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年前，读过李昌平的一篇文章，说过去农村病人死在医院，现在大都死在家里。为什么死在家里？住不起医院。母亲也是死在家里的，但并非全然治不起。对我们兄弟来说，花个几万元应该还是能够承受的，可我们却没有送她去医院。我曾提出过，大家（包括乡里左邻右舍）却认为母亲这么大年纪，似没有治疗的意义了。
母亲活到90岁还差一个月，也算高寿了。2006年10月26日，母亲去世后，按照乡里旧俗，择了吉日良辰，做了“佛事道场”，直到把母亲送到父亲长眠的身旁，我们兄弟才各自散去。
好像还是清明节时我回去，母亲就说受凉了，老咳嗽，吃了一百八十多块钱的中西药，都不见效。我说，这点钱不算什么，感冒去大医院开一次药就不止这个数了。我又给她买了些药，嘱她按时吃，吃了会好的；但奇怪的是，这次感冒总不见好。我差不多每月回去一次，见她总还是有点咳，可说话精神还好，也就没特别在意了。“十一”长假人多车挤，本不打算回去的，但10月2日大哥回去见母亲情况不妙，就给我打了电话。第二天我赶到家里，见母亲气色很不好，人也更瘦了。母亲告诉我，为防意外，这几天她已要弟弟晚上来锁门，早上再来开门看看自己是否还活着，不然死了被老鼠咬掉眼睛或鼻子，说起来别人也不好听。母亲说话常带刺，这次却说得平和，平和中又分明带着无奈。正因为这样，刺痛了我的心。兄弟们一合计，我和大哥给一点钱，让弟弟、弟媳多操一点心。弟弟答应了，弟媳还是不愿意，说和母亲搞不好，嫌她刀子嘴，不饶人。后来只得请了远房的表姐来侍服，但不出半月，情况越来越糟，最后终于走了。
母亲去得很安详，不吃不喝十几天，就躺在床上，也没大的痛苦，只是间或又要人扶一扶身子。在母亲生命的最后时刻，我没能多陪陪她，这是我非常内疚的。养儿为送终，但母亲咽气的那一刻我也不在她身旁。也许真的是自古忠孝难两全。
10月21日我回去了。见母亲病情很重，我立即电话和大哥商量是否送她去医院里。大哥说，明天他请县中医院医生过来看看。22日一早，我给大哥电话，大哥说上午十一点前赶到。大概十点四十，两个医生来了，但又没带听诊器，就听听脉，用手摸摸母亲的心跳。我问有输氧和输液的必要吗，医生说当然必要。医生开药可又没带处方笺，于是我找了张稿纸让他开了药，急急乘车去二十里外的低庄镇医院买药。车还没到，我手机就响了，说母亲自己不愿吃药了，买了也浪费了。我到医院不久，电话又追来了，要我不要买药。买不买呢？我犹豫好久，最后输液药物没买，就只买了强心丸和一瓶氧气。租车回家后，马上给母亲插上输氧管，问她好受些吗，她说好一些。我回来时交待弟弟，这瓶氧能用三天，用完了再去买一瓶。第三天我打电话去问，表姐说母亲不肯输氧了，说这样吊着使她难受，她也愿意死了。断氧的第二天，就传来母亲去世的噩耗。
10月22日那天，给母亲输好氧，我本来决定搭乘下午两点多那趟车赶回长沙的，可几次起身要走时，看到母亲那个样子，实在不忍离去。整个一下午，我就坐在母亲床前，把她的手拿在我手里，轻轻地抚摩着。母亲可能是感觉到儿子久违的温暖了，她伸出另一只手指着床边轻轻说，“你坐到床上吧。”母亲睡的是农村老式的床，床方有十几厘米高，坐上去脚吊起了，很不舒服，我没按她的意思坐到床上去，以满足她最后的要求，至今想来十分难过。还应忏悔的是，整个下午我虽坐在母亲床前，眼睛看着她，心里想的却是自己手里急着要办的事，铁心要乘晚上的车走。我至少四五次对母亲说，“妈妈，我今天还要回去，我的事实在是撂不开。您好好保重，我星期六又回来……”母亲答应说“好”。我说过这些话又不走，一会儿，母亲催我说，“你怎么还不走？”可我仍然只顾抚摩着她的手。我曾试着走出母亲睡的里屋，她以为我已走了。表姐进去问她，“姨姨（表姐常这样叫她），您病得这样重，怎么让老六（我排行第六）回去？”“他有事。”“您留着他嘛。”“留不住的……”到了傍晚，我走到母亲床前说，“妈妈，您好好保重……我走了……过几天再回来……”母亲说，“你去吧。等我死了再回来。”我听了双腿一沉，再也拔不起来，就那样呆呆地站在母亲床前十多分钟。随着自己年龄的增长，我越来越觉得做父母的真不容易。每当碰到那些数落父母不是的人，我总会劝说，“父母给了我们血肉之躯，就是最大的赐予，为儿女的再怎么也是报答不完的。”那一刻，我不知母亲对我要走是怨是恨。走出屋来，我流泪了，为自己还是为母亲，我说不清。回到单位和同事说起这事时，我止不住又掉下泪来。在我记忆中，这十几年远离父母，每次归来，母亲总要送出家门，或是站在门口望着我离去，我也总是边走边回头，嘱她保重，给的钱一定要花掉，再也不要节约了，等等。这一次，是母亲唯一不送的一次——就是前一次回来，靠在躺椅上的母亲还是起身远远望着我走的。
在陪伴母亲的最后一个下午里，记得母亲还说过一句令我心痛的话：她说“还是得女儿好些”。 我知道，母亲是怪我们兄弟在她病重的时候少陪了她。母亲没有女儿，生了八个儿子。前三个是和早逝的前夫所生，住在二三十里之外，只是偶尔来看看。嫁给父亲后又生了五个，但经过苦日子，先后夭折三个。如今我们兄弟三个，大哥还是同父异母的，母亲来时大哥才两岁多一点，在最困难的日子里坚持送大哥读到大学毕业，这在一般做后母的是很难做到的，因此她也在乡里有很好的口碑。如今大哥在县城里教书，虽已退休，但仍在私校上课，一月回去看一次；我在千里之外的省城里瞎忙乎，每次回去，也总是来去匆匆。弟弟、弟媳虽在身边，但住在另一幢房子，总怪母亲嘴多，自然也不怎么陪她。父亲2001年5月去世后，母亲曾一度来我家，本来说好住到过年回去的，可她过不惯城里的生活，大约一月后硬要我送她回去。我们曾想给她请个保姆，可她生怕多用了我们的钱，坚决不要，说她自己还能自理。她一个人就住在大哥早年盖在乡下的房子里，洗浆衣服等等都是自己。她拧不干被子，看见路人就叫别人帮帮。生命的最后几年，她每天早早起床，这里走走，那里坐坐，下午三四点，随便吃点什么，五六点就关门睡了。漫漫长夜，母亲说不出“孤寂”二字，只说自己就像“尼姑”一样。我每次回去给她钱，她有时不要，有时收了，但又舍不得用，直到死了还剩在那里。就在母亲去世前的第四天傍晚，表姐为她擦脸，她问表姐，“今天烧了几块煤，水还这么热？”我替表姐回答，“只烧了两块。”那一瞬间，我心里像刀刮一样难受……
母亲是苦水里泡大的。小时家里很穷，六七岁时，她提着打猪草的篮子，在富家子弟念书的屋檐外溜达。她背得“人之初，性本善”等几句，却耽误了打猪草，被外婆边打边骂：“你也想读书？哪个叫你投胎到我家里？”22岁时，母亲嫁给低庄一周姓家老大。那时还在抗战，丈夫被抓了壮丁。按规定，老大一般不当壮丁，可弟弟躲了，乡保长只要抓个人就交差。这时母亲硬是带了枪兵把弟弟抓住，把丈夫换了回来。弟弟、弟媳怎么想？她顾不了。后来抗日，美国人来湘西修飞机场，丈夫又累死在机场工地上。当时她还不到30岁，下有三个儿子，一个六岁，一个三岁，一个刚出生。往后的日子怎么过？她一咬牙，两个大的送给叔叔寄养，最小的送给一莫姓人家了。母亲向来敢做敢当，别人说什么，她不在乎，她说她要面对现实。过苦日子时，要不是母亲，我真不知道自己是否还能活着。
许多年前，读过张洁的《世界上最痛我的那个人去了》，留给我心灵的震撼至今难忘。人生在世，功名利禄可以不要，可不能不要骨肉亲情。母亲常说，“父母记挂儿女路头长，儿女记挂父母只有扁担长。”是的，自己这十多年里，试图学着操用“精英话语”，貌似关怀底层，偏偏忘记了多给老母一点温暖……
人生苦短。回家的路上，我突然想到自己的年龄，一种人生的悲凉，不禁袭上心来。我想，将来自己的孩子也会这样向我忏悔吗？我不敢去想。也许，人就是这么轮回地生和死吧。
2006年11月26日于长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