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于1928年的李冰封先生，2021年7月10日凌晨3点多摔了一跤，来不及送医就走了，享年93岁。1995年我曾采访过一批被错划为右派知识分子，采访对象主要是湖南、北京两地，写成一篇《阳光下的备忘录——关于几位知识分子的命运及其思想轨迹的采访》，该报道在我当时供职的媒体连载，引起很大反响。李冰封先生曾送我一套湖南教育出版社出版、王元化主编的《新启蒙》1—4辑，同时惊魂未定，嘱我一定不要声张；我点点头，他才放心了。关于李先生，我还会写些文字。今贴出这篇旧文，以纪念李冰封先生。
2021年7月13日于长沙酷暑中
不再天真
李冰封：“中国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同时，必须重提民主和科学，必须彻底反封建。”
电话约他采访。他说，他是个有争议的人物。“争议”什么，倒引起了我的兴趣，便急急敲定了采访时间。
按理，操我这个职业是应该知道他的。几年前，李冰封先生主管过意识形态工作，作过省委宣传部副部长兼省出版局局长。遗憾的是，我半路出家，干“老记”才是近几年的事。采访前，我只知道他当过湖南省出版局局长，组织出版过很多好书，那些年曾使湘版书“洛阳纸贵”。读书人记得出书人，这也在情理之中。
1928年，李冰封先生出生于福州一个书香之家。父亲是近代中国第一批向西方学“坚船利炮”的技术专家，先入福建马尾船政学堂，后来在几所国立大学任教，曾做过上海交大教授。李冰封从小受到良好的教育，1946年考入上海光华大学中文系，1947年7月即北上寻求光明，先后任冀察热辽《群众日报》及《北平解放报》记者。1949年8月南下湖南，任《新湖南报》副刊主编、新湖南报编委。
青年时期的李冰封
1957年他和许多知识分子命运一样，被打为右派。1958年，被流放到湘北劳动改造，住在南县华阁公社一个叫王克仁的独身老农家里。他回忆说，白天他去挑堤，老王给队里喂猪，晚上他们就睡在一个铺上。一天深夜，老王突然从被窝里坐起来问他：“我看你是个好人，怎么划了右派?你到底讲了些什么?”他说：“就讲了些办报的事。”老王说：“你莫讲吧!”后来过苦日子，农民吃不饱，晚上就去偷萝卜。老王看着他一天天浮肿的脸，就设法把队上用来喂猪的南瓜，切好放在一个药罐里煨好，然后闭上门说：“你快来吃吧!”至今说起老王，李冰封先生仍然感叹不已：“那时是老王的南瓜救了我一命啊!”
李冰封先生1960年右派摘帽后，一直在南县几所重点中学里任教。他本想宁静度日，了此一生；但国无宁日，哪里有个人的安宁呢?“文革”中，他又自然成了靶子。1969年春天，全家被“横扫”到一个偏远的生产队“监督劳动”，其罪名是“摘帽右派”。他妻子曾做过《湖南青年报》记者，罪名是“资产阶级臭知识分子”。他十三岁的儿子因为是“右派崽子”，被剥夺了读书的权利。
那时，李冰封先生住的是真正的“牛棚”，要是写关于“牛棚”之类的文字，他足可以炮制宏篇巨著，但迄今他所发表的关于个人恩怨的文字却很少。有人说，中国的人文精神在五十年代后的历次社会政治运动冲击下早已荡然无存。他却不同意这种看法，他说，中国知识分子的韧性和对理想的追求，无论在顺境逆境中，还是在进退宠辱之间，始终表现出一种顽强的中国人文精神，一种道义的使命感始终萦绕于怀。
1979年至1989年8月，李冰封先生先后出任湖南人民出版社副社长、湖南教育出版社社长、湖南省出版局局长。他说：一个出版工作者，如果不能与文化人交朋友，就算不上一个合格的出版工作者。他领导湖南出版界那几年，形成“洛阳纸贵潇湘书”的局面，靠的就是一种“文化亲情感”的营造，使大批著名学人把自己的书稿送来湖南，如冰心、于光远、李锐、卞之琳、萧乾、朱光潜、张天翼、聂绀弩、孙犁、杨绛、吴阶平、钱学森等两三百位文化名人都在湖南出过书。当然，不能把成绩都归于冰封先生一人，就像不能把失误都推给他一样，但他爱书、识书、懂书，以及对人文思想、学术流派的研究，对作者的理解、沟通与善待，一直为全国文化界、思想界所称道。
李冰封先生谈起当时的出版盛况说：党的十三大提出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初级阶段理论”又是什么?这需要从政治、经济、法律、文化、科技等社会各个方面的实际状况出发，加以构思和论证，于是决定推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探索丛书”。这套丛书拟出六十本，第一辑十本，作者有曾彦修、于光远、龚育之、吴江、廖盖隆、王元化等学人。记得在北京召开丛书组稿会时，中央部级干部就有四十多人参加了。当然，以后的五十本因故未能出版，对他来说，至今仍是一个遗憾。
他送我一本《李冰封散文随笔初集》和一本他翻译的小说《大卫·科波菲尔》。采访前，尽管我在《羊城晚报》、《新民晚报》、《新华文摘》等报刊上读过关于“初集”的评介文章，但他给我的印象仍然是一位出版家，所以也没有刻意找来他的书拜读。日前读完“初集”，我觉得李冰封先生还是一位散文家。他无论记事记游，写景写人，格调质朴流畅，文化积累深厚而又无卖弄之嫌。余秋雨先生固然是当今散文大手笔，但读得多了，有时难免感到沉闷和模式化，而李冰封先生走笔总是那么自然，那么随和，仗义执言，引人深思。如他的《背犁》、《想起了梁宗岱先生》、《从菊豆想到日瓦戈》等篇什，都是很耐读的。
话题扯到离休后的生活，他说除了应付约稿外，就是读书。我建议他写回忆录，他说：“有精力，一定会写。面对自己的人生，不写，内心总有一种负罪感。”我说将此信息告诉读者，他却不赞成，怕万一不能兑现自己的诺言……
两个小时的采访，我们的话题海阔天空，有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气氛融洽而投合。从李锐刚出版的《庐山会议实录》谈到当年的“大跃进”，冰封先生说，中国的事情就这么怪!一位伟人在听了山东寿张亩产过三万斤的汇报后就批示说：“人有多大的胆，地有多高的产。”当时推广河南长葛深耕经验，挖地一两丈深。南县有个农民不信，有人报告上去，结果那人被打得半死。我想，今天的中国，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同时，必须重提民主和科学，必须彻底反封建，否则，我们还将付出代价。他说，回想当年在国统区读到《论联合政府》时，我们被毛泽东的承诺激动不已，好像“一个民主、自由、独立、富强、统一的新中国”呼之欲出了。但后来的事实证明：我们那时太天真了。
出版工作应积累文化、启迪民智、倡导民主和科学。对当前的出版状况，李冰封先生深为忧虑。现在好书出不来，色情、武打和封建迷信书籍充斥市场。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固然是多方面的，但出版队伍素质不高、编辑个人经济承包我看是最主要的原因，于是出现只顾个人捞钱，什么科学、道德、文化都不要了。因此真正有价值的学术著作出不来，而毫无价值可言的书一印就是几万甚至几十万。如果现在还不引起严重关注，历史老人一定会狠狠惩罚我们。由此，我想起最近读到的南翔先生的杂文《为何崇拜秦始皇》。文章写的是某报在一定范围内向中学生做问卷调查，题为“你最崇拜的十个男人”。十个男人中除毛泽东、鲁迅外，秦始皇也荣列“十强”。我想，中学生崇拜秦始皇，无非是他的霸气、暴力和血腥。这与出版业不无关系，已足以引起我们深深思考了。
几十年来，李冰封先生始终以一个共产党人的情怀思考我们民族的前途和命运，思考我们党的前途和命运。记得一位西方哲人说过大意这样的话：思想者始终与苦难同行。他的遭遇似乎也印证了这一点。
采访于1995年春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