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文坛制造泡沫的时代，我早已不太读文学了。春节期间，远在南国的林贤治君电话告诉我，他和章德宁主编的《2003文学中国》已给我寄了一本。林君还说，现在“年选”之类的读物很多，但他跟别人选的绝对不一样。他把小说、散文、诗歌、杂感、随笔等“一锅煮”了，这是没人做过的。他还想把“一锅煮”的选法做大，争取一个季度选一本，但要有销路，出版社才干。因此，他希望我能写一点关于此书的文字。

      收到书后，我没有整段的时间来通读，但断断续续读完了。原来我担心自己无话可说，会辜负林君一番雅意，但一读之下，竟然不吐不快了。书中以思想见长的几篇，如连岳的《科学精神》、张鸣的《义和团的药方》、秦晖的《谈死》以及王怡的《一个自由主义者的饮食习惯》等，都让我引起共鸣；但这里不表，就说说描写底层人物的几篇诗文吧。

      我虽是农民的儿子，但混入这座都市十余年了。十多年来，耳濡目染，看着城市楼房越来越高，街道越来越宽敞漂亮，不知怎的，自己的脾气反而变得越来越坏了。我曾野心勃勃，试图有所作为，然而却又无能为力。尽管，我也将目光常投向那些睡在街头的民工，睡在夏天里任蚊虫叮咬、冬天里任寒风刺骨的工棚里的国民——我知道，他们是都市里真正的最苦最累的人，但我从来没有用文字直接状写他们（我学着操用所谓“精英话语”，以忝列“精英”为荣）。读到《2003文学中国》里夏榆、邵燕祥、郁金等人的诗文，对生我养我的父老乡亲，我是深感愧疚的。我检讨自己，为什么也变得麻木起来？我又说不清。也许，就在对自己周围发生的一切或慷慨激愤、或转而变得无奈的时候，我真的变了。

      中国有多少作家，至少是数以万计吧。夏榆是不知名的，但夏榆的文字是不可多得的，是歌舞升平的另一面表达。其散文《失踪的生活》写到一个没有姓名的“坏孩子”——在北京的严寒的冬天里，他（或她）从“少管所”接连向“姐姐”发出两张呼救的明信片，明信片上写着：“姐姐，冬天来了，我这里很冷。盼你能寄来棉衣。千万千万。”“姐姐，我病了，昨天发烧了，这里的冬天更冷，盼姐能寄棉衣给我。千万千万。”（这孩子是多么的孤立无援啊！）他（或她）等“姐姐”“寄棉衣”，可“姐姐”哪里去了？为何不来领取邮件？待“我骑着自行车”找到明信片上那个地址时，终于得到确凿消息，那个“姐姐”叫“周洁”，可是，“周洁”于两个星期前已割脉自杀了——而这事，就发生在北京大学校区旁的西苑乡！北大是中国现代历史上的骄傲，曾出现不少思想文化界的精英人物，今天也同样有不少活跃在思想文化界的“精英”。但“精英”们关注的是上层，一个少管所里的“坏孩子”和“坏孩子”的姐姐“周洁”，自然不会进入他们的视线。“忽然/没有了声音，没有了眼神/没有了呼吸，只剩下/两三个字的姓名”，“戴着矿灯的生命/是怎样死去”（邵燕祥诗《哀矿难》），“精英”们压根儿就不想知道“在北京/你可以没有孩子/但不能没有一条狗/在宠物如此尊贵的年代/一个外省青年，还不如/一条狗那么容易找到归宿”（郁金诗《狗一样的生活》）。这，就是生活的真实！但我们的作家又有多少人能正视这种真实？从银幕到荧屏，要么躲在死人堆里津律乐道；要么为帝王将相歌功颂德，叫嚷要让康熙“再活五百年”：要么“装模作样，沾沾自喜，趾高气扬，酷相十足”……

      大时代出大作家大作品。我们正处在一个社会转型的“大时代”，但没有反映“大时代”的文学。作家们仿佛“生活在别处”，或是加入了“吾皇圣明”的大合唱，对人类自身的关怀和悲悯心彻底泯灭了。

      有人说，李白和杜甫同样是伟大的诗人，但我更喜欢杜甫，更喜欢白居易。杜甫的“三吏”“三别”，白居易的《卖炭翁》等篇什，每读一次，都能让人良知猛醒。那唐王朝的繁华，其实只是“皇亲国戚们”自家的。“兴，百姓苦；亡，百姓苦。”这才是历史的真实。什么“当家作主”呀，什么“主人翁”呀，其实都是一种说辞啊。长沙网民曾发贴子“致市长”说：“我们看着城市的大楼一座比一座高，一栋比一栋豪华；官员的车，一天比一天多，一辆比一辆豪华；但都不是我们的……”是的，他们必须面对下岗，面对每天的油盐柴米，面对有病无钱住院治疗等等现实的问题。这种底层的艰难的人生，作家们又关注了多少？最近有《中国农民调查》一书引起轰动，我以为并非作家超凡的艺术，而是作家真正深入了最底层，把最底层的希望、痛苦、挣扎、哀伤、无奈、坚韧……写了出来。

      朱正先生曾戏说，鲁迅是不能真学的。这话颇耐人寻味，也让人很悲哀。中国会不会有自己的果戈理？有自己的马克·吐温？有自己的陀思妥耶夫斯基？这就要看我们这个民族的造化了。

                                                       （原载《文汇读书周报》２００４年4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