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前有个说法，“国民党税多，共产党会多”。现在共产党也收税了，会呢有些少了，有些还多了。当今欧美社会，开会也十分重要，尤其是他们的议会，议员常驻首都，日常工作就是开会，比我们一年十几天的的“两会”长得多。他们开会的内容恰恰大多关系到税：左右两派永远在争加税还是减税，再就是讨论如何使用收来的税。

开会是人类最常见的社会活动之一，从部落仪式、宫廷上朝到各类董事会、委员会，都是一群人聚到一起讨论或宣布事情。中国各种各样的会加起来，可能还是世界上最多的，但我们这个会议大国，很少看到有人认真研究怎么开会，很多会开了白开，甚至造成负效益。按功能会可以分为宣示和讨论两类。宣示比较简单，在通讯手段愈益多元的今天，都不一定要到现场来开会宣示；但讨论还是最好面对面——电话或视屏会议毕竟效果大打折扣。讨论会既要发扬民主，又要提高决策效率，是每个组织者面临的两难。

开会人多了，常常不能让所有人都发表意见，最好是让大家感觉都有发言权，但并不都使用，尤其不同时使用，那会造成混乱。以前有个“要群言堂，不要一言堂”的说法，其实并不科学。真要“群言”齐发，一定谁也听不见谁，群言大乱，最后还是一言独断。这就是文革中“大民主”和全民齐颂最新指示同时发生的怪相。“群言”和“一言”都不是理想的开会之道，开会最好是 “对言”，也就是一个有序发表意见的对话机制。规则要很具体，包括提出议题的程序，发言的顺序和时间限定，哪些不同意见要直接辩论、哪些只能对第三方提出，等等。常听到一个说法叫“理越辩越明”，也未必准确，事实上很多问题是有限时间内不可能辩明白的。因此有些议题讨论到一定时候必须投票决定，而投票要有多少比例的成员出席方能举行，结果是半数还是三分之二才算通过，均须事先明确规定。这方面《南方周末》介绍过的《罗伯特议事规则》可作参考，当然要经过中国化的改造。

西方媒体总想让人感觉那里是最自由的地方，百无禁忌，其实他们很多社会规则远比我们这里精细严格。就是最讲自由的学术会议也一样，传统的方法是请资深专家宣读论文，多数与会者只能听，允许提问和讨论的时间很短。后来逐渐开放，研讨会分出很多分会场，让人人都能发表，就是没几个人听。有的大会先分组讨论，再推举代表上台讲要点；我经历过的最极端者干脆三人一组，保证人人都能充分发言或辩论，但最后谁也没机会上大会去交流，同组两人听过算数。按说学术无需做决定，并无效率的压力，但这样的“大民主”竟让很多人不爽，因为学术机构的常规是与会者要宣读论文才能报销旅差费，而多数大学并不认可这种泛泛的讨论会。

现在我们的领导常要开会听取各方人士意见，请多少人来讲？光听还是答问、对话？是否让不同意见辩论？都不容易决定，越“民主”越耗时间，既要掌握度，也要讲方法。不久前我参加一个头脑风暴会，有个专做“多种变数测试”（Multivariable Testing）的咨询公司请大家为如何提高大学申请者的质量和数量出谋划策。所有人快速轮流发言，每人每次只说一条明确意见，不相互评论，犯规者住口，转完一圈再一圈，到点为止。最后从几百建议里归并选出一小部分，用真人进行抽样测试。这公司30年来给上万大公司做过测试，发现所有建议中总有一半完全没用，四分之一还有害，只有四分之一程度不等有用。尽管如此，每个请来的人感觉是完全主动的。在中国，“同意某某，我做点补充”常是一种官场发言的诀窍，既显出尊重领导，又不必多动脑子，万一出问题还好避责。但如果真想多听原创性建议，就要限制这种挂靠性发言，既鼓励大家积极动脑筋，也能避免持不同意见者做无谓的争论。

从这个角度来看，当年邓小平提出“不争论”，是保证会议效率的极高政治智慧的体现。“不争论”并不等于独断专行，正如民主也并不是只有无休无止的争论一条路。民主要让大家发表意见，可以面对面辩论，也可以各提各的建议，然后由第三方用统计学或实验的方法来测试评估各种意见的价值——结果必须公开。面对面容易让能说会道的表演高手脱颖而出，忽略相对“沉默的大多数”的意见；各提各可以最大限度地发挥每个人的积极性主动性，同时减少消极的摩擦所造成的内耗。

这些只是开会诸多策略中的几种，这方面的研究还大有文章可做。

《南方周末•自由谈》2011年6月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