位之一，没有名额限制，只要外语考试过关都可以随时出国留学。我当时的感觉是“天上掉馅饼”，号召所里年轻人积极报名，当然也欢迎其他研究所符合条件的青年学者利用我们所的名额报名。
接受留学的学校主要在亚洲，菲律宾首选，而留学菲律宾需要公证担保，当时云南省内的公证处需要单位领导签字再给予担保。我对几个赴菲律宾大学留学的青年学者说，你们学成不回来、若在国外谋职不回来，我也只好承担责任了。幸运的是，当时所有受国际基金资助的留学生学成全部归国。过了几年谈起这件事，国际基金官员告诉我，当时他们给相关国家与国际机构打过招呼，强调他们资助的中国云南省这几批留学生是定向培养，学成后必须回中国服务，不建议他们在国际谋职。
国际基金提供给每个学生的奖学金相对宽裕，足够年轻学者使用，有的还可以带着老婆孩子陪读。我的同事赵鸭桥去菲律宾大学留学，就曾带着他的妻子陪读，使陪读的妻子的英语水平大大提升。据传，云南省林业厅李纯的妻子孩子陪读，结果孩子的英语比爸爸学的快，3岁多的儿子不到3个月便可以用英语和外国小朋友“吵架”。
这些赴国外留学的青年学者还是不容易的。我当时有幸随团考察菲律宾社会林业，恰逢我们研究所的郑宝华、赵鸭桥在菲律宾大学留学，听说他们有次回国时买的上午的飞机从马尼拉起飞，头天郑宝华从碧瑶分校赶往200多公里的马尼拉，分管他们研究生的官员不同意他在马尼拉住酒店，只好连夜乘公交车几十公里去赵鸭桥处，到时已近黎明，稍事休息，然后两人再赶往马尼拉国际机场。我很感慨留学生的艰辛。
我的同事左停是云南省最早获得留学资格的青年学者，从赴菲律宾大学学成归来后，接待他的导师来中国云南访问。他们一行到大理考察走到半路时，接到家里通知，导师已被任命为菲律宾新政府内阁环境部副部长，让他尽快回去赴任，访问中国云南仅仅和我进行过一场座谈，便遗憾地结束了行程。
我的同事吴璟接到出国留学通知时，正在滇东北昭通农村支农，当时带队的工作队长为云南省商业厅副厅长普贵来，以支农比留学重要为由不批准她请假。怎样才能“说服”这个厅级官员？我到省委组织部向分管支农的干部教育处处长陈述，说明获得出国留学机会、培养青年学者的大局需要，获得赞同，才让吴璟从支农点撤回。后来听说那个普贵来副厅长因经济问题被判刑。
有一个其他研究所的青年女学者，要求利用我们研究所的名额到国外留学，我欣然同意，帮她寻找好了国外大学和导师，但是由于她的家庭内部问题没有成行，甚为遗憾。
3，不怕影响本所研究工作
我们研究所的青年学者凡是英语过关者全部出国留学，那么影响所里科研工作怎办？我当时的认识是,培养年轻学者时第一位的,过了这个村就没有这个店,不能错过。当然，为了保证所内科研任务，我还采取了四个措施来解决：一是诚恳邀请其他科研机构研究人员、高校教师和省市党政机关的官员协作。特别是党政机关人员具有索取统计数据资料方便的优势；二是他们有的由于在省领导身边工作，对领导意图把握的准确，也有利于完成的成果较快进入党政领导决策；三是邀请拟调研地市县党委和政府的研究室的研究人员和党校的教师协作，由于调研地点是他们工作的地方，还免去了开介绍信的麻烦；四是对予需要填写的数量较多的问卷表，先后聘请西南林业大学经管学院和云南民族大学经管学院的大四和硕士研究生，让他们利用寒暑假回自己老家进行，当然要事先对他们进行必要的培训。
（三）为年轻人成长保持良好环境
首先是安全环境。1989年那场凤波时，我们单位也有不少人上街。我曾在所务会议上对大家说，我们所是省委省政府指定的决策咨询研究机构，我们的研究报告直接报送省委省政府领导参阅，这体现了最大的民主。况且，国家体制改革是个渐进的过程。因此，建议大家不要随意上街。当时正好有几个刚从大学来所不久的年轻人，思想较为活跃，我便派其中一个到某个边境项目县改稿子，躲过了社科院有人组织上街的时段。
其次是避开“红眼病”妒嫉。我们所的年轻学者大都出国留学过，他们回国后又都被聘为不同国际组织的咨询与培训专家，有的还曾在国际组织兼任项目官员。有段时间社科院曾有一些议论，主要是那些“红眼病”者流露出的妒嫉。我的应对办法，一是要求全所人员保持低调再低调，不宣传所里工作；二是让年轻学者都务必完成各自承担的研究课题量；三是每周五例会让他们尽量出席，不能出席者必须请假，从而使考勤没有毛病；四是如有个别有可能被追究，我则果断地站出来为他们承担责任，使其在现行体制与制度规定下不被追究。
有段时间，我们单位有人提议对年青学者国际组织兼职收取管理费，被我果断否定了。我的意见，一是找不到上级文件依据；二是年轻学者工资收入不高，他们辛苦兼职赚点钱贴补家用不容易；三是作为“单位”并没有对他们有任何管理，收取管理费事出无名；四是聘请年轻学者的组织并没有让他们向单位交管理费的预算，硬性收取将在国际上影响恶劣；五是单位要收取这种管理费有何用途？社科院是财政全额拨款单位，如果弥补经费之不足，为什么不向财政申请？六是如果要年轻学者交管理费，那么与年轻学者这种收入性质相同的、几乎绝大多数学者都曾经经历过的专家咨询费、课题评审费等，也需要收取，而这些费用很难统计，操作难度很大。
三、组织召开学术会议
学术会议是一种以促进科学发展、学术交流、课题研究等学术性话题为主题的会议。由于学术会议参会者一般为同行科研究人员，在相互交流中，可以启发思路、开阔眼界、触发灵感，激励研究，提供同行反馈，帮助学者了解前沿、分享成果、促进合作、提升声誉。特别是对于年轻学者，可以接触大佬、锻炼交际和演讲能力，结交朋友。一个研究机构定期组织召开学术会议，是份内之事，当然也可以扩大学术影响力，提升知名度。
我做研究所长期间，曾先后组织17次学术会议，其中国际性会议12次。这里不包括研究课题法定的选题、开题论证会和结题评审会。当然根据国家规定，各类研讨会必须报批后才能召开，并接受监督。
作为一个不到20人的研究所，要顺利组织大型国际研讨会，当然困难不少。在此，让我再一次感谢我的同事们的全力以赴。下面分享我组织的三次研讨会。
（一）1989年组织全省贫困县脱贫致富战略规划培训与研讨班会议，
1988年，我先后主持两个课题，一是我申请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云南多民族特困地区脱贫致富研究”，另一个是云南省政府立项，由我和郭正秉、袁德政共同主持的“云南省41个贫困县脱贫致富战略研究”。在研究过程中，贫困县要求帮助他们研究与编制战略规划。由于贫困县众多，我便向省政府申请举办贫困县级脱贫致富规划培训班得到批准。培训班由我、董棣、郑宝华、康云海、宣壹分别讲授理论，与他们在县里熟悉的年度计划五年计划的区别，编制的方法，并让学员当场写出初稿，带回县里征求意见修改。针对云南省贫困县脱贫特别是解决温饱（吃饱饭）特点，由郑宝华精心筛选出系统动力学模型预测经济发展目标、宋健人口模型预测人口增长和邓聚龙灰色模型预测粮食增加，手把手教会县级参加培训的人员。
培训班后，我具体指导了南涧、永善、巧家、鲁甸、镇雄、剑川、师宗、屏边等贫困县脱贫致富规划研究。后接受邀请，先后主持了镇康县、双江县、武定县、红河县、广南县的脱贫致富规划研究与编制，以及普洱哈尼族彝族自治县发展战略规划、姚安县经济社会发展与重大项目预可行性报告研究、楚雄市永安乡经济发展总体规划。
为总结县域发展战略研究成果，我编撰了专著《县域发展战略学》，由人民出版社1995年8月北京出版。全书共12章，即县域发展战略学的概念，战略产生的根源，战略特征，战略理论基础，战略依据，战略指导思想，战略目标，战略目标的预测，战略发展步骤，战略对策，战略评审、立法与监测评估，县域产业结构调整与优化等。时任求是杂志总编辑王天玺在为本书作的序言指出，本书有两大特色：一是对县域发展战略学的主要构成部分，“进行逐一地深入分析，从而形成严密的科学体系”；“在构筑理论框架体系的同时，总结县域发展战略研究与制定的经验，筛选出简便可行的方法，作到了理论与方法的有机统一，是本书的又一个显著特色。”
（二）全国扶贫攻坚理论与实践国际研讨会
1997年3月21—25日，我主持在昆明市西南宾馆召开了“全国扶贫攻坚理论与实践国际研讨会”。据资料检索，这在全国是较早乃至最早召开的一次大型国际国际研讨会。
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国务院经济技术研究中心、中国农业大学、中国农科院、中国科学院、农业部、国务院扶贫办等，以及北京、安徽、贵州、四川、陕西、河北、内蒙古、宁夏、河南、广西、湖南、广东、西藏、云南等省市区的社科院、扶贫办、政策研究室的专家学者、专职扶贫官员等100多人出席了会议。当时著名的反贫困专家刘文璞、牛若峰、张保民、杜晓山、严瑞珍、朱玲、蒋中一、康晓光、李小云、叶敬忠、吴国宝、汪三贵、朱希刚、孙若梅、徐鲜梅、高玉喜、杜受祜、贺宗唐等出席会议并提交论文，内容涉及到我国扶贫的各个方面。特别是中宣部原部长朱厚泽与国务院经济技术研究中心原副主任石山，也特来与会指导，提升了会议规格。
这里有个小插曲，研讨会后朱厚泽和石山两人要去贵阳，会务组没有为他们买到飞机票，只买到火车卧铺，他们并不在意，既体现他们平易近人，也说明那时国家经济还很落后，交通不便。后来得知省政府接待处有专门接待省部级干部的机构与规定，以后碰到类似接待就一律报告，请他们处理。
应邀出现会议的还有当时已在中国开展扶贫资助的国际基金会、乐施会、世界自然基金会、联合国开发计划署、世界银行、温洛克农协会等8个国际组织的官员与专家。
会议通过了由我起草的“关于2000年前打赢扶贫攻坚战的战略与策略调整的建议报告（二十条）”。建议报告对现实生活中普遍存在的把贫困成因归结为非制度性因素、扶贫不到户、扶富不扶贫、扶贫开放大门不畅开、对口扶贫不讲市场规则等问题，提出了有针对性的改进建议。后被《林业经济》1997年第3期全文刊发。
会议论文90万字，由我主编，云南科技出版社1997年12月出版，也遴选了几篇当时影响大的期刊文章。
（三）YUEP项目国际推介研讨会
2001 年，全球环球基金（GEF）资助、联合国开发计划署（UNDP）执行、由我主持的“中国云南省山地生态系统生物多样性保护项目（YUEP）”启动。2004年9月9日，YUEP云南省项目办与UNDP北京办事处、美中环境基金、中国社会林业网联合，在北京新大都酒店召开“YUEP项目国际推介研讨会”。
在国际推介研讨会上，分别由我与我的同事罗荣淮、宣宜、宋媛、张体伟、乔召旗，以及国际支持专家托马斯于•意儿教授，提姆•莫孟德教授、乌莱旺•泰其涌教授，分别作了主题报告，分享了项目的做法与经验：一是以村民为主体的森林、保护自然保护区和生物多样性保护的共管模式；二是由村民直接选举共管组织负责人的实验；三是村民检测生物多样性的实践；四是民有、民营、民受益的社区保护与发展基金成为共管组织的活动经费来源，使其具有了可持续性。
应邀参会的中央和国务院机关部门的官员与学者有：求是杂志，中央政策研究室，国务院经济技术研究中心，国务院扶贫办，农业部，财政部、中国社会科学院，国家环保局，国家林业局，中央党校，中国农业科学院，中国人民大学，中国农业大学，中国林业科学院，中国环境科学院，GEF中国秘书处，外经贸部中国国际经济技术交流中心，中国西部研究与发展促进会，浙江师范大学，人民出版社，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安徽省社会科学院等。
应邀参会的国际组织有：世界银行驻华代表处，联合国环境规划署驻华代表处，世界自然保护联盟（IUCN）中国项目，世界自然基金会中国项目东亚野生生物贸易研究委员会，美国大自然保护协会（TNC），英国援助云南环境发展与扶贫项目，野生动物保护国际，北京地球村环境文化中心，GEF中国干旱生态系统土地退化防治项目，全球环境研究所，中日环境研究会，美国21战略集团有限公司中国事务，保护国际，中国—意大利环境保护项目，
2004年9月，YUEP北京项目研讨会
采访会议的媒体有：CCTV12频道，中国日报，中国环境报、林业经济等。会后，人民日报国际部时任主任黄晴先生亲自到YUEP项目点考察，长篇报道发表在该报2004年11月9日第7版头条；上海东方电视台第一财经频道记者组来项目点采访拍摄，于2005年3月27-31日播出29分钟节目；南方周末记着邓瑾的长篇报道发表该报2005年3月3日。
最后，我要说明的是，由于退休多年，记忆力衰退，回忆的年代久远，有的事件可能有出入。还望我的同事和知情者不吝指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