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名义、由田居俭先生执笔，在《求是》杂志最新一期3013年10月发表《历史虚无主义歪曲国史须旗帜鲜明反对》一文。该文指斥所谓的历史虚无主义“否定太平天国、义和团、辛亥革命等”。就这一指斥中义和团一题，日前我撰《“五四”前陈独秀全面批判义和团》一文（注1），专门介绍“五四”前夕陈独秀全面批判义和团的《克林德碑》文章，特以说明：义和团发生之后直至“五四”时期，第一个系统分析和批判义和团的，恰恰不是别人，而是中共创始人陈独秀。田居俭先生诸人，能认“五四”前《新青年》时期陈独秀为历史虚无主义者吗？

尽管陈独秀后来重新评价了义和团，但是，无论是彻底否定义和团之陈独秀，还是肯定义和团之陈独秀，都只是一种历史见解，是一种个人有权利所采取的言论立场，若要人听就须言之成理，他人若要批评也须言之成理，任何人不可用大帽子进行肆意指斥，不能规定论者对于历史问题只可肯定不可否定，或规定只可否定不可肯定。

《“五四”前陈独秀全面批判义和团》一文仅谈“五四”前陈独秀，尚有十分未尽之意。故该文封笔，便作此文。自清末而国民革命发动，中国思想界最主要领袖为康有为、梁启超、严复、章炳麟、孙中山、蔡元培、陈独秀、胡适，如果考虑中共之创立及国共合作，可加一李大钊，其他风云人士虽一时名声或有不弱，思想也未必不深刻，然当时影响力皆不足列于此列。故论义和团问题，当不仅考察陈独秀之见解，亦当了解康有为、梁启超、严复、章炳麟、孙中山、蔡元培、胡适、李大钊之意见，这些在时间上最接近于义和团事件思想家对于今人或能有一较全面之启发。

本文体例：分十一节而作两部分。

第一部分

康有为、梁启超、严复、章炳麟、蔡元培、胡适、李大钊及前期之孙中山、陈独秀对义和团问题的评价。

一，康有为：“君臣合谋”。

康有为认为义和团有长久之历史渊源，“夫团匪之在嘉庆，屡见上谕，屡见奏章，严禁穷捕，不遗余力。故祸萌久息，枝叶不大”。（注2）

1897年义和团重新出现，1898年兴盛，延至1900年5月达到顶峰，随即发生“八国联军”侵京事件，义和团很快被清政府抛弃而消灭。1900年属农历庚子年，故当时中国舆论界多称“庚子事变”之类。当中国以独立为特质之史官传统衰败，史官之记史便演变而为越来越发达的私人记史风气，这一风气在有清一代最为发达，故尽管中国思想界当时对义和团问题没有全面分析和批评，但关于义和团及庚子事变的私人记录则比较丰富，其中以康门弟子罗惇曧为代表，主要作品是《拳变馀闻》、《庚子国变记》。不过，史记不等于思想界之价值评判。

当1900年5月义和团事件达致最高潮阶段时，身在新加坡的康有为专门撰文《拳匪头王培佑超升京尹论》。康有为认定义和团为“匪”、“团匪”、“拳匪”、“会匪”，所习拳术为“妖术”，但其事件根子并非在义和团本身，而在于朝廷，其乱出于“君臣合谋”。所谓“君”，并非真的君主光绪，而是指慈禧，故康有为开篇即下结论：“义和团之乱，端王为会首，荣禄、刚毅为主持，而实那拉主持之。”那拉，即慈禧。这是康有为对义和团政治性质的定位。

康有为指出，“君臣合谋”的动机在于“政府借义和团以敌西人之心”，而其作为进行大规模破坏的“匪”则是反文明的，“夫铁路、电线者，国家之重器”。康有为最关注的是清廷使用义和团人充当官僚，严重破坏了中国政治伦理和道统，国家官僚制度达到了崩坏。

在“君臣合谋”背景下，要解决义和团问题自然无法寄托于清廷当局，因此，康有为以为只有“西人”才能解决这一灾难，而“西人”也有进行自保的切身利益。“西人之欲保全，非去拳匪不可。”那么“西人”该如何“去拳匪”呢？既然义和团事件的根子在清廷旧党，“西人”也就不能针对中国人民，而应当把矛头针对中国政府守旧党要人，“那拉后、端王、庆王、荣禄、刚毅、赵舒翘，此六人者结通团匪，以戕杀西人”，“欲拳之平，非去主使拳匪、任用拳匪之人不可”，也即“西人”只要惩罚慈禧等六人就解决了义和团之乱。

康有为《拳匪头王培佑超升京尹论》主要是从攻击以慈禧为首的后党或旧党而言，表达的是一种政治策略，并没有从社会、历史、文化的深层角度批判义和团问题，因而十分肤浅。但是，康有为毕竟是中国思想界领袖第一个针对义和团进行了专门批判，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他保持了唯一的专门批判角色。

二，梁启超：“愚昧”。

康有为《拳匪头王培佑超升京尹论》在当时可能并未发表，现以抄件存于上海博物馆，故虽然是思想领袖第一篇关于义和团的专论，但实际意义不大。比较有实际意义的，还是梁启超关于义和团的评论。

梁启超对义和团涉及较多，但没有专门言论，所发评论散见于各处。自1900年至辛亥革命，梁启超直接、间接谈到义和团的，我粗列题目如下：

1，《中国积弱溯源论·积弱之源于风俗者》，《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五》，中华书局1936年；

2，《论今日各国待中国之善法》，《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五》，中华书局1936年；

3，《保教非所以尊孔论》，《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九》，中华书局1936年；

4，《敬告当道者》，《饮冰室合集·文集之十一》，中华书局1936年；

5，《暴动与外国干涉》，《饮冰室合集·文集之十九》，中华书局1936年；

6，《革命驳议》，张枬、王忍之编《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一卷(下)》，三联书店1977年；

7，《中国外交方针私议》，《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二十三》，中华书局1936年；

8，《对外与对内》，《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二十六》，中华书局1936年；

9，《中国四十年来大事记（一名李鸿章）》，《饮冰室合集·专集》，中华书局1936年；

10，《新民说》，《饮冰室合集·专集》，中华书局1936年。

梁启超对义和团的评价，基本是从内政、外交进行，比如在1900年当年的《论今日各国待中国之善法》中，他说：“今观北京政府与拳匪交涉之事，则西后党委万国公敌之实据已见，而外国人昔日不知中国病根何在者，今亦可以了然矣。”（注3）这与康有为的观点基本一致。

对义和团本身，梁启超跟康有为一样视之为“匪”，不过，他已经试图从深层次进行探讨，但没有深入，基本局限于“愚昧”二字：“夫今日拳匪之祸，论者皆知为一群愚昧之人召之也。然试问全国之民庶，其不与拳匪一般见识者几何人？全国之官吏，其不与通拳诸臣一般见识者几何人？国脑不具，则今日一拳匪去，明日一拳匪来耳。”（注4）

三，严复：“呜呼！”

义和团兴起时，康、梁亦准备勤王；1900年义和团达到鼎盛时，康、梁勤王也进入到了最后发动阶段。但是，康、梁是流亡海外之人，康有为的主要精力实际放在组织、宣扬保皇会方面，勤王对于他不过属于虚张声势，实际主要是梁启超在苦苦奔走，由唐才常具体拼命实行。

在中国思想界领袖中，严复是唯一直接与义和团发生冲突者。严复作为维新人士，本就跟康、梁一样属于义和团敌人，1900年6月正当义和团如日中天时，严复主编的天津《国闻报》偏偏又发表《论拳匪》一文，令义和团必欲饮其血、啖其肉而快。7月，严复逃避上海。但严复并未罢休，一方面力主东南互保，一方面又参与到了唐才常组织的“中国国会”当中。

尽管如此，严复本人此时更象一个实干的政治家，无论当时还是之后，基本没有对义和团问题直接给予评论，仅在1902年发表于《大公报》的《主客平议》一文中谓：“嗟呼！庚子妖民愚竖，盗兵潢池，其遗祸国家至矣，然而其中不可谓无爱国者。特愚妄愤戾，而其术又纯出于野蛮，此其所以终被恶名，而无以自解于天下。呜呼！亦可伤已。”（注5）

严复这一评论，在总体上与梁启超的“愚昧”批评一致，但突出在第一次明确指出义和团事件中，也确实有着“爱国者”。爱国者掺杂其间，推动愚昧、野蛮狂潮，所以，严复表露出了他不愿意谈义和团及中国思想界长期试图回避义和团问题的纠结心理，唯有“呜呼！”

四，章炳麟：“革命”

章炳麟与严复一样参加了唐才常组织的“中国国会”，但与严复不同，章炳麟很快转化为了革命党的著名领袖，并视唐才常的武装行为属于革命。

就跟严复不愿意谈义和团一样，章炳麟也基本没有论及，但可从他在辛亥革命胜利不久，向时为中华民国南京临时政府稽勋局长冯自由递交的一份表彰有功人员建议名单中窥见他的想法一二。章炳麟在该建议中，除列了一些为革命作出功勋的人士之外，也列了清初以后反抗满清的郑成功等人，其中有“林清”条称：“林清，林清倡中央革命。与寇盗不同，其宗教之妖妄可置不论。昔明祖起兵，亦奉香军名义。法兰西之革命，亦有拥女优为自由神，与义和团之黄莲圣母何异者。此种事只宜问其目的，不必论其行事也。”（注6）

清初康熙年间山东有八卦教，演变至嘉庆年间形成高潮，遭到清廷镇压。该时，八卦教有首领据称名为林清者，曾于1813年率二百名教徒潜入北京，以数名信教太监为内应，忽然暴动进攻皇宫，失败后被捕受戮，一时震动朝野，故有名。该教即义和团前身，这就是康有为“团匪之在嘉庆”说法的渊源所在。章炳麟所谓“中央革命”，指的是林清针对北京皇宫的武力暴动和进攻。义和团之黄莲圣母，是指红灯照所信仰的主要神祗之一，也有人认为实有其人，系真名为林黑儿的妇女。所谓红灯照，是娼妓之类女性迷信群体的帮会，在义和团事件中十分活跃，所以通常也将它视作为一种女性的义和团组织。

章炳麟采取了非常含混的思维，混淆林清时代反清的八卦教与跟朝廷合作的义和团之间区别，前后迷糊为一体，但他脑子还比较清醒，只以反清的林清为代表人物。章炳麟承认这种帮会“其宗教之妖妄”，但又认为“与寇盗不同”，“此种事只宜问其目的，不必论其行事也”，也即他采取的是只问目的，不问手段之价值观，这样，就从目的角度对以林清为代表的八卦教兼及义和团采取肯定评价。这种肯定并不是理性的，而是政治行为，是试图对革命进行道义维护。

五，孙中山：“千古所未闻”

当义和团兴起时候，孙中山与康有为一样认为其是“拳匪”，称之为“拳匪之乱”，（注7）并且，同样企图利用这一机会在南方进行武装颠覆。孙中山比康有为更进一步之处，康有为仅仅希望“西人”惩罚以慈禧太后为代表的旧党， “平定”义和团，并不要“西人”推翻清政府，孙中山则希望能与英国人进行合作，在英国人支持下由革命党取代清政府。孙中山为此特意在1900年6、7月间，由陈少白起草，自己领衔兴中会骨干给港督联名上书，“呈请助力，以襄厥成”，历数清廷罪状，对清政府全面否定，其中涉及义和团事件谓“妖言惑众，煽乱危邦，酿祸奸民，褒以忠义，是谓诲民变”，认为英国“素敦友谊，保中为心”，应该由英国出面“转商同志之国”，兴中会志士协助，对中国进行“定乱苏民”。（注8）由于希望英国能联合各个国家，重新建立一个中国政府，孙中山、陈少白等兴中会人士在上书中特意向港督提供了一个组建中国新政府的政治构想。

对于孙中山来说，义和团所提供的主要是一次取满清而代之机遇，当这个时机过去，也就不再有什么意义。因此，他很少几次谈到义和团问题。

1903年孙中山认为：“观于义和团民，以惑于莫须有之分割，致激成排外之心而出狂妄之举，已有视死如归以求幸中者矣。然彼等特愚蒙之质，不知铳炮之利用，而只持白刃以交锋。设使肯弃粗呆之器械，而易以精锐之快抢，则联军之功未能就效如是之速也。然义和团，尚仅直隶一隅之民也，若其举国一心，则又岂义和团之可比哉！”（注9）

1904年孙中山在美国说：“囊者千九百年拳匪之乱，即满洲人极端排外之结果也。”（注10）由于孙中山使用的是英文，相应的话语后来也翻译为：“满洲人扶育起来的排外精神，终于在1900年的义和团骚动中达到最高峰。现在大家都知道了，义和团运动的首领不是别人，而正是皇室中的分子。”（注11）

1908年孙中山说：“扶清灭洋之义和拳起矣，其举虽野蛮暴乱，为千古所未闻，然足见中国人民有敢死之气。”（注12）

综上，孙中山在义和团事件之后、辛亥革命之前，仅有几次涉及义和团的言论中，对义和团的评价与康有为没有大的区别，基本是从策略角度而言，并特别承认“莫须有之分割”，也即承认当时所谓外国分割中国是中国方面幻想出的一个“阴谋论”。但从事件本身而言，孙中山又以为义和团有“敢死之气”，显然是从革命党角度进行发挥。从这而言，已经潜伏了孙中山以革命名义肯定义和团的意识，不过，在孙中山接受跟苏俄合作以前，针对义和团进行否定的基本立场始终没有变化。这一点，体现在他1917-1919年间定稿、视为一生重要性仅次于“三民主义”的《建国方略》中：“清廷有排外之举，假拳党以自卫，有杀洋人、围使馆之事发生，因而八国联军之祸起矣。”从这而言，孙中山比之章炳麟远要理性得多，并没有唯革命以褒贬。

六，蔡元培：“顽固矣”

作为中国思想界领袖，蔡元培是大器晚成者。这在义和团问题上也同样，论年龄，他应该很熟悉义和团事件，但始终没有发言，直到1916年才发出一句：“满洲政府，自慈禧太后下，因仇视新法之故，而仇视外人，遂有‘义和团’之役，可谓: 顽固矣。然一经庚子联军之压迫，则向之排外者，一转而反为媚外。”（注13）

蔡元培“向之排外者，一转而反为媚外”、“顽固矣”，尽管不深入，但有画龙点睛效果。

七，胡适：“我们全不肯认错”

按辈分、年龄、资历，胡适较晚，义和团兴起时候，他只是一个孩童。由于他早成，“五四”前已经是名家。不过，胡适1928年才愤懑地提到义和团：“何以百事不如人呢？不要尽说是帝国主义者害了我们。那是我们自己欺骗自己的话！……我们从不曾悔祸，从不曾彻底痛责自己，从不曾彻底认错。……现在中国全部的弥漫着一股夸大狂的空气：义和团都成了应该崇拜的英雄志士，而西洋文明只须‘帝国主义’四个字便可轻轻抹煞！政府下令提倡旧礼教，而新青年高呼‘打到文化侵略！’我们全不肯认错。不肯认错，便事事责人，而不肯责己。”（注14）胡适显然对当时南北政府和所谓新青年都不满意，对义和团则表示了否定态度，但其认识并未深入，十分肤浅。

八，李大钊：“断不许”

胡适出生于1891年12月，李大钊出生于1889年10月，年龄略长，但义和团兴起时候也不过孩童。胡适是南方人，李大钊系河北乐亭县人，虽为孩童，对义和团或有耳闻乃至目染印象。

跟年龄相仿的胡适一样，李大钊也基本不谈义和团，唯一一次谈及是在1918年7月《言治》季刊所发表《东西文明根本之异点》当中，谓：“时至近日，吾人所当努力者，惟在如何吸取西洋文明之长，以济吾东洋文明之穷。断不许以义和团的思想，欲以吾陈死寂灭之气象腐化世界。”就此来看，李大钊是持坚决否定义和团立场的。

九，陈独秀：“何等可恶！”

以上诸人除可以认为章炳麟对义和团持肯定立场外，所持都属于彻底否定或基本否定态度。即使章炳麟，不过是从只问目的、不计手段出发对义和团给予勉强肯定，从手段而言并未肯定义和团，也是采取否定立场，所以他只是绕了一个弯子希望表彰远在嘉庆年时的林清。孙中山略有不同，在走上护法道路，进行比之推翻满清的更为激进的暴力革命后，从民气角度对义和团有了肯定，但基本立场还是否定义和团。尽管如此，即使康有为第一个专门评价义和团，以及对义和团比较多次谈论到的梁启超、孙中山，都没有对义和团进行深入分析和批判，包括章炳麟的肯定态度在内，他们都仅仅停滞在表面层次。

第一个对义和团进行深层次全面批判的是“五四”前夕《新青年》时期的陈独秀，作品为1918年10月15日撰写的长文《克林德碑》。陈独秀依据罗惇曧的《拳变馀闻》、《庚子国变记》所记史实展开批判，彻底否定义和团，认为“义和团何等可恶！”他用一系列事实证明义和团产生原因在于：第一，道教；第二，佛教；第三，孔教；第四，以儒释道为精神的中国戏剧；第五，“仇视新学妄自尊大的守旧党”。进而认为“现在中国制造义和拳的原因，较庚子以前，并未丝毫减少，将来的结果，可想而知”，但又指出“现在世上是有两条道路：一条是向共和的科学的精神的光明的道路；一条是向专制的迷信的神权的黑暗道路”，中国人可以通过走前一条道路避免再次发生“何等可恶”的义和团。（注15）

陈独秀继承了梁启超“今日一拳匪去，明日一拳匪来”观点，但大大超越了梁启超局限于“国脑”，指出了“共和的科学的精神的光明的”出路，这与他1915年提出的“科学与人权并重”（注16）和1919年宣称的“德赛两先生” （注17）相通。

第二部分

孙中山、陈独秀对义和团的重新评价。

十，孙中山

1923年孙中山实行联俄容共，走上了更加激进的革命道路。这一革命就与苏俄的约定来说，性质属于国民革命，排斥共产革命，但在接受孙中山所理解的社会主义和反帝方面彼此一致，中共则作为共产国际的中国支部接受相应原则。这样，为了证明这一以颠覆中国合法政府为目标的暴力革命合法性，国民党和中共就都需要调整自己的意识形态，其中包括自己的历史观，当然也就涉及到义和团问题。1924年，孙中山在新的革命背景下全面阐释了自己的“三民主义”，其中包括对义和团的重新评价，以陈独秀为领袖的中共也进行了相应的历史叙事。

孙中山1917-1919年间在《建国方略》中对义和团的否定，说明当其考虑国家建设时候，必须坚持排斥义和团立场。但是，当只是考虑暴力革命合法性时候，章炳麟对义和团的肯定已经证明一种逻辑荒诞，会不顾基本历史事实和理性而采取只问目的、不讲手段的蛮横，而对义和团进行肯定，孙中山同样因此而需要肯定“民气”。现在，孙中山不仅要肯定义和团，而且忘记了自己曾经在当时事件中时斥之为“匪”并希望邀约西方“帝国主义”共同消灭义和团及推翻满清政府的话语，试图进行逻辑自解，构建一种充满暴力鼓动性的政治伦理。

应该比较完整地拷贝孙中山肯定义和团的话语：“中国人的民权思想都是由欧美传进来的。所以我们近来实行革命，改良政治，都是仿效欧美。我们为什么要仿效欧美呢?因为看见了欧美近一百年来的文化，雄飞突进，一日千里，种种文明都是比中国进步得多。

“比方就武器一项说，欧美近年的武器便是一天改良一天，要比中国进步得多。中国的武器，几千年以来都是弓箭刀戟，在二三十年以前还是用那几种东西。像庚子年发生义和团，他们的始意是要排除欧美势力的，因为他们要排除欧美的势力，所以和八国联军打仗，当时所用的武器便是大刀。要用大刀去抵抗联军的机关枪和大炮，那种举动就是当时中国人对于欧美的新文化之反动，对于他们的物质进步之抵抗，不相信欧美的文化是比中国进步，并且想表示中国的文化还要好过欧美。甚至于像欧美的洋枪大炮那些精利武器，也不相信比较中国的大刀还要利害，所以发生义和团来反抗欧美。义和团的勇气始初是锐不可当的，在杨村一战，是由于英国提督西摩带了三千联军，想从天津到北京去救那些公使馆，经过杨村就被义和团围住了。当时战斗的情形，义和团没有洋枪大炮，只有大刀；所围住的联军，有很精利的枪炮。在义和团一方面，可说是肉体相搏。西摩因为被他们包围了，便用机关枪去扫射义和团。义和团虽然是被机关枪打死了很多的人，血肉横飞，但是还不畏惧，还不退却，总是前仆后继，死死地把联军围住。弄到西摩带那三千联军，终不敢通过杨村直进北京，便要退回天津等候，另外请了大兵来帮助，才能够到达北京，解各国公使馆的围。就那次战争的情形而论，西摩有几句批评说：照当时义和团之勇气，如果他们所用的武器是西式的枪炮，那些联军一定是全军覆没的。但是他们始终不相信外国的新式武器，总是用大刀、肉体和联军相搏，虽然被联军打死了几万人，伤亡枕藉，还是前仆后继，其勇锐之气殊不可当，真是令人惊奇佩服。所以经过那次血战之后，外国人才知道中国还有民族思想，这种民族是不可消灭的。不过庚子年的义和团，是中国人的最后自信思想和最后自信能力去同欧美的新文化相抵抗。由于那次义和团失败以后，中国人便知道从前的弓箭刀戟不能够和外国的洋枪大炮相抵抗，便明白欧美的新文明的确是比中国的旧文明好得多。……

“所以，从那次义和团失败以后，中国一般有思想的人，便知道要中国强盛，要中国能够昭雪北京城下之盟的那种大耻辱，事事便非仿效外国不可。不但是物质科学要学外国，就是一切政治社会上的事都要学外国。所以经过义和团之后，中国人的自信力便完全失去，崇拜外国的心理便一天高过一天。由于要崇拜外国、仿效外国，便得到了很多的外国思想；就是外国人也想不到、还没有做到的新思想，我们也想拿来实行。十三年前革命，仿效外国改革政治，成立民主政体，目的是在取法乎上，所以把外国很高的政治哲理和最新的政治思想都拿来实行。这是中国政治思想上一个最大的变动。在义和团以前，中国和外国已经通了商，早知道外国的好处也是很多，但是全国人的心理还不相信外国是真有文明；所以当义和团的时候，便把仿效外国的铁路和电报都毁坏了，就是外国的枪炮也不信仰，在打仗的时候还是要用中国的弓刀。以后因为失败，又反过来信仰外国。……

“自义和团以后，一般中国人的思想，时时刻刻、件件东西总是要学外国。……但是外国在政治一方面究竟是怎么样呢?外国的政治哲学和物质科学两种学问的进步，又是那一种最快呢?政治的进步远不及科学。”（注18）

孙中山不顾以前自己判定的“清廷有排外之举，假拳党以自卫”事实；不顾义和团与其说是杀洋人，不如说主要是杀中国人的基本历史事实；不顾义和团面对洋人时候少见勇敢，更主要是望风而逃的事实；不顾义和团战洋人不力，战几乎可说在庚子事变中仅见的英雄聂士成则有力的事实。孙中山鼓吹义和团之勇，跟满清旧党对洋人船坚炮利的哀叹一样，将其失败归结到了武器落后上面。进一步，孙中山只承认中国在科技、工业等物质方面的落后，虽然不好意思直接说中国政治思想比洋人进步，但认为洋人政治的进步程度远不如其物质的进步，暗示了中国政治虽然不比洋人进步，但自己的三民主义则不落后。孙中山这一话语的内在品质有着极其深刻的矛盾，一方面确立了对自己三民主义的自信，另一方面则在中西比较上归到器物层面，一下子倒退到了清朝洋务派水平。

当年11月，孙中山忘记了自己曾承认中国人“惑于莫须有之分割“，用更清晰的话语肯定了义和团：“外国人初次打败中国、和中国通商以后，以为中国很野蛮，没有用处，想自己来瓜分中国。及遇义和团之变，中国人竟用肉体和外国人相斗，外国人虽用长枪大炮打败了中国，但是见得中国的民气还不可侮，以为外国就是一时用武力瓜分了中国，以后还不容易管理中国。”（注19）

这时候，孙中山完全抛开了义和团事件中的具体事实，不再纠缠于其中，一方面继续强调义和团的“民气”，一方面不顾义和团事件所导致的中国几乎被瓜分危机和促成外国形成瓜分中国野心，不顾日、俄因此而空前藐视中国主权、贪图中国领土之事实，武断地认为其终结了列强瓜分中国的企图，从而，就全面肯定了义和团的正义性和历史功绩。

十一，陈独秀

张国焘回忆：“在中共方面说来，陈独秀先生是首先注意农民问题的人，他在五四时期的著作中，就曾指出义和团式的运动，是守旧落后而含有迷信观念的。”“中共同志中最先从事农民运动的是澎湃，这个出身于世家的知识青年，在陈独秀先生思想影响之下，于1921年首在广东的海陆丰，从事组织农会。他的初步理想，不是甚么土地革命，也没有农民暴动的想法，而只是要解除一些农民的切身痛苦。”（注20）张国焘所说的陈独秀“五四”时期“首先注意农民问题”著作，指的就是《克林德碑》一文。《克林德碑》一文尽管谈的是义和团问题，但由于义和团是以农民为基本队伍，所以，陈独秀实际所谈涉及就是农民问题。中共农民运动鼻祖澎湃启端农运是受陈独秀对义和团全面批判启发，与今天人们所了解的澎湃暴力化农运情况似乎很冲突，其实不然，张国焘已经给予说明，澎湃最初的农运并非1923年以后那样，而是以开办农校等启端的，也即澎湃最初是从陈独秀《克林德碑》而认知农民的野蛮、愚昧，从而试图去做启蒙者，使农民脱离很容易走向义和团的那种蒙昧状态。

当1924年8月孙中山完成他那从一月份以来辛劳的三民主义讲课，意味着国民党意识形态进行了重新整合和调整，中共自然也就需要有相应的意识形态的响应和配合。这种以彻底证明革命合法性为核心的意识形态，不过就是以暴力革命为中心的全面合法性叙述。作为“五四”时期著名领袖的陈独秀必须明确抛弃自己的“科学与人权并重”及“德赛两先生”，这个天才非常敏感地选择义和团问题进行切入，于9月第一期《向导》周报组织了关于全面肯定义和团的专辑，并且亲自撰文，否定自己在《克林德碑》中对义和团的批判。

该期《向导》除第一篇文章为陈独秀自己的《我们对于义和团两个错误的观念》外，还有彭述之《帝国主义与义和团运动》、蔡和森《义和团与国民革命》、张太雷《列宁与义和团》及一篇知识介绍性文章《辱国殃民之丑亥和约》。（注21）

陈独秀《我们对于义和团两个错误的观念》一文标题显然已经暗指了自己以前的《克林德碑》并给与否定，起首就声言：“义和团，在中国现代史上是一个重要事件，其重要不减于辛亥革命，然而一般人不但忽略了他的重要，并且对他怀着两个错误的观念。”这样，在否定自己原有观点同时，陈独秀空前地把义和团提高到与辛亥革命一样的地位给予了肯定，其中蕴含中共从政治思想角度超越孙中山的意味，试图借义和团贬低孙中山所自豪的辛亥革命，以提高目前国共“合作”的国民革命地位。

陈独秀所谓以往关于义和团两个错误观念，一是指“憎恶义和团是野蛮的排外”，二是“以为义和团事件是少数人之罪恶”。 陈独秀绕开了对于义和团具体事实的解释和分辨，而是采取脱离基本、具体事实的宏大叙事方式，忘记了中共所依赖的马克思主义的世界主义主张，采用极端民族主义立场，持只要对外的暴力就是正义的价值观，与孙中山得出义和团终结列强瓜分中国企图的结论差不多，认为“幸亏有野蛮的义和团少数人，保全了中国民族史上一部分荣誉！”。

不过，陈独秀实在无法否定自己在《克林德碑》中所详细罗列的义和团愚昧、野蛮事实，所以毕竟心虚，在这方面仍然比之没有学问家品质和读中国书较少的孙中山坦诚，坦率承认了“义和团的野蛮，义和团的顽旧与迷信，义和团时的恐怖空气，我都亲身经验过”，但似乎现在忽然有了崇高境界，“我读八十年来中国的外交商业史，我终于不能否认义和团事件是中国民族革命史之悲壮的序幕”。

陈独秀在《克林德碑》中指出了中国有两条出路，现在，他终于跟孙中山一起，带领中国走上了一条必然继续发生义和团的道路。由此，肯定义和团成为了中国的一种革命史学模式。李大钊作为中共建党主要领袖之一，当他的《守常文集》在1949年重印时，前述他否定义和团的文字由“断不许以义和团的思想，欲以吾陈死寂灭之气象腐化世界”，删改为了“断不许以吾陈死寂灭之气象腐化世界”，（注22）从而抹掉了他否定义和团的言论痕迹，以保证他在新语境下的伟光正形象。

梁启超当1900年义和团事件时“今日一拳匪去，明日一拳匪来”断语尽管肤浅，但肤浅到了极致而反得深刻。这是中国国民之命运！

2013/10/15写于沪上。

注释：

1，发表于2013年10月13日腾讯网“大家”专栏，发表时编辑修改标题为“陈独秀对义和团的全面批判———— 与田居俭先生等诸公商榷”，我以为还是原标题比较准确一些，故本人仍采原标题。

2，康有为引文皆见康有为《拳匪头王培佑超升京尹论》。姜义华、张荣华编校：《康有为全集》（ 第五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P177-178。

3，梁启超：《论今日各国待中国之善法》。《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五》，中华书局1936年。P52。

4，梁启超：《中国积弱溯源论·积弱之源于风俗者》。《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五》，中华书局1936年。P22。

5，严复：《主客平议》。王栻主编：《严复集（一）：诗文卷上》。中华书局，1986年。P119。

6，见姜泣群《朝野新谭》载《章太炎稽勋意见书（1912年）》。

7，见孙中山：《与宫崎寅藏的谈话（1900年7月18日）》。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室、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研究室、中山大学历史系孙中山研究室合编：《孙中山全集（第一卷）》，中华书局1981年。P196。

8，《致港督卜力书》。《孙中山全集（第一卷）》，中华书局1981年。P192-193。

9，孙中山：《支那保全分割合论（1903年9月21日）》。《孙中山全集（第一卷）》，中华书局1981年。P220。

10，孙中山：《支那问题真解（1904年8月31日）》。《孙中山全集（第一卷）》，中华书局1981年。P245。

11，孙中山：《中国问题的真解决——向美国人民的呼吁》。《孙中山全集（第一卷）》，中华书局1981年。P251。

12，孙中山：《论惧革命召瓜分者乃不识时务者也（1908年9月12日）》。《孙中山全集（第一卷）》，中华书局1981年。P245。

13，蔡元培：《华工学校讲义（1916年夏）：德育三十篇》。高叔平编：《蔡元培全集（第二卷）》。中华书局，1984年。P436。

14，胡适：《请大家来照照镜子》。欧阳哲生编：《胡适文集（第四卷）》。北京大学1998年。P27。

15，陈独秀：《克林德碑》。见《独秀文存》卷一。上海亚东图书馆，1922年。P343-360。

16，陈独秀：《敬告青年》。《独秀文存》卷一。上海亚东图书馆，1922年。P9。

17，陈独秀：《“新青年”罪案之答辩书》。《独秀文存》卷一。上海亚东图书馆，1922年。P362。

18，孙中山：《三民主义（1924年1-8月）：民权主义（4月20日）》。《孙中山全集（第九卷）》，中华书局1981年。P314-317。

19，孙中山：《在上海招待新闻记者的演说（1924年11月19日）》。《孙中山全集（第九卷）》，中华书局1981年。P340-341。

20，张国焘：《我的回忆（第二册）》。东方出版社内部参考版，1980年。P210。

21，俱见1924年9月3日《向导》，总第81期。下引陈独秀文章皆同。

22，李大钊：《 守常文集》。上海北新书局1949年。P4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