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托洛斯基回忆录》，做了些笔记。掩卷后有一种莫名的惆怅。冷静了思考，自觉情绪的根由，是书里涉及上世纪早期苏俄风云人物甚多，而今日读他们，兴趣却索然，做笔记的劲头只是提不起来。那些人创造了历史，改变了世界，但不过八、九十年，历史又改变了一切，时间之帚至少已经把他们中的大多数人从大众的视线里扫去，人们的印象里仅仅残留了一个模糊的“十月革命”概念，——一个生动的、充满了血与火的故事，演变为了中学历史试卷里一个抽象的名词解释。

人类的一切当时事件，从其内容讲，都是活生生、丰富多彩的；从其意义讲，都是重要的，依其当时影响力而对人们的生活和命运发生多层次的、程度不同的干扰、干涉和纳入。但是，一切事件因其在时间之流中发生，便都是历史的事件，都是由此及彼、由当下而未来的过程中的一瞬。作为历史的事件，不可避免地具有指向未来的性质。因此，“历史的”事件就有了两个方面的意义：

一方面，事件的制造者、领导者，有时也包括那些积极的和狂热的参与者们，总是会夸张地宣称事件对于未来的重要性，认为历史就此已经改变，或者坚信历史因此而得以延续。这一点在现代社会躁动的情绪下，尤其形成了肯定式的、不厌其烦的和缺乏教养的、近乎狂野的自慰浪叫。当1949年后中国革命者们唠叨自己的胜利前无古人时，其历史的意义其实并不能跟结束了两千多年皇权统治的“失败的”辛亥革命相比。当中国几十年来的一次次会议喋喋不休地号称是伟大的、胜利的大会，是里程碑时，其实多是非常失败的破坏性的会议，鲜有可以让后人甚至当时民众自觉注目的。当无数帮闲们在马克思主义后面加列宁主义加什么思想再加什么思想再再加什么理论再再加什么思想、什么思想以至呈现无穷后缀、累加趋势，以突出当下的伟大时，无非留给后人一个拗口的记录中文语言极度退化了的笑柄而已。

另一方面，不管当下是否发生事件，或发生什么事件，历史之滔滔依然自我流动，活着的大众要自顾吃饭、睡觉、繁殖，一切的事件都如水面的碎瓦，即使可以飞跳数次，溅起三、五朵浪花，终究是要沉入水底，而所溅起的浪花则连痕迹也无法找到，当目睹者遗忘，或不遗忘而死去化作了腐土，就记忆也了无踪影；至于后人，他们还是要顾自己的生活，受了教育有点知识却又庸俗的，议论先朝伟人的事迹实在跟议论昨夜红灯区来了个新人没有区别；即使对于自认为并不庸俗的历史学教授，其实也只是吃饭的佐料；只有在极少数真正的思想者那里，才可能被当作认真思考的一番材料。历史，绝不会因为当下是否发生事件或发生了怎样的事件而结束。

历史，更是人民的历史，是人的历史，不只是伟人、领袖的历史，不是只由事件堆积的历史。今人可以指名道姓说出发明者的任何一件发明，其实都不比说不出发明者的火的发明、建筑的发明、服饰的发明、动植物家种的发明更伟大；古希腊、春秋战国以来的任何一个伟大的思想家，其实都不比远古时期的任一个巫婆、神汉更伟大；有国家以来的任何一个有名的领袖、英雄，其实都不比原始人群为惊吓狼群呲牙吼叫的任一个成年男女更伟大。当一些人热衷于缔造这个国家、那个国家时，即使在当下的意义上，也并不见得比山村里的农夫，夜后吹灭了灯爬到床上跟老婆生孩子更重要；从将来人类、种族、民族延续的意义上说，后者比之前者也许具有更伟大的意义，当人类出现灭顶之灾，城市将成为灰烬，又一条诺亚方舟只会从山村里开始航行。

《托洛斯基回忆录》并不是托洛斯基的正式回忆录，原版由费尔什京斯基根据美国哈佛大学档案资料选编，由美国恰利泽出版社1984年出版。我所读的中国版是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1年2月内部发行版。全书按人物编例，涉及斯大林、布哈林、卢那察尔斯基、季诺维也夫与加米涅夫、高尔基、马雅可夫斯基、杰米扬-别德内、克拉辛、沃罗夫斯基、越飞、谢烈布罗夫斯基、叶奴基泽、勃柳姆金，十三章十四人。这些人都是十月革命时期的政坛风云人物或社会著名人物，多数在苏维埃政权担任过部长以上职务。我仅仅做了斯大林、布哈林、高尔基、马雅可夫斯基、越飞五个人的笔记，笔记多数也不是出于兴趣，而仅仅是出于某些勉强的专业研究动机。

托洛斯基关于斯大林的性格描写和分析，对研究这位既与希特勒比肩，又与罗斯福、丘吉尔端坐一起，曾经被中国奉为伟大导师、今天仍然勉强维护其形象的人物，有着很重要的价值。在托洛斯基的分析里，斯大林是个粗鲁但却可以把粗鲁变成让头脑简单的人，产生其“心里有什么，就说什么”的真诚印象的人。他有钢铁般的意志，但性格阴郁，遇有不能忍受的不一致意见，喜欢躲到一边默默抽烟斗或者干脆一走了之，躲到斯莫尔尼宫或克里姆林宫的不知道哪个角落里。斯大林从国家政治保卫局审讯室专门连接了传声器到自己办公室，会从极端残酷的审讯里兴奋得“搓着双手，不时露出无声的微笑”。有一点他与他的中国继承人毛泽东有着惊人的一致性，毛泽东喜欢搞“阳谋”，与人斗其乐无穷，斯大林则喜欢搞阴谋，说自己“一生最大的快事就是准确地找定自己的敌人，周密地做好一切准备，狠狠地加以报复”。斯大林有着极强的功名心，但却资质不足，其智力水平“只及列宁的百分之十到二十”，“由于综合能力和创造性的想象力偏弱的缘故，他的实践洞察力和耍手腕的本领特别发达”。他在骨子里对希特勒有着一种崇拜，1934年6月希特勒进行了残酷的党内清洗，斯大林听说后，自言自语地说着：“这才叫领袖呢！”苏联的血腥大清洗运动和侵略波兰等的行为，“都是斯大林从留着卓别林式的小胡子的德国天才那里学到的”。

也许由于过去苏联影片对布哈林近乎小丑般的描述，我对布哈林向无好感。即使以后知道了他的一点正面事迹，但系于他忘记了自己也曾经提倡过“不断革命”，投靠斯大林后，为了与托洛斯基进行斗争，积极批判“不断革命”，而他自己最终的命运比托洛斯基更惨，斯大林至多只能暗杀托洛斯基，但却不仅可以轻松枪毙“间谍”布哈林，而且可以迫使他承认暗杀列宁、基洛夫、明仁斯基、高尔基。布哈林不仅与斯大林一起共同清除了托洛斯基，而且也与斯大林一起制造了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新反对派冤案，以及托洛茨基和季诺维也夫联盟冤案，是跟斯大林一样的屠杀老布尔什维克的主要刽子手。对这种没有自己灵魂的人，我终于没有好感。出于同样的原因，我对中国的刘少奇，至今无论如何形成不出好感的滋生点。之所以做了关于布哈林的笔记，仅仅是因为知道他的一本叫《共产主义ABC》的书，这本拙劣的列宁主义的关于马克思主义的布道小册子，曾经是早期中国共产党人的主要马克思主义思想来源之一，所有留俄和留欧的中共先驱，都把这本书与《共产党宣言》和恩格斯的《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梅林的《唯物史观》一起，作为了最基本的马克思主义教科书，因此，这位自己没有灵魂的布哈林同志作为拙劣的苏维埃早期官方“大理论家”和“大经济学家”，竟然成了构成中共灵魂的因素之一，与中国革命发生了重要的精神关系。也因此，随着布哈林的平反，他在中国官方理论界里的地位也重新获得了肯定和提升。

高尔基一直是我尊敬和喜爱的人物。他是世界文学史重要的作家中，真正从贫民窟中诞生，却有着不少于富人出身的作家们优雅气质的一人。他身处于二十世纪早期动荡的世界的动荡的焦点之一的俄罗斯，剧烈变化的环境几乎使他无所适从，他既不是政治家也缺乏敏锐的政治头脑，更没有从政治动荡中获得利益的机会主义动机和能力，他既遇到了一个好的、把他看做超越革命利益的文化财富予以保护的革命者列宁，也遇到了一个蹩脚的、把他看作必须从属于专制利益的文化名人予以利用的“革命者”斯大林，这一切几乎使他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无所适从。从革命精神的角度说，比之斯大林更接近接受了列宁遗产的托洛斯基对高尔基的评价，从严肃的革命者的角度说是中肯的，他说：“对高尔基来说，要在自我与文化之间建立一种应有的距离，从而为自己赢得批判评价的必要的自由，却既缺乏真正的思想训练，也没有历史的直觉能力。在他对文化的态度中总是保留着不少的盲目崇拜和偶像崇拜。”但是，思想训练良好的革命者托洛斯基自己并不懂得：革命不是一切，高尔基对文化的“不少的盲目崇拜和偶像崇拜”，恰是比革命更重要和更持久的人文精神，高尔基“这个不寻常的自学成才者的身上，最深刻的东西是对文化的崇敬”，或者是对革命者来说的“盲目”，正是高尔基超越于革命的伟大之处。虽然托洛斯基是中肯的，但他比之列宁仅仅只能算是个二流的革命者，无法理解清楚列宁在革命处于旋涡态时，想方设法劝高尔基离开祖国的深刻动机。事实也是如此，当今世界，知道高尔基名字的，既比托洛斯基也比斯大林甚至比列宁多，一百年以后，这一点将更难以成比例（任何一个中学生，不得不初步了解俄罗斯文学，因而必须知道高尔基，但并不必须要了解十月革命；或者，十月革命将不得不通过高尔基让人们获得知晓）。

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里，作为苏联革命诗人的马雅可夫斯基对中国诗歌的影响，可说是非常巨大的。中学时代以至大学我学写诗，曾经也跟着风气尝试过来源于马雅可夫斯基的阶梯诗形式，但终于是不喜欢。那时不喜欢的原因，可说是件跟马雅可夫斯基并无关系的事情：一次读了一个当时所谓“著名”诗人的一首“站在阳台放歌”的诗，虽然评价很高，我却觉得是极端庸俗，是典型的无病呻吟。我的恶感，就在“阳台”上，上海过去的阳台只是小市民喘口气、逼仄的地方，哼个小调也许可以，“放歌”未免造作。由“阳台”忽然想到马雅可夫斯基的“楼梯”，细一思想，顿时领悟马雅可夫斯基的“楼梯”其实是把楼梯当作了高谷上的山道，虽然“未来”，终究还是自以为是的喊叫，顶多算二流的诗品，列入一流未免吹捧。托洛斯基评价得好：“在马雅可夫斯基的创作中，高峰往往与低谷交替出现，天才的张扬又往往是与陈旧的诗行、甚至是大喊大叫的粗野联系在一起的。”

“同志们！

工人

和广州部队

占领了

上海！”

仿佛是

手掌心里

揉洋铁皮，

欢呼的声浪

不断高涨。

五分钟，

十分钟，

十五分钟，

雅罗斯拉夫在鼓掌。

听起来好象

风暴

铺天盖地而飞，

去答复

一切

张伯伦的照会，

飞到中国去，

叫那些主力舰

掉转

钢铁的猪鼻子，

从上海

倒退。

——这就是天才的、至今在中国仍然拥有不少崇拜者的马雅可夫斯基同志的“最好的诗”。

在回忆录主要涉及的十四人中，越飞是对中国革命有着最直接作用和重大转折性影响的人。这位1921年7月26日被任命的苏俄驻华特命全权代表，在与北京政府无法达成合作之后，转而把注意力放到了南方弱势的孙中山身上，一方面，他通过自己的助手马林以共产国际的名义，近乎命令式地要求意见不一致的陈独秀领导的中共，与国民党合作并加入国民党；另一方面，他与孙中山进行了直接沟通，反复洽谈，寻求一致，最终形成了改变中国的《孙越宣言》。可以认为，没有越飞，就没有国民党改造，就没有国共合作，就没有黄埔军校，就没有北伐战争，而这些，既造就了国民党，也造就了共产党，无论国民党还是共产党，都是就此获得转折性发展的——国民党因此而走向党国，共产党因此而得到第一个黄金壮大时期。而这一切的诱因，都跟越飞在北京政府那里的外交挫折有关。从苏俄的角度，越飞转而抛弃北京政府，通过促动中国革命推翻北京政府，用极小的帮助中国革命的经济代价一劳永逸地解决远东安全，实在是不可估量的巨大功勋。1840年后，各个外国列强都试图操纵中国，但只有越飞近乎完美地做到了这点。当然，孙中山毕竟是中国后无来者的伟大的民主主义革命者，自有其后人无法企及的战略眼光，一方面，他坚决拒绝了越飞在中国搞共产主义运动的要求，迫使越飞认同“共产党主义组织甚至苏维埃制度，事实上均不能引用于中国”，并把这列为《孙越宣言》的第一条，为自己的“联共、联俄”政策设定了绝对底线；另一方面，孙中山虽然仅仅还是在野党领袖且无足够的革命实力，却使越飞确认了“俄国政府准备且愿意根据俄国抛弃帝政时代对华一切条约及强夺权利之基础，另行开始中俄交涉”，并对中东路、外蒙等问题作了无论后来握有政权的蒋介石还是毛泽东，与之比较都只配国际问题矮子称号的原则协定。越飞是个富有战略眼光的革命家，是个出色的外交家，同时，也是一个以死反抗斯大林独裁的真诚的勇士，虽然他用手枪对着自己额头自杀的直接原因是痛苦的疾病，但在他自杀前给托洛斯基的信里，反复批评了托洛斯基缺乏“列宁式的不屈不饶的精神、毫不让步的精神”，并强调了自己的自杀是“一个战士的反抗，这个战士已经处于这样一种状况，他不能用任何其他办法、其他手段来对这种耻辱做出反应”。他所说的“这种耻辱”，就是斯大林包括布哈林们的阴谋和独裁给理想主义的、真诚的老布尔什维克们带来的耻辱。个人功利主义盛行的中共，高位者中诞生不出半个越飞这样的“战士”——彭德怀在本质上仍然属于犯“错误”的忠诚分子，林彪只是个心比天高、试图通过背叛总司令也是自己真正的军事导师朱德以获取名望和地位、最后关头恐惧得不知所措的卑鄙的阴谋者。

写下了以上这些，我发现我的历史价值观第一不以是非成败论英雄。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总有着特定的是非标准，今人不能以今人的特定是非作为绝对尺度去简单衡量历史人物和事件。至于成败则是依据不同的角度和时间的延伸而模糊不清，在斯大林和托洛斯基的冲突中，更有修养和智慧的托洛斯基也由于自己比较的懦弱和缺乏行动决断力，不能抓住列宁最后与斯大林发生尖锐冲突这一机遇，成为了当时的失败者，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托洛斯基又似乎具有了胜利者的态势，但是，再进一步，无论极端的独裁者斯大林还是狂热的革命者托洛斯基，都不过是失败者，他们共同的布尔什维克革命越来越只是件昙花一现的故事。

第二，对一切历史人物在一个高度上的评定，恰恰需要一些普通人同时也是普世的品格或道义标准予以低尺度衡量。也就是说，高标准的衡量恰是只能以低尺度进行的，所要达到的目的和担负的责任，只能是从错综的历史事件中建立和维护人类最基本的道义和价值。对政治人物，我特别注重其真诚程度。真诚与诚实不同，一切政治人物都不可能诚实，所谓诚实仅仅是他们笼络人心、壮大自己力量的手段或方式，或是个人时或灵光一现的性格，实在是不切实际的和过高的标准，但是，他们应该真诚，应该对自己所主张的主义或事业真实地热爱。任何一个人一当成为了政治人物，他就不再首先属于他个人，而是首先属于支持他或反对他或一切与他发生直接、间接关系的人们，因此，他必须是个真诚的人。托洛斯基对待世界革命是真诚的，斯大林不过是个利用共产国际服务苏联利益和他个人独裁的虚伪的人。系于真诚的标准，我对自己弄不清楚什么是社会主义却强迫十几亿人民坚持所谓社会主义道路的邓小平，也是没有大的好感，或者说，我对当今中国普遍虚伪的、机会主义的官僚们绝无对初期共产党人的一些好感。没有国家权力欲的理想主义的陈独秀并不知道，当国共合作后，那些昨天还仅仅是潦倒学生或漂流者的二十岁出头的年青党员，一夜间成了国民政府和政权的部长、委员、主任、代表、书记、专员之类，他所创建的共产党组织就必然因此发生根本变化，享受了官僚主义刺激的这些年青成员们成了政治暴发户，脑子里只有了打倒、打倒、再打倒直至垄断整个国家权利的狂躁，真诚的他注定了将是首先被打倒的绊脚石。但是，陈独秀对于中国的价值是无论如何打倒不了，将来更会体现出来。时间会眷顾一切真诚者。

第三，从政治史的角度，历史的现实主义是一个方面，历史的虚无主义也同样是研史者所不可缺少的。历史现实主义是“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历史虚无主义是“浪淘尽，多少风流人物”。没有历史现实主义，就不能客观、公正地评价历史。没有历史虚无主义，就不能达到穿透历史的境界。一切政治人物，包括那些理想主义的政治人物，他们之所以是政治人物，其基本特征之一归根结底是现实主义。研史者限于现实主义，宥于自己的书生意气和经验局限，无论对于当时的现实还是对于当下的现实，认识都不必定超越政治人物，因此，就可能成为过去和当下的政治人物的应声虫。但是在历史虚无主义面前，一切政治人物都不过是研史者的过眼烟云，研史者冷冷地看着他们幻灯似地过场，这时，就是站在一切政治人物之上的无冕之王，他们的一切阴谋、算计、窃喜、隐痛，都将洞然。汉武帝是司马迁的皇帝，但司马迁更是汉武帝的上帝。

第四，不论无名无姓的大众，仅就有名有姓的人物言，对于历史的价值，政治人物的价值最可以轻视，物质创造者的价值低于精神创造者。国家并不直接产生于私有制，更不是产生于人们的契约，而是产生于人口规模达到一定时的部落、部族战争。当人口规模达到一定，部落或部族之间因为聚居而形成了地理相邻关系时，就出现了掠夺这一财富突然增长方式。通过掠夺，一个部落或部族有可能使自己的土地、人口和其它财富达到突然增长，而这种可能性构成了巨大的诱惑，以至对战争方式几近达到毁灭性了的当代国家仍然是个极大的利益刺激。经济学家们至今没有认识到，虽然掠夺并不导致人类财富增长，反而导致人类财富的暴力破坏，但却是人类一部分人的财富可能突然增长的最古老方式和途径。这一点，与私有制没有必然的关系，即使公有制的部落，也一样会产生强烈的战争冲动，这正是古代文明社会经常受到边缘地区原始的、公有制的氏族、部落或部族武力侵伐或骚扰的根源。由于战争，部落或部族就需要建立适合于战争的组织、制度，因此，一切早期国家的行政领袖，无一例外地同时也是军事领袖。私有制的萌芽可以上溯到家庭所有制，远早于国家的产生，它的成熟形式是一种财富私人占有和分配制度，在其形成早期的漫长年月里，是与公有制并行不悖的，它意味着社会一定程度的分化，但并不一定意味着阶级已经形成，更不意味着需要用国家机器进行保护，氏族和部落的自然习惯法足够维护人们的财产关系。但是，战争所带来的财富突然增长实际也是财富的集中，而战争越来越需要突出英雄以及作为决策者的长老乃至神教人员的地位，从而导致氏族和部落内的财富集中，并形成关涉氏族和部落生死存亡的绝对刚性制度和道德标准（正因为关涉生死存亡以及分羹利益，所以氏族和部落的普通成员不仅支持制度建立和接受国家道德，而且也乐于参加战争）。因此，不是私有制造就国家，而是国家的形成造就了私有制规模化的和高速的发展。这是已有的各种相关学说所没有认识清楚的。由此可以见出，国家政治虽然是社会发展到一定后的必要，但对整个人类而言，不仅从一开始就不能带来财富的总体增长，而且更是与人类的不平等和对财富的暴力破坏紧密联系着的。一切不受限制和放任的政治运动，不管它是什么主义，只要是非整个人类的，总是存在着对不平等和暴力的内在渴望并随时走向它们，即使平等主义、和平主义的极端运动也是如此。从这个角度说，已有的一切政治人物皆鄙。一切财富，都具有满足当下需求与长远需求两个方面的意义。在满足需求的财富中，物质财富有着更为现实的意义。但是，一切物质财富除了被当时消耗，更受着时间的无情风化，即使古代时期残留下的可怜的一点物质，也已经成为了被后人视为物化的精神受用品。而物质的生产增长及其进步，既根源于大自然的恩赐，更根源于人们的知识、技能和精神进步。因此，人类精神的积累较之物质的积累，更具有根本的长远性和现实性。对研史者来说，精神创造者就比物质创造者有了更重要的意义。拿破仑超越于所有军事领袖的卓越之处，在于他深知自己将因自己主持的法典，而为自己奠定真正的历史价值。虽然列宁对马克思主义的继承和发挥是粗鄙的，但十个斯大林、布哈林、托洛斯基加起来，也还是不如他。把列宁与高尔基放在一起，列宁就是一瞬，高尔基则是永生。把毛泽东与孙中山放在一起，孙中山仅仅凭着他的天才的充满想象力的建国方略，毛泽东就只能算是个历史侏儒；把孙中山与康有为、蔡元培、陈独秀、胡适、鲁迅等人放在一起，虽然孙中山是个政治巨人，但精神上终将黯然失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