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往今来，众人在讲到孔子的时候，通常都是将孔子道德仁义之“仁”放在首位，而独有梁漱溟先生认为，孔子最昭著的第一态度是“乐”。他是怎样寻着孔子“乐”的态度呢？这还要从他本人的生活经历与体验认知说起。
一、梁漱溟人生态度的转变
清末民初，年仅14岁的梁漱溟就对人生问题和中国问题发生了极大兴趣。这两大问题日后竟然萦绕了他的一生。
受父亲影响，梁漱溟在上高中时，常常思忖做什么事情才能得到一个好结果？中国人如何不被外国人欺负？他还去参加京津同盟会，“玩儿了些手枪炸弹的把戏”，要推翻清廷，那可是冒着“杀头和灭族”的风险啊！高中毕业后，他担任京津同盟会机关报——《民国报》的外勤记者兼编辑。记者和同盟会会员的双重身份，让他零距离接触到一些社会乱象。民国初年，他作为记者，亲身参与了“袁世凯就任临时大总统、民国议会成立、组建五院”等场面。他曾对民国寄予厚望，然而呈现在他眼中的，竟然是当政者、民国议员们终日灯红酒绿、纸醉金迷的样子，这让年轻的他深感愤懑与失望，对中国的命运更是异常绝望，因此感叹：“人的贪欲太盛，人生太苦了。”转而闭门宅家苦读佛典，立志出家，以转变自己的人生。
后来他又应时任北洋政府司法总长张耀曾（号镕西，笔名崇实，云南大理喜洲镇人，白族。辛亥革命先驱，法学学者）先生之邀，担任机要秘书。有一天，他无意间读到《论语》，对比曾研读过的那些佛典，他看到了一个崭新的世界：通篇《论语》竟然没有一个“苦”字！
这让他开始重新审视自己的人生观：从“做一事要问有没有好处”的功利主义，到佛家的“厌离人生”，直到发见了孔子极为重要的人生态度——“乐”！他对孔子有了不同于时人的认知。可是，何谓孔子之乐？
二、苦乐的比对与体认
有一天，青年的梁漱溟在院子的藤椅上坐着，无意间看到家中女仆正在晾衣服。她用手拧麻花一样地挤掉衣服上的水，搭到绳子上，再用手去抻拽拍打，嘴里还哼着小曲儿。明媚的阳光闪耀着女仆的笑靥。梁漱溟由此而想：我的实际境遇比她好多了，生活条件也比她好，可是这个女仆的样子看上去反倒比我自在轻松……我则觉得人生苦得不得了，甚至不想活下去了。他心里生出了疑问：苦乐观哪里出了偏差？现实生活并不是我头脑里原来想的、认定的那个样子吗？
平常人们很容易把“苦乐”认定为一种外界的境况，比如华贵的衣物、一幢豪宅、山珍海味……他觉得好像不是这个样子。苦乐更多的应是主观方面的心理感受。很多人心情郁闷，立刻有人来拉他去看赵本山的小品，去听郭德纲的相声，以为可以排遣忧苦。可是他还是乐不起来！为什么？因为苦恼的事儿和问题并没有真正解决掉，不过暂时被“中断”了一下，但它们依然滞留在心中，不得排解。而梁漱溟先生认为，孔子之乐，是人心自然生发出的一种内在的、生机舒畅、不滞碍的心境，不靠着外力作用去拨动、去刺激。
三、欲念得失之苦乐
梁漱溟先生指出，人生的苦乐其实与境遇无关。人所以会觉得苦，偏差就是“向外面去找”，人被欲求带着跑，不但不愿意放下，还以之为宝。梁漱溟先生对苦乐的研究，更多是针对欲求来讲。人的欲望被满足了就“乐”，没有被满足就“不乐”，就是苦。
但是欲念怎么才能有“够”呢？你住了100多平方米的房子，就还想要200平方米的，住了200平方米的还想要更大的。人对物欲的需求，永远不会满足。对于一般人而言，吃不饱穿不暖，住的房子也比较破旧，就“自然”会很郁闷，自然会感到“苦”。但在孔子看来，“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论语·述而》）。因此，他非常欣赏虽然身居陋巷、箪食瓢饮却依然“不改其乐”的颜回。
如何消除“苦”，梁漱溟先生对比儒佛两家发现，两家的消解之法完全不同。佛家认为，唯有采取“凡所有相，皆是虚妄，若见诸相非相，即见如来”的人生态度，即遁世绝俗、无欲无求，方可消解俗世之苦；孔子却是不离人世，躬身向内、反求诸己。
“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论语·学而》）当远方的友人不期而至，孔子由衷地深感怡然喜乐，孔子的“乐”是一种发自内心的愉悦心境。在梁漱溟先生看来，这种“乐”并不在于任何外部力量的影响，而在于自己能否时时保持一种“人生向上”的乐观心态。
四、不“向外找”的孔颜之乐
明儒王心斋言：“人心本无事，有事心不乐。有事行无事，多事亦不错。”（王心斋：《示学者》）梁漱溟先生认为，“其云‘有事’者，指心有所罣碍，即失其流畅也。其云‘无事’者，指此心随感而应，过而不留也”。王心斋因心中完全没有罣碍，故可得真乐。“此乐是深造自得之乐”，与“所得于外之乐”迥然两事。（梁漱溟：《人生的三路向：宗教、道德与人生》）
叶公向子路打听孔子的为人，子路没有回答，当孔子得知此事后，说：“女奚不曰，其为人也，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云尔。”（《论语·述而》）纵观孔子一生，并不顺遂。幼年丧父、青年丧母，其“少也贱”，为了生活，虽执鞭之事亦曾为之；及至壮年，在各诸侯国间颠沛流离14年，却志不得伸；晚年又经历丧子和爱徒离世的沉重打击。但孔子始终不以为苦，而是在对“道”的不懈追求中达到了“乐以忘忧”的人生之境。孔子的“乐”就是一种源自内心的、畅快的喜悦和满足感。
从心理学来看，“乐”本身是一个情感体验的范畴。宋儒自周敦颐、二程，即把“寻孔颜乐处”作为一个精神生活中具有首要意义的课题，阳明先生则通过改造，把它规定为“心之本体”。“乐”成为儒门孔学中圣贤境界的重要标志之一。乐所标志的人类精神的高级境界，超越了个体名利、贫富得失的牵绊执取，把人类心灵升华到与天地圆融的境界。而要达至这种活泼泼的“孔颜之乐”的自由境界，不需要像佛家那样出世离俗，而只需在活生生的现实世界中坚守本心，“反身而诚”。
可见“孔颜之乐”的人生态度，绝对不是向外倾欹的。
五、乐是生活、生命之光
1935年，我祖母在邹平因难产去世。七年后的1942年，梁漱溟先生在桂林和陈树棻女士（我的继祖母）举办了婚礼，主持人是李济深先生。婚礼也像现在一样，众人欢笑着让新郎新娘表演节目。梁漱溟先生并不推却，痛快地“挺身而出”，端起身架来了一个京剧戏台上的亮相，便字正腔圆、有板有眼地清唱了京戏“黄天霸”的唱段。现场气氛一下子兴奋起来，在座的各位一片鼓掌叫好与喝彩。欢笑掌声与喝彩声还没落下来，却听到梁漱溟先生高声大嗓地来了一句戏文中的念白：“我——去——也！”一转身，来了个潇洒的“甩袖”姿势，拉着新娘子的手，先踱了几个台步，然后在一串欢快的碎步中出门而去了。这下引来更大一阵欢笑声，婚礼也到此结束。这个事儿本身就很有喜感，通常看梁漱溟先生日常照片和他本人，人们大都觉得他很严肃，不苟言笑，可在那个时刻，他的表现完全出乎众人意外——真可谓是“意外之喜”！可见他时时活在自己当下，全然顺着自己心意，这就是无时不乐的生活态度。而这个态度，就融汇在梁漱溟先生的日常生活中。
梁漱溟先生认为：“乐寄于生命流畅上，俗说‘快活’二字，实妙得其旨。所不同者，世俗人恒借外来刺激变化以求得其流畅，而高明有修养（儒学或其他）之士则其生命流畅有不假外求者耳。反之，苦莫苦于深深感受厄制而不得越。厄制不得越者，顿滞一处，生命莫得而流通畅遂其性也。《般若心经》之必曰‘度一切苦厄’者以此。”（梁漱溟：《儒佛异同论》）
结语
有人把“乐”看得过于简单或复杂，习惯于“因为……所以……”“只要怎样……便一定怎样……”单线程的“向外找”。刷短视频、听相声、看小品，都能使人们瞬间高兴起来。不过这类的喜乐，恐怕还是较为浅表和短暂易逝的。毕竟汉语中的“乐”含义极广颇大。“乐”涵括了精神和躯体上的愉悦、快感，也包括了个体对未来的“乐见其成”的乐观期许。
早在1918年，梁漱溟在与其父亲（我曾祖父）巨川公那段“这个世界会好吗？”的对话中，他对“乐”的主张之端倪就已“跃然而现”。他相信，“世界是一天一天往好里去的”。梁漱溟先生的“乐”就是对人类的未来定能不断向上、向前，对世界终将走向正增长、光明未来，抱持着满满“泰然的喜乐”。
“莫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论语·先进》）这是曾点的人生志向，这样的日子也是孔子所向往的。孔子没有端出一个圣贤居高临下的架势，就是倡导人类生命的自由与自然的生活而已。
真正所谓乐者，就是生机活泼、生机畅达，是回归人类生命本身的自由与自然。子曰：“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论语·述而》）阳明先生也曾说：“常快活便是功夫。”（王阳明：《传习录》卷下）
而今，有人特别是一些年轻人持所谓的“佛系”或是“躺平”心态，其实在我看来，恐怕皆是他们各自的生活中“无乐”之故。
梁漱溟先生认为：圣人的喜怒哀乐恰当，而常人不恰当。现在我们更可以说，圣人的喜怒哀乐是不动“心”的，而常人的喜怒哀乐则都是动“心”的；圣人只听他自己的天然变化，常人则不如是。我们要生活得恰当，亦只有听自己之天然变化而已。
孔子之乐，就是在生活的每一个当下，尤其是在遇到挫折、痛苦的关口，仍然能够对自己有办法，让生命不断超越、翻新、向上！每一个人都可以学习孔子乐的态度，并真正付诸行动。梁漱溟先生主张“乐”是对生活的认真与热爱，更是对生命充满郑重与向往。我们每个人也可以让自己的生活如流水活泼泼地向前流去，没有滞碍！让自己生活圆融，常对常好。让生命顺适通达，嘹亮清楚！
谨以此文，致敬并纪念梁漱溟先生诞辰130周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