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大钊是中国二十世纪早期最重要的思想家和政治家之一。由于李大钊又是“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先驱，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之一”1，对李大钊思想的研究就限制在了某种规范当中，他的很多对二十一世纪中国仍然有着切实意义的重要思想就不能得到良好发掘，其中就包括了李大钊思想自由的思想。
一
从主义的角度说，李大钊的思想经历了从民主主义向马克思主义的转变，可以分为前期和后期，这一点，学界已经有公认2。但是，李大钊的这一转变并不是前后泾渭绝然分明的。在李大钊的整个思想系统当中，有许多基本思想是一贯的、连续的，只不过有的基本思想前期谈得多点，后期谈得少点，或者是前期谈的少、后期谈得多。在这些一贯的基本思想当中，自由与民主在他的思想当中占有主要地位。理解这一点，涉及李大钊接受马克思主义的态度和他对无产阶级革命、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等问题的看法这两个重要方面。
李大钊接受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基本前提，是他的世界主义观念和历史进化观念，他认为中国属于世界体系的一分子，必须跟着世界历史的进化潮流而运动，而“法兰西之革命，非独法兰西人心变动之表征，实十九世纪全世界人类普遍心理变动之表征。俄罗斯之革命，非独俄罗斯人心变动之显兆，实二十世纪全世界人类普遍心理变动之显兆。”3他认为俄罗斯革命是二十世纪世界历史的潮流，“吾人对于俄（P59）罗斯今日之事变，惟有翘首以迎其世界的新文明之曙光”4，中国只能顺应这种历史潮流，赶上“世界的新文明”。在李大钊就“问题与主义”给胡适的信中，认为研究实际的问题与宣传理想的主义“是交相为用的，这是并行不悖的”，5他坦率地承认了自己的“工具”论立场，是“把这个那个的主义，拿来作工具”，“在清朝时，我们可用民主主义作工具去推翻爱新觉罗的皇统。在今日，我们也可以用他作工具，去推翻那军阀的势力。在别的资本主义盛行的国家，他们可以用社会主义作工具去打倒资本阶级。在我们这不事生产的官僚强盗横行的国家，我们也可以用他作工具，去驱除这一班不劳而生的官僚强盗。”6也就是说，李大钊是把马克思主义作为解决中国赶上“世界的新文明”的“工具”接受的。正因为马克思主义是一种“工具”，所以，李大钊非常重视“用”，他告诉胡适：“承认我们最近发表的言论，偏于纸上空谈的多，涉及世界问题的少，以后誓向实际的方面去作。”7李大钊对胡适发的誓言，很快就化为了他组建中国共产党的实际行动。因此，李大钊的自由、民主思想并不因为接受了马克思主义而消除，相反，马克思主义是他实现自由、民主理想的工具。
在李大钊的思想里，自由、民主与无产阶级革命、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等始终不是对立的，而是统一的。在李大钊为十月革命欢呼的《庶民的胜利》一文里，他把十月革命也看作是民主主义的革命，认为民主主义与劳工主义是一回事，“民主主义的战胜，就是庶民的胜利”，8“民主主义劳工主义既然占了胜利，今后世界的人人都成了庶民，也就都成了工人”。9李大钊认为十月革命“是人道主义的胜利，是平和思想的胜利，是公理的胜利，是自由的胜利，是民主主义的胜利，是社会主义的胜利，是Hohenzollen (Bolsheyism)的胜利，是赤旗的胜利，是世界劳工阶级的胜利，是廿世纪新潮流的胜利。”10他把人道主义、平和（和平）、公理、自由、民主主义、社会主义、布尔什维克、赤旗、劳工阶级、廿世纪新潮流看作并无本质区别的事情。正式标志李大钊成为马克思主义者的《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一文中，他把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革命理论理解为政策论，“也称社会主义运动论，就是社会民主主义”。11李大钊1921年12月在中国大学作《由平民政治到工人政治》演讲时，从学理角度全面、详细地分析了民主主义、工人政治（无产阶级专政）、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等的异同，认为“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在学说的内容上没有区别；不过在范围与方法上，有些区别罢了。德谟克拉西与社会主义，在精神上亦复相同。真正的德谟克拉西，其目的在废除统治与屈服的关系，在打破擅用他人一如器物的制度。而社会主义的目的，亦是这样。无论富者统治贫者，贫者统治富者；男子统治女子，女子统治男子；强者统治弱者，弱者统治强者；老者统治幼者，幼者统治老者；凡此种种擅用与治服的体制，均为社会主义的精神所不许。不过德谟克拉西演进的程级甚多，而社会主义在目前，则特别置重于反抗经济上的擅用罢了。这样看来，德谟克拉西，伊尔革图克拉西，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在精神上有同一的渊源，在应用上有分析的必要，所以今天特别提出他们和诸君谈谈。”12也就是说，李大钊认为民主主义、工人政治（无产阶级专政）、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在本质上具有一致性，只是在“应用”即具体操作上具有差异，其基本的目标是统一的。
二
李大钊对直接使用“民主”一词比较谨慎，认为Democracy不易翻译，“Democracy这个名词，原有Democ与Kratia联缀而成。Democ等于People，即‘人民’之意。Kratia等于Rule或Government，即‘统治’之意。联缀而为DemocKratia，演化而为Democracy，含有‘民治’（People's Rule）的意思。演进至于今日，德谟克拉西的涵义，已无复最初Rule之意了。Rule云者，是以一人或一部分为治人者，统治其他的人的意思。一主治，一被治；一统制，一服从。这样的关系，不是纯粹德谟克拉西的关系。现代德谟克拉西的意义，不是对人的统治，乃是对事物的管理或执行。”13他不希望“民主”一词被理解进“统治”的涵义，在他后期虽然也谈无产阶级专政，但他也非常谨慎地把握其限度，不承认阶级统治，而是一再强调它的过渡性和民主性。李大钊既一贯反对少数人对多数人的统治，也反对多数人对少数人的统治。
1916年5月李大钊在日本担任中国留学生总会《民彝》杂志编辑部主任时，他为杂志创刊号写的《民彝与政治》一文中，富有特色地从形下、形上解释了“民彝”一词的涵义。李大钊从训诂入手，从“彝训器”、“彝训法”、“彝训常”等角度和层次发挥了他的“民彝”思想。14李大钊的“民彝”既指民（人民或民族）的精神状态和内容（形上），也指民的自然生存或存在状态（形下），无论形上、形下，都具有自由、本然的特质。在民与国的关系上，李大钊一向认为民为国本，“群之即亡，国未亡而犹亡，将亡而必亡；亡国而不亡其群，国虽亡而未亡，暂亡而终不亡”，15他认为“亡国”与“易代”是两回事情，16因此，他的“民彝”思想强调国家对人民意志的顺应，“彝性之所背，虽以法律迫之，非所从也”，17有着浓烈的民主精神。可见，李大钊的“民彝”思想包涵着自由与民主两个方面，是用中国化的哲学精神和语言方式对自由与民主的表述。
李大钊的民主也指一个国家的政权形态，是一种政治法律制度和状态。在其前期思想中，民主就是宪政；后期是工人政治、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李大钊认为，民主的基础是自由，“立宪政治基于自由”。18反过来，自由也是要立宪政治予以保障的。李大钊非常认同“不自由，毋宁死”的道理，认为自由是人的生存价值所在，宪政由自由而产生并为自由而存在的，“盖自以为人类生存必需之要求，无自由则无生存之价值。宪法上之自由，为立宪国民生存必须之要求；无宪法上之自由，则无立宪国民生存之价值。吾人苟欲为幸福之立宪国民，当求善良之宪法；苟欲求善良之宪法，当先求宪法之能保障充分之自由，”19自由是衡量宪法（宪政）良善的尺度。
三
与自由比较，民主具有工具性。在李大钊的思想当中，自由有着崇高的地位，是“人类生存必需之要求，无自由则无生存之价值”。因此，自由是人的天然属性，是人最基本的人生权利。
李大钊对自由的绝对崇尚，可以从他对自杀的议论中窥见一斑。李大钊认为自杀恰是人类智慧的表现，正是因为人类有了智慧才会选择自杀，而一般的动物因为没有智慧就不会选择自杀。不仅因为智慧，而且自杀与文明的进步还有着密切关系，“自杀的增加，随着文明进步而与之为正比例。因为愈是文明进步的人，欲望愈大；欲望若不得达，则与其苟生毋宁死”。20他认为自杀这种极端行为是自杀者自己应该有的人生自由权利，他人既没有权利予以鼓励也没有权利谴责，“我们对于这自杀的事实，只应从社会制度上寻找他的原因，研究怎么可以补那缺陷，什么壮烈啦，罪恶啦，我们都不能拿来奖励或诽谤人家处决自己生命的举动。我们应该承认一个人为免自己或他人的迷惑麻烦，有处决自己生命的自由。”21
由此可见，李大钊的自由既是人类的，又是个人的，在两个方面都具有绝对性。那么，在制度层面，他的自由包括哪些内容呢？自由的内容，李大钊从欧美宪政制度和实践中予以了吸取和整理，认为包括“身体自由、财产自由、家宅自由、书信秘密自由、出版自由、教授自由、集会结社自由、信仰自由”等，认为这些自由内容“自有英之《大宪章》，法之《人权宣言》，为近世人类自由之保证书，各国宪法莫不宗为泰斗”，是世界文明的潮流，都在宪法中作了明文规定。22
在这些自由内容当中，李大钊归纳了思想自由一项，“思想自由之主要条目，则有三种：一出版自由，一信仰自由，一教授自由是也”。23出版自由不仅包括出版，也包括言论、舆论；信仰自由不仅指宗教信仰的自由，而且也指对各种主义、学说的信仰自由；教授自由是各种教育和研究的自由；这些内容总合而为人们的思想自由权利和国家的思想自由制度。
李大钊认为，在所有自由内容当中，思想自由是最核心最根本的内容，如果失去其它自由，对一个国家和民族还不具有致命的伤害；如果失去思想自由，就伤及了国家、民族的精神，对国家、民族将是致命的打击。他指出袁世凯“谬（顾：应为单人旁）吾人之身体，掠吾人之财产，剥夺吾人家宅、通信、集会结社之自由，其祸仅及于身体，仅及于个人，仅止于一时，兹乃并民族之生命、民族之思想而亦杀之，流毒所届，将普遍于社会，流传于百世。呜呼，酷矣！”24他针对民国初出台的宪法《天坛草案》批评道：“吾人对于今兹制定之宪法，其他皆有商榷之余地，独于思想自由之保障，则为绝对的主张。”25他把思想自由视作了一切自由中的核心和根本。
基于思想自由的绝对性，李大钊强烈地反对《天坛草案》第十九条“国民教育以孔子之道为修身大本”内容。李大钊并不全然否定孔子学说，认为“以孔子为吾国过去之一伟人而敬之，吾人亦不让尊崇孔教之诸公。即孔子之说，今日有其真价，吾人亦绝不敢蔑视”，但以孔子一家学说为国家法定尊崇的唯一精神，是剥夺了中国人民的思想自由权利。李大钊认为这在逻辑上就非常荒唐，中国各个民族信仰不同，有各种宗教，有各种学说，单单把孔子学说放进宪法，既不符合实际，也破坏了宪法的权威性。李大钊认为把孔子学说放进宪法，也是颠倒了学说与人的关系，“惟取孔子之说以助益其自我之修养，俾孔子为我之孔子可也；奉其自我以贡献于孔子偶像之前，使其自我为孔子之我不可也。使孔子为青年之孔子可也，使青年尽为孔子之青年不可也。”26他认为《天坛草案》这一条款“不啻将教授自由、言论自由、出版自由、信仰自由隐然为一部分之取消，是必有大奸匿（顾：加心字底）怀挟专制之野心者，秘持其权衡”，27包藏着袁世凯的专制祸心。
四
李大钊认为，思想自由是人生权利的最高原则。“人生最高之理想，在求达于真理”，28而真理则是通过言论、思想的自由达到的，“余爱自信之言论，余尤爱自由之言论。盖言论而基于自信本于自由者，虽不必合于真理，而与真理为邻。余虽为急进之言论，余并不排渐进之言论，盖言论而发于良知之所信，无论其为急进、为渐进，皆能引于进步之境，而达于真理之生涯也。余故以真理之权威，张言论之权威，以言论之自由，示良知之自由，而愿与并世明达共勉之矣”。28
李大钊的自由思想（包括他思想自由的思想）并不仅仅停留在思想和言论，而是也要求着实践，是知行合一的。他讨论了自由与胜利的关系，认为没有自由就没有胜利，没有胜利也不会有自由，“夫人莫不欲得自由，而离于胜利则无自由；人亦莫不欲获胜利，而离于自由则无胜利。盖离于胜利之自由，必为惠与之自由，侥幸（顾：加单人旁）之自由，其享之也，不惟不足以浓其兴趣，适以丧减其本身之姿能，故自由之精神归于全亡；离于自由之胜利，乃为牛马之胜利，奴隶之胜利，其得之也，不惟不足以蒙其福益，且以增长其主上之恣暴，故胜利之结果等于零度”。30“间尝论之，宪法者自由之保证书，而须以国民之血矜（顾：应为金字旁）印，始生效力者也”，31自由的真正获得，需要付出血的代价。
在获得自由之胜利的运动中，李大钊讴歌和呼唤“文豪”（包括思想家）的出现。他认为文豪有着非常伟大的领袖作用，“洒一滴墨，使天地改观，山河易色者，文豪之本领也。盖文之入人者深，而人之读其文者，展卷吟哦，辄神凝目炫于其文境。潜移默化，观感旋殊，虽旷世异域，有千秋万里之遥，而如置身其间，俨然其时其境也者。文字感化之伟，充其量可以化魔于道，化俗于雅，化厉于和，化凄切为幽闭，化狞恶为壮伟。三寸毛椎力，能造光明世界于人生厄运之中。则夫文豪者，诚人类之福星也矣”。32他在肯定十月革命是劳工阶级的胜利同时，也强调是马克思主义思想家和革命家们的胜利，“是列宁（Lenin）、陀罗慈基（Trotsky）、郭冷苔（Collontay）的功业；是列卜涅西（Liebknecht）、夏蝶曼（Scheidemann）的功业；是马客士（Marx）的功业”。33
李大钊并不认为“文豪”是天生的。一方面，是世运需要文豪，所以文豪多出现和见重在衰世；另一方面，“圣人既不足依，英雄亦莫可恃，昌学之责，匹夫而已”。34北京大学成立二十五周年庆祝会上，李大钊进行演讲，他对二十五年来北京大学所取得的学术成果表示并不满意，冷静地希望“明年的纪念日，如能有些学术上的纪念作品，使全国学术界都能得到一点点有价值的纪念赠品，那就是本校的光荣了”。他强调：“只有学术上的发展，值得作大学的纪念。只有学术上的建树，值得‘北京大学万万岁’的欢呼！”35他把思想进步的希望寄托在“匹夫”们的身上。
五
针对不同的信仰，李大钊不仅始终认为信仰者与反对者各有其自由，而且认为正是因为反对者的出现和存在才可以使信仰者所信仰的思想得以随着历史的进步而进步。李大钊一贯反对宗教，认为中世纪的欧洲是宗教控制人们思想自由的黑暗时代，但他又认为正是由于“路德一辈先觉之士”的反抗，才使耶教获得新生，得以继续存在。36在由李大钊起草、与吴虞等人共同签署的《非宗教者宣言》里，李大钊认为信仰宗教与反对宗教是各自的思想自由，反对宗教正是为了自由。37
李大钊的反对宗教，并不是禁止宗教。他认为：“思想本身没有丝毫危险的性质，只有愚暗与虚伪是顶危险的东西，只有禁止思想是顶危险的行为。”38他认为：“思想自由与言论自由，都是为保障人生达于光明与真实的境界而设的。无论什么思想言论，只要能够容他的真实没有矫揉造作的尽量发露出来，都是于人生有益，绝无一点害处。”但是，这并不等于思想没有正确与错误之差异，但即使“异端邪说”，也尽应该让它存在于阳光下，让它传播，在传播过程中让人们认识它，“大背情理的学说，正应该让大家知道，大家才不去信。若是他隐蔽起来，狠有容易被人误信的危险”。
李大钊对禁止思想、限制思想自由是深恶痛绝的。他认为“思想是绝对的自由，是不能禁止的自由，禁止思想自由的，断断没有一点的效果”，思想自由的绝对性决定了任何思想不能被禁止，一切禁止思想的行为既不会达到目的，也是绝对的罪恶，“禁止人研究一种学说的，犯了使人愚暗的罪恶。禁止人信仰一种学说的，犯了教人虚伪的罪恶。”他认为世界上既没有“天经地义”，也没有真正的“异端邪说”，应该让人们去“自由知识，自由信仰。就是错知识了，错信仰了所谓邪说异端，只要他的知识与信仰，是本于他思想的自由、知念的真实，一则得了自信，二则免了欺人，都是有益于人生的，都比那无知的排斥、自欺的顺从远好得多。”39也就是说，李大钊认为有思想比没思想要好得多，所以坚决反对禁止思想和限制思想自由。
在实践中，李大钊也是一贯平和地与自己主张不一样的人士相处、交流的，他既坚持自己的立场，也很尊重地对待他人的立场。通常所认为的与胡适之间关于“问题与主义”的论战，其实根本谈不上论战，至少在李大钊与胡适之间，完全是一次平静的观点讨论。1919年7月20日，胡适在其接任负责主编的《每周评论》上发表了《多研究些问题，少谈点主义》一文。李大钊当时正为了安全送妻儿回家乡暂避，离开了北京，读了该文章后，就在家乡写了封信给胡适谈了些看法，而胡适则把李大钊的信发表在了8月17日的《每周评论》上，这就是《再论问题与主义》一文。在这封信里，李大钊除了表达自己的观点和立场外，也诚恳地接受了胡适对空谈主义、不做实事的批评。
六
李大钊思想自由的思想是“五四”时期的重要思想，是“五四”时期留下的一份宝贵的精神财富。尤其在今天又一次面临思想解放和进行启蒙的中国，发掘和继承李大钊的这一思想遗产有着非常积极和重要的现实意义。较之李大钊对思想自由的主张，中国的现状不仅是经了一个世纪还没有做到，而且在精神上也发生了严重的退化；不仅主流舆论几乎听不到思想自由的言论，缺乏思想自由的实际，而且更缺乏李大钊对思想绝对自由的勇敢呼唤和主张。如果考虑到李大钊作为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奠基人和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身份，重新发现和恢复李大钊关于思想自由的卓越主张，就更是有着特别的现实意义。这种意义按照李大钊的用语，就是创造和建设“青春中华”、“少年中国”，使中华民族和中国跟上“世界的新文明”，首先在精神上焕发出年青的生命力40。
扼要来说，李大钊思想自由的思想在以下几方面应该为今人特别重视：
一，社会的进步首先要从思想自由方面寻求突破和解放。1916年李大钊担任汤化龙创办的《晨钟》报编辑主任时提出：“由来新文明之诞生，必有新文艺为之先声，而新文艺之勃兴，尤必赖有一二哲人，犯当世之不韪，发挥其思想，振其自我之权威，为自我觉醒之绝叫，而后当时有众之沉梦，赖以惊破。”41四年后的1920年，李大钊更是明确喊出了“精神解放”口号：“现在是解放的时代了！解放的声音，天天传入我们的耳鼓。但是我以为一切解放的基础，都在精神解放。……所以我们的解放运动第一声，就是‘精神解放’。”42
二，思想解放要由一大批人通过学习、研究和创造走在前列，甚至不得不作出个人牺牲。李大钊认为：“时至今日，术不能制，力亦弗胜，谋遏洪涛，昌学而已。”43而“昌学之责，匹夫而已”。他在1913年就感叹：“嗟嗟！古今文豪，其身世何多在怨悲凄苦、飘零沦落之中也。”44“抑吾闻之，千古之文章，千古文人之血泪也。”45而他自己也正是为实践自己的思想而献出了38岁的年轻生命，“钊自束发受书，即矢志努力于民族解放之事业，实践其所信，励行其所知，为功为罪，所不暇计。今既被逮，惟有直言。倘因此而重获罪戾，则钊实当负其全责。”46
三，自由是民主宪政的基础，而思想自由在自由内容中具有首要的意义。今人多强调制度，但制度总是由人研究、制定、颁布、认可、执行的，人的解放首先是人的思想的解放，只有思想解放、获得思想自由的人才可以建立自由的事业。李大钊关于“民彝”的思想里，强调了民彝的不可毁灭性。人的身体容易受到束缚，或者说也易于被外力束缚，但思想却不能由外力所任意束缚，它的自由程度更依据于人的主体意志和能力，是可以先于身体的自由而自由的。
四，良善的宪法或宪政不能规定某种主义、学说或宗教为国家的强制性精神纲领。进行强制性规定精神纲领的宪法或宪政，仅仅是徒有宪法或宪政的外壳，其实质是取消了思想自由，已经失去了民主的基础，因此，是用宪法或宪政掩盖的专制统治制度。李大钊认为，这种取消思想自由的宪法或宪政，所导致的严重后果是使国家和民族失去了长期的生命力，失去既可以避免革命又能不断进步的机会和能力，“群演之道，在一方固其秩序，一方图其进步。前者法之事，后者理之事。必以理之力著为法之力，而后进步乃可图。是秩序者，法力之所守；进步者，理力之所摧也”，47一个国家和民族既要有保守一面，也要有不断突破保守的进步一面，“平流并进，递演递嬗，即法即理，即理即法，而后突发之革命可免，日新之改进可图”。48
五，承认思想自由并不等于不可以反对某种思想，更不等于不进行严肃的讨论和争论。对思想自由的承认就是对一切思想予以尊重。李大钊一方面批判孔子之道，另一方面又承认孔子的伟大，认为不把孔子当作偶像，恰恰是真正的“忠于孔子之道”。49李大钊不承认有什么“天经地义”，他即使在阐述“我的马克思主义观”时，也仍然坦陈马克思“有些牵强矛盾的地方”，50指出“一个学说的成立，与其时代环境，有莫大的关系”，而“马氏自己却忘了此点”。51李大钊也不承认有什么“异端邪说”，认为“就说是有，也要听人去自由知识，自由信仰”，52让人们自己去认识、辨别。李大钊自己是个非常严肃的学术家，在许多学科和专题上，比如宪法学、地方自治制度、自杀研究、女权理论、图书馆学等方面，都卓有建树，甚至在中国具有开创性、奠基性。
六，作为一种社会政治运动需要提出明确的主义，但不能因此限制学习、研究和信仰的绝对自由。李大钊对社会政治运动采取务实的态度，认为社会政治运动要取得效果必须提出明确的主义，但他从来不强求和干涉他人学习、研究和信仰的绝对自由。他认为“少年中国学会”作为研究学问的团体，“思想须极自由，主义自不一致”。53李大钊即使后期也始终与非马克思主义者保持着广泛、良好的交流关系，不强求别人接受自己的思想和主义，其品格为人们广泛称道。正因为他的这一特质，第一次与孙中山见面就使孙中山与之“畅谈不倦，几乎忘食”，54由孙中山亲自主盟把李大钊吸纳进国民党，成为第一个加入国民党的中共党员，并得到了孙中山极大器重和重用，造就了国共第一次合作，在北伐战争时期担任了北方地区国共双方无可争议的实际最高领导人。
注释：
1，江泽民：《在李大钊诞辰100周年纪念大会上的讲话》（1989年10月28日）。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科研局编：《纪念李大钊诞辰100周年李大钊研究文集》，中共党史出版社1991年版，P1。
2，参见彭明：《李大钊研究中的几个问题——大钊同志百年诞辰答客问》。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科研局编：《纪念李大钊诞辰100周年李大钊研究文集》，中共党史出版社1991年版，P103—104。
3、4，李大钊：《法俄革命之比较观》，1918年7月1日。《李大钊全集》编辑委员会：《李大钊全集》（第三卷），河北教育出版社，1999年9月版，P58、P58—59。
5、6、7，李大钊：《再论问题与主义》，1919年8月17日。《李大钊全集》编辑委员会：《李大钊全集》（第三卷），河北教育出版社，1999年9月版，P305、P307、P306。
8、9．李大钊：《庶民的胜利》，1918年10月15日。《李大钊全集》编辑委员会：《李大钊全集》（第三卷），河北教育出版社，1999年9月版，P101、P102。
10、33，李大钊：《Bolshevism的胜利》，1918年10月15日。《李大钊全集》编辑委员会：《李大钊全集》（第三卷），河北教育出版社，1999年9月版，P104、P106。
11、50，李大钊：《我的马克思主义观》，1919年5月、11月。《李大钊全集》编辑委员会：《李大钊全集》（第三卷），河北教育出版社，1999年9月版，P232、P247。
12、13，李大钊：《由平民政治到工人政治》，1921年12月15日——17日。《李大钊全集》编辑委员会：《李大钊全集》（第三卷），河北教育出版社，1999年9月版，P680、P676。
14，参见刘桂生：《“宗彝”故训与“民彝”新诠》。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科研局编：《纪念李大钊诞辰100周年李大钊研究文集》，中共党史出版社1991年版，P128—135。
15、34、43，李大钊：《风俗》，1914年8月10日。《李大钊全集》编辑委员会：《李大钊全集》（第一卷），河北教育出版社，1999年9月版，P666、P671、P671。
16，李大钊：《〈支那分割之运命〉驳议》，1912年12月。《李大钊全集》编辑委员会：《李大钊全集》（第一卷），河北教育出版社，1999年9月版，P263。
17、18、47、48，李大钊：《民彝与政治》，1916年5月15日。《李大钊全集》编辑委员会：《李大钊全集》（第二卷），河北教育出版社，1999年9月版，P356、P352、P356、P357。
19、22、23、24、25、26、27、36、49，李大钊：《宪法与思想自由》，1916年12月10日。《李大钊全集》编辑委员会：《李大钊全集》（第二卷），河北教育出版社，1999年9月版，P432、P432—433、P435、P433、P435、P434、P433、P435、P435。
20：李大钊：《论自杀》，1922年1月30日。《李大钊全集》编辑委员会：《李大钊全集》（第四卷），河北教育出版社，1999年9月版，P16。
21，李大钊：《新自杀季节》，1919年1月19日。《李大钊全集》编辑委员会：《李大钊全集》（第三卷），河北教育出版社，1999年9月版，P134。
28、29，李大钊：《真理之权威》，1917年4月17日。《李大钊全集》编辑委员会：《李大钊全集》（第二卷），河北教育出版社，1999年9月版，P660、P661。
30，李大钊：《自由与胜利》，1917年5月21日。《李大钊全集》编辑委员会：《李大钊全集》（第二卷），河北教育出版社，1999年9月版，P703。
31，李大钊：《国庆纪念》，1916年10月1日。《李大钊全集》编辑委员会：《李大钊全集》（第二卷），河北教育出版社，1999年9月版，P406。
32、44、45，李大钊：《文豪》，1913年11月1日。《李大钊全集》编辑委员会：《李大钊全集》（第一卷），河北教育出版社，1999年9月版，P638、P639、P641。
35，李大钊：《本校成立第二十五年纪念感言》，1922年12月17日。《李大钊全集》编辑委员会：《李大钊全集》（第四卷），河北教育出版社，1999年9月版，P135。
37，参见李大钊：《非宗教者宣言》，1922年4月4日。《李大钊全集》编辑委员会：《李大钊全集》（第四卷），河北教育出版社，1999年9月版，P71—72。
38、39、52，李大钊：《危险思想与言论自由》，1919年6月1日。《李大钊全集》编辑委员会：《李大钊全集》（第三卷），河北教育出版社，1999年9月版，P271、P272—273、P272—273。
40，李大钊用“青春”、“少年”、“青年”等词指称中国，“非有年龄而言，乃由精神而言；非由个人而言，乃由社会而言。”见李大钊：《〈晨钟〉之使命——青春中华之创造》，1916年8月15日。《李大钊全集》编辑委员会：《李大钊全集》（第二卷），河北教育出版社，1999年9月版，P369。
41，李大钊：《〈晨钟〉之使命——青春中华之创造》，1916年8月15日。《李大钊全集》编辑委员会：《李大钊全集》（第二卷），河北教育出版社，1999年9月版，P367。
42，李大钊：《精神解放》，1920年2月8日。《李大钊全集》编辑委员会：《李大钊全集》（第三卷），河北教育出版社，1999年9月版，P475。
46、54，李大钊：《狱中自述》，1927年4月。《李大钊全集》编辑委员会：《李大钊全集》（第四卷），河北教育出版社，1999年9月版，P719、P716。
53，李大钊：《在少年中国学会北京会员茶话会上的讲话》，1920年8月19日。《李大钊全集》编辑委员会：《李大钊全集》（第三卷），河北教育出版社，1999年9月版，P52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