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翰笙是我国第一代革命家，学术界的宗师，在经济学、历史学、社会学和国际政治学等多种学术领域均有重大建树，被誉为中国“当代经济学家之父”、“马克思主义农村经济学先驱”。

综观国内研究陈翰笙，大致经历了早期的同事、亲朋好友和学生的回忆、资料收集、贡献描述和概括开发等阶段，至目前已经取得了丰硕成果，总的看研究在逐渐深化。但是与陈翰笙的贡献来看，仍有不少领域有待拓展，特别是他的许多前瞻性理论观点、以及对他在包括国外工作、特工等方面的研究，由于资料缺乏，以及国际合作研究的空间有待开拓，研究的空白甚多。此外，国内不少陈翰笙曾经工作过的单位的官网，无一例外的都挂有陈翰笙简历却是大大删减过的，并没有反映出陈翰笙一生实际经历的全貌。

本述评概述了陈翰笙研究中涉及的主要问题，其中对有的事实与数据进行辨正，有的难以辩正的则在括号中注明。

一、官方评价很高

陈翰笙在国外求学和工作多年，建国后回国先后担任外交部顾问、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顾问，大百科全书总编委会副主任暨外国历史卷编委会主任和商务印书馆外国历史小丛书编委会主任，一生贡献甚多甚伟，对此，党、政府和国内外社会已有客观定论。

（一）陈翰笙逝世后的报道规格很高

陈翰笙1897年2月5日生于江苏无锡。2004年3月13日在北京逝世，享年108岁。

据《中国社会科学院院报》2004年4月1日报道，陈翰笙逝世后，党和国家领导人胡锦涛、江泽民、温家宝、曾庆红、黄菊、吴官正、李长春及中央政治局委员、人大副委员长、国务院副总理、国务委员、政协副主席、军委副主席、卸任党和国家领导人等分别以不同的方式对陈翰笙逝世表示哀悼。

2004年3月23日，陈翰笙告别仪式在协和医院举行。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国社科院院长陈奎元及其他社科院领导，及前来送别的各界人士、亲朋好友、外国友人等，向这位饱经沧桑、功绩卓著的学界泰斗肃立默哀、鞠躬告别，并向翰老的亲属表示慰问。

中组部、中宣部、中央统战部、中国人民对外友协、外交协会、欧美同学会、国际问题研究所等单位分别派代表到陈翰笙同志家里进行吊唁与慰问。

（二）党和国家领导人对陈翰笙的高评价

据《瞭望东方》周刊记者程瑛、胡奎报道，胡耀邦曾评价说：“陈翰笙是一个好老头”[1]。

2004年1月25日上午，时任总理温家宝在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国社科院院长陈奎元等陪同下，前往协和医院，向适逢生日的陈翰笙祝贺108岁寿辰，称赞他是“中国经济学的开拓者”，“有对人民、对国家高度负责的精神”，号召学界认真总结其治学精神和学术经验、传承其理论精神[2]。

（三）陈翰笙是写进了邓小平为宋庆龄所致悼词这篇历史文献的人物

据龚育之回忆，陈翰笙是写进了邓小平为宋庆龄所致悼词这篇历史文献的人物。1981年6月3日。邓小平在悼词中，历数宋庆龄一生的革命业绩的，提到孙中山、毛泽东等党内外国内外历史人物20多人，陈翰笙是唯一活着的、在座的人物。指出，抗日战争期间，国民党政府“曾通过外国势力向宋庆龄同志施加压力，遭到宋庆龄同志和当时在座的陈翰笙的驳斥”[3]。

（四）陈翰笙组织的农村调查与领衔的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会写入中国共产党史册

胡绳主编的《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中共党史出版社1991年）和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著的《中国共产党的九十年》（中国党史出版社、党建读物出版社2016年），都写到陈翰笙组织的农村调查，高度评价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会创办的《中国农村》月刊“刊登大量调查报告和论文，论证改革封建土地制度的必要性，对党所领导的土地革命起了配合作用”（《九十年》第150页）。如龚育之所说：陈翰笙是“载入了党的史册”的人物。这当然是不同于一般学者的殊荣。

二、学界公认陈翰笙是以马克思主义方法研究中国社会经济问题的最早践行者

刘旭升、何宛昱在《中国社会科学网-中国社会科学报》撰文认为：“陈翰笙是马克思主义农村经济学家、社会学家、历史学家、社会活动家，是享誉中西的学术大家、以马克思主义方法研究中国社会现实问题的最早践行者，他的学术研究和社会活动均以解决中国现实问题、推动社会发展为中心。他力图以广泛的农村社会调查了解中国社会的实际情况，进而解答中国社会性质问题。”“是中国社会科学研究在农村调查领域的开创性和拓展性工作”[4]。

汪效驷指出：“基于政治自觉，按照学术规范展开社会调查，弥补中国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实证研究的缺陷，始自陈翰笙。”“陈翰笙无形中负担起了这一历史使命，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农村经济学的先驱。”“调查开创了我国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实证研究的先河”[5]。

周叔莲指出：“陈翰老是中国运用马克思主义研究社会科学的奠基人之一。”“在经济学方面，陈翰老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农村经济理论的开创和拓展者”[6]。

西门宗华指出：陈翰笙是“以马克思主义观点研究中国农村经济的先驱者”。“先生和他的助手们根据调查所得的资料写成的许多论著和文章，是我国学者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和方法研究中国农村经济最早的文献资料，弥足珍贵”[7]。

约翰•基廷斯（John Gittings）说：“陈翰笙——当代中国社会科学研究者的开创者”[8]。

丁力刚指出：“陈翰笙农村调查是中国近现代史上最高水平的社会调查”[9]。

侯建新指出：陈翰笙“对中国农村社会与经济的研究，成果卓著，影响巨大，堪称以现代方式研究中国农村的先行者和开拓者”[10]。

白卫星指出：“陈翰笙不仅是最长寿的经济学家之一，也是钱俊瑞、薛暮桥、孙冶方等经济学家的引领者，被誉为‘当代经济学家之父’”[11]。

著名社会学家邓伟志指出，陈翰笙“曾被称作‘当代经济学家之父’”[12]。

王红生认为，“他是第三世界以及非西方世界农村问题研究的开拓者。”从不做时髦研究的陈翰笙，为中国世界史学界竖立起一座迄今无人超越的高峰[13。

浙江财经大学图书馆指出：陈翰笙“是享誉中西的学术大家、以马克思主义方法研究中国社会现实问题的最早践行者，他的学术研究和社会活动以解决中国现实问题、推动社会发展为中心。他以广泛的农村社会调查了解中国社会实际情况，进而解答中国社会性质问题，是中国社会科学研究在农村调查领域开展的开创性和拓展性工作，研究工作成就卓著、影响巨大。”“其一些经济学、史学论点具有前瞻性，对后世具有深远影响。”是“中国农村问题研究的开拓者”[14]。

三、对陈翰笙的农村调查的研究逐步深化

陈翰笙最大的社会科学理论开创性贡献之一是农村调查，特别是对他领导的无锡保定农村调查资料梳理及开发的相对较多，研究正在逐步深化。

（一）陈航英把学界对陈翰笙农村调查的研究大体分为三类，而他与叶敬忠、潘璐的研究可以归于第四类[15]。

学界对陈翰笙农村调查的研究，基本上是从他组织的农村调查开始的，陈航英则把它的农村调查研究大体分为三类，而笔者则把陈航英与叶敬忠、潘璐等的研究归于第四类。

第一类是就问题意识、研究方法、思想源流等方面比较陈翰笙及同时期学者的研究，有助于加深对陈翰笙学术思想的认识，但因比较异同之故，在一定程度上割裂了陈翰笙农村研究原本系统的论述，而不能对其研究做全面和深入的解读。第二类研究是从社会史角度对陈翰笙农村调查数据和著作文本的再解读，试图与其研究中内含的“普遍化论述”和“单向的分析进路”展开对话，以期更好地理解近代中国复杂的社会图景，但由于将学术思想混同于意识形态且缺乏对陈翰笙研究成果的完整解读和系统梳理，因而忽视了陈翰笙在其研究中对“普遍化和“单向的分析进路”展开对话，以期更好地理解近代中国复杂的社会图景。

第三类研究主要讨论陈翰笙农村研究对中国革命所做出的理论贡献、研究范式和学科建设上对相关学科做出的学术贡献。这类研究有助于凸显陈翰笙农村研究的价值，但由于没有紧扣其研究主题，在论述上稍显宏大空洞。

陈航英自己与叶敬忠、潘璐等的研究，当然可以归于第四类，即把陈翰笙的农村调查放在马克思主义农政学说的宏观背景里考察，发现陈翰笙提出了一条非资本主义式的、中国式的农业农村变迁道路，即在土地农民所有制（非苏式集体所有集体经营——引者注）的基础上以合作生产逐步集中农业经营，在农村小工业基础上以合作生产逐步推动现代工业发展。

（二）八次农村调查概况

陈翰笙一生共进行过8次农村调查，至目前，除了西双版纳农村调查因资料不全（部分资料于解放初从纽约往国内寄运途中被台湾劫持未要回）外，其它的都已基本搞清，现列于下。个别数据不一致地方已在括号里注明。

1，无锡农村调查。1929年7－9月，陈翰笙以“国立中央研究院无锡农村经济调查团”名义进行。调查团计45人，历时3个月，共调查55村概况、8个市镇工商业，22村抽样1204户（一说1207户）问卷。1931年和1933年，进行了补充调查。调查设计有500多个指标。他们发现，无锡的亩制和田权情况非常复杂，在被调查的这22个村里，竟然有多达173种大小不同的“亩”的定义方式，田亩的所有权和使用权竟达12种之多。无锡的土地比较集中，农村户6%以下的地主占有耕地47%。田租租额高昂、税额繁重、高利贷的压迫以及商业的极度不安全，乃是当时无锡农村经济面临的重大问题。

2，东北难民调查。1929年，陈翰笙等到营口、大连、长春、齐齐哈尔调查流亡东北的难民问题。与王寅生等人合著《黑龙江流域的农民与地主》（1929年）、《难民的东北流亡》（1930年）、《东北难民与土地问题》（1930年）等。

3，保定农村调查。1930年5—8月，陈翰笙与北平社会调查所合作，组织68人调查团，先后调查保定清苑县的6个农村市场，78个农村概况（一说72村）和11个村（一说10个村）的1773户（一说2119户、另一说1578户）问卷调查。村概况调查涵盖60多张表，各种问答题130多道。分户经济调查表共有27页，分为41个表，内容涵盖耕种、畜养、副业、农产品买卖、税捐、田租、借贷、消费，共八大项，每一大项下又有若干小项。特别是调查首次采用了划定农村地主、富农、中农、贫农和雇农的标准。调查结果表明，绝大部分土地仍集中在地主和富农手中，不过集中程度略低于无锡。无锡、保定以及广东围绕土地的调查重点回答了“中国社会的半封建性质”的问题。

4，烟区调查。陈翰笙与中山文化教育馆合作，组织对山东潍县、安徽凤阳、河南襄城3个烟草产区、127个农村进行了实地调查，并从中选出6个典型村、429户进行挨户调查，这项调查历时两年完成，1939年用英文写成《工业资本与中国农民——中国烟农生活研究》一书（1985年复旦大学出版的《陈翰笙文集》有摘录）。调查翔实地记述了美种烟草引进中国的具体过程，以及对中国烟农经济的影响，刻画了国际垄断资本与军阀官僚、土豪劣绅、高利贷者互相勾结，共同剥削农民的现实，回答了“中国社会的半殖民地性质”这一问题。

5，广东农村调查。1934年11月至次年5月，陈翰笙受聘于中山文化教育馆，遂组织进行广东农村调查，得到孙夫人宋庆龄及中山县县长唐绍仪等的支持，3个月调查16县。后又完成50个县（另一说35个县、55个县）、335个村概况调查、番禹县10个村抽样1209户问卷。在此基础上写作《广东农村生产关系与生产力》（1934年中山文化教育馆版）、《华南农村经济问题》（1936年），详实反映了中国农村经济生产和生活的基本样貌。调查结果表明，广东土地仍然高度集中在地主和富农的手中，集团地主的势力要大于个体地主。这里地租繁重，捐税苛刻，高利贷、商业资本剥削横行，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矛盾严重。

6，西双版纳农村调查。1940年3、4月，陈翰笙携陈洪进、刘思忠，赴云南西双版纳进行了傣族农村土地制度的调查，1948年用英文写成《西双版纳的土地制度》，1949年在纽约出版。1984年国内出版中文节选本。

7，上海郊区农村调查。1980年6月，陈翰笙到上海郊区农村考察，较早提出：“我们人民公社集体经济这一套是过去向苏联学习来的”,如“集中劳动”、“评工记分”、“党政企不分”，就像“一国三公”,“三个人穿一条裤子”,“我们现在患的是功能障碍症”，必须首先改变现行人民公社体制，并指导上海社会科学院以内参上报[16]。

8，安徽风阳农村调查。1982年3月20日，在上海社科院农经室王振民陪同下，陈翰笙考察安徽风阳农村改革情况，为小岗题词“大包干发源地”，并在《中国日报》用英文向世界宣传。他特意关注包干到户后新型农民合作组织情况[17]。

（三）学界公认陈翰笙最大的贡献之一是以第一手的农村调查资料论证了解放前中国社会的半封建半殖民地性质。

学界的共识是，中国共产党成立初期，关于中国社会性质问题，党内外、甚至共产国际内曾出现争议，有种意见是中国已进入资本主义社会。再说，那时中国国内仁人志士以及国民党内部开明派等曾出现上千项农村调查与乡村建设实践，大都是从生产力方面着手，得出了农民文化程度低、小农不规模经营、农业技术落后等，这些发现不能说是错的，但是都没有抓着当时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在这样背景下，党内以毛泽东为代表的革命者站在劳动人民的立场，在农村调查中着重进行政治学分析，支持农民运动；作为地下党员的陈翰笙领导的农村调查则重与经济生活，自觉运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作指导，调查得出了中国社会应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国革命的任务是反帝反封建。这一结论为中共正确的土地革命路线、方针政策提供了科学依据；对于厘清当时国人的思想脉络，保障中国革命的最终胜利起到了重要作用。

（四）陈翰笙领导的无锡农村经济调查的具体成果甚丰

陈翰笙主持的无锡农村经济调查的资料整理和报告起草过程历时甚久，参加人员甚多。研究报告也未尽及时发表。当事人回忆调查成果当时未发表，以致学界普遍误会无锡农村经济调查只完成一份报告，而这份报告也已经无法找到。在这种前提下，千家驹和江勇振提出了无锡调查未产生任何成果的判断。

范世涛综合使用国立中央研究院官方出版物、哥伦比亚大学珍本图书馆特藏太平洋国际学会档案以及陈翰笙、王寅生未刊稿，对陈翰笙主持无锡农村经济调查的研究成果进行整理，发现无锡农村经济调查的系列成果[18]。

一是秦柳方、钱俊瑞合写《黄巷经济调查统计：本项调查是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无锡农村经济调查团调查材料之一部分》。

二是廖凯声《无锡农村调查记略》。

三是韦健雄《无锡三个村底农业经营调查》。

四是陈翰笙执笔《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之发轫》（1930），最初刊于《国立中央研究院十八年度总报告》，关于无锡农村经济调查的指导思想和最初成果，提纲挈领的总体解释和说明均包括在这一论著中。其要点在于并不采用英美农业经济学通行的以农户如同追求利润最大化的厂商一样行动的经济主体假设，而是在社会经济史跨国比较的宏大纲领之下观察和报告中国农村经济。

五是陈翰笙、王寅生、张辅良、廖凯声、张稼夫、李澄、徐燮均著《亩的差异（无锡22村稻田的173种大小不同的亩）》（1929）。最小的合2.683公亩，最大的合8.957公亩，就是在同一村里，至少也发现有5种，邵巷一村就有20种。此书被列为“国立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集刊第一号”。一方面，工业资本主义还不发达的中国，不可能有统一的度量衡，这样复杂的差异，使浮征税捐的种种弊端更加厉害，同时使地主更可以浮收地租；另一方面，至今仍可以提醒学者严肃对待数字的含义，用陈翰笙的话说，“苟所有地与使用地之实际面积不求真确，则与土地有联带关系之各项农村经济统计，均将全部动摇矣！”

六是余霖《江南农村衰落的一个缩影》（1932）。“余霖”是薛暮桥常用笔名之一。该文发表于萧淑宇主编《新创造》第2卷第1、2期合刊“中国农村经济专号”；是薛暮桥在陈翰笙直接指导下完成的第一篇经济学专业作品，是无锡农村经济调查的有机组成部分，在陈翰笙主持的无锡农村经济研究成果中占有重要地位。

七是英文本《农村中国》第2章（1932）《无锡的土地分配与资本主义的前途》和第6章（1933）“土地所有权的变革与永佃制的命运”。在注明来源时，《无锡的土地分配与资本主义的前途》稿的作者写为“王寅生、钱俊瑞等”，《土地所有权的近代化》报告的作者写为“王寅生、张锡昌等”，最近的考证研究表明，陈翰笙其实才是这两份报告的第一作者。

八是陈翰笙在太平洋国际学会加拿大班夫双年会上的论文（1933）《现代中国的土地问题》（曾于1934年发表在《中国农村》），在国际上得到高度评价，“太平洋国际学会认为这篇论文是关于中国土地问题的权威著作”。这篇论文共有三种中译本，均根据中国太平洋国际学会单行本翻译。鉴于现有中译本不堪研究之用，引用或讨论这一作品时有必要核查英文原作而不宜仅仅依赖这三种译本，权威的中译本则尚待完成。也是他领导社会科学研究所农村经济调查工作的系统总结，当然也包括无锡农村经济调查的总结。

九是1931年王寅生等著《兵差与农民》，主要是引用保定调查的部分资料。

十是《江南农村衰落的一个缩影》，既是薛暮桥中研院期间在陈翰笙直接指导下完成的调查报告，是无锡农村经济调查的有机组成部分，同时也为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会日后失去中研院这一官方学术机构支持后，以不同于前的分散方式延续实地调查工作提供了新的经验范本，因此在陈翰笙主持的无锡农村经济研究成果中占有重要地位[19]。

（五）怎样看待调查中地主、富农和贫农户数比例下降，中农户数比例上

升的“趋中化”现象

1958年，张之毅等人对“无（锡）保（定）调查”资料进行分析，出乎意外地发现1929－1948年的无锡和1930－1946的保定，其土地关系情况竟出现了地主、富农和贫农户数比例下降，中农户数比例上升的“趋中化”现象。张丽、李坤等根据无锡农村调查资料对无锡11调查村1929－1948年间土地出租状况和地租率变化的研究分析，也显示了同样出乎意料的结果。

张丽、李坤的研究认为，导致无锡土地出租率和地租率下降的主要原因是农村劳动力的向城市转移。而农村劳动力的向城市转移也可以解释张之毅等人“趋中化”现象中的部分现象。一方面可以解释为随着城市工商业的发展，城市劳动市场对劳动力的需求在不断增加，对中农阶层有吸引力的工作也越来越多；其另一方面也可以解释为农村经济日益凋敝，农民生活日益艰难，连中农阶层也开始寻求城市就业。更进一步的演进发现，由于国际市场需求的变化和日本等国的竞争，蚕桑业带给江南农村的繁荣早在20世纪初就濒临日暮了。到西方人在30年代初开始对人造丝进行大规模的商业生产并发明了尼龙以后，原来蚕桑业带给农民的好处便荡然无存。类似的状况同样发生在茶叶、棉花等其它经济作物的生产中[20]。

（六）陈翰笙领导的农村调查在中国思想史上的地位

学者们从两个方面论证：一是从中华民族二次大的思想解放运动分析；二是从陈翰笙学派成为中国改革开放的理论指导来分析。

据刘守英教授等的概括，中华民族有两次大的思想解放时期，其中第二次是公认的改革开放后，大家都经历过；第一次则是20世纪上半叶中华民族面临着生死存亡的危机，仁人志士都在寻找民族救亡的道路，产生了陈翰笙等一批用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方法分析中国经济问题、揭示中国社会性质、探索中国发展道路的有影响力的研究[21]。

刘守英把陈翰笙等以问题为导向的研究方法概括为以下几点：一是以国家和

民族亟需解决的重大问题为研究的出发点；二是必须寻找和分析特殊性，探索符合我国国情的道路；三是通过学习和比较，找到相异性的特征和来源，为各种问题开出可行的药方；四是到一线深入调查，以期寻找问题和解决方案；五是最终要落到论证中国社会的性质，为解决中国的道路问题和方向问题提供了理论前提。

对于中国两次大的思想解放运动，学界早有共识，但是由于资料收集与开发等的限制，对于第一次思想解放运动中陈翰笙的地位、作用与贡献评价不足。如徐勇、徐增阳《中国农村和农民问题研究的百年回顾》（《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1999年第6期）。

（七）陈翰笙领导的农村调查的现实意义

陈翰笙领导的农村调查的现实意义，学界的共识一是论证了当时中国社会的

半封建半殖民地性质；二是与此相关联，由于为生产资料占有不合理，以及存在封建剥削，隐含的进一步观点就是这一制度需要通过革命加以改造。

汪效驷、郑杭生推崇陈翰笙在史学方法上留给我们的启示直到今天仍是治史的基本原则[22]。笔者认为，陈翰笙的调查方法也是社会学、人类学、农村政治学、经济学等应该遵循的方法原则。

笔者还觉得，陈翰笙的调查研究仅仅是完成到此，即使在现在来看已经是贡献卓著了！令笔者不解的是，学界也有意见认为陈翰笙由此被贴上了标签。而在“后革命”的氛围中，被贴上“革命”标签，从某种意义上便意味着被视为陈旧之物，至多是已经过时了的“正论”。即使是有意识基于陈翰笙的乡村调查继续展开研究的学者，也在把陈的成果归为“用‘革命史范式’撰写的乡村史”的前提下，认为此范式已“遭到越来越多的诟病，逐渐从史学界淡出”[23]。

还有学者把陈翰笙称为“分配学派”，并在将之与以卜凯为代表的“技术学派”进行比较时说：“新民主主义革命实现‘耕者有其田’之后，中国农村社会的主要矛盾发生了根本变化，发展农业生产成了农村工作的主要任务。此时陈翰笙‘分配学派’的见解则时过境迁而卜凯‘技术学派’的观点却颇具参考价值” [24]。

这样一来，正如王中忱所忧心的，陈翰笙和他所领导的“中国农村派”便陷入了这样的境遇：虽经常在历史纪念的意义上被不断循例提起，却很少被纳入到当下学术生产的场域和脉络，这恰恰和他们曾经的论争和批判对象——各种立于改良立场的中国乡村论述在现今学界不断被作为具有再生产能力的话题重新提起的热闹景况，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事实上，近些年来，学界研究陈翰笙并没有中断，而是随着资料发掘的广泛，研究成果越来越深入，质量越来越高。

王中忱的研究还认为，陈翰笙团队农村研究的创造性贡献，甚至主要不在于论证了中国社会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性质，而在于提供了体现着“性质”而又不能完全还原于“性质”的丰富生动的实际类型，以此为构想改造中国社会生产关系的实践道路提供了依据和参照[25]。

那么，陈翰笙构想的改造中国社会生产关系的实践道路是怎样的？潘璐的研究表明陈翰笙其实已经给出结论[26]：需要解决经济发展和民族独立的双重问题——通过土地革命赋予农民土地所有权，从而瓦解封建生产关系、提高农业生产力；通过对农民的土地赋权进行政治动员，从而形成革命力量、实现民族独立。这样的转型道路不同于他国的模式，在新中国成立前夕，陈翰笙对于中国社会主义的转型道路不同于他国的模式，在新中国成立前夕，陈翰笙对于中国社会主义发展的转型道路不同于他国的模式，在新中国成立前夕，陈翰笙对于中国社会主义发在工业化尚未充分发展的时候，农场经营不宜进行大规模的集中，应该采用 “地展阶段的农政转型做过展望。他认为，中国农政问题的解决应该走一条适合本国国情的、渐进式的道路，在农民经营的基础上以合作的方式实现集中和适度规模化，以此作为工业化的基础。在1948年1月16日在美国纽约召开的“建社”座谈会上，陈翰笙指出，中国解放之后的工业化不能像资本主义初期那样靠资本原始积累，不能仰赖外援，更不能靠出卖领土主权，而是要靠城乡之间、工业品与农产品之间的商品流通，在工业生产和农业生产不断扩大的过程中积累资金。权分散，使用集中”的方式，通过小农的合作来扩大农业生产。

（九）陈翰笙领导的农村调查的理论朔源与借鉴

关于陈翰笙领导的农村调查的理论指导，学界的共识，首先是《资本论》提供的政治经济学的理论与方法。据资料，1925年，陈翰笙经李大钊介绍加入国共合作时期的国民党北京市党部（实为地下共产党），在李大钊直接领导下工作，为第一个加入中国共产党的留洋博士。李还介绍他与前苏联驻华大使加拉罕、文化参赞加托诺维奇和俄专教师格里涅维奇相识。格里涅维奇介绍马克思的《资本论》给陈翰笙并一齐讨论，做到了“哪一章哪一节，甚至哪一页讲什么都能背下来，懂得了人类社会发展的自然规律。”至此成为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陈翰笙分析农村经济问题时尤为重视《资本论》第三卷地租理论部分。不过，陈翰笙在研究中国农村经济时并未直接摘引《资本论》，而是将其精神内核融合其中[27]。

其次，一些学者还从事实出发，称赞陈翰笙研读并借鉴了马克思主义其他经典著作。据西门宗华回忆，陈翰笙曾嘱他翻译列宁名著《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一书中有关俄罗斯农奴制度方面的论述译出，作为参考。特别是“在了解考茨基在没有背叛马克思主义时所写的《土地问题》一书，是马克思主义关于土地问题的经典著作，又命我翻译此书中的重要章节，供他参阅。我的译作乃于1931年由国立中央研究院出版，书名定为《近代农村经济的趋向》。先生对翻译要求极其严格。由于我是由考茨基原著俄文版译出，先生便请同济大学毕业、懂德文的姜君臣依据德文原著进行核对才出版。显然，陈翰笙在主持无锡等地的农村社会调查时，将翻译考茨基的《土地问题》作为重要的理论准备，也参考了自己曾经的论辩对手马季亚尔所著《中国农村经济之特性》[28]。

其三，陈翰笙的中国农村问题研究还与马札亚尔存在着诸多联系。二人在中国农村问题上，分歧与共识并存。在薛暮桥看来，“关于中国农村经济本身的研究，第一本应当介绍的就是《中国农村经济研究》”。莫斯科的中国问题科学研究院也指出，《中国农村经济研究》是“现代中国土地关系之马克思主义的分析之第一个有力的尝试”。但因马札亚尔曾受到苏联官方压制，其学术思想也成为批判的对象出现认识的偏差和误解。实际上，当时国内学界并未就马氏的理论形成统一的意见，其学说仍具有影响力。陈翰笙在批判中又有借鉴。陈翰笙曾委托西门宗华将马氏的《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一书节译，并于1930年以《中国农村经济之特性》为名由上海北新书局出版。1933年，马札亚尔的《中国经济大纲》一书由徐公达译出，该书从整体上分析近代中国的社会经济状况[29]。

陈翰笙及时注意到该书的出版并跟进研读，将其作为他领导的农村调查团成员的学习资料。由此可见，陈翰笙与马札亚尔在学术上的对立与交锋显然被夸大

陈翰笙及时注意到该书的出版并跟进研读，将其作为他领导的农村调查团成员的学习资料。由此可见，陈翰笙与马札亚尔在学术上的对立与交锋显然被夸大了。

其四，还令人称道的是，陈翰笙的调查组里为了汲取金陵大学农业经济调查经验，邀请金陵大学农业经济系王立我（1901—1973）参加无锡农村经济调查，让其担任调查组指导员，他熟悉卜凯教授的调查方法。也就是说吸取了卜凯德国际农村调查方法与经验[30]。

当然，陈翰笙还自己编写一批调查参考资料，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1930年作为农村经济参考资料出版。如他根据西欧、东欧、俄国、日本的社会发展过程，编制了《封建社会的农村生产关系》、《台湾的租佃制度》、《近代农村经济的趋向》等参阅资料。

（十）使中国农村经济研究的中心从莫斯科转移到中国上海

据徐勇多次感叹，长期来，国际上曾流传着这样的话，即中国的农村在中国，中国的农村调查在日本，中国的农村研究在美国。意思是说国际上研究中国农村的主导力量在苏联和日本，日本作的满铁农村调查规模很大，而美国专家利用日本满铁农村调查开发出不少引起世界影响的结论[31]。1920年代陈翰笙大规模组织实施一系列农村调查，并系统回应了当时的一系列争论，引起了极大地国际反响，从而使中国农村经济研究的话语主导权从苏联移到了国内。中国农村经济研究的中心从莫斯科转移到中国上海，正如隋福民所说，在这之后人们才意识到陈翰笙等人才是真正了解中国农村社会的人。1935年纽约《太平洋事务》季刊发表伊罗生的长篇论文，称陈翰笙为“中国最有能力的农村经济研究者”。1948年《世界与中国》第一期按语中也称“陈氏研究中国土地问题多年，著作甚富，为此一问题之权威”。评论恰如其分，也说明以无锡、保定农村经济调查为基础的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令世界瞩目[32]。

（十一）陈翰笙科学调查方法至今仍是学者们的榜样

对于陈翰笙农村调查的科学方法，学界一直称赞，达成的共识有以下6点：

一是陈翰笙以理论结合实际的经验调查方法回应重大问题，与同期莫斯科趋于教条化的马克思主义经济研究形成范式分流。这主要表现在用自己亲自调查的数据说话，而不仅仅是引经据典。陈翰笙关于中国社会性质的论证之所以能够得到广泛的认可，就是通过实地调查获得的第一手非常有说服力的数据资料。这正是他对农村生产关系的一种量化的考察。

二是陈翰笙农村调查依据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理论，用5分法把当时农村农户划分为地主、富农、中农、贫农、佃农（雇农），其中一个重要标准就是土地租佃与农业雇工。一些学者认为陈翰笙的这种划分始于最早的无锡调查，李章鹏的梳理发现，这种说法似不十分妥当。1934年，陈翰笙撰写《现代中国的土地问题》时虽已使用五种农户分类法分析无锡农村，但这已是无锡农村调查四年多后的事了。这一划分，为后来我党的土地改革所接受、并沿袭。

三是陈翰笙的调查与研究还运用国际社会通行的具体调查方法。主要是村庄概况通信调查、挨户访问、抽样问卷等，并把挨户访问与抽样问卷相接合，更是令人叹服。所谓挨户访问，就是所有的农户都要访问。所谓抽样问卷，就是按一定规则抽取一部分农户填写问卷。统计学原理告诉我们；通过计算样本特点能够得到总体的判断。数量有限的样本要代表总体是有很多必要条件的，满足了这些必要的条件才能说样本表现的结果能够推论总体一致的结论。为此，陈翰笙农村调查所选择的样本既具有代表性，公众可以检验；样本量都足够多，如无锡调查55村概况、22村抽样1204户问卷，保定调查78村概况、11村抽样1773户问卷，广东50个县335个村概况调查和番禹县10个村抽样1209户问卷；每一个调查农户的问卷表上所列项目分成30几个大类、500多个小项。

四是陈翰笙早年的留学背景，以及他对世界历史的掌握都使得他能够从世界经济的角度来考虑中国农村经济问题。他在分析地租上涨、地价上涨以及农产价格跌落、税捐、高利借贷等多个方面，都与国际上主要国家进行数据对比，都考虑到了国际经济状况对中国农村经济的影响，能够更全面的看待中国农村经济问题。如李玮曾具体谈到陈翰笙比较了解放前中国与苏俄每公顷棉花产量的差距，以及与美国、日本、意大利及西班牙的每公顷白米产量的差距，说明了耕地分散给生产力造成的严重打击。他指出了这种差距的原因在于，小农田天然排斥大量生产的发展，大量劳动力的使用，资本的集中以及大规模的牲畜饲养与科学运用。

五是陈翰笙每个调查项目点，都要查阅官署案卷、地方志、各类机关报告、个人著作、当代书报等，并和实地调查的材料相互印证，说服力很强[33]。

六是在后期资料整理的过程中，还要进行信息甄别与补充调查。如无锡调查组曾对税捐、田租、币价以及工商业等与农村经济直接相关的情况，进行补充调查，有的还追溯到近20年来的演变，并进行统计分析。有的农户由于年龄大、回忆不准确，他们没有得过且过，而是找到头脑清楚的左邻右舍共同回忆，尽量达到数字的准确。

（十二）陈翰笙领导的保定农村调查成果有待挖掘

1935年，张培刚利用保定农村调查资料，并在清苑调查户的样本中抽选了3村500户，重新到原调查点进行了1个多月的补充调查，写成了《清苑的农家经济》一书。学界公认，陈翰笙赞同张培刚对保定调查资料进行整理，但不认可他的研究方法。孙大权列举事例说明，张培刚虽然在《清苑的农家经济》采用了阶级的农户分类，但在材料分析和结论方面，与陈翰笙就有很大不同，比如陈翰笙制作了“保定土地分配表”，发现“保定的贫农与雇农，平均每家不到7亩地。所以65.2%的农家只有耕地的25.9%，反之，11.7%的地主与富农，却有土地41.3%”，

强调的是保定农家土地分配的严重不均。张培刚也制作了“各农家所有田亩次数表”，发现“94%的农家，每户所有田亩都是在一亩到五十亩这一组级”，强调的是保定农村土地所有权表现出小额的与分散的中小农特征。又比如陈翰笙的主要结论是“大地主是促成农村崩溃的主要因素”，张培刚却认为农村五个阶层的经济地位是流动的，经济地位的差异仅仅影响他们各自的盈亏。由此可知，张培刚的整理就很难得到陈翰笙等人的认可[34]。

（十三）陈翰笙的云南西双版纳农村土地调查

据笔者梳理资料，1940年3—4月，陈翰笙携陈洪进、刘述舟，前往云南西双版纳进行农村土地调查。共作了66个村的概况调查和6个村168户的挨户调查，以及一些必要的访问座谈。得出了西双版纳傣族当时处于封建领主制的结论。封建主义的行政机构和农村公社并存，农村公社在瓦解但没有消亡，封建主义在

增长但还没有成熟，资本主义开始渗透但极其微弱。他认为，当时傣族主要统治者车里宣慰使，当地人称为召片领，意即“土地之王”，其手下官员分5个等级，都是世袭的，俸禄由老百姓贡赋或代耕田支付。“完全是个封建模式”。他的结论第一次回答了处于祖国西南边疆少数地区傣族社会的封建领主性质，是当时所有调查当地土地制度的最翔尽、最科学的结论。由于各种原因，至1948年陈翰笙才在美国用英文写出，次年得以油印出版，随之在国际上产生了重大影响。时隔30多年后1984年，才请中国社会科学院图书馆的陈书梅把英文本译成中文，再请中央民族学院民族研究所的祁庆富根据英文原著和中文译稿进行校订，并写了长篇引言，加上助手陈洪进写的序，一并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但这个版本是节选本[35]。

由于资料较少，对于陈翰笙1940年初的西双版纳农村土地调查，学界研究极少，其富矿尚待开发。

（十四）陈翰笙与同时期其他农村调查的区别

李金铮、邓红的资料梳理发现[36]，1910至1930年代中国农村调查，最著名当属毛泽东、张闻天等革命者的农村调查、陈翰笙零领导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与西方社会科学方法相接合的调查、国内开明学者的调查，特别是以卜凯为代表的西方学者调查等四大类。严格意义上的中国农村调查，外国人的调查则是先行者，按时间先后有： 1914年清华学校社会科学系教授狄特摩尔指导学生对清华园附近的195个农户进行调查；上海沪江大学教授葛学溥指导的广东潮州凤凰村调查；美国麻省农科大学校长、农业教育家白斐德为团长在中国调查6个月10余省的各农校和乡村视察；燕京大学农村经济系教授戴乐仁和马伦组织北平9所大学的61名学生对直隶、江苏、安徽、山东、浙江240个村的调查；美国布朗大学教授白克令指导学生调查上海附近的沈家行村；成都大学经济系教授布朗主持四川峨眉山新开寺附近25个田区的调查和成都平原50个农家的调查；南京金陵大学农业经济系主任卜凯主持的两次大规模的农村调查；燕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甘布尔与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合作进行的定县农村调查；沪江大学教授兰姆森组织学生调查上海杨树浦附近4村50农家。直到1930年抗日战争爆发因战乱而终止。

关于调查的目的与作用。范世涛认为[37]，革命家毛泽东的调查，完全是为了革命斗争服务，“了解中国是个什么东西(中国的过去、现在及将来)”，是“为了得到正确的阶级估量，接着定出正确的斗争策略”，“确定哪些阶级是革命斗争的主力，哪些阶级是我们应当争取的同盟者。哪些阶级是要打倒的”。陈翰笙的调查旨在证明中国社会的半殖民地半封建性质以及土地革命的必然性，为共产党的革命理论和革命政策提供事实依据。国内其他学者的调查，例如李景汉就认为“社会调查固然是学理的研究，而主要的目的是实用。换句话说，不是为调查而调查，乃是为改良社会而调查”[38]。至于国外学者的中国农村调查的目的，归纳他们自己的说法，一是使西方人知道中国的真况，而中国人自己因此对于其本国的情形，也可以更为了解；二是根据调查的事实；为改良社会和创造社会运动的秩序，三是于社会力的性质及功效上，可以增进不少的智识，因此对于社会学的进步，有实际的贡献；对于理论的“人类社会的科学”的贡献，理论社会学上的种种假设可依据特殊例证及具体事实而得到验证；四是社会价值方面增强了外国对中国农村的了解。

关于调查的时间。李金铮、邓红的资料梳理发现[39]，首先是起始时间，国外学者的农村调查比中国学者早10年之久。其次是每次调查的持续时间，国外学者一般能维持较长。如甘布尔的华北农村调查花费五六年的时间，卜凯主持的两次调查分别持续了5年和6年，涉及7省17处、22省186个县。国内学者的调查有影响者，时间较长的只有李景汉主持的定县调查，费时近10年；日本满铁主持的华北农村惯行调查，为时4年。至于其他调查多不超过一年，如张闻天主持的晋陕调查算是时间较长的，不过一年两个月，陈翰笙主持的无锡、保定调查各为两三个月（第二、三年又分别进行补充调查——笔者注），中国农村复兴委员会的六省农村调查都是两个月左右，而我们非常熟悉的毛泽东的《寻乌调查》、《兴国调查》，仅十多天、一个星期的时间。

关于调查的经费。国外学者从国际组织争取的经费较宽裕。如卜凯主持的22省186县调查，就曾得到太平洋国际学会、美国洛克菲勒基金会5.7万美元以及学会外4万美元的资助[40]。笔者阅读陈翰笙西双版纳调查著作发现该调查得到的资助仅有1000美元[41]。不过，那时一美元在中国可以买170斤大米。

关于调查的具体方法，毛泽东、张闻天等革命家的方法主要是座谈会。陈翰笙的调查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于国际社会科学相结合的方法；国外学者和受过国际训练的国内其他学者。在每个区域内，按照一定的标准，选择有代表性的村。而在一个选定村庄内，则运用了个案调查、抽样调查、问卷调查、通讯调查、民意测验、统计分析等多种现代调查手段，从而具有了浓厚的“社会学学科”特点。有的还大量使用图表形式，加强调查效果。据《中国农家经济》一书共使用统计表格250个，示图71个，照片39幅。这一时期恐怕只有李景汉定县调查可以与之媲美，据统计，《定县社会概况调查》共使用统计表格314个，但示图使用极少。鉴于调查地村民的种种疑虑，为取得农民的信任和得到真实的材料，学者们特别是国外学者充分利用了当地绅董、学校领导、学生等关系，在他们的帮

助下使调查得以顺利开展。有的更是借助了地方官员或亲朋关系的力量，甚至有的还为农民解决了一些实际问题，加强了与农民的亲和力。如中国农村复兴委员会的调查，打着行政院的牌子，每到一地，都先要接洽省当局、县当局，由其照会区乡协助。在土匪猖獗之地，甚至由县长带领士兵陪同[42]。

关于农村调查结果的建议，陈翰笙的调查重在说明中国农村社会的发展形态尤其是封建势力和外国侵略对中国农村的破坏，最终为暴力革命、土地改革提供

理论依据。而包括国外学者在内的其他的调查，重在以西方学术方法调查中国农村，提供社会事实，并在此基础上对农村改良提出一些看法。如卜凯的调查建议有三大类：一是发展大农场，适度规模经营；二是改良农业生产，加强集约经营，提高单位产量；三是减轻地租，主佃两利。李金铮等人为，两类调查在某些问题的认识上并非截然对立，只是改革中国农村的道路不同，一是革命的，一是改良的。客观地说，两类调查各其有道理，要求一个西方学者完全按照马克思主义阶级理论的标准进行调查，是不现实的[43]。

（十五）陈翰笙农村调查与研究的局限

在肯定陈翰笙农村调查研究的卓越贡献的同时，一些学者也指出他的局限。

多数人的看法是，他主要研究生产关系，却忽视了生产力的影响。李玮指出，相对于民国时整个社会调查的广阔性而言，陈翰笙的调查内容在很大程度上不免显得过于狭窄。尤其是后来，调查的范围是愈来愈窄，最后甚至只局限于那些与

生产关系直接相关的事物中，其他事物对于他及中国农村派来说似乎变得可有可无，最终也限制了他的理论视野。如在广东调查中，陈翰笙就只注重耕地所有与使用之间的矛盾，而忽略了其他很多重要的方面。本来，富农与中农、贫农在广东所拥有和使用的耕地都一样的非常零细，且在使用的耕地中也都有一部分是租进的。这显然表明存在的问题实际己不仅仅是耕地所有与使用之间的矛盾了，人口总量与有限的耕地之间的矛盾、生产力水平低下、不同的经营模式等，都可能是导致这种状况出现的原因，而陈翰笙却抓住一点就不及其余了。本来，将生产关系具体化是生产关系研究深入的需要，但如操作不好，也会造成偏颇，以偏概全[44]。

而范世涛梳理资料发现，“农业生产力在怎样地发展”曾是陈翰笙离任中研院前后最为关切的问题，认为，“土地所有本身的性质，一般地还要由农业经营的性质来确定”。陈翰笙1933年7月赴加拿大参加太平洋国际学会班夫双年会，向太平洋国际学会提交的研究项目申请即为中国农业经营调查，更具体地说是关于中国农业耕作的大型调查计划。但这项申请未通过评议，没有得到资助[45]。

二是认为陈翰笙对高利贷作用的分析比较片面。李玮指出：“出于对阶级利益的保护，陈翰笙强调分析了高利贷给中国农民带来的损失，认为高利贷不断的吸吮中国农民的血液，是造成中国阶级分化的一个有力的助推器，更是造成中国农村经济衰落的重要因素之一。高利贷固然是地主及军阀等借以压榨和剥削农民的手段，但是不可否认的是，它也为中国农民带来了一些便利，或者说为中国农村经济的发展做出了一定的贡献。”[46]

三是认为陈翰笙对农民和农村社会内部的文化等关注不足。陈洪进曾指出，回想起来，由于当时的环境的限制，四十年代初的调查研究，还局限于土地所有制这一个方面。实践证明：所有制的改革确实是个重要的改革，但是低级社会形态上升到高级社会形态，单靠所有制的改革是不够的；还要有精神文明的改革。

四十多年前的调查，除其他缺陷外，没有包括傣族人民思想意识方面的调查，是一个主要缺陷[47]。

潘璐认为，陈翰笙的研究具有明确的政治导向，研究内容集中于当时政治论辩中的焦点议题，如土地分配、租佃关系、农村阶级关系等，而对农民和农村社会内部的文化、组织等关注不足，这使得中国农村派未能与当时学院派的社会科学研究形成对话，也对陈翰笙思想的传播造成了局限[48]。

四、陈翰笙的工人调查及工业化思想非常超前，具有前瞻性

从现有资料看，陈翰笙在二十世纪40年代就系统地提出了中国实现工业化的理论，而以后半个世纪的实践证明他的理论是正确的，有远见的。

学界共识，陈翰笙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农村经济理论的开创和拓宽者，他研究中国工业化道路问题同样有很深的造诣，提出的理论观点至今都有重要的意义。

（一）上海杨树浦日本纱厂包身制调查

据范世涛梳理，1929年 7月至1930年6月间陈翰笙主持的社会学组研究工作，第一个调查是上海日资纱厂，调查包身工制。实际上，上海工人生活状况调查从准备到实施，均晚于 1929年的无锡农村经济调查。“首先从上海工人生活状况之调查着手”，在上海杨树浦区调查全部530家工厂中的474家，实际调查人员42人，调查规模和延续时间并不比1929年的无锡农村经济调查逊色。调查发现，“纱厂丝厂女工包身制度之盛行，实为现代劳动雇佣制度在中国特有之征象。”从收集的工人家书看，“虽喘息绞汗于工厂机器行间，精神上仍不免乡间亲属之牵累”。由于杨树浦调查高度敏感，引起了国民党反动派注意，兼任社会科学研究所所长的蔡元培劝陈翰笙改变方向，多做农村经济调查。遂放弃[49]。

（二）扶持《中国工业》月刊

1942年春，陈翰笙到达桂林，在任桂林师范学院西文系主任的同时，在工业合作国际委员会桂林分会和工业合作研究所工作时，同简竹坚、张锡昌一起出版《中国工业》月刊，通过设立广西师专中国农村研究会、工业合作国际委员会桂林分会等革命社团，为广西师专学生提供了浓厚的校园社团育人氛围。特别是在《中国工业》上发表多篇文章，宣传抗日，揭露国民党不抵抗政策和行动[50]。

（三）周叔莲把陈翰笙的工业化理论归结为8个方面

周叔莲认为，陈翰笙的工业化理论集中体现在他1944年的《如何走向工业化正规》一文中也散见于他的其他一些著作和言论中。主要的有以下8个方面：

中国必须工业化；二是关于工业化的条件，主张“要达到工业化的目的，不能不一是关于工业化的必要性，不同意以农立国和中国不能工业化的观点，坚决主张创造一个相当顺利的环境”；三是关于工业化的程序，主张建设程序大致应该按照农业——轻工业——重工业的道路走；四是关于农业与工业的关系，主张中国的民族工业的基础必然也要靠农业生产的改进；五是关于工业化的资金筹集，主张社会建设资金的积累主要应依靠发展国内的工农业生产，也可以通过友好合作

争取侨资外资援助和借一些有利的外债；六是关于工业化和教育的关系，他反思旧教育的反科学的教育精神，如不革新，近代工业是不会生出来的；七是关于工业的所有制结构和经营方式，他反对单纯模仿苏联的国有国营为中心，而主张国

营和民营适当配合；八是关于学习外国经验，主张“工业化不可一昧模仿外国的皮毛，而必须根据国外的历史教训和人家实际的经验，且适应国内各地产业发展的程度而确定。”[51]

（四）陈翰笙解放前的文章曾警告的工业化弊端至今仍有现实意义

1944年，陈翰笙发表《如何走上工业化正规》，警告国人不要肤浅地学习苏联，不要以为专门创办工厂便可达到工业化的目的；国营企业和民营企业要很好地配合，否则“就不免要重蹈衙署经营的覆辙，而竞忽视一切民营工业，以致国营工业本身站立不住，而民营工业也因此愈加遭殃，结果所谓国营者将变质为私营，而真正的民营者不免有大批倒闭之虞。如此所谓工业化者必然要碰壁，而产业反而要走上倒退的途径。”

笔者在阅读陈翰笙《解放前西双版纳土地制度》中曾举出衙署经营的案例：1938年，云南省政府决定创办位于车里（即现在的徐双版纳周首付景洪）东北部的南糯山茶场，五年内种植了二百万株茶树，但结果完全失败。主要原因是市

场情况不佳，劳动力不足和管理不善。

1948年，陈翰笙在谈解放后社会主义建设的发言记录，对于生产方式、建设步骤、工业化特点、建设资金来源的预见，完全不同于五十年代后期和六十年代的情况，却与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的方针政策基本一致。周叔莲特别感叹他在解放前就已洞察所有现实社会主义国家错误处理所有制结构和经营方式将导致的困境。并指明了在长期内正确处理所有制结构和经营方式应该遵循的正确原则。体现了他的聪明睿智和远见卓识[52]。

（五）参与工业合作社运动[53]

工合即工业合作社运动（简称“工合”），是由路易·艾黎、埃德加·斯诺和海伦·斯诺等外国友人和胡愈之、沙千里、卢广绵等爱国人士在1938年8月5日在武汉成立，孔祥熙任理事长，艾黎被聘为技术顾问，同时代理总干事一职[54]。

为了阻止国民党窃取从国外捐赠款，1939年5月在香港设立一个国际委员会.1939年5月（一说同年7月21日），宋庆龄前往香港码头迎接陈翰笙，让其担任秘书，艾黎任实地秘书。1942年底统计，全国设有72个工合事务所，近3000

个工合社，社员3万多人,每月生产总值2500万元,社员股金600万元，工业合作协会和银行对工合社的贷款约8000万元。曾先后接受美英等国友好人士和进

步团体援助款项约2000万美元（一说500万美元），全部交给中共（一说一部分共2000万美元经由上海银行，通过廖承志和唐明照把捐款直接转到延安，交给李富春，另一部分拨交中国工业合作协会，用之于扶持底层工合业务和训练工作。）

1952年工合与全国供销合作社合并，工合国际停办。1983年11月召开了工合全国代表会议，推选薛暮桥为名誉理事长，艾黎、陈翰笙为名誉顾问。1987年重组，由艾黎亲任主席，陈翰笙为副主席。他们利用早年的国际联系，争取到许多国际友人参加，一起为支持中国新时期的工合展开活动，为中国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发挥积极作用。

后来陈翰笙在《工合的故事》一书中，高度评价合作社能很快打破中国旧时的封建束缚，构成一场社会的和经济的革命；不仅适用于发展工业，同样对发展农业有重大价值。他曾预言，“当农业合作社在全国扩展开来时，将形成中国生产制度的一次革命”。合作社的自愿、平等、民主的基本理念和自主的管理制度，有助于在半封建、半殖民地性质的中国，推进各方面的民主。

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军进攻香港，陈翰笙不得不转移到桂林，以那里为基地，到湖南、广东、江西、福建等地对工合进行深入考察，并在桂林办起工合研究所。这一段实地调查为他后来撰写《工合的故事》提供了大量翔实的材料。这本小册子1947年在美国出版，为工合的兴衰做了实事求是、寓意深刻的小结，是当时中国人评介工合的权威之作。

五、中国现代国际研究的开拓者

（一）开辟南亚研究现代南亚史研究奠基人[55]

1944年，陈翰笙被迫出走到印度，任职于同盟国设于印度的研究机构“远东局研究处”，德里大学远东研究部工作，期间，他对南亚次大陆复杂的农业经济区域进行了全面细致的调查研究。1948年，陈翰笙受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著名南亚学者丹尼尔。桑拿尔的聘请，根据20世纪40年代在英属印度所作的一

项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写成《南亚次大陆农业区域》，后来经过他的好友但尼尔· 桑纳尔夫婦半个多世纪的努力，终于在1996年交付巴基斯坦卡拉奇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版。出版后得到国际南亚学界的高度评价。但尼尔·桑纳尔在该书序言中写道，它提供了“对南亚区域差别最 全面最深刻的资料”。后又在另一篇书评中把陈翰笙的研究成果称之为“他迄今所知有关南亚区域划分资料最为透彻的分析”。该书对南亚21个农业区域所作的详图只有哈比布著名的《莫卧尔王朝地图》才

可以与之媲美。在实地调查和文献收集的基础上，他完成了《南亚次大陆农业区域》一书。该书由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版后，得到国际学术界的高度评价。此后，又于1950年完成《印度和巴基斯坦经济区域》、《南亚农业区域》(1950)、《五十年来的印度史学界》(1952)、1949年完成的《印巴经济区域》,是陈翰笙的又一扛鼎之作。这部用英文写成的著作，首次对印度、巴基斯坦进行了宏观的研究。英文本1980年在印度出版，影响巨大。

（二）创立南亚问题研究机构[56]

经陈翰笙提议，1951年酝酿、1952年正式在外交部成立南亚问题研究小组，

这是新中国成立第一个专门研究南亚问题的机构。新成立的南亚组分南亚和东南亚两个小组，均由陈翰笙的助手洪进具体负责。1956年11月，外交部国际关系研究所成立，陈翰笙任副所长，分管南亚组。从1956年到1961年南亚组存在期间，积累了有关南亚各国的大量图书资料，对南亚各国政治经济形势、印度大资产阶级、五年计划、土地问题、以及国大党等问题进行过深入研究。南亚组的工作，被迫因1957年的政治运动而中断。1962年，南亚研究组被撤销。

1963年，陈翰笙受命创建中国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得以再次重建南亚研究。原在国际关系的老南亚组人员纷纷归队，在新建的东南亚研究所中，另辟一个南亚研究阵地。他亲自设计印度史的研究方向与计划，为南亚研究的一个重

要方面奠定了基础。“文革”中，南亚研究又一次遭遇更大的严霜摧残，所被否定，陈翰笙被打成 “资产阶级学术权威”。

十年浩劫后，陈翰笙被任命为中国社会科学院顾问。1978年6月，中国社会科学院和北京大学商定合建南亚研究所，季羡林任所长，陈翰笙担任学术委员会委员，并兼任研究生导师。1985年，中国社会科学院南亚所和北京大学南亚所分设；后两个所分别在20世纪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被撤销和兼并。

1978年夏，季羡林、陈翰笙发起成立“北京地区南亚问题座谈会”，会址设在北京大学东语系会议室，每年召开3—4次会。1979年冬，中国南亚问题研究会成立，季羡林任会长、陈翰笙任名誉会长，被称为办实事的南亚学会名誉会长。

后由各主要会员单位轮流主持召开座谈会。

（三）中国太平洋问题研究的先驱者[57]

一是参加国际性学术团体——太平洋学会的活动并担任该会英文会刊《太平洋事务》编辑（一说副主编）。1932年，美国人爱德华·卡特邀请一些太平洋国家的学者在加拿大的路易湖集会，讨论国际学术交流与合作问题。根据与会者的共同愿望，美国太平洋学会于1933年正式成立，会员由澳大利亚、加拿大、苏联、中国、法国、印度、缅甸、日本、荷兰、英国、美国等国学术团体和个人。

从1936年到1939年，根据中共的指示前往美国纽约，在太平洋学会中前后工作了三年。而《太平洋事务》则成为20世纪30至40年代陈翰笙发表研究太平洋问题成果的园地。陈翰笙以自己渊博的学识和人格的魅力，赢得了太平洋学会的各国学者的尊重，并争取到他们对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同情和支持。巧妙地使它成为展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实际情况的一个窗口。如发表斯诺名著《西行漫记》的片断。

二是发起成立中国太平洋历史学会。陈翰笙对太平洋区域的历史和当前的政治经济发展趋势非常关心，并于1984年与周谷城、于光远、宦乡、贾兰坡等学者共同倡议成立了中国太平洋历史学会。出任副会长，对学会的日常工作经常提出许多富有启发性的建议，1993年经民政部批准，中国太平洋历史学会正式改为中国太平洋学会。陈翰笙任名誉会长和《太平洋学报》的名誉主编。他始终以极大的热情关心和指导学会和学报的工作。

（三）主编《外国历史小丛书》500种

1961年吴晗应周总理的建议主编《外国历史小丛书》，聘请陈翰笙等为编委。截止1965年，丛书出版了59种，发行160万册，在普及外国史知识、宣传历史唯物主义方面起到了很好的作用。文革中被勒令停版。1979年，丛书恢复出版，陈翰笙担任主编，他强调在选题上要解放思想、打破禁区，所有大小国家和地区的古、近、现代史都要涵盖，但题目不能太小，必须是历史上的重大问题、人物或事件，而且正面、反面的都要写。从1979年12月审阅第一本书稿，到 1990 年 10 月编辑工作基本完成，他审过的书稿总计有296部[58]。

（四）主编《大百科全书•外国历史卷》

1978年，国务院才决定编辑出版《中国大百科全书》，编委会先后组织2万余名专家学者，取精用宏，历时15载，终于纂成，第一版（共74卷）在1993年出齐，共收77859个条目，计12568万字，内容涵盖哲学、社会科学、文学艺术、文化教育、自然科学、工程技术等66个学科和领域[59]。

《中国大百科全书·外国历史卷》由陈翰笙主编、数百位世界史学者参与编

该书中重新确立了应有的地位，他们的条目占全卷的一半，该卷还对国际关系史、撰，于1990年1版，是中国世界史发展的标志性成果之一。共收条目2492个，插图1222幅，地图63幅，计333万余字。介绍了全球184个国家和地区的历史；一些曾在历史上存在过的国家也收录在卷。在以往史书中被忽略的亚非拉国家在共运史知识作了系统阐述。

据非洲卷助手吴秉真回忆，陈翰笙重点抓非洲历史部分，原因是深深同情和关注这片被西方殖民主义统治和奴役近五百年的黑暗大陆。在“文革”最混乱的时代，他被囚禁，被下放，还在思索着要写一本非洲史。已收集了不少有关非洲的资料，写了一份详细提纲约1.5万字的详细提纲。历史卷上马后更是倾注了他大量心血[60]。

（五）《华工出国史料汇编》[61]

70年代“文革”后期，汇编要回溯到20世纪30年代。那时翰老去广东调查农村经济，不少农民被迫流落他乡，很多壮劳力被拐骗出国做苦工。侨乡人民的苦难生活强烈地震撼了翰老的心，当时，他就下决心要写一部反映侨胞悲惨生

活的书。70年代“文革”后期，他才有空实现他的愿望。他在几位同志的协助下，编写了这部大型资料汇编。陈翰笙不顾年事已高，在十分困难的条件下开始了华侨史研究的拓荒工作。在他的积极推动下和组织下，陈翰生主编，卢文迪、

迪、陈泽先、彭家礼编《华工出国史料汇编》共十辑，约350万字，在1980—1985年相继出版。内容包括中国官方的文书选辑、英国议会文件选译、美国政府文件选译、中外学者关于华工方面较有权威性的综合性著作，以及东南亚、拉丁美洲、美国和加拿大、大洋洲、非洲和欧洲等地区的华工史料。在这些文献中，

包括华工出国的历史背景、出国方式、清朝政府对华工的政策、华工的遭遇及反抗、华工对当地社会的贡献等。陈翰笙亲自动笔，撰写了《“猪仔”出洋——七百万华工是怎样被拐骗出国的》,揭露了700万华工被拐骗出国的过程，以及西方的“文明”是如何建立在华工的血泪和尸骨上。《汇编》的出版，为深入研究华工及中国近代经济史、世界近代经济史、中外关系史及移民史的关系提供了极为丰富的资料。

六、中国国际外宣的先驱

陈翰笙利用长期旅居海外的机会，用国际语言直接讲好中国故事，被尊称为广交国际朋友的人民外交家、中国国际外宣的先驱。使中共摆脱孤立状态、走向世界舞台，开展“民间先行、以民促官”的民间外交以及对外宣传工作提供了丰富的思想遗产与扎实的实践基础。

（一）在国际上，用国际语言直接讲好中国故事

陈翰笙精通五种外语，懂得四种外语，共九种 。用国际语言讲好中国故事，赢得国际社会的理解、赞同，提升我党我国在国际上的话语权和争取国际社会支持，起到了重要作用，堪称传播大师。他在国际上传播的主要内容，包括中国革命的基本前提、主要内容、领导权、动力、对象和发展前途等。太平洋学会加拿大分会邀请，陈翰笙赴加演讲西安事变真相，历时两个月，横穿十几个城市，演

讲数十场，宣传抗日60。陈翰笙的国际宣传，和国内许多人不懂国际语言、不会用国际语言讲好中国故事，有时效果适得其反，形成了鲜明对比。

他的不少著作被列入美国等大学有关亚洲专业学生的必读书目。他的学生到国外留学都感到他在国外的影响比国内大[62]。

（二）运用国际期刊平台，宣传中国[63]

陈翰笙曾经是第三国际《国际通讯》的英文撰稿人，并曾参加第三国际农民研究所的工作，以渊博的学识和敏锐的观察力，对于急速变幻的国际形势不断进

行及时而又尖锐的评述，仅1926年一年在《现代评论》上发表的国际时事评述就不下50余篇：从英帝国主义的前途到苏联共产党代表大会，从裁军中的美国预算案到急转直下的法国政局，从德国与国际联盟到波兰的革命，从西班牙的政治动荡到菲律宾的独立问题，陈翰笙无不提出自己独到的见解。

作为《太平洋事务》的撰稿人，陈翰笙在该刊发表了《中国“模范省”的乐土》(1936 )、《中国内蒙政策评述》(1936)、《征服与人口》(1937)以及《中国的南海与福建和广东的社会状况》(1939)等多篇评论，有力地揭露了国民党行为。

适应日本侵略者的需要，以及为了达到反共的目的而推行的反动政策的实质；另一方面，痛斥了日本散布的侵略有理的谬论，并进而指出，扩张战争非但不能使日本摆脱经济危机，相反加重了这种危机，必然以失败而告终。陈翰笙还通过美国太平洋学会的出版物及香港《远东通讯》半月刊，对美国对华政策施加影响。1941年“皖南事变”发生后，正是陈翰笙率先在《远东通讯》上公开真相，打破了国民党政府严密的新闻封锁，赢得世界舆论的同情。被捕的新四军军长叶挺将军在获救出狱后，曾为此当面向陈鞠躬致谢。

（三）广泛结交国际朋友，积极影响美国政治[64]

1946年4月—1950年，陈翰笙奉周恩来之命再次到美国工作，在美国多所名牌大学任教，被美国学术界公认的研究中国政治经济问题的最高权威。同时任“中共在美领导小组顾问”，又是代表中国共产党在美联络美国共产党主席福斯特的联络员，以深厚学养和外交智慧影响美国对华态度。他广交美国朋友，积极影响美国政治，被称为中国共产党内与周恩来齐名的统战大师。

对国际朋友，陈翰笙首先影响他们，或和他们合作发表文章，宣传中国。如他与美国著名汉学家拉铁摩尔建立了密切关系。成为“最亲密的朋友”，后者在其名著《中国的亚洲内陆边疆》中曾多处引用陈翰笙的研究成果；另一美国汉学家柯文提出的“中国中心”模式追溯到陈翰笙。人们广泛称道的是陈翰笙有三个“三S”好朋友，即世界著名记者斯诺、斯特朗、史沫特莱，通过他们发表不少绍介我党主张的文章，被称“陈翰笙影响了三S，三S又影响了美国舆论”。又如在太平洋国际学会的资助下，陈翰笙和邱茉莉在编写的《农村中国》，其中第

一部分第二章“上海附近无锡的土地集中”和第六章“土地所有权的变革与永佃制的命运”，反映的是他在无锡保定的农村调查的两个未刊报告《无锡的土地分配与资本主义的前途》和《土地所有权的近代化》的思想。

令人称道的还有他在美成功策划“冯玉祥旋风”。1946年冬，在蒋介石逼迫下，冯玉祥被迫退伍赴美“考察”水利，拟冲进国会演讲，被陈翰笙劝阻，并为之谋划，冯按计先拜会曾在中国搞过调停的国务卿马歇尔，吸引舆论，后连开记者招待会和数百场演说，在美国刮起“冯玉祥旋风”，促使美政府削减对蒋介石打内战的原援助5.7亿美元，下降到1947年4月的4.63亿美元，6月又下降到4亿美元。（另一说从6000万美元削减为1600万美元），气得蒋介石直跳脚。冯感叹陈的奇谋，称赞陈有汉朝名相张良之才，运筹决策，决胜于千里之外，遂当场作画大公鸡（因陈属鸡）赠送。

（四）创办英文版对外传媒《中国建设》

1950年12月，宋庆龄根据周恩来总理要求，出面创办英文版《中国建设》（含有中国重建之意），陈翰笙推荐金仲华为编委会主任，自己为副主任，执行总编为爱泼斯坦。于1952年1月正式创刊发行，向世界传播来自新中国的信息。第一期印刷一万册，向国内外发行。当时北京没有外文印刷厂，只能送上海印。1960年先后出版了法文、西班牙文、阿拉伯文、俄文、德文等多种版本。金仲

华当时担任上海市副市长，工作担子已经很重，陈翰笙生在《中国建设》的工作虽是兼职，在长达8年的时间里，为办好这本杂志所付出了大量心血，从确定选

题，到组稿、编辑、审阅，版面设计，一一过问。1990年杂志更名为《今日中国》）。经努力，杂志逐渐形成了自己的风格，那就是面对国外广大中间读者，以人民团体的刊物身份出现，保持真实报道的传统，善用事实说话，内容丰富多彩，文章通俗，图文并茂，办得生动有趣，有亲切感，更好地反映新中国的变化，以增强各国人民对中国的了解与友谊[65]。

七、至死未说的秘密工作

（一）严守地下工作纪律

解放前陈翰笙所参与的革命活动，有相当一部分处于隐蔽战线。据他的学生潘维回忆，陈曾说：“做地下工作的人，有些事是要带到棺材里去的”[66]。

参与者的缄默、档案的缺失和秘藏，都为重新复原其历史面貌增添了巨大困难。虽然包括陈翰笙本人在内的一些历史当事人晚年曾披露过一些片段，一些研究者也做了发掘和考辨，但陈翰笙的“地下工作”全貌还远远没有得到呈现，一些重要的环节仍不知其详。尤其是在印度英国远东情报局的工作至今没有材料披露。

（二）协助佐尔格上海小组的功勋[67]

佐尔格不仅是共产国际派出的驻华代表，还是苏联红军总参情报部第四局（格鲁乌）特工。1930年1月，佐尔格抵达上海，公开身份是《德意志粮食报》驻中国的通讯员，陈翰笙成为佐尔格小组重要成员（一说二号人物，另一说外围人员）。三年中建立了以上海为中心，南至广州、香港，北至哈尔滨的近百人的庞大谍报网络。根据俄罗斯近年解密的档案，佐尔格在上海从事情报工作期间，共发回莫斯科597份电报，其中335份电报给了中国红军或中华苏维埃政府。其中值得称道的：一是佐尔格策划巧妙地提走了国民党军从德国购买的两万支枪和上千箱子弹，运送给红军。1931年6月21日，国民党军向中央苏区发起了第三次“围剿”，国民党的一线军官很快发现，一向装备陈旧的红军主力部队却用上了和自己一样的德式步枪，使红军打赢了第三次“围剿”战。二是1932年夏，国民政府筹划对苏区第四次“围剿”，佐尔格得到详细计划后，在电告莫斯科的同时，把情报交给了陈翰笙，陈翰笙则通过宋庆龄及时地把它送到了苏区，以徐向前任总指挥的红四方面军主力得到情报后，立即主动退出根据地，使国民党军扑了个空。红军在反“围剿”中与国民党军队周旋了两个多月，又一次彻底打垮了他们，随后进入川北，开辟川陕边区革命根据地。三是1937年底，佐尔格从东京来中国，目睹日军南京大屠杀，说服德国驻南京领事馆把资料予以保存，后用外交邮袋运回德国。四是佐尔格还保送了一大批中国青年学生到苏联学习情报技术，为中国革命培养了许多情报人才。后由于营救牛兰夫妇，佐尔格小组已经暴露，于1932年11月12日接到命令匆匆离开上海，经海参崴回到莫斯科。

（二）协助佐尔格东京小组建立的贡献改写了二战进程[68]

1933年佐尔格奉命前往东京，与上海战友尾崎秀实、克劳森等人一道再建“拉姆扎小组”（一译拉姆赛）。陈翰笙一道前往（一说1934年）去日本加入。小组为世界反法西斯做作出了杰出贡献：一是最先准确预报德国法西斯170个师于1941年6月22日进攻苏联计划，但是当时的斯大林顾虑苏联刚刚与德国签订了条约，认为德国不会贸然破坏两国的关系，又或是佐尔格在日本太过受欢迎，受到了德国军界的保护，从而怀疑佐尔格有可能是双面间谍，因此情报不可信，未予重视，结果苏军被打得措手不及，损失惨重，吃了大亏；二是准确摸清日军并无北进苏联计划、而是南下太平洋与美军开战，使苏军得以抽调原在东线的包括11个步兵师和3个坦克师在内的约25万人投入莫斯科保卫战（一说二十六个精良师，其中十六个师增援莫斯科），从而取得了莫斯科保卫战的胜利，度过了最艰难的岁月，最终战胜法西斯。被称为“20世纪最伟大的间谍”、“影响二战走向的关键人物”。

1941年10月18日，因叛徒出卖（一说“打火机”疏忽），佐尔格及其小组后来有34人被日本宪兵逮捕。日本三次建议苏联可以用佐尔格换回在苏军手上的日军战俘，但斯大林和苏联政府担心如果承认了佐尔格，可能日本也会拿这个当借口进攻苏联，始终答复：“我们对理查德·佐尔格毫不知情。”1944年10月7日佐尔格被判绞刑，终年四十九岁。但佐尔格在监狱所写的经历中对陈翰笙推崇有加，始终没有供出陈翰笙及中共的情报网络的具体信息，而且通过所写经历拖延时间使中共情报网络得以继续运作，获得了大量有价值的情报，有力地支持了中国革命。

直到1964年，赫鲁晓夫才追授佐尔格为“苏联英雄”；1969年民主德国以他的名字命名了一条街道，并引起东德其他大城市效仿。后来两国还发行了纪念佐尔格的邮票，充分肯定他作为共产主义者和国际反法西斯主义者的功绩。莫斯科一条大街、苏联的一艘油轮分别以佐尔格的名字命名。1985年，为纪念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四十周年，在莫斯科佐尔格大街左侧广场竖起了佐尔格的塑像和纪念碑。但是有关陈翰笙在其中的贡献至今没有揭秘。

八、培养的学生桃李满天下

（一）在实践中培养学生，名副其实的大师的大师

陈翰笙一生没脱离过教育，实现了“桃李满天下”，许多学生成为民族和国家的栋梁，有数位成为大师，例如季羡林曾述说是他的学生，他则是大师的大师。

陈翰笙一生的学术实践和学术成果，培养和影响了几代人。在他领导的农村调查以及后续的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会的组建于运行中，为党和国家直接培养了一大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者，这些学者理论联系实践的能力对于我国后来的改革开放都起到了重要作用如被称为经济学泰斗的薛暮桥、孙冶方、钱俊瑞等。如果说薛暮桥、孙冶方、钱俊瑞是公认的中国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大师，那么陈翰笙就是这个学术群体的先行者和引路人，为此也被称为陈翰笙学派[69]。

关于陈翰笙学派，是于光远在主持陈翰笙追思会时提出的。即陈翰笙在无锡农村调查时，吸收了薛暮桥、孙冶方、钱俊瑞等一群无锡精英青年参加，通过农村调查，这些人在陈翰笙的教诲下，掌握了理论，学会了实际操作；之后陈翰笙创办的《中国农村》以及关于中国社会性质的大论战等，使这批人成为新中国经济部门领域的栋梁，被称为“中国农村派”、“陈翰笙学派”。如薛暮桥，1950年就是中央财经委员会秘书长，以后又长期担任国家计委副主任，一直到20世纪的80年代、90年代，改革开放的每一步，都可以看到薛暮桥等人根据社会主义社会经济发展的规律向中央政府提出的正确建议并不断地被采纳，被誉为“市场经济拓荒者”。邓小平曾说中国的改革是“摸着石头过河”，这只是形象地告诫人们改革会碰到许多困难。实际上，中国的改革是有很深厚的理论基础的，这个理论基础，例如市场经济、商品经济、价值规律等，就是陈翰笙学派一贯坚持的。此外，后来被称为“中国发展经济学之父”的张培刚则在保定调查中也崭露头角。

（二）以教给适用技能为目的的带研究生[70]

陈翰笙非常乐意指导研究生。据他指导的北大国际政治专业的硕士生潘维回忆，他指导研究生的方法，比较特别，效果特好。一是在课程安排上，一周面授一次，按部就班，1小时教授英文（中译英），1小时谈历史、社会、时政和硕士论文。二是指导学生选定论文题目，首先是根据学生的知识面和英文基础，选定大的方向，接下来是让学生查找这个方向的文献资料，通过通读“找个细点的研究领域|”，选定具体方向，最后确定论文题目。这也是现在研究生做论文的第一步文献检索过程中确定题目和论文深入的方法。三是教学生写文章他强调的一条就是通俗易懂，写短句，不用生涩的词。他说：没学问的人，才用怪词。凡使用老百姓不懂的词，要么是想吓唬读者，要么就是没读懂外文原文。他解释说，社会科学作品与自然科学不同，是要给大众读的。大众读得懂的文章，才是好文章。大众读着明白顺畅的文章，是最好的文章。四是80多岁的他对学生的论文逐字逐句地订正；五是受邀参加学生论文答辩会时经常会投反对票，“他实事求是，一直坚持自己的标准”。六是关心学生的后续发展，推荐到美国继续读博士研究生。

在学生眼中，陈翰笙是一位让人“又爱又怕”的严师。20世纪60年代跟随陈翰笙研读印度近现代史硕士的俞源说，陈翰笙第一次给他布置的作业就要求画出印度地图，写出历史年表，“这让我练出了扎实的基本功，到现在都忘不了。”

（三）在自己家里办外语培训班，免费教授的学生后来都成为各单位的骨干[71]

1971年，“九一三”林彪事件后，陈翰笙被允许回京后没有被分配工作，于是在家里为上门求教的青年开设外语学习班，免费义务教授英文、德文、法文、日文，学生有300多名，不少是“黑帮子弟”，其中有“头号走资派”刘少奇的两个女儿，以及陈云、宋任穷、乌兰夫、万里、于光远、薛暮桥、李纯青等的子女。直到90多岁高龄几近失明时，仍每周用两个半天给他的英文学习班的学生们免费上课。那时，他的家成了免费教授外文的学校。

陈翰笙的英语培训班，分初、中、高级版，以教会学生日常适用英语为目的，自编教材，内容涉及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生动活泼又要求严格，学生水平提高很快。商务印书馆曾出版两册，很畅销；后他编选150多篇成集，交某外国专家订正出版，后因这位专家猝死，稿子也散失[72]。

 

注释

[1]转引自程瑛、胡奎：“中共对美外交第一人”辞世，于沛主编《革命前辈 学术宗师陈翰笙纪念文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年5月版。

[2]总结学术经验 发扬治学精神 传承理论精髓——温家宝总理春节看望经济学名宿薛暮桥、陈翰笙，中国社会科学院院报2004年2月3日。出处同上。

[3]龚育之：党史上的陈翰笙，出处同上。

[4]刘旭升、何宛昱：陈翰笙：以马克思主义方法研究现实问题，中国社会科学网-中国社会科学报2022-01-25 10:21。

[5]汪效驷（苏州大学社会学院)：在多学科领域均有建树的陈翰笙，光明日报2008年05月23日11版。

[6]周叔莲（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所原所长）：学习陈翰笙关于工业化理论的体会，于沛主编《革命前辈 学术宗师陈翰笙纪念文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年5月版。

[7]西门宗华（复旦大学教授）：向杰出的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家陈翰笙致敬（遗作），出处同上。

[8]约翰•基廷斯（John Gittings）：一位见证了百年变迁的中国社会科学家，英国卫报2004年4月1日，出处同上。

[9]丁力刚：回忆陈翰笙，出处同上。

[10]侯建新：陈翰笙先生是中国研究的先行者，出处同上。

[11]白卫星：中国经济学家中的早期党员，经济学家人物 2020-05-26 11:52。

[12]邓伟志：穿梭于三个世纪的陈翰笙，邓伟志网页。

[13]转引自程瑛、胡奎：“中共对美外交第一人”辞世，于沛主编《革命前辈 学术宗师陈翰笙纪念文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年5月版。

[14]大师风采，浙江财经大学图书馆2022-11-09 09:47。

[15]陈航英：早期中国农政研究探析——以陈翰笙为中心，开放时代2023年第4期。

[16][17]王振民：沉痛悼念陈翰老——追忆陈翰老晚年与中国农村改革的突破，于沛主编《革命前辈 学术宗师陈翰笙纪念文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年5月版。

[18][19]范世涛：陈翰笙与国立中央研究院无锡农村经济调查，中国经济史研究2020年第5期。

[20]张丽、李坤：陈翰笙与中国土地革命和无锡保定农村调查，中国农史2019年第3期。

[21]刘守英、熊雪锋：坚持问题导向的中国经济理论创新，中国社会科学2022年第10期。

[22]汪效驷、郑杭生：史学与社会学视野中的陈翰笙无锡调查，苏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2期。

[23][24][25]王中忱：“翰档”之憾—兼议全面整理陈翰笙的学术遗产，读书杂志2018年第6期。

[26]潘璐：农政问题：中国本土化传承与探索，社会发展研究2023年第10卷（1）。

[27]李自强：陈翰笙与国际左派学术界，史学理论研究2021年第6期。

[28][29]西门宗华：向杰出的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家陈翰笙致敬，于沛主编《革命前辈 学术宗师——陈翰笙纪念文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年5月版。

[30]范世涛：与教条化趋势分流：陈翰笙主持的无锡农村经济调查，中国经济史研究，2020年第5期。

[31]黄春宇：“满铁”调查改变中国农村研究——华中师范大学中国农村研究院长徐勇，文汇报2016-07-15。

[32]隋福民：无锡保定调查资料序，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1年6月版。

[33]李玮：陈翰笙农村经济思想研究，北京大学学位论文2002。

[34]孙大权：张培刚学术与思想几个问题探析，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1期。

[35]陈洪进：《解放前西双版纳土地制度》序，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8月。

[36]李金铮、邓红：另一种视野：民国时期国外学者与中国农村调查，文史哲2009年第3期。

[37]范世涛：与教条化趋势分流：陈翰笙主持的无锡农村经济调查，中国经济史研究，2020年第5期。

[38][39][40]李金铮、邓红：另一种视野：民国时期国外学者与中国农村调查，文史哲2009年第3期。

[41]陈洪进：《解放前西双版纳土地制度》序，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8月。

[42]李金铮、邓红：另一种视野：民国时期国外学者与中国农村调查，文史哲2009年第3期。

[43]范世涛：与教条化趋势分流：陈翰笙主持的无锡农村经济调查，中国经济史研究2020年第5期。

[44]李玮：陈翰笙农村经济思想研究，北京大学学位论文2002。

[45]范世涛：与教条化趋势分流：陈翰笙主持的无锡农村经济调查，中国经济史研究，2020年第5期。

[46]李玮：陈翰笙农村经济思想研究，北京大学学位论文2002。

[47]陈洪进：《解放前西双版纳土地制度》序，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8月版。

[48]潘璐：农政问题：中国本土化传承与探索，社会发展研究2023年第10卷（1）。

[49]范世涛：与教条化趋势分流：陈翰笙主持的无锡农村经济调查中国经济史研究2020年第5期。

[50]邓军：“中国农村派”与广西师专革命精神的培育，当代广西2022年第5期。

[51][52]周叔莲：学习陈翰笙关于中国工业化理论的体会，于沛：《革命前辈 学术宗师——陈翰笙纪念文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年。

[53]吕宛如：陈翰笙与工合，出处同上。

[54]路易·艾黎：“工合”运动记述，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文史资料选辑》，中华书局，1980年版。

[55]孙培钧：陈翰笙先生对中国南亚研究事业的巨大贡献，于沛主编《革命前辈 学术宗师陈翰笙纪念文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年5月版。

[56]刘创源；陈翰老的南亚研究情结，出处同上。

[57]张海峰、张铠：陈翰笙先生与太平洋问题研究，出处同上。

[58]学林轶事/陈翰笙：胸怀欢畅长寿可期政务，中国社会科学网2019-09-07 21:00。

[59]张文涛整理：“学问人生——纪念陈翰笙逝世十周年学术座谈会”综述，中国世界史研究网2014-11-02。

[60]吴秉真：我所了解的陈翰老；陈翰老与非洲史学——悼念我的老师陈翰笙，于沛主编《革命前辈 学术宗师陈翰笙纪念文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年5月版。

[61]吴忆雯：赋予史料新生命——《华工出国史料汇编》之评价，华侨华人历史研究2016年第3期。

[62]张牧云：美国藏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共对外交往文献评介，中共党史研究2020年第4期。

[63]潘维：学生忆陈翰笙：将党的地下工作与学术研究完美结合的洋博士，收入作者的新著《士者弘毅》，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9年3月版。

[64]薛葆鼎：他的事迹是一座丰碑——祝贺陈翰笙教授百岁暖寿，群言1996年第4期，江南论坛1996年第6期。

[65]鲁平口述、沈海平整理：我亲历的《中国建设》创办始末，今日中国2013年1月21日。

[66]潘维：学生忆陈翰笙：将党的地下工作与学术研究完美结合的洋博士，《士者弘毅》，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9年3月版。

[67]一代“谍王”佐尔格潜伏上海，为红军送去绝密情报，CCTV国家记忆 2021-03-18 15:53。

[68]刘万江：“红色蝶王”佐尔格，百科知识2014年第14期。

[69]邓伟志：穿梭于三个世纪的陈翰笙，邓伟志网页。

[70]潘维：学生忆陈翰笙：将党的地下工作与学术研究完美结合的洋博士，《士者弘毅》，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9年3月版。

[71]徐方：终生难忘的记忆-—跟陈翰老学英文，同上。于沛主编《革命前辈 学术宗师陈翰笙纪念文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年5月版。

[72]资华筠：送恩师陈翰老远行，出处同上。

参考文献

陈翰笙，任雪芳整理：四个时代的我——陈翰笙回忆录，中国文史出版社1988年7月、2012年2月版。

陈翰笙、薛暮桥、冯和法合编：解放前的中国农村1辑，北京展望出版社1985年版、2辑1986年版、3辑1989年版。

陈翰笙：解放前西双版纳傣族土地制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8月。

陈翰笙：陈翰笙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版。

陈翰笙百岁华诞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月版。

汪熙、杨小佛主编：陈翰笙文集，复旦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

于沛主编：革命前辈 学术宗师陈翰笙纪念文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年5月版。

田森：三个世纪的陈翰笙，浙江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

何宛昱：陈翰笙学术思想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2年5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