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朱学勤先生《想起了鲁迅、胡适与钱穆》一文，为他平淡的文字而久不能平静。此文不知朱学勤先生写于何时，记得这次不是第一次读到，彼时并没有如现在的心旌摇动。人的心境就如水面，同样丢了块石子进去，倘是大湖就如什么都没有发生，倘是杯水则就是波涛汹涌了。

朱学勤先生对鲁迅的认识，了悟于八十年代最后一年，正是这样一悟，便既超越了自己先前的或信奉或厌烦，也超越了当下很多的人们。鲁迅，自从中国有了鲁迅之后，他就成了个不死的幽灵，时或出入在人们的灵魂当中，逼着人们要排斥他、否定他、忘却他，但一当眼见、身历了人生的惨烈，便“明白自己所处的年代还是鲁迅的年代”，身在的是鲁迅的铁屋，喉咙里滚动着鲁迅的呐喊，终于无法摆脱鲁迅的野草宿命。

朱学勤先生以否定、悲怆的语气设问：“中国人成天念叨鲁迅，有无一人敢于继承他的精神、他的风格?”于这设问，我是很不同意的。既然中国已经有过鲁迅，而我们“所处的年代还是鲁迅的年代”，则鲁迅的继承就自然是一定。对鲁迅真正的继承不是崇拜，更不是简单的膜拜、模仿，而是精神的继承；由于鲁迅的曾经被改造为伪鲁迅，因此，对鲁迅的继承甚至可能是在某种状况下所采取的对“他”进行无情批判和否定的方式。对鲁迅继承的复杂性是“这个轻佻的当下”的沉重和深刻。包括朱学勤先生的本文，便是对鲁迅最好的继承一例，是深得鲁迅三昧的。

问题不在于是否有人继承鲁迅，而在于能否继承好鲁迅，能否在继承中超越鲁迅，诞生出新的鲁迅。这是个太困难、太困难的题目。

我比朱学勤先生晚生，略有幸运，读中学时正好文革结束，可以读点书了。那时书真“多”，中外作家的经典作品来不及读。在各种作品中，我最喜欢上的，便是鲁迅。所以，我之喜欢读鲁迅，与早生的朱学勤先生只有鲁迅可读，应该是有些许区别的；也就是说，我对鲁迅的喜欢，是从有所比较中自觉开始的。大概我生性古板，喜欢了鲁迅，便从那时也立志了要继承鲁迅，以至于今，真正是花岗岩脑子，始终矢志不逾。以我的体验，继承鲁迅不难，继承好鲁迅、超越鲁迅实难。

第一件难事，是沉静。鲁迅是沉静的，抄碑帖时是默默的，当作家时也还是默默的。《新青年》同仁开会，鲁迅去得不多，言也少发。那时周作人大概还很随兄长的主意，发言经常要说回去听家兄的意见，或说家兄的意思如何如何，大家通常也把周作人的发言当作周氏兄弟的共同意见，可见鲁迅之少露面。鲁迅的稿子，他自己说是“听命”，当中的意思其实包涵着是应了钱玄同的热情催讨。鲁迅当然也发言，也演讲，但沉静才是他真的底蕴，用文字说话才是他始终的根本。但这沉静中是一种爆发，是火热的心肠。陈独秀把《新青年》带到上海后，原来的同仁中只有鲁迅仍然默默地寄稿子给他，令陈独秀十分感动。正是这样一种沉静，所以，鲁迅是最“韧”，五四或《新青年》的总司令、副司令们都去做了其它，只是普通一将的他以一个文学家的身份悄悄接过了旗帜，独立地坚持扛了下去，因此，五四或《新青年》真正的晚唱，是鲁迅一个人的低吟。

第二件难事，是独立。即使在《新青年》同仁中，鲁迅也是独立的，虽说他“听命”，但“听命”这个词深处本就表明了对自己的保留。陈独秀等人有着非凡的识见，只要鲁迅有稿子就是最好，稿子是写什么、怎么写断没有人干涉，没有人会突破鲁迅“听命”时所保留自己的绝对独立底线，没有人指令或劝告鲁迅应该写什么、怎么写。那是个天才聚集着的美好、神圣而伟大的日子。鲁迅后来“听命”于“左联”，就如一只天鹅跌进了鸭棚，虽然当起了“鲁司令”（毛泽东语），但终究是只天鹅，不是鸭子，是件极痛苦的事。鲁迅拒绝疗养和根本治疗，表面说是有很多事要做，具体可能也跟经济能力有关，但根本我以为是鲁迅从心底求死，他的第二次“听命”感受，已经让他预见了恶劣的将来，避免之途唯有求死，在战斗中中箭落马，或疲惫而僵，以不真见将来为最好。

第三件难事，是至勇。鲁迅是懦弱的，他做不了陈天华、秋瑾、徐锡麟那等英雄，他只是个瘦小的书生。炸弹扔下来了，便要躲到内山书店去逃难，唤个妓女来喝杯茶解闷。鲁迅又是刚勇的；不仅刚勇，而且至勇。鲁迅作为一个普通人，不过手无缚鸡之力之徒；但作为一个文人，则有着傲然于所有的骨气，是块硬骨头。勇，是于文人最紧要的品格，是文人能否成为真的文人的根基。至勇，是勇之最高境界；这一点，鲁迅是大致做到了。

第四件难事，是学问。学问有两个方面，一是驳杂，一是专精。文人未必一定可以做到创造，但真的文人于学问终究要真有才是。或可以驳杂，或可以专精，但《新青年》同仁的优秀处，是几乎每个人都既驳杂又专精，每个人都于渊博中有自己的拿手活，鲁迅自不例外，他们的学问都居于了大家水平。在这一点上，鲁迅与胡适、与陈独秀等，彼此都是心心相通的，是高手相聚。作为核心的陈独秀此人，在学问方面性格孤傲，要让他接受、尊重并合作，庸庸之辈是走不到跟前的。今人继承鲁迅，由于时代不一样，应该要求更高，不仅涉及朱学勤先生所言“鲁迅的社会批判、胡适的自由思想与钱穆的严谨学业”问题，而且在学问方面要兼具鲁迅的深邃、胡适的态度、钱穆的建树才行。

第五件难事，是文学。鲁迅毕竟是文学家，即使说他是思想家，终究也是文学家的思想家——这一点，是至今研究者混淆弄不清的。大半个世纪来对鲁迅本人的全部评价，最精当的仍然是作为曾经同仁的晚年陈独秀，他一是肯定鲁迅一贯的独立精神，一是认为“真实的鲁迅并不是神，也不是狗，而是个人，有文学天才的人。”鲁迅的文字艺术，或由于历史的曾经独领风骚的原因，客观上已经成为一种符号化了标准或参照，象巨大的天穹覆盖着我们全部的文字文化，继承鲁迅一方面无法摆脱这一遗产，另一方面又必须突破他的这种桎栝。继承鲁迅并不等于去做文学，但终究有一个文学性或文字的艺术性问题。今有余杰先生，北京大学鲁迅研究专家钱理群教授弟子，或有“小鲁迅”之称，但从他文章的文学性言，实在还与这称呼有着很遥远的距离。如果撇开文学性谈继承鲁迅，则继承的就不是完全的鲁迅，或是失去主体了的鲁迅，其前提仍然是对鲁迅的扭曲评价，是先扭曲了鲁迅的再继承。

以上五条，要做到任何一条都是非常困难的。比如说勇，中国真的文人进行研究、写作，头上是悬着达摩克里斯剑的，一方面，就格外需要继承鲁迅；另一方面，倘要保得性命，或不陷囹圄，又最不能继承鲁迅。有勇气，就是极了不起的事了；要至勇，等于是拼命。继承鲁迅，并不等于要同意鲁迅的观点，并不等于模仿他的文风，所以，我以为对鲁迅的思想和文字尽可以有各种理解——比如我的朋友李槟（槟榔）先生便有鲁迅左派之称——，也不应该把他当绝对，而应该进行批判。但既然说是继承鲁迅，倘要继承好并超越他，在以上五条的努力则是必须。

作以上感想，于我更是自勉。

2005-3-21

附：陈独秀:我对于鲁迅之认识

原栽1937年11月21日《宇宙风》散文十日刊第49期

世之毁誉过当者，莫如对于鲁迅先生。

鲁迅先生和他的弟弟启明先生，都是《新青年》作者之一人，虽然不是最主要的作者，发表的文字也很不少，尤其是启明先生；然而他们两位，都有他们自己独立的思想，不是因为附和《新青年》作者中那一个人而参加的，所以他们的作品在《新青年》中特别有价值，这是我个人的私见。

鲁迅先生的短篇幽默文章，在中国有空前的天才，思想也是前进的。在民国十六七年，他还没有接近政党以前，党中一班无知妄人，把他骂得一文不值，那时我曾为他大抱不平。后来他接近了政党，同是那一班无知妄人，忽然把他抬到三十三天以上，仿佛鲁迅先生从前是个狗，后来是个神。我却以为真实的鲁迅并不是神，也不是狗，而是个人，有文学天才的人。

最后，有几个诚实的人，告诉我一点关于鲁迅先生大约可信的消息：鲁迅对于他所接近的政党之联合战线政策，并不根本反对，他所反对的乃是对于土豪劣绅、政客、奸商都一概联合，以此怀恨而终。在现时全国军人血战中，竟有了上海的商人接济敌人以食粮和秘密推销大批日货来认购救国公债的怪现象，由此看来，鲁迅先生的意见，未必全无道理吧！在这一点，这位老文学家终于还保持着一点独立思想的精神，不肯轻于随声附和，是值得我们钦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