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中国式现代化是内生式现代化与外生式现代化共同作用的结果，中国的现代化既是对世界历史发展趋势的认同，又是一个双向价值选择的过程，是在东西文化对立中不断选择探索的结果，文化现代化是新时代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梁漱溟是文化调和派的代表人物，将乡村建设视为文化现代化的重要途径，乡村建设是其寻找中国文化和民族再生的自救之路。梁漱溟持续地开展了多地的乡村建设社会实验，积累了丰富的乡村建设理论体系，采取了组织建设、经济建设、社会建设和文化建设等不同的手段。梁漱溟的乡村建设理论由乡村组织为起点，以实现其理想社会为归宿，包含了丰富的思想内容，具有特殊的历史意义和时代启示。
关键词：文化现代化；梁漱溟；乡村建设；文化乡建；文化探索
引言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是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重大论断。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聚焦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加快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是内生式现代化与外生式现代化共同作用的结果。现代化肇始于欧洲宗教改革、工业革命和启蒙运动以来的理性主义潮流，是一种持续的历史变迁和社会进程。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教授西里尔·布莱克认为，现代化可以被界定为一个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历史上形成的社会制度发生着急速的功能变迁；现代化伴随着科学革命浪潮而到来，反映了人类知识的空前增长，是一个包含人类理性思想、行为方式等各个领域变化的多方面的历史进程。作为一种新型文明形态，现代化是技术发展、生产革命和社会演化的产物，与此同时，又重塑了人们的生活方式、思维结构和生产模式。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强调了中国式现代化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是旨在促进物的全面富裕和人的全面发展的现代化。
中国式现代化是包含政治现代化、经济现代化、科技现代化、国防现代化和文化现代化等的全面现代化。中华民族具有百万年的人类史、一万年的文化史、五千多年的文明史，中华民族的演进史就是中华文化的发展史。文化现代化是近现代以来在思想文化领域里中华民族百年接续奋进的不息探索，是新时代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建设伟大征程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强调，在新的起点上继续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我们在新时代新的文化使命。文化现代化表现为传统文化的守正创新、革命文化的赓续创化和先进文化的生生创造。推动中国文化现代化，就是要大力发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红色革命文化、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推进文化自信自强，以谦虚敬畏的心态对待本来文化和历史遗产，以开放包容的视野看待外来文化和世界文明，以前瞻智慧的眼光投向未来文化和人类进步。文化现代化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通过知识分子的积极倡导和社会各界的反复实践，进而逐渐形成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新形态。作为“中国的脊梁”和“最后的儒家”，梁漱溟以其固守的中国文化理念和执着的乡村建设实践，给我们提供了文化现代性与乡村建设互为交织的历史观察和现实思考。
一、中国的现代化与梁漱溟的文化选择
中国的现代化开启于西方现代化的强权挑战和殖民胁迫。西方国家的现代化是自然演进的现代化，中国的现代化是后发外生的现代化。1840 年第一次鸦片战争以后，西方列强裹挟着西方人的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念，在第一次工业革命的财富堆积和坚船利炮的耀武挑衅下，让当时闭关锁国的中国被迫走上遭掠夺的现代化探索道路。从这个意义上看，中国的现代化是对西方殖民者入侵的仓促回应，先后经历了洋务运动、维新变法、辛亥革命和新文化运动。正如美国汉学家费正清所言，中国走向现代化的历程，从根本上说是一场“最广义持久的文化冲突”，“是扩张的进行国际贸易和战争的西方同坚持农业经济和官僚政治的中国文明之间的文化对抗”。这种发生于东西方两种文明及其文化冲突中的后发型现代化，使中国的现代化逐渐从表层的器物模仿、浅层的制度效仿走向深层的文化反思。因此，中国的现代化既是对世界历史发展趋势的认同，又是一个双向价值选择的过程。从 20 世纪初到 1949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中国的现代化运动在面对东西文化价值的不同选择过程中，形成了三个不同的文化派别：一个是对中国传统文化全盘批评和攻击的西化派和新文化派，认定中国传统文化是糟粕，是中国现代化发展的障碍，主要代表人物是陈序经和胡适，新文化派的代表人物是陈独秀和鲁迅等人；一个是对西方现代化造成社会失序、中国乱局和天下大乱彻底反思的国粹派和文化保守派，认为西方现代化破坏了中国的传统道德和社会安定，主张维护以儒家文化为代表的主流意识形态和礼法生活，其主要代表人物有章炳麟、刘师培、黄侃、马叙伦等人；还有一个是文化调和派，既是以儒家思想为内核的传统文化的捍卫者，又是对时下朝气蓬勃的西方文化审慎的接受者。文化调和派在中国现代化面临西方外来文化和中国本土文化、农耕文化和工业文化的双重选择面前，既不主张“死守国粹”，又反对“全盘西化”，提倡“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认为要在中国传统文化的基础上扬弃糟粕、吸收先进，开出一个时代的新文化之花。文化调和派的代表人物包括梁漱溟、陈寅恪等人，文化调和论也日益成为“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后中国社会发展的主流思潮之一。
梁漱溟是新儒家的代表人物，是一位深刻睿智的文化思想家，也是一位刚卓勇毅的文化实践家。国家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华民族处于危亡之际，救亡图存是那个时代知识分子共同的学术信念和价值追求，梁漱溟亦然。他一生关注人生和社会两个问题：一是中国向何处去，中国要强盛起来，必须走向现代化；二是人生的意义何在，要做一个真正理性的人，才能有益于社会。梁漱溟的文化调和论源自于他对西洋文化精神、中国文化精神和印度文化精神的意欲反思。他认为，文化是生活的样法，生活的根本在意欲，文化的不同是由于意欲方向的不同而造成的，西方文化是以意欲向前要求为根本精神的，中国文化是以意欲自为调和、持中为其根本精神的，印度文化是以意欲反身向后要求为其根本精神的。他希望中国能在民族文化复兴的基础上，建立一个现代化的国家，并为此进行了艰苦的文化探索和社会实践。梁漱溟不是传统意义上的思想家，而是本着自己的思想采取切实行动的社会运动者，他将自己定位为“是一个有思想的人，并且是本着自己的思想而去实行、实践的人”。梁漱溟毕生所探索的就是中国传统文化，尤其是儒家文化在现代化过程中如何适应和发展、在世界现代化洪流中如何继承和发扬，并深信一个具有悠久历史的民族必须依靠和遵循自己的文化精神才能有效地进行各种改革。他指出，所谓“民族自救运动之最后觉悟”就是放弃盲目摹仿西方的民主政治，从中国传统文化出发，寻求社会改革的方向和对策。
梁漱溟认为，相较于西方社会崇尚的“个人本位、阶级对立”，中国所注重的“伦理本位、职业分立”社会结构，是有其合理性的。梁漱溟是一个思想者，更是一个行动者，他希望通过改造社会结构进而实现社会改造与民族救赎。他认为自己找到了这条社会改造的道路，那就是乡村建设。在钱理群看来，梁漱溟自觉地以儒家思想为乡村运动的导向，乡村建设是梁漱溟寻找中国文化和民族再生的自救之路，这构成了梁漱溟乡村建设思想最主要的特色。
二、梁漱溟乡村建设的文化实践
梁漱溟将乡村建设视为文化现代化的重要途径。他强调，“我所主张的乡村建设，乃是解决中国的整个问题，非仅止于乡村问题而已”。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以农立国”。20 世纪 20 年代起，在知识分子中围绕中国发展道路问题，存在“以工立国”和“以农立国”的争论。1923 年春，梁漱溟在山东曹州中学的讲演中明确提出“农村立国”的主张。“以农立国”的系统理论是由章士钊在第二次游历欧洲后提出的建国方略。他于 1925年在《甲寅》杂志上发表《农国辩》一文，指出“以农立国”，认为“吾国当确定国是，以农立国，文化治制，一切使基于农”。梁漱溟更是将“农村立国”与“文化救赎”结合起来，身体力行地开展社会实践。应李济深的邀请，他于 1927 年 5 月与王平叔、黄艮庸南下广州，寻找乡村建设的机会。他出任广州政治分会建设委员会主席，在《国闻周报》（第 5 卷第 35 期）发表《请办乡治讲习所建议书》，第一次将乡村建设构想和实践对外表述出来，希望通过地方自治的形式从社会基层培养民众新的政治习惯。1928 年，梁漱溟在广州开办乡治讲习所，主讲《乡治十讲》，着手培养一批乡治干部。1929 年 2 月，梁漱溟组织广东政界、知识界人士前往华中和华北地区考察，先后考察江苏昆山安亭乡徐公桥、中华职业教育社所办的乡村改进会、河北平民教育促进会的实验区及山西太原、汾阳、介休、赵城等地。通过实地考察，梁漱溟对当时中国各地创办的乡村教育和乡村自治运动有了更为深刻的体悟，进一步坚信乡村建设是解决中国社会问题的唯一可行的途径。他指出，“以乡村为根，以老道理为根。另开创出一个新文化。‘开出新道路，救活老民族’，这便是‘乡村建设’”。
梁漱溟持续地开展了多地的乡村建设社会实验。1929 年在北平接办《村治月刊》，同年接受河南人梁仲华的邀请，担任河南村治学院教务长，主持全院的教育工作，同时负责农村组织训练部的课程讲习。他起草了《河南村治学院旨趣书》和《河南村治学院组织大纲》，对乡村建设的方法论进行了系统的表述。1930 年 12 月，前往山东创办乡村建设研究院，开始长达七年的山东邹平乡村建设实验。山东乡村建设的探索实践使梁漱溟成为中国现代乡村建设运动的精神领袖之一。梁漱溟设计的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主要下设研究部、乡村服务人员训练部、邹平实验县和农场四部分，另设总务处、医院、社会调查部、乡村服务指导处、出版社、图书馆以及乡村建设师范学校等机构。梁漱溟初任研究部主任，后又出任院长和邹平实验县县长。梁漱溟作为山东乡村建设运动的设计者和主要负责人，撰写了《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设立旨趣及办法概要》，发起成立了中国乡村建设学会。从村治到乡治，再到乡村建设，梁漱溟发起的救治乡村运动，其本质是地方的自治运动和自救运动，希望通过培育一个充满“伦理情谊”的团体组织，进而塑造一个“中国社会之新的组织结构”，使得中国建设走上一条既不同于欧美“个人营利自由竞争”的工商业道路，也不同于苏俄“社会本位统治计划”的威权化道路，而是乡村建设的第三条道路。
梁漱溟构建了乡村建设的理论体系和方法论。梁漱溟是 20 世纪 30 年代最具影响力的乡村建设的实践者和理论家。1932 年 12 月，国民政府第二届内政会议制定乡村建设试验区县政建设条例。1933 年春，邹平县被确定为县政建设实验区兼乡村建设实验区，1935 年鲁西、济宁等 14 个县被确定为县政建设实验区，1936 年山东的实验区范围扩大到 27 个县。梁漱溟领导的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在这些实验区内都可以委派管理人员，可以依照其构想在这些实验区内开展乡村建设。这样，在梁漱溟等人的推动下，山东成为当时全国规模最大的乡村建设实验基地，直到 1937 年，山东被侵华日军占领，梁漱溟的乡村建设运动被迫告一段落。1936 年，梁漱溟出版《乡村建设理论》（又名《中国民族之前途》），对全国各地的乡村建设运动的发展情况、社会状况和实施策略进行了系统论述，希冀为中国乡村的未来和中国文化的出路找到一条切实可行的路径。梁漱溟推动的乡村建设充满了理想主义和现实主义交相辉映的实践智慧，充满了时代烙印的无奈和个人心性的悲怆。梁漱溟的乡村建设思想是中国乡村建设实践重要的理论总结和精神遗产，为新时代中国乡村振兴提供了宝贵的理论滋养和精神启迪。
三、梁漱溟乡村建设的文化观念
梁漱溟的乡村建设理论，是通过对世界文化发展趋势的判断和中国传统文化特质的深刻分析，从中西社会结构的比较考察中提出来的。他对中、西、印三种文化形态进行了充分的比较，认为西方文化作为第一条路向，其赖以存在的经济形式是对人性的扼杀，使其发展到现在已经遭遇到了越来越多的致命性的危机；中国文化是第二条路向，虽因理性早熟而没能够在历史上真正完成自身的出路，但留下了真精神的萌芽，必将替代比之低一阶段的西方文化；印度文化是以意欲反身向后要求为其根本精神的第三条路向，印度人不谈现世的人生问题，而是要超脱人生问题，这是佛家生活的路向。他指出：“第一，要排斥印度的态度，丝毫不能容留；第二，对于西方文化是全盘承受，而根本改过，就是对其态度要改一改；第三，批评地把中国原来态度重新拿出来。”中国数千年文化所陶铸的民族精神肯定完全不同于西方人，也不同于印度人，而一个民族必须依靠自己的文化精神才能继续生存下去，因此作为中国人也只有依赖中国文化才能继续生存下去。
梁漱溟的乡村建设与国家建设、民族发展息息相关。乡村建设运动是中国社会发展和历史演进的必然结果。在梁漱溟看来，中国文化以乡村为本，以乡村为重，中国文化的根就在乡村。他指出，“就有形来说，就是乡村——乡村是中国文化有形的根；就无形来说，就是中国人讲的老道理——那真有道理的老道理就是中国文化无形的根”。因此，他认为，国命所托，还是寄托在农业，寄托在乡村。梁漱溟在《乡村建设理论》一书的乙部中详细地论述了乡村建设的具体设计方案，“先讲乡村组织，次讲政治问题，又次讲经济建设，末后讲我们所认可成功的社会”，精心安排了乡村建设的实施步骤。因此，梁漱溟的乡村建设运动可以归纳为组织建设、经济建设、社会建设和文化建设等四个不同的层次结构。
第一，梁漱溟把乡村组织的建设，放到了乡村建设各项事业的首位，认为乡村组织是实施经济发展、科技普及和政治改革的基础。乡村建设运动起于中国乡村无限制的破坏，是乡村自救运动。他把以中国固有精神为主导作为建立乡村组织的原则，对乡村组织进行了具体设计：对中国古代乡约礼俗进行改造和补充，建立乡农学校。他认为，“中国失败，就在其社会散漫、消极、和平、无力”，当时的中国不存在可以救济乡村的外部力量，乡村自救“正为寻不出一个超于乡村而能救顾他的力量”，中国乡村的自救之路，在于建设一个新的社会组织构造。梁漱溟晚年在为回顾乡村建设指导思想时，将其总结为“团体组织、科学技术”。梁漱溟把“中国固有精神与西洋文化的长处”相结合，意图在中国传统社会中维持社会秩序的“自力、礼俗和教化”三种方式重新创制为一种新礼俗，积极引导农民的团体精神，推行社会改良、组织生产和农民合作化。
第二，乡村建设运动是由于近现代以来乡村破坏而激起的救济乡村运动，这种救济乡村运动首先表现为一种物质救济运动和乡村经济建设。他在晚年还特别提到，“乡治之行非从解决农村经济问题入手必难成功”。他在乡村建设的实践过程中，着眼于解决农业发展面临的具体问题，通过“流通金融”“引进科学技术”“促进合作组织”，旨在发挥“伟大的农业生产力”。[16]梁漱溟认为，经济建设是乡村建设的一个重要内容，也是中国能否达于新社会的关键之处。根据对中西社会的分析，他向国人揭示了“由农业引发工业”这条具有中国传统色彩的经济建设路向。他认为这是缘于中国的经济事实和西方各工业国的教训。梁漱溟在《乡村建设理论》中指出，首先要扫除妨碍农业发展的四大障碍：治安、运输、农民负担和灾害问题；其次要积极把握农业进步的三大要点：土地、人才和资本，分别通过建立农业科技推广机关、乡治讲习所和开办农民银行来解决；最后实现由农业到工业。这是梁漱溟乡村建设的终极目标。
梁漱溟认为，只有采取教育与合作的方法，才能顺利实现乡村组织建设和乡村经济建设的统一。他指出，乡村建设也就是民众教育，民众教育不归到乡村建设就要落空；乡村建设不取道于民众教育将无办法可行。梁漱溟提出要改造现行的教育体制，使学校教育和社会教育不可分，将教育时间放散而延长，宜放长及于成年乃至终身，建立以社会为本位的教育系统，实行政教合一、建教合一。梁漱溟一开始就认识到了合作是中国乡村建设的必取手段，“西洋近代是从商业到工业，我们是从农业到工业；西洋是自由竞争，我们是合作图存”。他认为增进社会合作是乡村建设最为重要的头等大事之一。
第三，乡村建设运动是对中国社会建设要求的积极回应。梁漱溟认为乡村建设的主要动力，“一定要靠乡村里的人，如果乡村里的人自己不动，等待人家来替他解决问题，是没有这回事的”，但如果仅仅如此还是远远不够的，他非常重视知识分子与农民的合作。“第二亦必须靠有知识、有眼光、有新的方法、新的技术的人与他合起来，方能解决问题”。他指出，乡村建设的目的犹如革命的目的，是为了推翻旧的社会结构和社会秩序，建立起新的社会结构和社会秩序。“革命是说一社会秩序的推翻与改建。社会秩序包含法律、制度、礼俗、习惯而言。一种秩序，即一套社会法制礼俗；而其社会之如何组织、如何结构，也即安排规定于其中。所以革命就是否定一种秩序，而要求建立新秩序，其结果也就是社会结构的一根本变革”。
第四，乡村建设运动着眼于重建一种新的文化形态。当时的知识分子将中国出现的诸种问题都归结于帝国主义的外部侵略、军阀割据的内部混战，以及晏阳初所谓中国平民“愚、贫、弱、私”四大顽疾之上，梁漱溟对此不完全认同。他认为，“外界问题（帝国主义）虽是有的，但中国内部问题大过外界问题；个人的不健全也是有的（愚、穷、弱、私），但社会的不健全大过个人的不健全”。乡村问题乃至中国问题面临的最大之处在于“文化失调”。郑杭生认为，梁漱溟乡村建设就是以“中国文化失调论”为理论依据，以重建“乡农学校”这一乡村组织为基础，其乡村建设运动在本质上是一场乡土文化的重建之路。梁漱溟指出，“中国问题并不是什么旁的问题，就是文化失调——极严重的文化失调，其表现出来的是社会结构的崩溃，政治上的无办法”。因此，梁漱溟认为，要解决中国社会问题，就必须从文化建设入手，重建一个新的社会组织结构。这是梁漱溟乡村建设的核心。
四、梁漱溟乡村建设的文化反思
梁漱溟在乡村建设的实践探索和理论反思中勾勒出社会主义的最终理想。他认为，“就是经济上的生产和分配都社会化，这样就实现了社会主义”。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指出：“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必须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只有植根本国、本民族历史文化沃土，马克思主义真理之树才能根深叶茂。”梁漱溟乡村建设的意义在于对中国文化的创造性坚守和建设性继承。几十年前的梁漱溟，对此还提出了具体的实施策略，新社会的经济建设必须是先农而后工，农业工业结合为均宜的发展；必须是乡村为本、都市为末，乡村与都市不相矛盾，而相沟通，相调和；必须是伦理本位，而不落于个人本位或社会本位的两极端；必须是政治、经济和文化教育三者合一而不相离；必须不是阶级社会，以理性代替武力；必须是生产和消费均实现了社会化。乡村建设的根本就是以中华优秀传统农耕文化涵养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增强文化自信提供重要精神和物质载体，为推动乡村建设提供强大发展动力。
梁漱溟的乡村建设理论由乡村组织为起点，以实现其理想社会为归宿，包含了丰富的思想内容，具有特殊的时代意义。梁漱溟乡村建设理论的提出，虽然从一开始就遭受到来自城市救国论者吴景超、全盘西化论者陈序经、社会学理论家孙本文及以孙治方、千家驹、李紫翔为代表的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会等各方或平和友善或尖锐激烈的批评，但这些批评否定不了梁漱溟以此理论为指导在山东等地开展的声势浩大的乡村建设运动实践，也否定不了梁漱溟以乡村问题解决中国问题的初心和使命。尽管梁漱溟的乡村建设因不符合当时中国的国情而最终失败，在日本帝国主义大规模的侵华战争中戛然而止，但也掩盖不了蕴藏在其庞大而精细的乡村建设理论体系和文化精神中的耀眼光芒。梁漱溟坚持通过文化转型和文化发展推动乡村建设和乡村发展，强调中国本土固有精神，积极发挥中国文化的主体性，建立新的社会组织结构，救济和复兴农业，以农业促兴工业，以合作促成自治，达到文化复兴、经济进步、政治民主的理想社会。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农耕文化是我国农业的宝贵财富，是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不仅不能丢，而且要不断发扬光大。优秀乡村文化是中华文化的鲜明标签，承载着华夏文明生生不息的基因密码，彰显着中华民族的思想智慧和精神追求。”如今，在中国新的历史时期继续探索现代化的道路，我们还会遭遇梁漱溟曾面临的那些困境：中国的现代化进程要在什么样的文化形态上进行？中国文化应该如何实现现代化？梁漱溟在几十年前开展的乡村建设的实践探索和理论思考，依然具有深刻的理论价值和现实的实践意义。
梁漱溟的乡村建设理论是一个针对现代国家建设的系统性思考，从经济、社会、政治、文化等方面综合提出了中国传统社会转型和国家全面治理的一个整体解决方案。他把中国乡村建设和中国社会改造最终归结为中国文化建设，认为中国的问题就是整个文化的问题，而不只是经济的问题或政治的问题，也不是某个局部的问题或某个环节的问题，应该将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问题联系起来考虑，强调这些问题之间的整体推进和总体协调。令人可喜地看到，八十余年前梁漱溟面临的这些问题，正在被新时代党中央擘画的乡村产业振兴、人才振兴、文化振兴、生态振兴和组织振兴的乡村全面振兴战略所关注和解决。梁漱溟洞悉了中国乡村和中国社会的真实问题，强调以中国文化推动乡村建设、乡村发展和乡村治理，时时提醒我们要重视乡村建设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的重要地位和基础作用。
何以为村，何以成国？文化是乡村的底色，文化是国家的命脉。文化自信是最根本的自信，是推动中国式现代化的内在动力和精神源泉。梁漱溟提倡社会建设和文化建设，重视知识分子在乡村建设和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独特作用。这些主张无疑都是深刻而富有启发的。今天，我们正大力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要以中国文化之眼系统观照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目标和路径，要继续沿着梁漱溟的文化实践和理论思考前进。
（作者系北京大学艺术学院教授、北京大学文化产业研究院院长。转自：《社会科学家》2024年5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