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三十年左右，胡乔木成了一个“神话”，这个“神话”一为笔杆子，二在中共党史研究。不过，毕竟只是“神话“，不能当真。
“乔木同志被称为中共中央的‘第一支笔杆子’”。（何祚庥：《胡乔木同志与自然科学研究》。刘中海、郑惠、程中原编：《回忆胡乔木》。当代中国出版社，1994年。）拥有八千万党员的世界第一大党“第一支笔杆子”，且全国人民说话、作文都必须跟着党的语调进行，胡乔木也就可以说是中国“第一支笔杆子”了。这还不是“神话”吗？
这个神话来源于文革后的邓小平。文革末期反击右倾翻案风时候，胡乔木过度揭批了邓小平，文革结束后胡乔木惶惶然，让邓力群向邓小平转交检讨书，结果邓小平并没有在意他曾经的揭批行为，愿意重新起用他，重要理由就是看中他的“笔杆子“。邓力群说：”我听小平同志讲，乔木是‘党内第一支笔’，这是有记录的，整理后传得很广。‘党内第一支笔’这句话，是我和王震同志一起到小平那里时，小平同志讲的。是我整理并传出去的。“（邓力群：《关于〈胡乔木传〉编写工作的讲话（1993年6月8日）》。）
其实，这只能从文革后可以使用的笔杆子而言。除了领袖人物之外，中共笔杆子早期有李达，延安时期之后有陈伯达、胡乔木、张春桥、姚文元，其他众多的笔杆子比之他们都要逊色一些。曾彦修说：胡乔木“他本人的文字则并不特别吸引人，远远不及陈伯达“。（曾彦修 口述、李晋西记录整理：《我认识的胡乔木》。《炎黄春秋》2010年第8期。）此为的论。比之后起的张春桥、姚文元，实际上胡乔木的文字也缺乏”吸引人“的魅力。胡乔木文字的特点是味同嚼蜡，了无生气，遣字造句讲究一个恰当而已。文革之后，陈伯达、张春桥、姚文元皆不可用，唯有胡乔木可用，所以，他才浪得了一个” 党内第一支笔“虚名。
不过，做笔杆子的遣字造句做到“恰当“，确实是件本事，不是很容易的事情。所谓恰当，首先要考虑政治上、业务上的前后左右，这个是根本，绝对不可以犯错。其次要考虑人际关系上的前后左右，比如一个会议，起草主席台上几个人发言，每句话既要在他们彼此关系上恰当，又要在跟没有参加会议的上级之类之间关系上恰当。再次，要考虑发言人个人心理的前后左右，比如我在军队服务时，有一个副市长要来部队，地方宣传部起草的讲话稿不能被使用，军队政治部重新起草的讲话稿还是不能被副市长接受，结果几个笔杆子连夜来找我请我喝酒，我把他们的稿子合并修改一下即一次通过了，奥妙就是让副市长谈点军事术语又不能谈太多，以满足一种”我没有当过兵但也是懂点军事的“心理，不谈军事似乎是外行没有面子，谈太多似乎是越界班门弄斧，都不妥当。笔杆子的文字基础有高中水平就行，但要做到三个方面的前后左右恰当，方才是好的笔杆子。这方面，胡乔木绝对是个高手，所以，他可以被放到陈伯达一个水准的笔杆子系列当中。
石仲泉说：“在众多卓有成就的党史大家中，胡乔木无疑是独特而重要的一位。他是中共党史研究这一中国特有的全新学科的开拓者和奠基人。“（石仲泉：《胡乔木与中共党史研究·序言》）就字面而言，石仲泉这一说法是不错的。不过，给予深入推敲，恐怕就未必了。
我读大学时候，中共党史是主要的专业课程之一。有一次，姓庄的老师讲授井冈山时期的一个问题，他很神秘地说刚去北京参加过一个全国会议，会议上胡绳说这个问题应该如何如何表述，不需要具体理由，因为胡绳看到过一些东西，他本人就是最大的理由了，全国的党史必须按照他所讲的去讲。当时我就想，这也算学术本事吗？如果靠可以看到别人不能看到的资料之类，那岂不是最了解内幕的领导人都是更顶级的学术权威了？从此，我对所谓的“党史大家“，就有了学术怀疑。
不妨以我这种怀疑视角来看看胡乔木。胡乔木与党史之间的关系，开始于延安时期编辑《六大以来》、《六大以前》、《两条路线》文件集，就此，他成了党史权威。这些文件集并不是文件全集，而是选集。选集的奥妙是落脚到“两条路线“上面，把中共从建党时期到延安时期的历史，归结到毛泽东的一贯正确路线和陈独秀、王明等的错误路线对立上去。与其说这是研究，不如说这是历史本身。这诚然需要进行一些研究工作，但实际不过是主题先行的措辞选择和材料取舍整理。作为毛泽东秘书的胡乔木做这工作是有使命的，但换个人在毛泽东指导下做这工作，同样也是会完成这任务，并且是必须要完成任务，其本质是制造历史，而不是研究历史。
研究历史是站在历史事件之外的第三者视角，所谓研究的在场感只是指研究者的一种体验功夫。制造历史则是作为历史事件中角色立场的选择性叙述，所需要的研究只是一种令选择性叙述尽量在形式上达到完备一些的功夫。研究历史与研究者的地位无关，仅仅是他个人的事情。制造历史则决定于他的地位，不在于他真有什么研究能力，而在于他有一种“定论”话语权，其权威性来自别人必须放弃个人的研究和意见而服从这种“定论”。
真正确立胡乔木在党史领域地位的代表作是作为任务撰写，并经过毛泽东、刘少奇修改的《中国共产党的三十年》，发表于1951年6月22日《人民日报》。该文与其说是研究著作，不如说是胡乔木由最高领袖授权、审定并发表的关于中共党史的官方定论叙述，因此，作者并不具备第三者视角。
人物和事件是史学最基本的事实，因此，可以看一下胡乔木这一著作在人物方面的显而易见的选择性叙述。关于中共“一大“，胡乔木说：“代表中包括毛泽东、董必武、陈潭秋、何叔衡等，代表着约五十个党员。“在这里，胡乔木没有提”一大“最核心的两名代表和组织者张国焘、李达。胡乔木说：”八月一日，由周恩来、朱德、叶挺、贺龙等同志在江西的南昌率领在党影响之下的北伐军三万余人举行武装起义。“朱德在南昌起义的地位根本不重要，贺龙才是最主要的，所以当时南昌起义部队被称为”贺叶军“，如果不考虑周恩来以外的政治人员及刘伯承，军事领导人的次序应该是贺、叶、朱；如果考虑刘伯承，朱德甚至应该排在刘伯承之后。胡乔木说：”在徐向前同志领导之下的先在鄂豫皖根据地后来转移到川北根据地的红军。“在这里，他故意忘记了地位比徐向前更重要的张国焘、陈昌浩。
文革期间，朱、毛井冈山会师变成林、毛会师，这已经成为中共党史叙述中的最大笑话。胡乔木1951年原版的《中国共产党的三十年》是怎么叙述的呢？他说：“朱德、陈毅、林彪等同志又由广东率领南昌起义的一支部队，经过江西转入湖南南部，领导当地农民的革命游击战争，扩大了部队，并在一九二八年四月与井岗山的部队相会合。“林彪不过只是个连长，竟然被写了进去。严格说来，现在流行的朱德、陈毅二人说也并不确切，当时朱德这支仅为一个团的部队中，龚楚（副团长）、王尔琢（参谋长）的实际地位都高于党代表陈毅（当时党代表的地位很低），井冈山会师时王尔琢（师、军参谋长）的实际地位仍然高于陈毅（当时军队作为参谋长的地位还不高，但王尔琢兼任主力团团长，军事地位仅次于朱德）。不妨承认朱、陈二人说，但无论如何轮不上林彪。既然1951年时候胡乔木可以说成朱、陈、林，那么，文革时候搞成林、毛会师，又有什么不可呢？其中的叙述逻辑，与胡乔木之间，不过五十步与百步而已。
可见，胡乔木的“神话“，只是”神话“而已。
2013/6/1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