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总理在3月14日十一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闭幕后的记者会上说：“粉碎四人帮以后，我们党虽然作出了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实行了改革开放，但文革的错误和封建的影响，并没有完全消除。”“没有政治体制改革的成功，文化大革命这样的历史悲剧还有可能重新发生。”我以为，“文革”重新发生危险的原因有很多，其中之一在于缺乏过来人的“坦白”———实事求是说出自己曾经经历过的荒唐。没有“坦白”，就不会有教训。没有教训，荒唐的事情就会成为很好玩的事情，就会有重新再玩一下的欲望。

“文革”结束之后，全面否定“文革”作为一个政治原则而被确立，但是，这一全面否定只是被作了简单化处理，在事实叙述方面则被模糊化，以至随着时间的推移，“文革”到底是怎么回事情也越来越成了一笔糊涂账。巴金曾提出“文革”博物馆的建议，目的便是希望后人能够了解真实的“文革”，吸取教训，以能使中国再也不要发生“文革”，但至今中国尚无得到官方认可的“文革”博物馆建立。“文革”博物馆只是物化形式，比这种形式更重要的是话语，也即过来人态度坦白的叙述。

“文革”把当时所有的中国人都卷入了进去，无论男女老少都不能逃避，除极少数的人只是受害者或迫害者外，绝大多数人既是受害者，也是迫害者。“文革”以后叙述受迫害的人比较多，但由于对“文革”只是简单否定，因此，不仅受迫害的叙述十分有限度，而且对迫害他人的叙述更是被回避，至今只有非常个别的过来人能够勇于承认自己迫害他人的经历。我以为，受迫害的叙述诚然重要，但迫害他人的叙述更为重要，不然，“文革”的历史就成了只有被迫害者而没有迫害者，从而被迫害的事实就无从证明，后人反而以为被迫害的叙述是编造。更危险的倾向是由于迫害事实的被掩盖，过来人羞于说出自己曾经的言行，反而在努力掩盖中把自己打扮成英雄，甚至把本就荒唐的事情曲解为美好，向后人叙述“文革”曾经的美丽，比如把积极参加打砸抢、批斗说成有理想，把没有独立人格和不辨是非说成单纯，把不花钱全国串联说成阳光灿烂的日子。

诚然，提倡反思“文革”的人也不少，但不说出事实的反思并没有太大意义。天主教讲究告解，通过把自己的罪孽说出来求得上帝宽恕。上帝诚然总会宽恕罪孽，但前提是要把罪孽说出来。现在50岁左右以上年龄的人，绝大多数在“文革”中实际都有过罪孽。1976年“文革”结束时我小学毕业，虽然我只是个孩子，并因为不是“好学生”而比较少罪孽，但终究还是有过罪孽。我曾经在批斗会上喊过口号，曾经向“四类分子”丢过小石子，曾经跟在一个疯癫了的寡妇后面起哄“地主婆，地主婆”。“复课闹革命”时候，按照班主任的布置给她写了我今生唯一一张大字报，大概文字比较通顺，她在课堂上作为“范文”朗读，我看见她在被我“批倒，批臭，永世不得翻身”中，眼睛里闪着泪花，至今无法忘记她那战抖的声音。

“文革”中的过来人，即使那时候还是孩子，有几个人不曾有过罪孽？诚然，有的人可以用时代性盲从为自己辩护，有的人可以用无法反抗、服从指令为自己辩护，有的人可以用人人都有的罪孽就不是罪孽为自己辩护，但是，前提是要说出来，要告诉告诉孩子、告诉青年曾经的事实。如果不说出来，不让后人知道真实的“文革”，跟他们用美好的回忆叙述自己曾经如何有道德、有理想，使他们以为那是个激情燃烧的纯洁时代，便不是为自己辩护，而是再次犯下不能宽恕的罪孽。正因为缺乏过来人的“坦白”，今天便有一些青年被“阳光灿烂”、“激情燃烧”所蒙蔽，构成了重新发生“文革”的重要因素。“文革”过来人已经老了，或行将老了，应该为了孩子，为了中国的将来，说一声：我曾经有过罪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