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倘若加尔各答代表着旧印度，班加罗尔则象征着新时代。在这个时代，空间与时间模糊了，一切都是透明的、平面的，就像我正穿越的班加罗尔的机场大厅。浅蓝色的玻璃幕墙、光洁的地面，色彩鲜艳的广告灯箱，它可能是新加坡、上海、吉隆坡。比起老牌的都市纽约、巴黎、伦敦，这些新机场更明快、整洁、宽敞，洋溢着后来居上者的自得。
它也给我一种期待的秩序感。一条高速公路通往市区，两旁的路灯散发出乳白色光线，每一盏都亮着。出租车干净、宽敞，司机的英语流利，他还使用计价器。
这符合、可能也过分地符合我对于班加罗尔的想象。过去的十多年里，这个印度南部城市的软件公司、呼叫中心，就如同中国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的工厂一样，被视为东方崛起的象征。
“二十年前，印度还因驯蛇人、穷人、特里莎修女著称。这个形象转了个。如今这是个充斥着聪明头脑与电脑天才的国度。”托马斯?弗里德曼那本平庸却大受欢迎的著作里这样写道。也是这本著作把班加罗尔的声誉推倒了顶峰。自诩为现代哥伦布的托马斯?弗里德曼声称“世界是平的”，他的旅行就是从这里开始的。而给与他最初灵感的是这“印度硅谷”中最著名的软件企业的首席执行官——Infosys的南丹?奈利卡尼。
我在加尔各答市场街的书摊上买了南丹·奈利卡尼的《想象印度》，他去年的作品。我最初抱着一丝轻视。人们总喜欢僭越，在获得财富与名声之后，还要把自己打扮成知识分子、意见领袖。他还是弗里德曼的挚爱，那位《纽约时报》的专栏作家像是这浅薄年代的传教士，妄图用一些简单的概念与词汇，来忽略世界的复杂性。他那推平世界的十种力量，适合工商管理学硕士的课堂教材，却无助于理解世界的真实模样。在某种程度上，它就像马克思的“经济决定论”与“技术决定论”的拙劣翻版。
我最好压抑一下自己的刻薄劲。是啊，人人都会轻蔑地讥笑一下别人的浅薄——它把复杂的问题简单化了。但当你面对印度这样一个复杂的国家时，还是抑制不住地要找一个快捷的入口，泰戈尔的诗歌、甘地的精神、德里的泰姬陵，恒河旁的朝圣者，或是班加罗尔的软件公司……
《想象印度》的行文是托马斯?弗里德曼式的，从一个世界名人跳到另一个世界名人，经他们之口传达某个理念，再不失时机插入自己的个人感受。其中还有某种故作天真的惊叹——你看，不到二十年，印度的模样已经大变了。
但这本书仍值得阅读，尤其对于一个外来者来说。政治、经济、能源、教育、技术、环境、传统，它涉及了当代印度的每个方面，而经济变革是贯穿的主线。在奈利卡尼的眼里，一九九一年开始的市场化运动，是构造今日印度的主要力量。他这一代是“桥梁的一代”：他们成长在一个国有体制年代，政府占据着经济生活的“制高点”;当他们开始第一份工作时，这个体制开始松动，印度社会被压抑的创业精神开始复苏;而在过去二十年里，这种热忱汇集成一个浪潮——除去中国，再没一个国家比它的经济增长更快。奈利卡尼处于这股浪潮的最前端——如果班加罗尔是“新印度”的皇冠，Infosy则是皇冠上的明珠。这本书暗含的信息是，商业管理哲学可能推广到整个国家。
我喜欢他的开阔眼界和这股雄心。印度是一个开放的系统，它许诺与支持这种雄心。我很难想象，中国会产生对应的人物。柳传志或是马云，他们都是卓越的商业领导人，并有一种大众偶像式的魅力，但他们会写一本《想象中国》，谈论这个国家的困境与希望，给予自己的解剖与方案?很显然，这不仅仅是缺乏才智与兴趣。
二
但班加罗尔吸引我的，不是软件公司、呼叫中心，商业领袖，而是一位历史学家，拉姆钱德拉?古哈。离开北京前，我读到他的《甘地之后的印度》，我很久没读到这样令人心动的历史著作了，能将典雅的叙述和透彻的分析，如此密切地结合在一起，厚度还超过八百页。它还有着畅销书的特质，给予读者一把钥匙，如此复杂的当代印度史，经由一种理念而串联在一起。
我们约在Koshy咖啡店见面。这里下午嘈杂、热气腾腾，墙壁上挂着黑白的照片，那是英国人统治下的印度景象，有一种危险的怀旧——那是个更单纯、美感和有秩序的年代。自从一九四零年创办以来，它就是本地的艺术家、作家、新闻记者和风雅人物的聚集地。这里用蓝色桌布，服务生们的白色制服像是中国警察在八十年代的服装，只是少了两个红色肩章。市区的味道与机场不同，而硅谷的味道与景观都被隔离在郊区的工业园区了。市中心仍是那个摩托车、破建筑、英国殖民遗产构成的印度，偶尔的几座现代购物中心，都显得鹤立鸡群。
古哈准时而至，白棉布衬衫，暗黄色裤子，运动鞋，身形魁梧，他曾是个板球好手，而他第一本引起广泛注意的书，是关于板球的历史。
“他只是个体育历史学家”，一位小说家曾不屑一顾地说。当时，他们正就印度的民主问题在报上打笔仗。除去情急中的小说家，没人能把《甘地之后的印度》的作者不当回事。他刚刚坐下，一位热情的读者就前来表示敬意，《华尔街日报》欢呼他是“首席印度记录者”，查理?罗斯邀请他出现在夜晚谈话里，更重要的是，印度人拥抱了它，这样一本严肃、厚度十足的作品，登上了畅销书榜首。这本书的命运也像是印度现实的延伸。绝大部分印度人读不懂英文，这里有十五种官方语言，不同区域的人们有着自己的独特文化传统与语言方式。古哈对我说，它已被翻译成这十五种语言中的六种。
这也是这本书的核心命题：是什么把这样广泛的人群和区域变成了一个叫印度的国家。十九世纪的英国殖民者们感慨，根本就不存在一个所谓的“印度”。人们觉得是旁遮普人、孟加拉人、马德拉斯人，而不是“印度人”。欧洲人依靠某种语言、区域、或是抽象的民族本质，而成为一个个的民族国家，而印度，“旁遮普与孟加拉的差异，要比苏格兰与西班牙之间还大”。这种怀疑也贯穿了二十世纪。宗教、种姓、语言、阶级，这些屏障难以克服，似乎意味着不可避免的混乱的冲突，穷人又太多了，他们能理解民主制度的含义吗?
但印度不仅存在下来，而且生命力旺盛。古哈相信，“民主”是理解这一切的钥匙。比起广泛传诵的经济故事，他认定“当代印度真正成功的故事是政治而非经济”。正是民主政体，才让这么多嘈杂的声音与争端，共同存在，相互激发。而印度也让对民主这个理念，做出了新的补充。
古哈热忱、亲切，但我们却没有太多的好说的。他所知的一切都已在著作与文章中表达一清了，更糟糕的，我还同意他所有的看法，认定他的视角。他是我最欣赏的那类知识分子，既有强烈的热情，又保持着冷静与批评的态度。在印度沉浸在自我庆祝时，他列举出“印度无法成为超级大国的十个理由”。他赞扬了这么多印度的民主，也对于它的弊端忧心忡忡。
他对中国议题，没有兴趣。倘若印度代表一种政治理念，中国则代表另一种，它们之间的竞争不仅是国家间的，也像是理念间的——民主而喧闹、集权而一致，到底哪种体制的运转更有效。
在此刻看，中国似乎获胜了。在印度，我时常感受到对中国的焦虑。它既有战争的挫败——四十年前与中国的那场战争，让印度丢掉了独立后所有的骄傲，也有意识形态的遗产——六分之一的地区仍被毛派分子占领者。天知道那些黑皮肤的人是否了解毛泽东思想，他们却宣称自己是他的信徒。而此刻是经济上的竞争。很少有中国人把印度当成严肃的竞争者，如果你到过印度的城市与乡村，很容易得出这样的结论——在基础设施上，中国已领先太多，中国人也普遍比印度人富裕得多，当印度宣称自己有两亿人已是中产阶级时，一定招来了中国人的嘲笑。但在印度的媒体上，中国却一再出现，他们比中国人更热衷于讨论龙象之争。
“这是媒体泡沫，明年是战争五十年，肯定有更多的争论”。他轻描淡写地带过。比起他的精神偶像泰戈尔，他对于中国几乎算得上冷淡，除去一次为了批评印度的迟缓的效率，他提到了一位入狱的上海市委书记——这么高阶的官员也能入狱，印度需要这种效率。他沉浸在印度的纷纭头绪中，要清理这一切够他花去几辈生命了，他正在写两卷本的甘地传记——甘地对于世界的影响仍未得到足够的描述，他的早年生活也没有得到详细的研究。
有那么一两个时刻，谈话突然终止了，我不知该问什么，他也不知该说些什么，各自喝上几口咖啡，听着周围一片的嘈杂，班加罗尔的傍晚已在窗外来临，摩托车发出轰鸣声，背着黑色电脑包的青年人带着满脸的疲倦。
我意识到自己的尴尬。不管中国比印度多建造了多少公路与大楼，多消费了多少汽车与名牌时装，在智力与创造领域上，中国却可悲地落败了。一百年前，当泰戈尔环游世界时，他是伦敦、巴黎、纽约、柏林的贵宾，人们倾听他的东方智慧。而中国的一流人物，康有为、梁启超、蔡元培却从未受到如此礼遇，他们是西方的热切学习者，却很少有人乐于询问他们对世界的见解。这种失衡也留在中国与印度之间。泰戈尔有无数的中国追随者，却从未没有一个中国诗人、艺术家激起这样的回响。如今，我来到这里拜会拉马钱德拉?古哈，像是谭云山追随泰戈尔的延续。当我了解中国的民族主义历史时，需要依赖一位印度学者杜赞奇的论述。
这种失衡弥漫到细节里，从加尔各答、瓦拉纳西、圣蒂尼克坦到班加罗尔，不管是城市还是小镇，我总是钻进书店，把行李中塞满英文书，很多与印度无关，只是英语世界最新的出版物。我在如此辽阔的北京，找不到这些书。在富裕的中国，你可以买到一切，却买不到最新的书籍，你有数不清的电视频道与报纸，却不能在上面讨论任何严肃话题，所有的欲望都被鼓励，除了探求人生的意义、社会的目的的话题。这正是我们这些知识分子的职责与人生意义所在。
是我的虚荣作怪吗?在中国崛起的这个故事中，我们的角色令人可悲地弱势，甚至全然缺席。印度的存在，像是提醒我们的状况。“印度是个多元社会，它创造出了民主的魔力，法治和个人自由，社群关系与多元文化。这是个多么适合知识分子的地方……我不介意在这里重新发现印度十次。”一位美国大使在离开新德里前，这样说过。
而中国的知识分子呢?我们该怎样重新发现中国，辩论关于我们国家的一切?我们差点忘记了，自由的争辩，也是人类的尊严所在，即使它不比食物、居所、性更重要，也至少同样重要。
