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的钱理群先生喜欢谈思想、思想者、思想家一类题目。最近读到一篇由作家蒋泥先生整理的会议稿《呼唤思想家》，钱理群先生作为一名喜欢并投身于思想的思想者，又是北大很有名声的权威，在会议稿里首当其冲地作了个发言。我觉得挺有趣，作点野议——野外浪人，不敢请教，只作野议。
我这野议的题目，起个“不能发见思想家是中国学界最大耻辱”。这题目在语义上涵了两个基本前提或设定：第一是肯定中国有思想家，第二是特指当代中国或现代中国或百年来中国，当然，所指主要是大陆范围的中国人。
跟中国很多学界权威一样，钱理群先生是否认中国有思想家的，他只承认中国有思想者，认为“19世纪（顾：疑为20世纪之误）中国出现了一批思想者”，“但没有出现思想家”。钱理群先生对什么是思想家有个解释：“所谓思想家就是对整个时代有引导意义，或对某门学科有引导意义的人。”按他的解释演绎他的否认，会在逻辑上把人的脑筋弄得十分错乱起来——以解释的前半部分，则中国的思想家是很多的，比如孙中山、黄兴、蔡元培、陈独秀、胡适、鲁迅、郭沫若、蒋介石、戴季陶、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邓小平乃至慈禧、袁世凯，等等，等等，就都是思想家了，他们都是毫无疑义的“对整个时代有引导意义”的人物，但钱理群先生既然否认有思想家，则这些人就都不是思想家了；以解释的后半部分，则中国的思想家恐怕就更多，可以说，中国有多少门学科，也就至少有多少个思想家了，一来中国的现代学科基本都是20世纪的产物，一百多年中引领一门学科的人恐怕远不止一个，但钱理群先生说中国没有思想家。于这逻辑的混乱，大概可以见出，钱理群先生对什么是思想家的解释，是很不可以信赖的，而他的中国没有思想家的结论，也很可以怀疑。
当然，对什么是思想家，尽可以有多种解释。但不管怎么解释，逻辑上总要一致，思维总要统一，混来弄去，恐怕自己先要糊涂，别人也断不能听得清晰。其实钱理群先生的解释也并不是没有一点根基。思想家无非宽泛、根本两类意义，只是钱理群先生没有能够弄清而已。
宽泛一类的思想家，便是“学科”的思想家，比如政治思想家、经济思想家、历史思想家、文学思想家、法律思想家之类，这一类思想家中国多有，并不缺乏，比如钱理群先生所主要研究的鲁迅先生，其实是个文学的思想家，思想是很零碎的表述，是经验的深邃。疑古派的顾颉刚，可以称为历史学的思想家。百年来领中国风骚的，主要是政治思想家，过去有孙中山、毛泽东两位最重要；这些年里的自由主义、新左派、威权主义、新国家主义之类中“理论化”的人物，其主要特征也还是属于政治思想家或思想者，只是无论如何“思想”，风光总不能盖过只要作几句指示的“三个代表”、“和谐社会”。而且既然是“学科”的，就不能仅仅作局限于社会人文学科的理解，也应该包括自然科学的学科，因此，李四光可以称地质学的思想家，作为科学家的方励之先生可以称天文学的思想家，等等，不在少数。
根本的思想家是哲学层面意义的思想家，可以称为哲学的思想家，但不可以与哲学家这个词同一；中国有太多的哲学教授，以及作为哲学直接分支和交叉的学科如美学、伦理学、法哲学之类的教授，既为教授，如果这“教授”是个真货，自然也就可以称“家”，但断断不等于可以称“思想家”，否则，即使世界不笑，中国也当自哭了。另一个相关问题，是必须要对“哲学”这个词有恰当的理解，哲学既是一门学科，又不是一门学科，它是思想本身，是对世界一般的兴趣、爱好、贯通、追求，因此，哲学层面的思想家又不仅仅就是哲学家、哲学教授（此一问题，我在《天真、自由的哲学》中已经进行了反复的解释）。哲学的思想家之所以是根本的思想家，是因为他的思想是这个时代思想的高峰、明珠，是最一般的思想，因此，也可以称为一般的思想家。由于此，当我们说“思想家”这个词的时候，通常也就是指哲学的、根本的、一般的思想家；正因为这样，也才有了中国有没有思想家的设问，因为，在中国把握话语权的范围，包括钱理群先生之类学界权威的眼里，中国是没有这样的思想家的，所有的仅仅是思想者。
对思想家的这两类或两个层次的不能弄清，导致了人们判断的混乱。不妨看一个很自由提出的名单，在访客甚伙的“关天茶舍”网坛，曾有一个《请选出百年以来中国最有原创力的思想家》的帖子，网友陆续提到的名单包括：毛泽东、黄仁宇、鲁迅、何新、韩德强、刘力群、柳传志、吴思、王力雄、王小东、王小强、余秋雨、梁漱溟、陈独秀、摩罗、胡适、晏阳初、林昭、秦晖、萧瀚、顾准、邓小平、魏源、熊十力、王朔、梁启超、卫慧、黄喝楼主（杜导斌）、郭沫若、徐友渔、余杰、朱学勤、葛红兵、蒋介石、周恩来、朱镕基、李敖、任不寐、钱钟书。其中魏源不属于百年中人，梁启超殁于1929年，是跨世纪人物。此名单可博一笑，但也不能以为是胡来，毕竟没有掺进影视、体育明星，多数属于政治、学术人物和作家，其中确实包括着许多思想界成就人物。
这名单有个特征，即大多属于一时或一个领域的风行人物，这一点，在思维上与钱理群先生的“引导”限定原是一致。引导，或者说引领、领导、领袖，与风行、风光、著名、知名之类，皆是近义。以此衡量是否是思想家，便是犯了浮躁的毛病。这毛病如果在出版、言论自由的时代，或许还不致得出大错的结论，倘若相反情景，则一定结论大错。因为，思想家虽然是当下的，但他的思想一定要穿透、突破当下，以至于在当下可能悄无声息，甚至不能见容于当下。苏格拉底在当下得到的只能是毒酒，孔子的周游列国其实近乎逃难。正因为思想家对当下的穿透和突破，所以，思想家在当下通常是孤独的，他无法“引导”当下，他的价值更只能体现在“将来”。在当下无法“引导”而独处彷徨，恰是思想家在当下的最珍贵处，是思想的庸人所难以承受的。
老子与孔子的思想，是在他们死了很多年后战国中晚期才热闹，更要到有汉一代才兴旺，才有了“引导”的实际。至于曾为显学的墨家，即使有过昙花一现的热闹，其实至今没有能够“引导”过中国。这是思想的规则。现代社会运转快速，但这规则并不能够打破，如果是真的思想的话，尤其对哲学的思想来说更是如此，而在出版、言论不自由的国度，绝是必然。哈耶克曾引艾尔弗雷德-马歇尔的话：“社会科学研究者必然惧怕民众的赞同：当所有人都说他们好话时，祸便降临他们头上了。……一个学者几乎不可能在他生活的年代做一个真正的爱国者，并享有一个爱国者的声誉。” 哈耶克也认为：“把现存的多数人意见当作评判多数人意见应该是什么的标准，便会使整个过程原地循环，处于停滞状态。事实上，当一个政治哲学家发现自己的观点极为流行时，他有足够的理由怀疑，他是否尽职尽责了。恰恰是通过坚持多数人不想考虑的观点，倡导他们认为不实用并令人厌烦的原则，他才能证明自己的价值。”（哈耶克：《自由宪章，多数人的统治》）这些语句的意思，其实也就是我所说的“思想的规则”，任何一个真正的思想家在当下都不可能是“引导”者。这是思想家必须要承担的命运和责任。思想家一定是当下的，但他必定不是当下的。如果仅仅以当下的“引导”、被承认、被拥护、风光为目标，当然也可以思想，但不要妄想什么做思想家。
但是，思想家的非当下性并不能够成为学界不能发见思想家的理由，这不是学界的自我辩护词。现代学界拥有庞大的研究思想的队伍，发见思想家是学界天然的学术责任。当外国的学者问中国学者“中国有没有思想家”时，他们是正当的，是他们需要了解中国思想的真正价值，是试图发见中国。但是，当中国的学者回答“中国没有思想家”时，则是非正当的，是武断，是低劣学术水准下的狂妄，乃至无知。正当的回答只有三种：一，承认自己不了解，学术水准还不够高度和广度；二，基于对学术界自身的“了解”，至多只能回答在中国的教授中没有思想家；三，坦率承认无法回答，不能下结论，因为中国的思想并不能做到全部发表，或许中国的思想家正在山野、在庙宇、在囚笼。无论如何，中国有十几亿个脑袋，十几亿个脑袋出一两个思想家的脑袋并不是不可能；面对着黑鸦鸦数不胜数的脑袋，钱理群先生们应该是足够谦逊的，理性上应该留一个余地。
我想，我已经从道理上议论明白了。当然，以上毕竟还是务虚，要证明“中国没有思想家”是妄言，最好还要举例实证。钱理群先生说：思想“1949年以后完全中断了！知识分子本身被剥夺思考权，很长时期以内我们没有思想者！20世纪五六十年代没有什么值得研究的学术人物，知识分子没有思考了。”这说法把思想家与学术人物等同，并把学术人物与官方允许和容忍的学术人物等同，谬误极深，以为自己没有思想，便是举国皆不思想，就不作议论了。只告知一句：当19世纪中叶中国的大门被外国打开以后，特别是“五四”前后中国人开始全面探索世界后，追求和建设新思想已经是中国的大势，没有任何力量可以阻挡，即使思想专制如“文革”的年代也是如此；即使中国的学术界全体不思想了，但是——中国，思想在思想着。当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没有什么值得研究的学术人物”时，恰有一个老人，一个卓越的思想家，正在孤独地思想着，在全面总结着自己的哲学，他，就是熊十力。熊十力于哲学的创造，完成于建国前，但他于哲学的总结和完善，则是在建国后，他最成熟的手稿，正是在孤独中支撑着病体完成的；虽然没有人能听见他的话，却还是顽强地对着整个宇宙叙述着他自己的“体用不二”论。不论其它，亦不必求同，仅从纯粹学术言，在哲学本体论上能够形成独特学说或略有创见的，西方世界百年来有几人？熊十力不是思想家，则西方又有几人可算思想家？
如果从社会的和历史的一般意义看当下中国的思想，中国也并不是没有成就。有一个半思想家，吴思先生小半个，余世存先生半个，任不寐先生大半个，加起来一个半。吴思先生的思想是他著名的“血酬定律”论，由于他的思想局限于对中国历史的诠释，且主要还只是一种规则“描述”，缺乏一般性含量，因此，尚只能说是小半个思想家，一只脚踩在了门槛上，还没有跨进去。而余世存先生的“类人孩”思想则已经一只脚跨了进去，他在努力追求一种一般意义的发现。余世存先生近有《国丧被囚有所思》一文，这是当代中国思想界的一篇杰作，显露了余世存先生思想的天才和深邃，循此以往，则中国思想有福了。任不寐先生有代表作《灾变论》，仅此，则他尚与吴思先生同类，他思想的另一个更重要方面，是关于宗教精神的研究和思考。
除外，中国另一个已经成就的思想家，是南开大学哲学系的朱鲁子先生。朱鲁子先生的代表作，是他的《人生哲学》。朱鲁子先生就才华言，并不如吴思、余世存、任不寐三先生突出，思想的表述也比较滞浮、机械，其呆板、僵硬的逻辑外壳容易被误解，其“合理的内核”不易被看清，但他确实在一个方面形成了他自己的哲学思想体系。朱鲁子先生不卓越，但他是个思想家。他的人生哲学与余世存先生的“类人孩”思想有某种类似特征，他们在精神上都有着黑格尔的痕迹，只是朱鲁子的黑格尔痕迹更多些。中国再一个已经成就的重要思想家是顾则徐，所提出的是“历史人本主义”，已经成文的代表作是《自由、天真的哲学》和《论性交》，因是本人，不宜评价。
熊十力先生本是学术人士，但中国的学界把他清除出了学术的领地，这是中国学界曾经的耻辱；上所举当下的人中，除朱鲁子先生尚是学界的稚儿外，其他都不属于学院，这是中国学界当下的耻辱。中国已经没有蔡元培，恐怕也不会有蔡元培了。但这耻辱尚不是最大的耻辱，最大的耻辱在于中国的学界不能发见他们，从极端的自卑走向极端的狂妄，以为在中国只有学界人士才能思想，才有能力思想，不做认真的研究，就轻易断言中国没有思想家，而不知道在当下的体制下，学界本身恰是最不能思想、最没有能力思想的。朱鲁子先生真正思想的著作，是不被同意发表的，被同意发表的，只能是他最平庸的文字。任不寐先生的《灾变论》也只能在美国出版。
譬如美食，不会烹饪或是难堪，不会品尝则近乎悲剧了。
2005-4-2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