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1月31日，正月初十晚上八点，伴随着“老爷电脑”的磕磕碰碰，笔者开始了日知社音频讲座的第二讲——梁漱溟的生命传奇，大体上循着《奇崛梁漱溟》的思路，尝试着理解梁漱溟独特的人生路经。
不错，梁漱溟先生是百年中国，具有自家面目的思想家。按理说，“思想家”，运用自己的头脑，深入思考时代的核心问题，可是，梁先生，并不满足，还要按照自己的思想进行行动，进而成为一位卓越的社会“活动家”。梁先生并不是坐而论道的“思想者”，还是一位身体力行的“实践者”。从这一点来看，倒是与孙中山、毛泽东有着相似的情怀，只不过，梁先生是一位“补天派”。
“思想家”需要“静”，一张平静的书桌，沉思默想，苦思冥想；“活动家”需要“动”，八千里路云与月，跋山涉水，四海为家。一“动”一“静”，“动”“静”结合，胸中自有万千沟壑，如此风光霁月，没有“知行合一”的自觉，哪里能够企望呢？
梁漱溟，进入北大，成就了一段传奇，印证了蔡元培先生的“思想自由、兼容并包”。国立北京大学，“新潮”与“国故”两股力量的博弈中，梁漱溟依然那么特立独行。“国故”派老先生看来，欠缺国学根底的梁漱溟，没有资格成为“国故”派；而“新潮”派看来，主讲佛教和印度文化的梁漱溟，浑身透着“腐朽”的气息，怎么可能属于“新潮”派呢？令人叹惋不已的是，“新潮”和“国故”两派，都渗透着强烈的“意图伦理”，也就是说，双方进行的是“零和博弈”。
学界愿意把梁漱溟先生当作一个“文化保守主义者”，陈来先生指出，与其说梁先生是“文化保守主义者”，还不如说，梁先生属于“文化多元主义者”，这是很有道理的，因为，梁先生北大的七年间（1917——1924年），无时无刻，不在为中国文化和印度文化讨一个说法。
王元化先生晚年，对百年中国史进行了深刻的反思，一针见血地指出：裹挟在新文化运动中的意图伦理、激进主义、功利主义、庸俗进化论，值得进行理性的考量。而老辈梁漱溟，在新文化的洪流中，之所以处境尴尬，是因为，绝大部分人带着意图伦理，打量梁漱溟。也就是说，梁漱溟不具有“政治正确”的势能。
其实，梁漱溟先生的本心，只是为印度文化和中国文化，说句公道话而已。现在，回首往事，晚辈才明了，梁漱溟先生，高瞻远瞩，具有远见卓识。
梁先生一生，萦绕着两个主题“究竟是为什么活着？”、“中国的出路何在？”，而上下求索。既然，中国已经到了生死关头，那么，如何理解中国文化的“前世”和“今生”，就成为燃眉之急。
梁先生可贵之处，就在于，明了世界大势，绝不是冬烘先生，这样，就和“国故”派，分道扬镳。梁先生，很清醒，中国早晚要走到宪政民主的道路，信从“普世伦理”，这一点，与陈独秀、胡适没有二致。但是，陈独秀、胡适，无论如何，也不认为梁漱溟和自己是一拨的，问题就出在：梁漱溟对东方文化，具有“温情”和“敬意”。
现在想来，梁漱溟先生真是萨伊德和吉尔茨的先驱，九十年前，梁先生无师自通，开创了“东方主义”和“地方性知识”的中国学派。
在激进主义者看来，既然，中国可行的路径是承受“欧风美雨”的“西学东渐”，那么，传统中国就成为一个巨大的“负担”和“障碍”。只有把中国传统“格式化”，扔到“垃圾站”，中国才能放下包袱，轻装前进。
晚辈不是苛责前辈，中国真正轻装前进，是在“文化大革命时代”，红卫兵小将在“伟大领袖”的指引之下，“破四旧，立四新”，“ 新文化运动”，提出“打倒孔家店”，本朝则是“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孔夫子”变成了“孔老二”。
把印度文化和中国文化“妖魔化”，无助于中国的“现代化”。这一点，具有宽广视野和理性眼光的梁漱溟，看得真切。“周随旧邦，其命维新”。传统中国，成为现代国家，主事者具有清醒的头脑，通过增革损益来完成。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千头万绪，有多少工作，须脚踏实地，扎实苦干。只有丧失了民族自信力的人，才对“传统”破口大骂。这是很浅显的道理，但是，那些内心“纠结”和“焦虑”的人，已经丧失了耐性，听不进理性的声音。所以，梁漱溟先生，在国立北京大学，心境之寂寞，处境之尴尬，不难想见。
“反西方主义”，自然，没有出路；但是，“反东方主义”，难道就有出息吗？梁漱溟先生，在新文化的洪流中，直面“反东方主义”的滔天恶浪，反其道而行之，毅然举起“反反东方主义”的大纛，大义凛然，是之谓大丈夫。
梁漱溟先生身处意图伦理和激进主义的漩涡，而能够超越“新潮”和“国故”两派，“传统”与“现代”，在老先生那里，是浑然一体的，梁先生真正做到了“执其两端”。
在梁先生身上，“思想家”和“活动家”是统一的；“传统”与“现代”同样是统一的；同样，“佛教精神”与“儒家本色”也是统一的；“乡村建设”和“奔走于国共间”，这些斑斓的色彩，在梁漱溟身上，自然地流淌出来，圆融无碍，使得梁漱溟先生，内力弥满，逻辑自恰，精神丰沛。
讲至最后，日知社义工把学友们的提问，进行了梳理和概括，都很精彩；无奈，我这位主讲人“饥肠辘辘”，回答的并不出彩。
有两个问题，印象深刻。其中一个，记得是当代中国的农村，已经和梁漱溟先生搞乡村建设时，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现在怎么办？
其实，梁漱溟先生搞乡村建设，进行“政、教、富、卫”四项工作，是留下遗憾的。因为，不依托地方实力派，是没有办法搞下去的。现在，有一种势头，把曾经颠倒的历史再颠倒过来，非要把梁漱溟先生的遗憾和不足，也要进行美化，那就有些矫枉过正了，况且，一向不苟且的梁先生，也接受不了这种不虞之誉。
现在看来，梁漱溟先生进行的乡村建设，确实，充溢着浪漫主义色彩，很有些乌托邦的味道。梁先生把乡村建设，当作宪政来搞，可以说立意高远，精神可嘉，但，依托的力量，属于“当权派”。
而当代中国的乡村建设，也是依托“实力派”和“当权派”。真要进行村农自治，就要恢复“农会”，那么，一竿子插到底的“党支部”，到底何去何从，就是一个问题。
由于在讲座中，提到当代中国八种思潮，当然，这是沿用了马立诚先生的说法，邓小平理论，自由主义、老左派、新左派、民主宪政主义、民族主义、民粹主义、儒家，一位学友问我属于哪种派别，当时，没有机会回答。
最近四五年，本人以自由主义自居，要是排队，按理说，应该属于“右派”。也许是描绘当代中国学术地图的缘故，涉猎广泛，博采众长，日益“稳健”和“温和”。自从年前致信梁漱溟，重温梁先生的著述，愿意对八大思潮，有一份“温情”和“体贴”，这位学友问起来：突然觉得，自己什么派都不靠挂。
我想，自己应该向梁漱溟先生学习，生活在一个圆融的世界！
（2012年2月1日，6：38分，荷锄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