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宏观视角讨论“轴心时代”这一题目，南开大学哲学系朱鲁子先生《轴心时代的阐释》可说是大陆的第一本专著。之前学术界也有不少讨论“轴心时代”的专门论文，专著则是从某个侧面比如儒教的角度进行讨论。朱鲁子先生的宏大叙事，是多了一个讨论角度。
在20世纪80年代德国思想家雅斯贝尔斯的“轴心时代”概念进入大陆之后，“轴心时代”这个题目就成了中国学术思想界的“显学”之一。如果不从字面说，而是从内涵说，中国先已有了类似思想。也许是受余英时影响，朱鲁子先生认为“闻一多先生可能是我国最早明确意识到轴心时代现象的学者”，依据是闻一多1943年《文学的历史动向》一文。其实，1902年梁启超在《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中已经有很明确描述，他在比较了中国春秋战国思想与同时期的希腊、印度后说：“此前后一千年间，实为全地球有生以来空前绝后之盛运。兹三土者，地理之相去如此其辽远，人种之差别如此其淆异，而其菁英之磅礴发泄，如铜山崩而洛钟应，伶伦吹而凤凰鸣。於戏！其偶然耶，其有主之者耶，姑勿具论。要之此诸贤者，同时以精神相结构、相补助、相战驳于一世界遥遥万里之间，既壮既剧，既热既切。”在差不多同时的严复撰写《天演论》案语中，也有这样思想：“世运之说，岂不然哉！合全地而论之，民智未开，莫盛于春秋战国之际。中土则孔、墨、老、庄、孟、荀，以及战国诸子，尚论者或谓其皆有圣人之才。而泰西则有希腊诸智者，印度则有佛。……当其时一经两海，崇山大漠，舟车不通，则又不可以寻常风气论也。呜呼，岂偶然哉！”
雅斯贝尔斯“轴心时代”思想的表述是在他1949年出版的《历史的起源与目标》一书，类似思想闻一多比他早，梁启超、严复更是早了半个世纪左右。我以为，中国的类似思想如果进一步发掘，在时间上可能更早，甚至上溯到西学流入较多了的明朝晚期也未必。为什么呢？东西方的交流虽然古来有之，但真正的第一波集中的大交流源于大航海，由大航海而兴起欧洲的远洋贸易和殖民，葡萄牙、荷兰的势力强劲进入到了中国、东南亚、东北亚。在这过程中，以宗教、文化传播为职责的传教士也随之跟进，东部亚洲的国家和民族第一次面临着了对西方文化的选择。对西方文化该采取什么样的态度？自古不拒绝外来文化的中国人走在了前面，中国知识分子以徐光启为代表，马上采取了积极学习的态度。徐光启历任历书纂修官、河南道御史、礼部尚书、礼部尚书兼殿阁大学士入参机务等政府要职，精儒学，通天文、历算，但他显然意识到了中国学术思想较之西方已经有了落后，不仅在军事上主张铸造更先进的红夷炮，而且翻译西方科技著作，学习西方文化，甚至加入了天主教。中西文化的这次碰撞对于中国人来说，是知道了在这个世界上，除了中国自己、西天印度的文明外，还有一个优秀的红夷文明。中国的学术思想界不得不对此进行深思，这种深思表现在承认徐光启的大儒地位上。因此，明末知识分子对世界不同文明进行思考，应该是自然的。
随着满清对明朝的取代，徐光启的道路也随之中断。日本虽然省悟较晚，但18世纪中叶兴起兰学，终于走到愚昧化了的中国前面。日本江户幕府跟满清一样是闭关锁国，但日本知识分子却清醒意识到了从中国学去的老黄历已经落后，启动了用西学改造乃至取代经学的运动。中国史学界长期把日本在甲午战争击败中国的根源归结为明治维新，也即归结为日本实现了变法，而中国没有进行变法，这是非常肤浅的。明治维新是1868年，甲午战争是1894年，期间仅仅26年，26年而能使小国日本击败大国满清？变法真能如此神效？康有为等人正因为这样肤浅认识，才急躁进行变法，而不只是缺乏政治、行政经验的问题。之后的中国人也是这样认识，所以便把一切都归结到变法上，归结到革命上，以为一实现变法或革命，便会有神奇的功效，中国社会就可以迅猛进展，马上实现富强。
文艺复兴启端于13世纪末，经过200年左右地理大发现，之后有了荷兰、英国等的兴起。18世纪启蒙运动，1789年法国大革命，欧洲大陆在经历了惨烈的血与火后终于整体兴起。从表面看，英国的兴起是地理大发现的刺激，是自己进行革命的结果，但是，没有文艺复兴，人的知识和思想没有进步，怎么会有地理大发现呢？有了文艺复兴，也才有了启蒙运动，也才会有法国大革命。从文艺复兴启端到欧洲整体兴起，整整经历了500年左右。从启蒙运动出现，到欧洲整体兴起，经历了100年左右。日本的兴起，明治维新是个契机和运动，更深刻的基础是已经有了100年的兰学。工农业是由人搞的，商业是由人交易的，战争是由人比拼的，变法、革命的主体是人，变法、革命之后的建设是人，一切皆由人为。全世界的人都有做事的手，但头脑和技能是不一样的。不同的人，不同的思想、知识、审美、道德、技能，所可为、所能为便会不同。一个国家、民族的强盛，诚然要有变法、革命之类的契机，但前提是人，其更深刻的基础在思想、在学术、在科技、在文艺、在教育、在言论。鲁迅在新文化群体中的特殊，是看到了“立人”。对于一个国家、民族的前途来说，当下的专制并不具有决定性意义，无论是欧洲还是日本，其专制并不杜绝学术思想之研究和创造，并不杜绝言论之传播，故而有革命和变法便强盛。真正灾难性的专制，是在于杜绝学术思想之研究和创造，杜绝言论之传播。
虽然早于雅斯贝尔斯有了“轴心时代”思想，但中国学界并没有将这一思想进行发挥。“轴心时代”概念传入，刺激出了中国学术思想界的兴奋，无论海内外，华人学者都积极投入了讨论。是否存在“轴心时代”？它是表象还是实质？它的外延、内涵到底是什么？它的同步形成机制在哪里？在“轴心时代”范畴本身层面上的讨论并不多，基本是简单接受了这一范畴。其实，虽然雅斯贝尔斯放弃欧洲中心论，但这只是“轴心时代”理论的表象，其内核依然是存在着欧洲中心主义因素的。雅斯贝尔斯非常武断地否定了古埃及、古代西亚的地位，提升和篡改了古希腊文明在世界文明生长图中的位置。古希腊文明并不是如古埃及、古代西亚、古代中国这样原生的文明，而是古埃及、古西亚派生、交汇出的一种新型文明，彼此并不在同一个历史逻辑平面上。梁启超没有轻易延伸发挥自己的“磅礴发泄论”，是谨慎恰当的。雅斯贝尔斯自己只是把“轴心时代”限制为一个经验猜想范畴，而不是一个理性演绎范畴。这个范畴在本质上对欧洲中心主义无损毫发，只是较之传统的欧洲中心主义更有了包容性，但在表象上对中国学者来说是强劲的兴奋剂，意味着西方思想界从正面承认了中国中心的存在。但是，早在启蒙运动时候，中国作为东方世界的中心就已经被承认，儒家思想是伏尔泰等人重要的思想养分，即使黑格尔等人的否定性批评，前提也还是承认中国作为古代远东世界中心这一事实的。雅斯贝尔斯“轴心时代”的表象是将古希腊、古印度和古代中国并列，由于古印度文明的中断，也就意味着西方文明与中国文明现实地并列，暗合了进行改革开放的中国人的“崛起”意识。所以，“轴心时代”并没有给中国学术思想界带来更多东西，而主要是带来激情，学术本身的主流不过仍然是传统经学的延伸，局限于对诸子思想进行阐释，只是这种阐释戴上了一顶“轴心时代”的新潮帽子。
雅斯贝尔斯“轴心时代”思想真正的意义并不在于如何对古代进行求证，而是在于将来：“一种能涵盖人类事务整体的历史观肯定将在未来出现。”但是，这需要进行新思想的创造，而在这一点上，雅斯贝尔斯终于露出了他的欧洲-西方中心主义尾巴：“这就是从创世到末日审判的基督教世界观的认识。”中国传统经学无论如何阐释，是无法从精神层面与“从创世到末日审判的基督教世界观”相比肩的。朱鲁子先生意识到了进行创造的意义，试图从哲学层面有所作为，尝试从人生哲学角度进行突破。关于人生的思想是神学精神获得世俗基础的必要台阶之一，朱鲁子先生抓到了这样一个要点，但是，他所使用的历史唯物主义方法，终究还是欧洲-西方的。
2011-12-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