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漱溟的著作，我最近重读，与熊十力与马一浮的著作同时阅读，比十几年前方便了，因为有了陈来主编的北京大学出版社版本比照着，贺麟，金岳霖，洪谦，冯友兰。大致的印象是，马一浮的知识结构更正宗，也就是“主流”的意思，不论是外语还是国学，他都算是梁、熊、马三人的第一人，这在很大程度上，我认为，得益于马一浮的早慧，更罕见的是这一早慧儿童的智力和能量居然延续至晚年。梁的魅力，于我而言，是他的语言和直觉。许多深切的问题，只是读了他的表达之后，才有深切感。1923年，在北京大学演讲，他回应胡适对他1921年著作《东西文化及其哲学》的无聊批判。幸亏陈来兄找到这篇演讲记录，否则，我们简直不能想象胡适可以如此粗暴无礼非学术性地对待梁漱溟。那种话语霸权和不负责任的批评，胡适先生若想象得到八十年后有一位丁丁晚辈在读他的文字，自当汗颜。即在当时，他这样的霸权，也激起梁漱溟这样的回应：“……我真想不到适之先生是这样信口诬人，要一手掩尽天下目的！”我们读最近发表的胡适评传类文章，都知道他被认为是当时最温和的一个人，一个自由主义领袖。何以会对梁先生如此？揣测理由，其一可能是梁、熊、马三位的学问及立场大相异于胡适所鼓吹的学问及立场。其二可能是胡适太忙，根本无暇读书，更何况读一位文化保守主义者的著作？
梁漱溟的著作，多年前我引述许多，后来引得较少，但绝不是不喜欢了，而是在中国的社会实践中对照着反省，意识到梁的文字如他自己解释的一样，不可视为“文字”读，而应视为人生感悟的符号表达。若是感悟不到，则读了也不懂。
梁先生毕生三书：《东西文化及其哲学》（1921）、《中国文化要义》（1945）、《人心与人生》（1975），大约二十年一部。余下顺序编码为1、2、3。书1的标题自明，主要探讨印度、中国、欧洲文化三者之间的本质差异与人类未来文化的方向，基于今日我们的关怀，不妨以偏概全地概括为“情志”问题。书2接续1探讨中西政治体制差异与中西伦理文化差异之间的关系，可以“权利”问题偏概我所关注的内容。书3接续2探讨中西伦理与文化差异的心理学基础，梁自称探讨的是“心性”问题。
我在香港大学教书时，读梁先生一篇回忆录，甚为震撼。那时，日本飞机轰炸香港与澳门海域，梁先生与一群难民乘渔船自香港逃澳门，海上炸弹散落，不少渔船中弹沉没，梁站立于船头，气宇轩昂，若泰山临海，至澳门，平安无事。迎接者有问：先生当时有何感想？（估计报纸记者最常发这类问题）。他的回答，我铭记终生。梁先生答：我是要有大担当而尚未完成的人（三部著作），倘若今天就死去，中国大地，山川将为之色变！诸位回想戴晴的报告文学“最后一个儒家”（《光明日报》1989年前某日某版），梁与毛主席在怀仁堂对峙而立，一边是魁梧身躯且革命精英们崇拜的国家领袖，另一边是瘦弱书生，凭借着他的信仰。我们再忆到文化革命开始时，梁被围攻批斗，之后，革命群众责问：悔改吗？梁的回答：三军可以夺帅，匹夫不可以夺志！
当代中国知识分子有如此气魄的，有如此信仰的，并且有如此学问和思想的，我只记得顾准和梁漱溟，两人而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