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知识分子独立性的否定，必然导出知识分子依附性的结论，这构成了知识分子在现代中国的宿命原点。中国只要有秦始皇，有想做秦始皇的人，有崇拜秦始皇的读书人，知识分子的命运，便是数千年不变的鱼肉宿命

21日离开广州等车去火车站时，与送我的L女士和X女士聊起中国知识分子和传媒人的命运，彼此感慨系之。

我忽然想起一个数字，问L女士：“你知道中国知识分子曾有过多少冤假错案吗？”

L女士是个史学家，近年的一个研究专题涉及知识分子改造，但我估计她不会知道这数字，因为，长期以来的官方资料，凡涉及这类数字的地方，都会作省略、隐去的技术处理。L女士回答：“右派就60万哪。”她的意思，仅仅60万，就是个恐怖得前无古人的数字了，想必冤假错案总数再不会大得离奇。

我说：“远着呢。是680万。人均1.5个以上。”

L女士是个极温文尔雅的人，举止端庄，说话平柔，听了我说的数字，浑身不由一阵紧张，一股红晕涌上脸颊，声音也顿时颤抖了起来：“太恐怖了。”

X女士是杂志编辑，是个性格很直爽的人，她“啊”了一声，竟讲不出话来。

凡中国有点年龄和有点基本历史知识、经验的人，谁不知道冤假错案意味着怎样的悲惨命运？而冤假错案数量如此巨大，谁不能想见中国知识分子曾经历了怎样悲惨的境遇？

2003年5月，中共中央组织部知识分子工作办公室编了个《知识分子工作手册》，由党建读物出版社出版。大概是由于知识分子工作自胡耀邦以来一直由组织部牵头抓，该办公室为了体现组织部门工作成绩，且该《手册》的发行十分有限度，或许也是一时差错，破天荒地在第50条“落实党的知识分子政策解决历史遗留问题”词目解释中，权威性地披露了自1978年至1987年“十三大”前，平反知识分子冤假错案达680多万件[注1]。平反了这些，倒过来也意味着，中国1949年至1978年所发生的知识分子冤假错案，至少达680多万件，因为，一来并不是所有的冤假错案都可以平反；二来是否所有平反的知识分子冤假错案，都归口进了主管干部工作的组织部门的统计数字，还是需要推敲。

中国知识分子的数量是多少呢？根据胡耀邦1983年3月13日在马克思逝世一百周年纪念大会上的报告所说，到该年代中国累计大专文化程度以上的知识分子是400万以上[注2]。从这个数字说，中国知识分子冤假错案人均至少在1.5个以上。根据宋任穷1981年5月5日在知识分子工作联系小组第一次会议上的讲话，建国后培养的中专以上知识分子数量为800多万[注3]。如果加上建国前遗留下来的人数，假设中专以上知识分子总数为1000万，中国知识分子冤假错案人均也达到了0.68个，即每三个中专文化程度以上的中国人中，有两个以上的人在1978年前遭受过冤假错案，有过禽兽不如的遭遇。

以上只是冤假错案的数字，至于不被划入冤假错案的“案”又有多少，只有天知道了。

此种情况，更甚于希特勒治下的犹太人，因为，犹太人尚有逃跑的可能，还可以有集体的反抗意志，而中国知识分子却是既不能逃跑，又不能反抗，唯一能做的是互相出卖和集体献媚、邀宠。就此，我不得不得出这样一个结论：中国知识分子，鱼肉耳！

无论马克思主义还是列宁主义，乃至斯大林主义，阶级与阶层都是两个相区别的范畴，其阶级和阶级斗争理论都不承认知识分子是一个阶级。在这一点上，毛泽东思想也是如此。因此，根据这些理论进行的阶级斗争和革命运动，在名义上都不能把知识分子作为与地主阶级和资产阶级并列的敌人。但是，这些理论一致否认知识分子作为一个阶层的独立性。

在中国，只有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理论的奠基人李大钊，宣言式地确认过知识分子作为一个阶级或阶层的独立性，他不仅把“知识阶级”与“民众”作了区分，而且明确了知识阶级与民众之间的关系，认为知识阶级是“民众的先驱”，民众则是“知识阶级的后盾”，而“知识阶级的意义，就是一部分忠于民主作民众运动的先驱者”[注4]。但是，随着李大钊过早地遇难，他的一系列卓越思想包括这一关于知识分子的思想也过早地遇了难。

对知识分子独立性的否定，必然就会导出知识分子依附性的结论，即既承认知识分子是个社会阶层，但又判定其是一个只能依附于一定阶级的没有独立性的阶层。这样，知识分子的阶级属性，就取决于了对它的依附状况的判定，从而决定其在阶级斗争运动中的地位和身份。由于中共革命在走上武装革命道路后，与陈独秀、李大钊创建共产党的初衷发生背离，成了纲领上的无产阶级革命，实际运动中的农民革命，因此，知识分子从一开始就或者属于敌人（依附于封建地主阶级），或者属于异己（依附于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即使不属于被消灭对象，也仅仅只是属于团结、教育、改造、利用的对象，而不是李大钊所说的“民众的先驱”。

这一点，构成了知识分子在现代中国的宿命原点。虽然建国后不存在明确的专门消灭“知识阶级”的革命，但知识分子庞大的冤假错案数字，与一次次潮涌般的消灭封建地主、富农阶级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和消灭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革命，都有着根本关系。

一当官方自我表彰起对知识分子问题的重视，所上溯的事件，最早就是1936年12月1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了《大量吸收知识分子》的决定。其实，这一文件也极其典型地表露了毛泽东领导的中共对知识分子的基本利用态度。

毛泽东在该文件中，认为“没有知识分子的参加，革命的胜利是不可能的”，确立了对知识分子的利用立场。毛泽东批评地方党部“不懂得为地主资产阶级服务的知识分子和为工农阶级服务的知识分子的区别，不懂得资产阶级政党正在拼命地同我们争夺知识分子，日本帝国主义也在利用各种方法收买和麻醉中国知识分子的严重性”。[注5]

聂荣臻1982年底同《红旗》杂志社负责人的谈话，披露了该文件出笼的实际情况。他说：“红军时期，医务人员、搞无线电通讯的，差不多都是从国民党军队过来的，这些事工农干部不会，只能用他们。”“抗日战争时期，我们有了根据地、野战军、边区政府，需要建立医院，办工业，建兵工厂，修造军械，还有无线电通讯联络，还要办报纸和广播电台等，需要越来越多的知识分子参加革命队伍。但是还有阻力，知识分子受到歧视。所以一九三九年党中央才作了《大量吸收知识分子的决定》。”[注6]也就是说，《大量吸收知识分子的决定》这一文件的基础，并不是因为知识分子是同路人，更不是因为知识分子是“民众的先驱”，而仅仅是壮大了的军事革命队伍和政权实在无法摈弃知识分子，对知识分子有着切实的需求。也因为这样的原因，中共所需要的知识分子就主要是技术知识分子，是作为工具的实用的知识分子，而不是独立知识分子。这一点，也成为了建国后长期偏重于理工科出身以及运用性社会人文学科出身的知识分子的传统。

在《大量吸收知识分子的决定》中，毛泽东不仅从利用角度耐心地解释了革命对知识分子的现实需要，而且也提出了“无产阶级自己的知识分子的造成”，指出做到这点“也决不能离开利用社会原有知识分子的帮助”[注7]，即必须通过利用旧知识分子培养属于自己的新知识分子。在利用知识分子的过程中，“在这种大量吸收政策之下，毫无疑义应该充分注意拒绝敌人和资产阶级政党派遣进来的分子，拒绝不忠实的分子。对于这类分子的拒绝，应取严肃的态度”。[注8]

在利用知识分子的风险性上，毛泽东更是用教诲大家的口吻指明了绝对保险的最后手段。他富有深意地批评地方党部“尤其不懂得我们的党和军队已经造成了中坚骨干，有了掌握知识分子的能力这种有利的条件”[注9]。这可以作两个层次理解：一，党和军队已经由非知识分子做“中坚骨干”，知识分子除了听命，没有其它选择余地；二，权力（党）和武装（军队）掌握在“我们”手上，手无搏鸡之力的知识分子在这种“能力”之下翻不了天。

这就是所谓的对知识分子的重视。在这种重视之下，被重视的知识分子实际上就是被重视的奴才，绝不是主人。而奴才，不被经常鞭打，是会不知道或忘记自己的奴才地位和身份的，因此，普遍的冤假错案就成了必要。也就是说，在确认了知识分子是一个依附阶层前提下，对知识分子越是重视，就越会产生制造冤假错案予以警醒的控制冲动。这在1978年开始平反知识分子冤假错案后，也是一样，什么民主墙、资产阶级自由化、精神污染，甚至可笑的“朦胧诗”纠葛……直至今天肆无忌惮的、国家特务化的网络监控，等等，一波连着一波，生生不息，了无尽头。知识分子要做局外人，只是一厢情愿的梦想。

知识分子绝不会因为成为了“我们的”知识分子或“新的”知识分子而改变命运。1950年代，一方面是知识分子改造运动，一方面是大跃进地培养工农出身知识分子，知识分子迅速成为了“我们的”知识分子或“新的”知识分子，但知识分子冤假错案的制造，也开始形成了忙得不亦乐乎的热潮。

一个基本情况是：“我国现有的知识分子队伍，百分之九十以上是解放后党培养教育出来的，百分之七十以上出身于劳动人民家庭。”[注10]也就是说，解放前遗留的知识分子到1970年代只不过40多万，360多万是解放后培养的“新的”大专以上的知识分子；120多万是非工农兵出身，但260多万是出身工农兵的“我们的”知识分子。但是，680多万件冤假错案数既远远超过了旧知识分子数，也远远超过了“出身不好”的知识分子数，他们在数字意义上承包不了冤假错案，对冤假错案，新知识分子或工农兵出身知识分子也是共同承包人。因此，冤假错案既不是“旧的”冤假错案，也不是“出身不好”的冤假错案，而就是“知识分子的”冤假错案。旧的或新的，出身不好的或出身好的，这种区分只不过是分化知识分子、制造知识分子之间矛盾冲突的手段、阳谋。冤假错案眷顾的是所有知识分子。只要是知识分子，是老九，就是臭的。书读得越多，离冤假错案的距离也就越近。

邓小平1978年3月18日在全国科学大会开幕式上说：“在社会主义社会里，工人阶级自己培养的脑力劳动者，与历史上的剥削社会中的知识分子不同了。在我国社会主义改造的过程中，毛泽东同志曾经指出过，从旧社会过来的知识分子，有一个依附在哪一张‘皮’上的问题。在社会主义历史时期中，只要还存在着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知识分子就需要注意解决是否坚持工人阶级立场的问题。但总的说来，他们的绝大多数已经是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自己的知识分子，因此也可以说已经是工人阶级自己的一部分。他们与体力劳动者的区别，只是社会分工的不同。从事体力劳动的，从事脑力劳动的，都是社会主义社会的劳动者。”[注11]这一讲话是文革后中共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转折性发言。

但是，这一转折是充满吊诡的。首先，它透露了一种仍然把知识分子视为异己的思维方式，坚持了即使“工人阶级自己培养的脑力劳动者”，也仍然存在着“依附在哪一张‘皮’上的问题”，存在着“注意解决是否坚持工人阶级立场的问题”。其次，仍然坚持不承认知识分子的独立性，把知识分子视作必须无条件服从统治的、没有自我意志的一群。再次，让知识分子地位获得提高，是建立在强行将其纳入体力劳动阶级范畴基础上的，是一种他赋的针对奴才的恩赐。再再次，即使知识分子作为依附之物，也可能是牛氓式的依附，因此，知识分子必须忘我，必须失去自己的集体意识或阶层意识，彻底消解掉自己，成为与自己本就差异的工人阶级的一部分。最后，即使这样，只要是社会主义，“只要还存在着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知识分子就始终还是可疑的一群，是必须解决立场问题的异己。

正因为是这样吊诡的转折，1978年后，知识分子的冤假错案并不因此而不再滋长。

L女士喟叹：“想想过去，今天发生的，算什么啊！”

是的，中共在进步，政府在进步，法治在进步，知识分子在进步。我们为这个国家、民族的每一个微小进步，作着自己不懈的努力，为所有的进步而高兴、而珍惜。

但我终于还是解不开深心里的忧郁。中国在进步，世界更在进步。而我们为中国的进步，已经付出的和仍然要付出的代价，实在太大，举世未有。在我面前强作快乐的X女士，她的爱人Y先生——一个了不起的传媒人，此时正因为一个海内外皆知的冤假错案，在监狱铁窗后望着一孔蓝天，要望八年，今年仅仅是第一年。在世界的进步面前，我们的进步，是火车后的老牛，还是又一列齐驱的火车，还是天空正在超越的飞机？

当苏格拉底因言论和思想而刑死的时候，中国人是那么地幸运。老子、孔子、墨子、子张、子思、颜氏、孟氏、漆雕氏、仲良氏、孙氏、乐正氏、宋锎、邹衍、淳于髠、田骈、接子、慎到、环渊、列子、尹文、告子、惠施、公孙龙子、庄周、荀子，等等，那么多灿烂的名字，幸而为中国这块土地上的人物，断断没有一个是因为了自己的言论和思想或者文字而刑死的，甚至连坐监的也没有过。

秦始皇出，乃有韩非子之刑死。秦始皇后，中国这块土地便成了知识人的绝地，为一句话、一个字砍头、坐牢，扳断了手指也不能数清。且一代不如一代，从男人杀到了女人，从有学问的杀到没学问的。韩非子是为自己的大学问刑死，林昭却只是为自己并无多少学问的几句良心话而刑死。一代不如一代的程度，更是到了无数读书人由自己的恐惧，习惯了做钢刀下的奴才，从恐惧生出对秦始皇的无限崇拜，用讴歌秦始皇为天下最大的《英雄》的方式，维护自己的奴才状态，灵魂的深处里，更是“有一天老子做了万岁、万岁、万万岁，杀，杀，杀！”意淫得快乐无比。

中国只要有秦始皇，有想做秦始皇的人，有崇拜秦始皇的读书人，知识分子的命运，便是数千年不变的鱼肉宿命。任何一个真实的知识分子，不管他所学什么专业，所思什么问题，所说什么话，所写什么文字，都一定是个手工艺者，总会闪出他个性的光辉，而秦始皇们所需要的基本声音，不管他们怎样声称自己宽容，只会是绝对一统的统制，因此，知识分子们与秦始皇们，注定了是陌路人、异见者。只要中国不是真心实意地向往光明，不是真心实意地为子孙万代获取做人的幸福，只要仍然整天热衷于纠缠什么统治、领导、执政、一统之类，中国的知识分子就不可能彻底摆脱自己的鱼肉宿命。

中国知识分子所要肩负的沉重，是世界任何一个国家、民族的知识分子所不可比拟的。

在飞驰的火车上，望着窗外美丽的山林、田地、城市、村镇，望着这块伟大而苦难的土地，我又想起了李大钊的被他的后人们所忘却或没有胆量回忆起的宣言：

“‘五四’以后，知识阶级的运动层出不穷。到了现在，知识阶级的胜利已经渐渐证实了。我们很盼望知识阶级作民众的先驱，民众作知识阶级的后盾。知识阶级的意义，就是一部分忠于民主作民众运动的先驱者。”

2004/10/24

注：

1，见该手册P93。

2，中共中央组织部、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知识分子问题文献选编》，人民出版社，1983年5月版，P4。

3，同上，P150。

4，李大钊的这一标志和开辟中国知识分子独立性的卓越思想，以短短的四句宣言式的文字，发表在1920年1月25日出版的《新生活》第23期上，题目为《知识阶级的胜利》。见《李大钊全集》编辑委员会：《李大钊全集》（第三卷），河北教育出版社，1999年9月版，P457。

5，中共中央组织部知识分子工作办公室编：《知识分子工作手册》，党建读物出版社，2003年5月版，P1。

6，聂荣臻：《努力开创我国科技工作的新局面》（1982年11月25日），《红旗》杂志1982年第24期。

7，中共中央组织部知识分子工作办公室编：《知识分子工作手册》，党建读物出版社，2003年5月版，P3

8，同上。P2。

9，同上。P2—3。

10，《中共中央组织部关于落实党的知识分子政策的几点意见》，组通字[1978]31号，1978年11月3日。劳动人事部编《知识分子政策文件汇编》，劳动人事出版社，1983年版，P22。

11，邓小平：《在全国科学大会开幕式上的讲话》（1978年3月18日）。中共中央组织部、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知识分子问题文献选编》，人民出版社，1983年5月版，P29—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